文学似乎是无功利性的，但偏偏很多作者把文学弄成了功利性的东西，还和政治纠结在一起。那么文学是如何和政治纠结在一起的？
远古时期的文学并没有什么政治属性，或者说从文学的发源来看，并没有什么政治属性。文学起源于生产劳动，是人们在劳动或劳动之余的呼喊。那个时候文学没有什么政治属性，谁愿怎么发表就怎么发表作品，而所谓的作品也只是喊几句，甚至喊几句无意义的话，都可以算作发表作品。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了专业的文人出现，也有了采诗的乐官出现，当然文学就具有了一定的功利属性，似乎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统治阶级有统治阶级内部的文学，民间有民间的通俗文学。似乎统治阶级欣赏的文学属于高雅文学，而民间流行的文学是俗之又俗的文学，上不了台面，登不了大雅之堂。统治阶级有专业的文人搞文学创作，当然会走向精致化和典雅化的方向，而民间文学比较通俗，并不一定有政治化和典雅化的特征，总是用通俗的语言来写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能适应民间劳动人民的欣赏习惯和水平。统治阶级倡导的文学一般有歌功颂德的内容，有书写个人小情绪的内容，大多都是皇帝和官员们搞的文学，却不是普通老百姓搞的文学，当然不是那么庸俗，或者说语言高雅，格调高雅。就像诗歌由通俗化走向高雅化的道路一样，文学从民间走向庙堂，当然要受到文人士大夫的追捧，而且他们是主要的写作和欣赏群体，民间的老百姓就被排除在外。当诗歌在宫廷得以流传，在文人士大夫之间得以流传，甚至成为他们干谒权贵、互相吹捧的工具，那么这样的文学就和政治纠结在一起。
自古就有文学干预政治的现象。不管是给权贵做门客的书生写的诗，还是唐代书生干谒权贵的行卷之诗，都算是文学干预政治的现象，但并不能对政治形成一定的影响，只是捧一些官员或皇帝，或者说只是歌功颂德，而且变着法子写他们的功德，当然会获得他们的欣赏。只是这样的诗歌并不是纯粹的诗歌，而是非常片面的一种浮华的诗歌。当这样的诗歌和政治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或者说这样的诗歌在写官场中的人，在写官场中的事，而且大而无当，浮华的内容很多，漂亮的字句也很多，就很可能成为一种政治交往的工具。因为官场中的人大多都是文化人，都知道写诗作词的规矩。他们会没事就写诗作词，互相酬唱，不仅写歌功颂德的内容，而且写个人的小情绪，写自己的所见所感。写自己的身世。不但自己写，而且整个官僚群体的官员都写，似乎他们都是诗人，都要搞一些浪漫主义的夸张和想象。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浪漫主义的，只是在书写个人小情绪的时候有一些浪漫。甚至被皇帝治罪以后，总是写歌功颂德的诗，希望皇帝得以重用，不管是写射天狼，还是醉里挑灯看剑，其实都希望皇帝重用自己，好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实际上政局并不是他们能够左右的。或者说连皇帝都无法左右，就更别提一个大臣了。至于民间的书生，就更是乏善可陈，写一点个人小情绪的诗，还是可以的，写一写雄心抱负也是可以的，但强烈干预政治是不允许的。或者说他们根本无法用诗歌干预政治，除非考中之后做了官员。
有些官员用诗歌的形式写自己的身世，其实本身就是文学干预政治的表现，还有的用诗歌写世道艰难，写民生疾苦，就像杜甫写忧国忧民的诗一样，又像白居易写劳动人民非常辛苦的诗一样，都在用文学来写民生，实际上仍然在干预政治。尤其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写了“三吏”“三别”，都是文学干预政治的表现。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指责皇帝的毛病，没有指责当政者的缺点和错误，而是直接写民生疾苦，但这种像记载历史一样的诗歌很容易成为政治记录。或者说这样的诗歌像一面镜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态，也反映了当时官场的生态。倘若皇帝和官员不贪污腐败，不层层盘剥，那么这样的诗歌就不会出现，老百姓的疾苦也不会被记录进诗歌。这样反映老百姓疾苦的诗歌出现以后，似乎对当时的政治进行了辛辣的揭露和嘲讽，而那些歌功颂德的诗就显得非常浅薄，不如这样的诗深刻。可是写民生疾苦的诗并不多，甚至民间的诗人写了这样的诗，根本无法发表。按理说，知识分子不少，每一个知识分子死后都有可能出版诗集，但这样的诗集大多淹没无闻。主要还是他们的诗写了忧国忧民的内容，写了民生疾苦，而当权者并不愿意让他们这样写，于是他们的诗集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一些政治家本身就是文学家，除了曹操、曹丕、曹植，还有后代的李煜、宋徽宗等。很多官员都是作家，不仅写诗作词，而且写文章，写剧本。似乎他们的写作成为一种官方写作，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起码不能和皇帝倡导的意识形态相左，不能公开反对，不然就很可能受到打压。不管是唐代王叔文的改革失败后，一帮文人受到打击。还是宋代乌台诗案出现以后，以苏轼为首的一批元佑党人被打击，都是朝廷打击政治对立面的斗争，而且这些所谓的政治对立面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甚至是当时文坛的领袖。知识分子总是以修齐治平为理想，要刻苦攻读，要为帝王师，想强烈参与政治，实际上天下不是他们的，是皇帝的，皇帝想怎样就怎样，不是他们能左右的。可是他们偏偏相信文字和文学的力量，要通过文字来改变世界，实际是非常困难的。除非皇帝想要改变，就能改变，而皇帝不想改变，就真的改变不了。作为诗人或作家，总是想代表老百姓发言，想要构建民族身份，也就是把小我融入到大我之中，总是想通过诗文达到某种目的，甚至要通过诗文来做官，而当时的科举考试考文章，尤其要考写作能力。实际考察书生的构思能力，考察他们的文笔，最终把他们养成体制内的禄蠹，而不是让他们做体制内清醒的人。倘若他们认为写作能够修齐治平，而且自己具有这样的能力，就一定自恋且自大，很容易在政坛上失意，或者说很容易在政坛上被打击。即便像苏轼那样曾经如日中天的人物，最终也被打击，而且后半生一贬再贬，苦不堪言。
文学和政治似乎没什么关系，但诗人和作家很容易把文学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似乎可以通过文学救国，通过文学兴邦，通过文学不断改革。其实还是他们想多了，文学只能被政治利用，却不能影响政治。倘若非要用文学来影响政治，那文学只能当成政治的传声筒，不然搞文学的诗人和作家始终保持独立人格，始终保持批判的精神，就很有可能被打击，甚至自动封笔，不再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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