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南方人物周刊》牟其中专访、《中国企业家》历史档案、夏宗伟公开采访记录及相关新闻报道、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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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武汉第二监狱的大铁门缓缓打开。

秋风掠过监狱外那条冷清的街道,落叶贴着地面无声滑过,门外的空气凝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沉寂。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连附近偶尔经过的车辆,都像是刻意放慢了速度。

走出来的人,叫牟其中。

那一年,他77岁。

十八年的铁窗岁月,把他的头发染成了彻底的白,把他脸上每一道沟壑都刻得更深,把他眼角的纹路压得一层叠着一层。

但他走出来的姿态,是挺的,腰板没有弯,步子没有乱,脚踩在监狱门外的地面上,像是一个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

门外没有鲜花。

没有等候多时的商界伙伴,没有西装革履的旧日同僚,没有当年那些把"老牟"两个字挂在嘴边说得亲热无比的人。

1990年代,南德集团最风光的那些年,来往牟其中身边的人,足以用门庭若市来形容。

各路人马进进出出,谈的都是大事,说的都是机会,笑声从早到晚没有断过。

可1999年那一纸逮捕令下来之后,那些人散去的速度,比秋风扫落叶还要利落,快得几乎让人来不及看清楚脸。

没有妻子。

没有子女。

站在那里的,只有一个女人。

她穿着得体,神情平静,站在监狱门外的那块空地上,像是在等一件早就知道会发生的事情,终于在今天发生了。

她叫夏宗伟,1992年进入南德集团时,牟其中已年近六旬,而她,不过二十出头,两人相差整整二十八岁。

十八年。

这个数字,落在不同的人身上,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

对牟其中来说,这是从被捕到重见天日的漫长跨度,是从中年走到暮年的全部时间。

对夏宗伟来说,这是她从三十岁出头,一直守到将近五十岁的青春岁月,是她把自己人生最丰盛的一段,全部交给了一个等待。

铁门在他身后轧轧关上,那声响在空旷的街道上传得很远,在寂静里显得格外清晰。

没有人知道,在那扇门打开之前的十八年里,这个女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而那扇门打开之后,等待着这两个人的,又是怎样一段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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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涪陵走出来的人,这辈子和"认命"两个字没有缘分

1941年1月,牟其中出生于四川省涪陵县。

涪陵地处长江与乌江交汇处,山势陡峭,江流湍急,历来是水陆要冲之地。

山城的地形,造就了一种特殊的生存习惯——脚力要好,劲头要足,路再难走,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

这片土地养出来的人,性格里普遍带着几分强硬,不是莽撞,而是那种遇到阻力不轻易退缩的韧劲。

牟其中身上,这种韧劲格外明显,而且,从他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少年时期的牟其中,在涪陵读书,成绩过得去,脑子活,话多,对什么事情都忍不住要多想几层,多问几个为什么。

这种性格,放在太平年月里,可能只是让人觉得此人聪明,主意多。

但放在那个年代,却注定要给他惹出麻烦。

1961年,牟其中20岁,因发表言论触犯了当时的政治红线,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入狱。

二十岁,人生才刚刚开始的年纪,就这么进了高墙。

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极深,但外界对这段岁月的了解,大多停留在时间节点上,内部的细节,牟其中本人在日后的采访中鲜少细说。

从他出狱后的行事方式来推断,那段岁月没有把他磨垮,反而像是把他身上某种东西激活了——他出来之后,比之前更有劲头,更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也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出狱后,他继续读书,继续积累,继续在当时有限的空间里寻找出路。

这段蛰伏的时间不短,但他从未停止思考,从未停止观察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

1978年,改革开放启幕,整个中国的经济体系开始松动,民间的商业活力在长期压抑之后,像被戳破了一个口子,开始汩汩地往外涌。

对于那些有想法、有行动力、又长期积压着能量的人来说,这个时间节点,就像是一声发令枪响。

牟其中属于行动最快的那批人之一。

1979年,他在湖北省沙市注册创办了贸易公司,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民营贸易公司的创立者之一。

沙市,彼时是湖北的轻工业重镇,商业氛围相对活跃,水陆交通便利,是那个年代做流通和贸易的人愿意落脚的地方。

那时候,民营经济的政策边界仍不清晰,很多人还在观望,等一个更明确的信号再动。

牟其中没有等。

他先把公司开起来,先把生意做起来,边干边摸索,政策的事,走一步看一步。

这种行事方式,在当时属于少数,也因此让他比多数人先走了几步。

沙市的贸易公司,是他真正意义上从零起步的地方。

他做流通,做中间商,把各地的物资在供需之间穿针引线。

这类生意,赚的是信息差和执行力,需要的不是大资本,而是准确的判断和足够快的速度。

牟其中两样都有,生意因此越做越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沙市。

1985年,牟其中将重心北移,在北京创立了南德集团,并将公司总部设于北京。

这一步的意义,不只是地理位置的转移,而是他主动把自己的商业舞台,从地方层面切换到了全国层面。

北京是那个年代中国商业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信息流通快,人脉网络密,各类机会的密度,远高于任何一个地方城市。

把公司搬到北京,是牟其中清醒的选择。

从四川涪陵到湖北沙市,再从沙市到北京,从一无所有到执掌一家规模日益扩大的集团公司,牟其中用了将近十年时间完成这个跨越。

这十年,他走得并不轻松,遇到的阻力和质疑从来没有断过。

但每一步,都是实打实踩在地上的,没有靠天上掉馅饼,没有靠捷径绕路。

南德集团在北京站稳脚跟之后,真正意义上的高光时刻,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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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500节火车皮换回四架飞机,这笔交易让整个商界目瞪口呆

1990年,苏联的国内局势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经济体系的长期僵化,加上改革推进过程中积累的各类矛盾,让苏联国内的物资供应陷入了严重的短缺状态。

粮食紧张,日用品匮乏,工业体系的运转也因为零部件和原材料的短缺而磕磕绊绊。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拥有大量相对完好的民用设备,包括数量可观的民航飞机,但受制于外汇匮乏和国际贸易壁垒,这些资产的变现渠道极为有限,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牟其中在这个时间窗口里,看到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交易机会。

他的判断逻辑,事后来看相当清晰:中国的轻工业品,是苏联国内当时最紧缺的东西之一;苏联的民航飞机,是中国民航市场在快速扩张阶段急需补充的资产。

两边各有所需,各有所余,中间缺的只是一个把两端撮合起来的人,和一套把这件事落地的方案。

整个逻辑链条,看起来简单,但把它变成现实,需要的不只是判断力,还需要跨越一系列极为复杂的操作障碍。

牟其中决定去做那个人。

从1990年起,他带领南德集团的团队,多次往返中苏之间,与苏联方面展开谈判,核心内容是以中国轻工业品置换苏联图-154民航飞机。

这在当时,是一个几乎没有先例可循的交易结构,涉及的不只是双边贸易的技术操作,还有两国政府层面的政策协调,以及复杂的物流组织、货物估价和资产评估等一系列问题。

图-154是苏联图波列夫设计局研制的中程喷气式客机,在苏联民航领域广泛使用,三发动机布局,最大载客量可达180人左右,飞行性能在当时属于主流水准。

对于正处于快速扩张阶段的中国民航市场而言,这型飞机具有相当实际的使用价值,补充机队的需求也是真实存在的。

谈判过程远比最初设想的要复杂。

以实物换飞机,这个逻辑在商业上说得通,但在操作层面,每推进一步都要解决一堆新问题。

货物的种类和数量如何确定,物价的换算比例如何谈定,货物的运输和交割如何组织,飞机的适航认证和入境手续如何处理……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去打通。

参与谈判的人里,有几轮下来就认为这事做不成的,也有中途因各种原因退出的。

但牟其中一直留在谈判桌上,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谈,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打通,表现出一种在外界看来接近偏执的推进意志。

最终,交易方案落定。

南德集团组织了整整500节火车皮的轻工业品货物,涵盖罐头食品、皮夹克、暖水瓶、布匹等数十个品类,从中国各地集中调货,分批装车,一路运往苏联。

500节火车皮的货物,排成一列,全长超过五公里。

这个规模,在当时的民间贸易史上,属于极为罕见的体量,光是货物的集中调配和运输组织,就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工程。

1992年,四架图-154民航飞机顺利抵达中国,牟其中随即将这四架飞机转售给四川航空公司,南德集团从中获得了数亿元人民币的收益。

这笔交易的消息传出后,商界的反应,用"震动"来形容并不夸张。

1990年代初,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体量还相当有限,多数民营商人的活动范围还局限在国内市场,能够独立运作这种规模的跨国易货交易的人,在整个商界屈指可数。

这笔生意展示的,不只是牟其中个人的商业创造力,也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里,市场化进程中存在的巨大机会窗口,以及第一批敢于出手的人所具备的判断力和行动力。

媒体的关注随之而来,且来势汹汹。

各类报道、专访、人物特写,在短时间内大量涌现,牟其中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大报纸的重要版面。

"中国首富"的标签,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与他名字并列的位置上。

南德集团的北京总部,在换飞机交易之后,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门庭若市——合作洽谈的,寻求投资的,想来拜码头的,各路人马络绎不绝,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也正是在1992年,一个此前与南德集团毫无交集的年轻女子,走进了这家公司,走进了牟其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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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92年入职,她见到的那个牟其中,和外界描述的不完全一样

夏宗伟是1992年进入南德集团的,职务是秘书。

那一年,她二十岁出头,正处于人生刚刚展开的阶段。

南德集团彼时正处于换飞机交易之后的高光阶段,公司内外的气氛,用蒸蒸日上来形容并不过分。

每天来往的客人,谈论的项目,流动的资金,都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扩张气息。

在这样的环境里入职,对一个刚踏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不寻常的经历。

夏宗伟进入南德之后,承担的工作涉及日常行政协调和对外联络,需要接触大量的具体事务,与牟其中之间的工作接触,频率较高,距离也比多数人更近。

最初,这种接触属于正常的上下级工作关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长期近距离的工作接触,让她对牟其中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外界报道的认知。

外界对牟其中的关注,在那个阶段,主要集中在那些宏大的商业构想上。

换飞机的交易,"开发满洲里"的计划,利用工程手段改造西北气候的设想,把内蒙古荒漠改造成可耕良田的构思……这些内容,在1990年代的媒体报道里占据了大量篇幅,构成了公众认知里牟其中形象的主体部分,让他在那个年代成为某种商业想象力的符号。

但夏宗伟在日复一日的工作接触中,看到的是更为具体的另一面。

她见到的是,牟其中在处理具体商业问题时的思维方式——他对信息有一种接近偏执的敏感,对市场机会的判断,往往比身边多数人快半拍。

他不喜欢用模糊的语言描述问题,要求把事情说清楚,把逻辑说清楚,把问题的边界说清楚,不能含含糊糊地绕弯子。

这种工作方式,对身边的人要求不低,但也让合作的效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准上,让整个团队的工作节奏保持了一种紧绷的准确。

她还见到的是,牟其中在面对质疑时的状态。

换飞机的交易,从最初构想到最终落地,历经数年,过程中遭遇了大量的质疑和阻力。

有人认为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做成,有人认为风险太大不值得尝试,有人在推进过程中因为判断没有前途而选择退出。

牟其中的应对方式,是继续往前走,把每一个质疑变成优化方案的参照,把每一个阻力转化为寻找绕行路径的动力,而不是停下来等待质疑自然消散。

这种处理方式,在夏宗伟看来,不是固执,而是一种建立在清晰判断基础上的坚持。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无视问题的存在,后者是在充分认识问题的基础上,仍然认为既定方向是正确的,因此继续前进。

从1992年入职,到1999年南德集团出事,整整七年时间。

这七年里,夏宗伟完整地见证了南德集团最辉煌的阶段,也在日复一日的工作接触中,形成了她对牟其中这个人相对完整的判断。

这个判断,在此后的岁月里,成为她做出一系列重大选择的基础。

这七年里,南德集团的商业版图在持续扩张。

除换飞机的核心项目之外,牟其中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布局,对商业卫星发射领域的探索,是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个方向。

1995年前后,南德集团开始涉足商业卫星相关业务的筹划,试图在这个资本密集、政策敏感、技术壁垒极高的新兴领域,寻找进入机会。

这个方向,需要大量持续的资金投入。

为了支撑卫星项目及其他扩张方向的资金需求,南德集团在资金运作上走了一条后来被认定存在问题的路。

涉及信用证的相关操作,最终成为1999年案件的核心指控内容。

但在事情尚未曝光之前,南德集团对外呈现的依然是一副高速运转的面貌,外界能感受到的,依然是那个意气风发、谈笑间运筹帷幄的牟其中,和那家充满扩张气息的南德集团。

夏宗伟在这七年里,见到了这一切。

包括1999年之后,那些人是怎么散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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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99年,帝国轰然倒塌,散去的人与留下来的人

1999年1月,牟其中在武汉被捕,罪名是信用证诈骗。

消息传出的速度,比任何人预想的都快。

商界的反应,也比任何人预想的都快——但方向,不是声援,而是撤退。

而且,是一种整齐得近乎统一的撤退。

南德集团的总部,在消息传出后的极短时间内,经历了一次肉眼可见的急剧变化。

那些此前频繁出入这栋楼的面孔,开始以各种方式消失。

电话打不通了,约好的会面取消了,此前谈到一半的项目突然没有了后续。

有些人是主动疏远,有些人是被动切割,还有些人甚至没有打一个招呼,就彻底消失了,仿佛从来没有踏进过这扇门。

结果是一样的:南德集团,在那段时间里,以一种令人咋舌的速度,从中心走向了边缘。

2000年5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信用证诈骗罪判处牟其中无期徒刑。

这个结果,在当时的商界和法律界引发了不同方向的讨论。

支持定罪的一方认为,南德集团在信用证操作上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商业活动的边界;持异议的一方则认为,信用证诈骗罪在这个案件中的适用,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并不支持如此简单直接的定性。

这两种声音,在当时都有各自的市场,但都没有改变那份判决书上的内容。

牟其中随后提出上诉,经上诉审理,最终改判有期徒刑十八年。

他的婚姻,在这场变故中走向了终点。

他的子女,在此后的岁月里与这个名字保持了越来越远的距离,在公众视野里几乎销声匿迹。

那些曾经围绕在他身边的商业伙伴,那些在南德最风光时期与他称兄道弟、满口合作的人,在判决落定之后,几乎全数从他的生活里消失,干净利落,毫无留恋。

而夏宗伟,没有走。

她留在了北京,没有与南德集团切割,没有从公众视野里退出,也没有停止为牟其中的案件发声。

她开始系统整理案件相关材料,联系法律人士,向相关部门递交申诉文件,同时持续接受媒体采访,公开表达她对这个案件的立场:她认为,牟其中案在司法程序上存在值得重新审视的问题。

这个选择,在外界引发了大量的议论,且议论的方向,五花八门,几乎没有停歇过。

有人说她是在做无望之事,有人说她不过是舍不得切断与南德集团的历史联结,也有人用更为简单粗暴的逻辑揣测她的动机,把这整件事归结为某种利益算计。

这些议论,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持续出现在她的周围。

但无论外界怎么说,夏宗伟的行动,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始终没有停止。

一年,五年,十年,十五年……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将会随着时间慢慢沉入历史、不再有任何悬念的时候,2016年,一份重新核算后的刑期执行文件,悄悄出现在了相关部门的案头。

而当经手人打开文件,看清上面的内容时,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件拖了将近二十年的事,即将迎来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再回避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