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鲁迅日记》《两地书》《许广平回忆录》《遭难前后》（许广平著）《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乔丽华著）《许广平传》（陈漱渝著）百度百科"许广平""朱安""鲁迅"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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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凌晨五点二十五分。
秋天的上海，天还没亮透，窗外的梧桐叶在风里轻轻抖动。
这一栋三层的石库门楼房里，卧室的灯彻夜亮着，光从门缝透出来，把走廊照出一道细细的黄。
床边坐着一个女人。
她叫许广平，广东番禺人，1898年2月12日生。那一年，她三十八岁，已经在这栋楼里住了将近五年，把这里的每一块地板、每一扇窗都摸得熟透。她的儿子周海婴正在另一个房间睡觉，今年刚满七岁。
床上那个人，是鲁迅，本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写下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的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无可绕开的名字。
这一夜，他的肺结核与肺气肿共同引发了严重气胸，呼吸愈来愈浅，身体愈来愈沉。
凌晨到四点这段时间里，许广平替他揩手，他每次都紧握住她的手，有时抬起头来看她，她也看着他。
许广平后来在《鲁迅回忆录》里写，她有时陪着笑，告诉他病好像轻些了，但他不说什么，又躺下了。
鲁迅曾对她说过一句话："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
这是他在那个漫长的夜里说给她听的。
凌晨五点二十五分，鲁迅去世，终年五十五岁。
他没有留下口头遗嘱，没有单独对许广平说过任何告别的话。他留给世界最后的文字，是一篇叫做《死》的文章，写于更早一些的时候，里面有七条写给家属的遗嘱。第四条是这样的：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就真是糊涂虫。"
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视为他对许广平说的最深的一句话。
一个把最锋利的语言都用来写文章的人，在最后留给伴侣的话里，写下了这几个字。
这两个人之间，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岁月？他们之间那道被后人反复提起的隔阂，又是从何而来的？
【一】1925年3月，北京女师大：一封信的开头
要讲清楚鲁迅与许广平这两个人，得从1925年3月的北京讲起。
那一年，北京城的春天来得早。西三条胡同附近的槐树刚冒出新芽，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的课堂里，一个短发的广东姑娘把一封信放进了信封，在信封上写下了"鲁迅先生收"。
许广平那时已经二十七岁了。她的经历，比同龄女性复杂得多。
她1898年出生于广州高第街许氏大宅，祖父许应鑅曾任浙江巡抚，是慈禧太后重用的大臣，家族横跨政商学三界，在广州被称为名门望族。
但落在许广平自己身上的，是另一种境遇。母亲嫌她是女孩，差点把她送出去做人家的养女；家里强令她缠足、穿耳；稍大一点，父母替她许给乡下一户姓马的人家做儿媳。她把马家的聘礼扔到门外，以反抗这桩包办婚姻。
1917年，十九岁的许广平离家出走，一个人去了天津，进了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她参加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主编《醒世周刊》，写下了一批直指时弊的文章。
1921年从天津女师毕业后，她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那里认识了来兼课的鲁迅。
鲁迅那时四十四岁，在北京文坛已是众所周知的名字，写过《狂人日记》，写过《阿Q正传》，还在课堂上讲中国小说史，语气不疾不徐，从不说废话。
许广平在课堂上听了他两年，1925年3月11日，她第一次给他写信，落款是"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请他给予"真切的明白的指引"。
鲁迅当天就回了信。
这封回信的开头，他称她为"广平兄"。在那个年代，男性对女性用"兄"这个称呼，是一种对等相待的意思，不带俯视，也不带轻慢。许广平后来说，她看到这个称呼，愣了一下。
从那一天起，两个人开始通信。频率愈来愈高，内容愈来愈深。他们谈学生运动，谈北洋军阀政府对女师大的打压，谈段祺瑞执政府的问题，谈各自对人生与社会的看法。
许广平在信里用的私下称呼，把鲁迅叫做"害马"，鲁迅回称她"小刺猬"。这些称呼，后来都被收进了《两地书》。
同一时期，许广平也投身进了北京女师大的学生运动，担任学生会总干事，与刘和珍等人并肩。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镇压请愿学生，刘和珍遇难。
鲁迅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许广平的名字出现在那篇文章里。
从1925年3月到1929年6月，两人通信共计一百三十五封，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结集出版，书名《两地书》。
【二】从北京到广州，再到上海：两个人走到一起的过程
1926年8月，北京的政治局势让鲁迅感到失望。他接受了厦门大学的聘任，离开北京南下。
许广平同车南下，到广州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两人从北京分别，各奔一座城市。
这段时间，两人靠通信维系。鲁迅在厦门，心情并不顺畅。他在厦大与一些同事关系疏远，又与当时被聘来的顾颉刚有矛盾，加上离开北京后对感情问题的种种犹疑，信里有时陷入郁闷。
许广平回了一封很直接的信，措辞激动，一句话把他的顾虑挑穿了："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的权利，我们没有必吃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
鲁迅收到这封信后，很快回复，承认对方比他有决断得多。
1927年1月16日，鲁迅离开厦门，乘"苏州"号海轮前往广州。他到了国立中山大学任教，许广平在同校任助教和广州话翻译，两人在广州白云路租房同居。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住在一起。
同年10月，两人一起到上海。10月3日，许广平和鲁迅在上海开始共同生活，先住在爱多亚路长耕里的共和旅馆，后迁入横浜路景云里23号。
景云里是石库门住房，鲁迅租了一幢，楼下是会客室，前楼大间是他们的卧室兼书房，铁床边挂着帐子，帐沿上绣着白色十字花。
1929年9月27日，儿子周海婴在上海出生。
此后，两人又先后搬到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再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大陆新村9号，是他们在上海最后的居所，也是鲁迅度过生命最后几年的地方。
这段生活，在外人眼里是文坛传奇，但在当事人自己身上，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没有名分，没有仪式，两个人把生活过得严丝合缝，又各自藏着各自的重量。
【三】大陆新村9号：一栋楼里的日常分工
搬进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之后，鲁迅与许广平的日常生活，在来访者的回忆里留下了不少细节。
这是一栋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底层有客厅和厨房，二楼是主要起居空间，三楼存放着鲁迅的大量手稿和藏书。
鲁迅有个习惯，白天接待来客，夜里伏案写作，常常写到深夜才睡，睡眠一贯不好。他患有肺结核，从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咳嗽，三十年代之后愈发明显，偶尔有血丝，身体一年比一年沉重。
许广平把家里的事情包揽了下来。做饭、料理家务、接待访客，这些日常事务落在她身上。鲁迅的稿件誊抄、出版社来往信件的处理，她也一并协助。
有时候两个人一起工作，鲁迅在灯下写，许广平坐在旁边看报或做手工，累了就各自放下，沏一壶茶，说说话。
这段时间偶尔也有轻松的时刻。鲁迅有时会提议去看电影，许广平有些近视，他每次都买最好的座位。
有时去看画展，有时在家里关掉灯，借着路灯透进窗来的橘黄色光，两个人坐在屋里聊天。许广平后来在《鲁迅回忆录》里写，这是他们一天里的"黄金时代"。
但进入1930年代之后，上海的气氛开始变得紧绷。鲁迅的文章屡遭查禁，他与左翼文坛的来往受到监视，曾数度转移住所，在虹口一带辗转藏匿。
那几年里，他整日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夜里常常一个人坐到很晚，伏案写字，或是就那么枯坐着。
许广平夜里有时推门进去，见到他这副样子，有时不忍打扰，又悄悄把门带上退出来。她后来自己说，那几年她有点怕打扰他。
这句"怕打扰"，是她后来在文章里用的原话。
两个人之间，并没有激烈的争吵，也没有可以说得出口的大矛盾，但那种说不清楚的距离，在相处的日子里一点一点积累着。
鲁迅沉默的时候多，许广平扛着的事情多，两个人各自装着各自的重，从来没有完全打开过。
【四】那个住在北京西三条胡同的人
讲鲁迅与许广平，有一个名字迟早得提。
朱安。
浙江绍兴人，1878年6月生。那是一个旧式的绍兴女子，从小缠足，三寸金莲，几乎不识字，守信知礼，温良恭顺，整个人生被安排在一个旧式妻子的框架里，没有走出来过。
1899年3月，朱安与鲁迅订亲。两家的婚约，是鲁迅的母亲鲁瑞与朱家长辈议定的，鲁迅当时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消息是从家信里得知的。
他写信回家要求退婚，鲁瑞坚决不应，他又提出条件，要朱家让朱安放足并接受新式教育，朱家也未允。这场婚约就这样悬着，一拖就是七年。
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后转至东京，继续求学。那一年朱安已经二十八岁，绍兴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规矩，朱家催婚催得急，鲁瑞情急之下以佯装病重的方式骗鲁迅回国完婚。
1906年阴历六月初六，鲁迅与朱安在绍兴周家新台门大厅举行了婚礼。婚礼那天，朱安知道鲁迅喜欢大脚，把绣花鞋里塞满了棉花，踩着花轿的高度下来时，那只塞了棉花的绣花鞋掉了，棉花散了，裹得紧紧的小脚露了出来。
婚礼当晚，鲁迅进了洞房，一声不响，沉默到夜深，最终搬去母亲的房间睡了。几天后，他回到日本。
1912年，鲁迅离开绍兴，先到南京就职，5月转赴北京。此后朱安独居绍兴，整整七年，几乎见不到他。
1919年，鲁迅在北京买下八道湾胡同的宅子，把母亲和朱安接去同住。1923年，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失和，搬出八道湾。1924年5月，朱安跟着鲁迅搬进西三条胡同21号。
1926年，鲁迅南下，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朱安和婆婆鲁瑞两人，继续留在北京西三条胡同，相依为命。后来有人从上海带来消息，说鲁迅和许广平已经在一起了，还寄来了两人合影。
据邻居俞芳的回忆，鲁瑞把照片给朱安看，朱安没有激动，只是对俞芳说，她早就觉得会有这个结局。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说，就像爬墙的蜗牛，虽然只能一点一点往上爬，但她相信总有一天能爬到顶。
可她接着说，她爬不动了。
1936年鲁迅去世后，北京西三条胡同的开销，开始由许广平按月汇款供养。朱安不会写字，与许广平的联络都由别人代笔。两人之间，保持着一种奇异的平静距离。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病逝，身边无人，终年六十九岁。她死前留下的最后一个愿望，是与鲁迅合葬，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她被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连墓碑都没有留下。
朱安留下过一句话，流传至今。那是她生命将近终点的时候，有人登门告诉她，鲁迅遗物必须保存。她听完，对着来访者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五】暮年的距离，以及那道没被说出口的裂缝
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住下之后，表面上的日子是平稳的。两个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没有吵架的记录，也没有留下什么公开的龃龉。
许广平打理一切对外事务和家中杂务，鲁迅写作、会客、应付来自文坛各方的纠纷，周海婴在这栋楼里长大，时不时哮喘发作，让许广平提心吊胆。
但如果把那些年的细节拼在一起，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在慢慢变化。
鲁迅的身体从1930年代初开始走下坡。肺结核一直没好，咳嗽愈来愈重，夜里睡眠极差，有时整晚睁着眼睛。
他的脾气不差，但话越来越少，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许广平后来在《鲁迅回忆录》里描述那几年，用的是这样的说法：有时她夜里推门进去，见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灯亮着，桌上有稿纸，他不一定在写，只是坐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就悄悄把门关上退了出来。
两个人共处一室这么多年，她开始"不知道说什么"。这几个字，藏着一段关系里最深的疲惫。
不是冷战，不是裂痕，而是两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慢慢从无话不谈走到了各守各的沉默。
这里面有太多外部压力的挤压。
1930年代的上海，白色恐怖弥漫，鲁迅的处境日益险峻，他的好友柔石、殷夫等人在1931年2月遭到秘密杀害，消息传来的时候，鲁迅整个人都沉下去了，在上海公共租界里秘密转移，数度改换住所。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是不可能完全放松下来跟家人好好说话的。
他把精力都用来写文章、与各方周旋，回到家里，能做的就是沉默。
而许广平，撑着这个家的方方面面。她一个人处理家务、财务、稿件、来访，还要想办法让周海婴的哮喘不要发作，让家里的开支撑到下个月，让鲁迅能安静写字。
她后来说，她那时候有点怕进鲁迅的书房，怕打扰他。
一个在同一屋檐下相伴多年的人，开始用"怕打扰"来描述与对方的相处，这中间的距离，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
还有那件从来没有被彻底解决的事——朱安。
许广平从来没有名分。鲁迅的原配朱安住在北京西三条胡同，两人从未离婚。
许广平以同居者的身份，在上海生活了将近十年，对这件事，她在文字里从来没有正面说过什么，但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像一根细刺，不时存在，也从来没有消失。
鲁迅晚年，因为身体每况愈下，写作量减少，与许广平之间的话也减少。
1935年、1936年间，他的状态愈来愈差，有时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许广平守在旁边，两个人有时就那么静静地待着，说不了太多话，也用不着说太多话。
外面世界的声音，文坛的争论，旧友的别离，都在慢慢变成另一个维度的事。
然而，1936年10月19日清晨，就在那张铁床边，当许广平揩着鲁迅的手、他每次都紧握住她的手的那个深夜，所有积累了多年的沉默与距离，被那句写在《死》里的遗言彻底击穿——而当许广平读到那句"忘记我，管自己生活"的时候，她终于明白了，那道裂缝里面，究竟藏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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