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清史稿》《骆秉章奏稿》《生擒逆首翼王石达开等并剿灭发逆巨股恭摺》《太平天国史》（罗尔纲著）《黎雅纪行》（黄彭年著）《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费行简著）《南亭笔记》（李伯元著）《蜀海丛谈》（周询著）《汉源县志》《越巂厅全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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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1863年的初夏，四川成都府，骆秉章提笔写完了一份奏折，命人加急送往朝廷。
那份奏折里，大部分的内容，是关于已经被押送成都、审判在即的翼王石达开，以及那场耗费了无数兵力才收拢完毕的大渡河战局。
但奏折末尾，还有几行字，写的是石达开带进清营的那个孩子——五岁的长子石定忠。
骆秉章写了这几行字，搁笔，命人誊写清楚，连同其他战报一并送出。
他大概没有想太多，这几行字对他来说，只是一件需要向朝廷交代的收尾工作。
但当这份奏折抵达京城，当那几行字被人逐字读过，当批复盖章下来的那一刻，成都城里那间牢房里的五岁孩子，就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骆秉章用短短几十个字，为石定忠写定了一道没有出口的裁决——而这几十个字的真实含义，比明着处死一个孩子，更令后来者看了脊背发凉......
【一】从"翼王五千岁"到孤军转战六载
石达开这个名字，在太平天国的史册里从来不缺分量。
他出生于1831年3月，广西贵县（今广西贵港市）客家人，绰号"石敢当"，祖籍广东惠州府和平县。
父亲死得早，家里的地不算多，少年时候靠种地、贩牲口、往矿区运炭维持生计。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和冯云山专程翻山越岭登门拜访，请他出山入拜上帝会。
那年石达开才十六岁，而来拜访他的洪秀全，整整大了他十八岁——一个打算起义的首领，放低身段去亲自请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石达开在那一带已经是什么样的分量。
咸丰元年（1851年）12月，永安建制，石达开晋封翼王五千岁。
此后他十九岁统帅千军，二十岁封王，出巡安庆、转战皖赣鄂三省，大败湘军，把曾国藩困在南昌城里，一度连对外通信都断了。
咸丰四年（1855年）初，石达开在江西湖口、九江设伏，一战烧掉湘军战船一百余艘，曾国藩当场一头扎进水里要寻死，若非部下眼疾手快把人捞上来，对方当时就命丧于此。
事后曾国藩在给朝廷的文书里，称石达开"查贼渠以石为最悍"——这六个字，是一个生死大敌能写出来的最直白的评价。
左宗棠对石达开的评价更高，称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所畏忌也"。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太平天国内部的日子，过得比任何人都更憋屈。
咸丰六年（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
东王杨秀清被北王韦昌辉设伏杀死，随后韦昌辉在天京城内大开杀戒，株连牵扯，军民共约两万余人头落地，血流数日不止。
石达开从前线急奔天京，大声痛斥韦昌辉滥杀，韦昌辉不仅不听，转手就要取他性命。
当天夜里，石达开只带极少数心腹杀死守门卫兵出逃，留在天京城里的家人、妻妾和部属，无一生还——这是他这一生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家破人亡。
逃出去之后，石达开在安庆起兵靖难，上书洪秀全请杀韦昌辉，全军上下也都力挺他。
洪秀全杀了韦昌辉平息众怒，把石达开召回天京，表面封他总领军政，石达开谦辞"义王"封号不受，但同意主持大局。
洪秀全并没有真正信任过他。
史料里有一句话，是石达开自己后来写的，透露了那段日子的实情："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疑多将图害，百啄难分清。"
洪秀全随即封自己的大哥洪仁发为安王、二哥洪仁达为福王，这两个人没有军功、没有资历、全无才能，专门用来架空和牵制石达开。
按太平天国前期的规矩，非金田同谋首义、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洪秀全亲手把这条规矩踩碎了，就为了在石达开身边安插人手。
石达开的亲信张遂谋曾劝他"废天王于深宫，诛诸洪于列朝"，取而代之。
石达开的回答是"惟知效忠天王，守其臣节"，把这条路堵死了。
他既不肯坐以待毙，也不肯手足相残，思来想去，最后只剩一条路。
咸丰七年（1857年）5月，石达开率十余万精兵出走天京，自称"通军主将"，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独立一路。
这一走，就是六年。
六年里，他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先后四次谋图进入四川，每一次都被挡了回来。
在浙江，他在衢州城下与清军死磕了三个多月，白白消耗了精锐；
在广西，他收拢了大成国陈开余部之后，局面仍无起色；
绕过贵州，又绕回云南，始终找不到一块可以扎根的地方。
长期孤立作战，没有稳定后方，粮草靠打靠抢，部队在行军和战斗中越打越少。
出走时的十余万精锐，到1863年抵达大渡河南岸时，据骆秉章奏稿称，实际兵力约三四万人，且携带了数量不少的军属随军。
六年，没打出任何一块根据地，没有任何一个战略盟友，没有任何一条退路。
【二】紫打地：天时地利人和，一样都没沾上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石达开在云南陷入困境，施出一招声东击西——
先派部将赖裕新率部大张旗鼓北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又命部将李福猷率部向东进逼贵州，把围追的清军主力分别引走。
趁着这个空档，石达开亲率主力沿云南昭通米粮坝（今云南巧家）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宁远府境内，绕走山间小道，向北疾进，于1863年4月突破了长江防线。
这一段走得极为艰辛。
先锋赖裕新率部先行入川，在小相岭的白沙沟遭到清军和彝族兵勇以滚木擂石伏击，赖裕新阵亡。
石达开对此浑然不知，仍在等待与赖裕新会师的消息，而身后的围堵却步步逼近。
1863年5月初，石达开攻克宁远府属的河西坝，向北推进，计划渡过大渡河，经雅州（今雅安）进袭成都，这是他这一生里，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四川的路线。
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1863年5月14日）黎明，全军约三四万人抵达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四川石棉县安顺场一带。
紫打地的地形，先说清楚。
这个地方位于大渡河与松林河的交汇处，周围全是崇山峻岭，地势低洼，夹涧临溪。
东边是大渡河，水流湍急，古称"天险之区"；
西边是松林河，河面虽窄，但乱石嵯峨，不通舟楫，唯靠一座铁索桥；
北面是二千米高的奇斧山，南面是营盘山、马鞍山，四面山峦，只有几条极窄的出口。
这种地方，兵法上叫做"兵家绝地"——进来容易出去难，越耽搁越被动，越被动越死路。
但当时抵达的那一刻，对岸暂时还没有清军布防，松林河上的铁索桥还在，对岸只有土司王应元的五百土司兵和五百团练，以当时石达开手中尚有的三万余人，如果立即倾力强渡，机会并非没有。
偏偏，石达开下令原地休整，等待船只和筏子备齐，次日发起渡河。
当天下午才开始试探性接触，到了夜里，上游突降暴雨，彻夜不停。
到第二天清晨，大渡河水陡涨，原本就湍急的河面，一夜之间水位抬高数丈，汹涌的水流卷着泥沙，任何船筏下水都是送死。
骆秉章奏稿原文记载："是夜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涨数丈，势难徒涉，贼众搭盖篾棚屯聚。"
王应元看准时机，立即令兵勇拆去松林河上铁索桥的桥板，渡河的最后一个可能也被堵死了。
5月16日，四川总督骆秉章紧急调兵，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率部人马飞赴大渡河北岸安靖坝布防；
松林地土司千户王应元率彝兵扼守松林河，分扼13个渡口；布政使刘蓉带兵驻富林负责前线指挥；
提督胡中和带兵驻大渡河北岸；
雅州知府蔡步钟分扼大渡河上下游；南字营游击王松林断其南路；
同知周歧源和彝族土司岭承恩阻其东路，岭承恩还用巨石古木堵塞南面山路，切断了太平军的退路。
四个方向，铁桶一样封住。
让这个包围圈更加牢不可破的，还有两件事。
第一件：骆秉章提前以重利收买了当地各大小土司。
他给王应元写去密函，承诺"破贼以后，所有资财，悉听收取"，另外专门解银千两分赏松林地土千户和邛部土司岭承恩，把这些地方势力一个一个绑在了清廷一侧。
石达开也曾多次向王应元写信，请求借道或通商，均遭拒绝，王应元还带人积极配合清军的围堵行动。
第二件：此前进入川区的太平军先锋赖裕新余部，因为主将遇伏阵亡，部队群龙无首，沿途烧毁了多个彝族村寨；
石达开本人在行军途中又处死了两百余名汉族和彝族向导。
这两件事彻底断绝了太平军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当地土司不仅一概拒绝石达开的请求，还以满腔的敌意带人配合清军围堵。
天时不在，地利不在，人心更不在——这三条件，石达开一条都没沾上。
从5月14日抵达紫打地，到6月11日被俘，石达开困守此地整整二十七天。
这二十七天里，太平军多次组织渡河。
5月17日，精锐千人强渡，遭对岸清军炮击，无一生还；
5月21日，五千精壮分乘木船竹筏破浪横渡，船渡及半河水暴涨，船筏俱毁，参加强渡者全部覆没；
此后石达开改变方向强攻松林河，太平军两次大规模抢渡松林河，同样全部失败。
5月29日夜，都司庆吉、土司岭承恩攻占马鞍山营盘，存粮被抢被烧，太平军被困于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峡谷之中。
6月3日，石达开率全军同时强渡大渡河和松林河，拼死突围，再次失败。
6月9日，再次强渡，再次未果。
粮食耗尽之后，先宰战马，马杀完了挖草根吃，草根挖尽了又断了进项。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打地蒙难纪实碑文》里记了这么一段："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疾流行，死亡枕籍。"
三四万人被困在四面环山的死地里，二十七天，没有一点补给，没有一条出路。
就在走投无路的最后一夜，石达开的五位妻子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们抱着几个年幼的孩子，携手走进了老鸦漩的水里，再没有上来。
部将曹卧虎等多名骨干也相继投河自杀。
留在石达开身边的，只剩一个——五岁的长子石定忠。
【三】以命换命，一封写进史书的乞生之书
6月10日黎明，石达开率余部七八千人沿大渡河右岸悬崖小路向南撤退，试图找到一条出口，到了老鸦漩西岸的利济堡，迎头碰上土司王应元带兵截守，退无可退。
清军随即在大渡河南北两岸一起夹攻，对岸清军同时发炮助攻。
太平军一片混乱，再无突围可能。
就在这个时候，四川按察使牛树梅派出参将杨应刚、游击王松林两人，深入太平军营地谈判劝降。
这里有一个史料上的出入，值得细说。
骆秉章的官方奏折《生擒石逆疏》里写的是，清军竖起"投诚免死"的大旗，石达开见状便主动来投。
但布政使刘蓉的另一份奏稿里，多次提到"若非杨、王深入贼巢，石逆毙于乱军之中，断不能生得"——对比两份文书，刘蓉的说法明显更接近实情：是牛树梅主动派人深入太平军营地，石达开才有了进营谈判的机会，而非官方所说的"见旗自投"。
石达开之所以肯跟杨应刚走，核心只有一个理由：他信的不是骆秉章，而是牛树梅这个人。
牛树梅（1791年—1875年），甘肃通渭人，道光朝进士，时年已达七十一岁高龄，多年在四川任职，以不嗜杀著称，川民尊称"牛青天"。
史书上有一个细节，能说明这个名声到了什么程度：
邻县有一支农民武装，首领放出话来，说"须牛青天来，吾即出"——只认牛树梅，旁人来一概不理。
石达开知道这个人，知道他在川地的名声不是说着玩的。
他赌的不是骆秉章的信义，赌的是牛树梅个人的名声能不能约束住后续的行动。
这是一个绝境中的人，拿着最后的一点筹码，押的一个注。
6月11日，石达开随杨应刚、王松林走入洗马姑清营，与越隽同知周歧源面谈。
同行的，有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部将，还有五岁的石定忠。
进营之前，石达开对还留在营地的部下说了一句话，被后来的史料记录下来："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
不是投降，是来死的，用自己的死，换三军将士的活路。
根据《黎雅纪行》的记载，谈判的最终安排是：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名老弱新兵，其余人等由牛树梅审查甄别处置。
牛树梅审完石达开后，赞其在太平军诸王中"最为雄杰"，确实兑现了部分承诺，先遣散了四千余名老弱人员，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
另有约两千余精壮，留在大树堡等候处置。
随后，石达开、石定忠、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五人，被押解成都。
押解途中，沿途百姓争相出来围观——因为石达开坚持穿着太平天国的王冠王服，不剃发，不易服，这身打扮在当时的川中是极为罕见的"汉家衣冠"，沿途士民都来看。
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与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人被押至成都公堂受审。
当日，骆秉章与成都将军完颜崇实同坐督署大堂，布政使刘蓉、按察使杨重雅及全城重要官员分列左右。
受审时，石达开、曾仕和、黄再忠三人头戴黄缎头巾，身穿黄缎衣服，盘腿坐于拜垫之上，唯有石达开的头巾上绣着五色花——这是翼王的身份标志，他进了大堂，也没有摘。
审讯过程，骆秉章先让完颜崇实发问，崇实深感压力，低声说了句不知所云的话，石达开一眼看过去，崇实立刻低头，不再说话。
骆秉章接过来厉声逼问，石达开慷慨陈词，针锋相对，把主审官的每一个指控都一一驳回，驳得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刘蓉事后称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词色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
黄彭年称其"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
最终以"谋反"定罪，判处凌迟。
行刑在科甲巷臬台衙门外。
操刀的三名刽子手是同门兄弟，为首的叫余宝，其师爷是大名鼎鼎的段一刀。
第一刀，三人前额头皮被割开，用铁爪扯下，遮住眼睛，这叫"遮眼罩"。
曾仕和文人出身，身体较弱，忍不住大声惨叫。
石达开出声喝止，说了一句："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已如此。"
曾仕和咬牙再没发出声音。
整个行刑过程，石达开从始至终默然无声，在场的清朝官兵无不暗暗称奇，叹为"奇男子"。
骆秉章事后在奏折里写道，石达开"枭桀坚强之气，实为粤寇之最"。
石达开就义时，年仅三十二岁。
他死后，被割下的血肉埋在成都河边的莲花池，首级盛入木笼，用石灰罨好，传示各省，最后在押送途中被扔进了长江。
与此同时，留在大树堡的两千余名太平军，本照约定保留武器等候遣散。
6月19日夜，清军突袭，大树堡两千余人"一并围杀殆尽"，仅三百老弱得以幸免。
骆秉章没有遵守那个约定，一个字都没有。
【四】那份奏折，决定了一个孩子的命运
石达开死在成都之后，清廷还有一件悬而未决的事。
在成都某处牢房里，一个五岁的孩子每天哭，哭喊着要见父亲，哭声吵得禁卒们不胜其烦。
这个孩子叫石定忠。
按大清律例，石达开属于"大逆"重罪，其子女本应依"缘坐"之律一并处置。
但孩子才五岁，不到律法可以动用极刑的年龄，于是这件事就落在了骆秉章身上——他需要拿出一个处置方案，报给朝廷批复。
骆秉章处置完石达开本人之后，起草了那份奏折。
奏折的全名，是《生擒逆首翼王石达开等并剿灭发逆巨股恭摺》。
这份奏折里，主体内容是战果陈报，末尾有几行字，专门写了石定忠的处置方案。
石达开临死前，对当时在场的人说过一句话：石定忠自然没有活路，只希望能与孩子葬在一处。
他对孩子的命运没有丝毫幻想，只剩一个请求。
骆秉章显然另有打算。
他没有下令立即处死这个孩子，也没有任何打算善待他的意思。
那几行字，用的是四平八稳的官话格式，写的是一套看似稳妥、实则字字暗藏杀机的律法措辞。
而当这句话从成都送抵朝廷、批复下来的那一刻，石定忠往后的每一天将是什么滋味，就已经彻底写定了，没有任何转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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