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7日至28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安徽大学文学院、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经学与皖学——第十二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徽省绩溪县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师范大学、韩国中央大学等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百七十余位学者参加了大会。
开幕式
6月27日上午，大会举行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安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副处长戴旸主持，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守国、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程燕教授及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陈壁生教授致辞。
王守国副书记在致辞中介绍了安徽大学的发展现状，并指出，安徽大学近年来聚焦于两个结合与新的文化使命，传承地域优秀文化，联合举办三届徽学学术大会，以文化为媒，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徽学范式。相信本次深入务实的研讨交流，会催生富有洞见的前沿研究成果，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为纽带，促进中外文明相知相通，为人文社科协同发展注入持久的新活力。
程燕院长在致辞中指出，经学是我国历史上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是中华文明的根基，是千年智慧的结晶，而皖学自戴震等先贤以“实事求是”为理念，主张通过文字训诂探求经典原意，强调由小学通经明道的治学方法，这种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的严密逻辑，不仅将乾嘉谱学推向了学术的鼎盛，更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为古典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期待通过本次会议与各位同仁携手，共同推动经学与皖学迈向新高度。
陈壁生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在二十世纪的反传统思潮中，经师大儒坚守本国固有文化，发展出经学研究的多元形态。从曹元弼、张锡恭到王欣夫、沈文倬，从廖平、刘师培到蒙文通、李源澄，从章太炎、黄侃到徐复、屈万里、高明，从熊十力到徐复观，乃至于段熙仲、杨向奎等前辈学者，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或考证文字、辨析经义，或据典礼以通群经，或援旧义以明新知，在神州激荡、宗庙丘墟之际，继往圣之绝学，开来者之新路。自2005年彭林教授组织召开第一届中国经学国际研讨会以来，至今已到第十二届。这二十年来，经学研究的发展可谓日新又新。在未来，经学研究的新开展必然会成为树立中国文明主体性、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力量。
开幕式主题报告
开幕式之后，大会进行了两组主题报告，主题报告第一场由同济大学的曾亦教授主持。
浙江大学虞万里教授报告了《再论〈离骚传〉与经传体式的关系》。虞教授指出，淮南王刘安受诏撰写《离骚传》，荀悦《汉纪》和《淮南子》高诱注记作“离骚赋”。王念孙利用异文因声求义，以为短时间无法作训诂式的“传”，当以“离骚赋”为是。及至尹湾汉简《神乌赋》出土，又掀起一轮“传”“赋”之争。争论的焦点仍是将“传”认作有训诂、有叙传的形式。从经传体式的历史发展来看，汉武帝时期还是以传体为主，章句尚未兴起。所以刘安的《离骚传》应该是传体而非章句体，更非赋体。在经传注解体式自身发展规律的脉络中，可以明确《离骚传》的体式。
韩国中央大学卢仁淑教授报告了《〈朱子家礼〉在朝鲜社会的传播及其本土化演变》。卢教授将《家礼》在朝鲜的接受史概括为一条“功能转移的连锁”：十五世纪为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行用”对象，十六世纪转为乡村士林学术深化的对象，十七世纪演变为围绕王室典礼的“礼讼”，十八世纪以后集大成为朝鲜的礼治体系。推动这一演变的深层结构，在于朝鲜将国礼与家礼统合于宗法原理之下：与明代“大礼议”以君权压服礼论的结果恰成对照，朝鲜的礼讼使私家宗法成为解释王统的尺度。最终，臣下将国王纳入到宗法系统中。
台湾师范大学林素英教授报告了《〈魏风〉中的礼教思想》。林教授认为，《魏风》和《唐风》牵涉古魏国、古唐国、周初唐国、晋国与魏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今本《毛诗》的《魏风》与《唐风》各自独立。《安大简》收录的诗篇中，除首篇《葛屦》与今本《魏风》相同外，其余九篇都在今本《唐风》中，故将《魏风》与《唐风》合并讨论，或更有助于厘清其中的复杂关系。若在《魏风》和《唐风》分篇的前提下纳入《安大简》相关内容加以讨论，则更有助于探讨《魏风》各类诗篇的礼教思想。
安徽大学徐在国教授报告了《论安大简儒家类文献的价值》。徐教授指出，安大简于2015年1月入藏，完整简数量约为890枚，年代约为公元前400年至前350年之间，整体保存状况良好。经细心的接剥、清洗之后，保存在恒温恒湿的保护室中；后委托荆州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进行取样和检测后，确定安大简属于战国时期，材质为古代竹材；最后进行脱色处理、编联整理等环节，使之成为可识读的材料。总体而言，安大简广涉经史子集各类文献，目前已公布《诗经》《仲尼曰》《曹沫之陈》《申徒狄见周公》《哀诵》《善而》六篇。
主题报告第二场由北京大学的吴飞教授主持。
韩国成均馆大学金东敏教授报告了《王夫之〈春秋家说〉的〈春秋〉大义论》。王夫之将《春秋》界定为“义海”，即“义”的结集体，并认为阐明“大义”的实质乃是《春秋》解释的关键所在。其大义论由两种解释方法构成：其一，“《春秋》，书事实以显善恶。”即根据各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揭示个别记载中所包含的大义。其二，“《春秋》，义海也。”即通过对多种个别大义的综合考察，以阐明《春秋》大义之整体性质。为此，王夫之采用“词同而意异”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对《春秋》中相同书写形式的文句进行相互比较，探讨各文句所蕴含大义之间的同异关系。
台湾“中研院”蔡长林教授报告了《考证派公羊学的后劲——读王树荣〈绍邵轩丛书〉》。蔡教授系统性分析晚清民国经师王树荣《绍邵轩丛书》对于《春秋》三《传》的立场。主要探讨在“《公羊》即《春秋》”的绝对预设下，王氏如何运用考证学的方法，揭示刘歆伪造《左传》与《榖梁传》的痕迹，进而驳斥二《传》解经的正当性；并深入观察王氏如何透过清理学术门户、墨守何休家法，在民国经学转型的过渡期，展现出考证派公羊学独特的思想风貌。以考证为手段，以捍卫家法为目的的治学路径，是民国时期考证派公羊学最鲜明的特征。
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报告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乌丝栏精钞本〈春秋权衡〉的版本价值》。郭教授重点探讨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春秋权衡》钞本的文献价值。首先梳理了《春秋权衡》的主要版本，包括宋刻本、明抄本以及《通志堂经解》等丛书本。传世的宋刻本实际上是残缺不全的“景宋本”。台北故宫藏清抄本的独特价值在于其正文及注文保留了诸多异文，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郭教授距离说明该本可资补充现存版本的阙漏与讹误，其部分异文甚至可能接近失传的宋刻本甚至更早的来源。这对于准确理解刘敞《春秋》学说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北京大学吴国武教授报告了《试说〈诗经〉义理学的新展开——以〈卷耳〉〈将仲子〉〈七月〉为例》。吴教授提倡的“《诗经》义理学”是对题旨篇义进行系统考察的学问，尝试探索古今中外《诗经》学的取径偏好。以《国风》三首为例：《卷耳》义理从“求贤审官”转至“怀人感念”、“室家感念君子行役”，最后变成“女思男”，义理变化的关键在于“妇人无外事”的伦理化预设。《将仲子》义理从“祭仲谏庄公”的本事虚化为“男女赠答之辞”、“淫诗”，最后变成“女子拒人求爱”的泛义，义理变化的关键在于风俗民谣的文学化预设。《七月》义理从“陈王业”转至“祭祀诗”“农事诗”，义理变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岁歌的史料化预设。
第一分会场
第一分会场共开展三场会议。
守正传心——致敬虞万里教授荣休学术专场（上半场）
第一场讨论由南京师范大学王锷老师主持，五位学者作报告。
主持人王锷
台湾“中研院”蒋秋华报告《朱廷献先生之生平与著述》，蒋秋华老师以朱廷献先生生平与著述为题，致敬屈万里（屈翼鹏）教授。朱廷献先生，山东临沂人，1930年生，1990年卒，享年六十。早年因时局动荡赴台，曾投笔从戎，因伤退伍后考入台湾大学中文系，师从屈万里先生研治《尚书》。毕业后任教于台湾中兴大学，初任文学院院长王梦鸥先生秘书，后转教职。朱先生经学研究秉承屈万里先生遗训，以清代训诂考据为宗，尤以《尚书》研究用功最勤。专著主要有《尚书虚字集释》《尚书异文集证》《尚书研究论集》《尚书研究》等，其中《尚书研究》分上下编，上编通论二十篇，下编各篇考释十七篇。此外于《春秋左传》有《春秋左传异文集证》传世，于孔孟研究有《孔孟研究论文集》《论孟研究》等，又有《中国书学概要》总结书法教学心得。蒋老师指出，朱先生虽著作等身，却因中兴大学研究所成立较晚、仅有大学学历、地处台中等故，在学界长期遭受忽视。蒋老师梳理朱先生著述，旨在介绍其学术贡献，使更多学者认识其研究价值。
蒋秋华作报告
武汉大学杨华报告《“三老”溯源》，杨华老师借致敬虞万里教授之机，溯源“三老”制度。杨老师首先梳理杨筠如先生关于三老制度的四阶段说：乡三老始于战国，县三老始于秦，郡三老始于西汉中期，国三老始于王莽以后。杨老师认为此结论大致可靠，考察青铜铭文中“三寿”材料，提出新见。青铜铭文中“三寿”可追溯至西周中期乃至恭王、厉王时期，远早于战国。金文中“寿”“老”互训，“三寿”即“三老”。“三寿为利”“三寿事利”等语，意为惠及耆老。杨老师辨析“下寿降福”中“下”为动词，与“降”互解；“不寿”即“丕寿”，非否定词。关于三寿年龄，《诗经》《左传》注疏中上寿一百二十、中寿九十、下寿八十等说法多出现在东汉以后，可能受道教影响，反不如金文可靠。杨老师又以《文王世子》篇论养老礼，指出上博简《昔者君老》出土后，可证《文王世子》篇较为可靠，其年代可推至战国。最后论及“三老五更”中“更”字，引蔡邕说“五更即五叟”，并辨析“群老”与“三老五更”之席位安排。杨老师总结，中国作为农业社会，尊老传统源远流长，可自汉代上溯至西周，体现中国经验理性之特质。
香港中文大学张锦少报告《大德不踰，小德出入：北大藏高邮王氏手稿与二王著作权问题再考》，张锦少老师指出，自民国刘盼遂以来，高邮二王著作权争议持续数十年。至2015年虞万里教授在《文史》发表相关论文，从方法论上确立二王著作权研究的规范，并于2019年出版《高邮二王著作疑案考实》一书，堪称经典之作。虞教授探讨王念孙、王引之著作中不同术语体式，以及稿本、校本、刻本之间观点异同的关系，摆脱过去学者斤斤计较于每条目归属的局限，确立“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的基本原则。张老师在此基础上，以北京大学所藏王念孙手稿为材料补充，介绍新发现。重点介绍一册以古韵部远近罗列虚词的手稿，此手稿经赵晓庆先生整理，命名为《虚词谱》，赵先生认为可确证《经传释词》为王引之所撰。张老师结合亲见原稿之经验，对赵先生部分论述提出商榷，强调虞万里先生研究基础上仍有补充材料之空间。
浙江大学吴仰湘报告《正续〈清经解〉专事“提倡汉学”之缘由及评价》，吴仰湘老师聚焦正续《清经解》专事“提倡汉学”之缘由及评价问题。阮元编纂《皇清经解》、王先谦续编《皇清经解正续编》，汇集有清一代经学成果，其编纂取向明显偏重汉学。吴老师分析这一编纂取向背后的学术动因与时代背景，并评价正续《清经解》的学术价值与局限。报告统计正续《清经解》所选篇目，揭示其在经学流派上的取舍倾向，反思清代汉学在经学传统中的地位与影响。
吴仰湘作报告
北京大学马楠报告《汉魏章句“开题”“发题”勾稽》，马楠老师勾稽汉魏章句中“开题”“发题”体例。汉代章句之学繁盛，其体例有“开题”“发题”等具体形式。梳理相关文献，马老师考察“开题”“发题”在汉魏章句中的具体功能与演变，揭示其作为解经体例的特征。该研究有助理解汉魏经学章句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王锷老师在总结评议中指出，蒋秋华老师为从事《尚书》研究的著名学者，以朱廷献先生生平与著述一文致敬虞万里教授，实有深意，其在台湾地区经学研究与大陆交流方面贡献卓著，大陆众多经学研究者皆受其惠；杨华老师《“三老”溯源》一文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解读三老源流，证明《文王世子》为战国作品，此亦为虞老师治学的特色；张锦少老师关于二王著作权公案，以扎实清晰的材料印证虞老师观点正确，可成定论，二王著作权争议应告一段落；吴仰湘老师讲《正续清经解》，虞老师八十年代关于《正续清经解》的文章对清人经典编纂研究具有开示之功，吴老师最新立项的哲学学术团队项目做《续经解》编纂亦沿虞老师的方向；马楠老师以“开题”“发题”与注疏起例之间的关系为话题致敬虞老师，涉及经书注疏体例问题，若不能理解什么是“传”，便难理解后人讲的“章句”，亦难理解后人为何称“义疏”“书仪”乃至“正义”，今人对古人这些称谓并未深入理解，清理这些概念对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及文献注述颇有启发。
第一分会场上半场会场
守正传心——致敬虞万里教授荣休学术专场（下半场）
虞万里教授
第二场报告由清华大学陈壁生主持。
陈壁生老师开场说明，此次“守正传心——致敬虞万里教授荣休学术专场”在筹备过程中，与虞万里教授进行了多次沟通。虞教授始终坚持学术为本的原则，主张以论文提交与研讨为主，不愿过多铺张。为此，会议筹备团队在尊重虞教授学术理念的前提下，经过反复磋商，最终确定了“论文研讨为主、学术致敬为辅”的会议框架。上半场五位学者围绕论文展开深入研讨，在王锷老师的主持下取得圆满成功。下半场安排八位学者发言，其中四位为特邀学者，四位为虞教授门下弟子，旨在从不同维度展现虞教授的学术贡献与治学精神。陈老师首先邀请南京师范大学王锷老师发言，王锷老师曾系统梳理虞教授学术脉络，对其学术历程有着深入的了解。
主持人陈壁生
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报告《勤奋与方法——虞万里教授七十五岁荣休感言》，王锷老师临时更改题目，以《勤奋与方法》为题，从品格、读书、方法三个关键词抒发对虞万里教授的敬意。关于品格，王老师回顾虞老师从初中毕业赴江苏海丰农场，到回上海工厂，再到考入编辑、进入上海社科院、上海交大、浙江大学的经历，指出若无坚韧品格难以成就。虞老师在农场时随身携带《史记》《历代史表》及一部《康熙字典》，因查字而钻研音韵学，一路自学。关于读书，王老师强调虞老师读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永远带着疑惑读，读书与抄书、研究相结合。王老师回忆自己读《礼记》时先抄三遍，方能领会“书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之义。关于方法，王老师指出虞老师治学以小学与文献结合，一手小学，一手文献，二者皆精，以此为基点思考经学史与中国学术史的重要问题。虞老师所有论著无不依据小学以做文献，其方法纯熟娴熟，当今学术界实属罕见。王老师提出，若要为虞老师安一名头，最妥当者当为“当代的经学家”。
王锷作报告
复旦大学汪少华报告《虞万里教授七十荣休感言》，汪少华老师以孙诒让与虞万里教授的自学经历相比较，从十一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锐有志于学”，孙诒让十九岁时被谭献评为“锐有志于学”，虞老师则在农场夏天穿高筒雨靴、帆布工作裤防蚊叮咬，抄书时大汗淋漓，以盆水擦身。其二，自学且转益多师，孙诒让出私塾后未拜师，以四部古籍为师；虞老师则“无所不借，无所不抄，无所不读”。其三，自学凭借各有不同，孙诒让有玉海楼三万册藏书，虞老师则借助上海图书馆与《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藏书，读书至深夜十二点骑车回家。其四，仕途不得意反而成就学术，孙诒让八上春官不第，虞老师听母亲之言不考大学，客观上成就今日学术。其五，继承发扬乾嘉实事求是精神。其六，自学理念上均反对凿空皮附、奇妄之说。其七，治学理念上均警惕主观臆断。其八，特别警惕乾嘉之学的“弊”——以平易改易、以是为非。其九，不苟同、不苟异，篇篇可传。其十，最聪明的人下最笨的功夫，虞老师点校《南宋杂志》二十二万字、引书一千种，逐条核对引文。其十一，超负荷学习与工作，虞老师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工作至深夜，回家后还要给儿子讲故事，最终买收放机让儿子自己听故事。汪老师总结，虞老师超越孙诒让之处在于：孙诒让生不逢时，不到六十岁中风去世；虞老师则身处古籍整理的黄金期，身体康强，七十岁仍睿智以学，处于学术高峰。汪老师代表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向连任两届副会长的虞万里教授致以崇高敬意。
汪少华作报告
北京大学吴飞报告《君子重名——虞万里先生〈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读后》，吴飞老师针对虞万里教授202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一书撰写书评，并借此回应2025年山东大汶口考古发现引发的母系论讨论。吴老师指出，该书分为姓氏研究与避讳研究两部分，“君子重名”之“名”包含公名（姓氏）与私名（避讳）两部分。虞老师对传统姓氏研究有三大颠覆性贡献：其一，殷商根本无“姓”，只有“氏”，“氏”与“旂”字有关；其二，本只有“氏”而后有“姓”，与郑樵“先有姓后有氏”之说正好相反；其三，“姓”实为周代分封制度中所赐，远古传氏，西周创姓。此研究否定中国母系论，亦瓦解郑樵千年来学说，可谓釜底抽薪。虞老师的研究对理解西周封建制度有重要意义，西周封建与汉初封建本质不同，西周封建数百年稳定，与姓氏制度密切相关。关于避讳研究，虞老师提出避讳起源于原始人对名字的极端唯物主义观念及对鬼神的畏惧，但从对死者名字的避讳进入礼制后，逐渐扩展至对活人的敬畏，形成复杂的姓名制度。吴老师比较中国与西方、印度、阿拉伯、斯拉夫文化的姓名制度差异，指出中国避讳制度形成独特礼制传统，虞老师的研究为理解中国礼制传统与经学传统提供开创性视角。
吴飞作报告
北京语言大学张猛报告《读虞万里〈文本视野下的诗经学〉》，张猛老师以简短发言表达对虞万里教授的敬意。张老师称虞万里为“朴学之士”，认为虞老师从文本学角度审视七国秦汉魏晋六朝之竹简稿印诸种版本，齐鲁韩毛及汉唐以下历代经师之说，缀残释疑，勘异正讹，参详前贤之意，阐述解悟之理，八微探字，溯源查流，审据核实，推因论表。张老师引《荀子·王霸》“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姓氏”，认为虞老师之文章为人正合此意。张老师还回忆大学入学时北师大中文系系主任萧章先生“训诂有什么用”之问，认为“读就是用，训就是用”，读得开心则饮酒，训得明白则饮酒。张老师表示，其文章后两节用来向虞老师讨酒喝，一节讨一杯。
张猛作报告
徐炜君老师作为虞万里老师的学生，从亲炙角度分享老师教学故事。徐老师回忆，第一次考上研究生发邮件时，老师即留下电话让其随时交流，教导“读书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要多知道人，多知道书名”。每逢年节，老师招呼同门去家里，除了吃饭聊天，还让学生随意取阅家中藏书，遇有不懂则讲述书之作者、思想源流。徐老师还提到老师喜欢唱歌，常带学生去KTV，但老师强调唱歌与做学问一样，需反复揣摩曲子的婉转与词的意蕴，正如读书需反复打磨、思考方能落笔成文。徐老师还提到，老师前几年开始说“往前看都是努力，往后看都是缘分”，呈现洒脱一面，教导学生不只向前冲，也要记得向后看。
徐炜君发言
石瑊老师（湖南大学）作为虞万里老师的学生，从读老师论著角度分享心得。石老师回忆，2017年吴飞老师邀请虞老师在北大做“康成学术讲座第一讲”，题目为《两汉经师传授文本寻踪——由郑玄〈周礼注〉引起的思考》，当时人在加州大学伯克利访学，获得讲座录音与讲稿后非常兴奋，感受到虞老师学术有明显推进。2018年9月回北大后，又现场听虞老师讲《石经的文本学价值》，从此私下将虞老师的学术变化称为“文本学转向”。石老师指出，虞老师在访谈中对这一变化有理论概括，即“异文的时空性”与“汉读的主观性”。虞老师提出，在清代学者所恢复的汉代经典文本平面线性叙述模式之外，尝试构筑一种立体性图景。石老师认为，这一学术推进反映现代学术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文史研究的发展，包括大量地下材料出土、经学研究复兴、现代科技条件进步等。石老师感谢虞老师及各位前辈学者的引导，祝虞老师笔耕不辍，学术生命长青。
石瑊发言
马涛老师作为虞万里老师2011年入门的学生，分享跟随老师问学十几年的感受。马老师总结三点体会：其一，虞老师主张从小学入手走入经学殿堂，入门时即推荐读《说文》段注与王筠《说文释例》，马老师一年级所写关于杨树达与《说文》双声字的文章均在老师指导下完成。马老师提到老师对清代朴学家了如指掌，连民国期刊《说文月刊》的卷次与作者都信手拈来。其二，虞老师引导学生做实证研究，特别强调基础性文献工作。2012年起马老师随老师做石经研究，老师提醒“石经研究是一项数黄豆的工作，无关学者的智商和天赋，要有一粒一粒数下去的决心和耐心”。其三，虞老师有开阔的研究视野，不拘泥于专科壁垒。老师早期做山东古方音、商王日名研究时，已开始运用考古学与人类学知识，吴飞老师讲到的姓氏起源新论亦体现这一特点。马老师代表虞方斋同门向虞老师致以敬意与感谢。
马涛发言
虞思徵老师作为虞万里教授之子，从特殊身份视角分享对父亲治学的观察与感悟。虞思徵老师回忆，最早接触父亲的学术活动是在小学阶段，当时班主任邀请父亲到班级讲解汉字知识，至今记忆犹新。虞思徵老师谈到，父亲毅力之强，令后辈难以企及，此语始终激励着自己的学术成长，从攻读博士学位至今，奉为座右之铭。虞思徵老师进一步谈到，父亲早年从事音韵学研究时，年龄尚轻于今日之自己，其彼时所撰论著，至今研读仍觉博大精深，足见父亲不仅以勤治学，更具过人禀赋。最后，虞思徵老师代表家人，祝愿父亲在七十岁荣休之际，学术生命长青，在经学研究领域深耕不辍，再创佳绩。
虞思征发言
虞万里教授作最后回应，分享四点读书自学的心态。其一，宁有怀才不遇的怨愤，不希望有名过其实的惶恐。怀才不遇可激励自己深入再深入，而一旦有了名声则容易掉入自我陶醉、止步不前的泥坑。虞老师坦言对今天的场景非常惶恐，并提到网络舆情反复无常的现象。其二，不与同时代的人争上下，从不妒忌旁人。虞老师以前半生不在学术圈的经历说明，若与人比高低则容易懈怠，自己一直以古人和已故的人为榜样，如王国维、刘师培等。虞老师还提到自己曾学过排八字算命，但后来放弃，因为无论命运好坏都会带来负面影响。其三，有鉴于史料缺乏与记载的选择性，倾向于做形而下的实际考证，而不直接做思想的建构。一种理论之所以能被演绎，建立在足够的归纳基础上，先秦秦汉史料缺乏，应先做实际梳理与考证工作。其四，永远循着自己的兴趣走，不去跟风。虞老师坦言自己三次读《红楼梦》都读不下去，但读音韵学却很来劲，认为应该循着兴趣走，“从吾所好，这才是一生的幸福”。虞老师总结感谢陈壁生教授与小组同仁的精心安排，感谢蒋秋华、杨华、张锦少、吴仰湘、王锷、汪少华、吴飞、张猛八位教授的雅教，以及在座同仁学者的热情参与。
虞万里教授作回应
陈壁生老师在总结中指出，虞万里老师作为经学学会顾问，多年来为学会建设提出诸多重要建议。陈老师认为，虞老师的论著无论研究问题大小，背后皆有巨大关怀，此种关怀若非真正深入经学整个体系之中，断然生长不出。经学之为经学，不仅在于文本的传承与训释，更在于能为后世学者提供一种理解中国文明的整体性视野。虞老师数十年治学，以小学入经学，以经学通文史，其论著中既有形而下的具体考证，又有形而上的思想关怀，此种“由小学以通经学，由经学以明大道”的治学路径，正是传统经学研究的正脉。陈老师回忆《经学研究》编辑部成立之初，为确立学术典范，特采访彭林老师与虞万里老师两位前辈，此亦为《经学研究》杂志特别增色。今日守正传心致敬虞万里教授荣休学术专场，亦可见学界前辈九十高龄仍奋战于学术前线，虞老师年届七十而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诚如凌友诗老师所言，完全看不出有七十之龄。对治学者而言，七十岁实为人生新的开始，退休与返聘之别，于真正做学问者而言并无实质差异。祝愿虞老师身体健康，学术生命长青，为经学研究继续贡献智慧。
第一分会场下半场会场
第一分会场分组讨论·第三场
第三场讨论由重庆大学黄铭老师主持，湖南大学石瑊老师评议，五位学者作报告。
主持人黄铭
湖南大学丁进报告《百家争鸣的落幕与宗经征圣的揭幕——论汉武帝置五经博士的性质、特点和影响》，丁进老师围绕汉武帝置五经博士的性质、特点和影响展开论述。丁老师首先分析汉文帝之前博士的性质，指出他们都是“百家博士”，包括稷下博士、秦博士、高祖博士等，涵盖诸子百家。汉文帝时期发生初步转变，设立“一经博士”与“传记博士”，丁老师将其性质称为“典籍博士”，因其拜博士的依据不是“家”而是典籍。汉武帝建元五年设五经博士，丁老师称为“师法博士”，其特点是以师法为博士岗位依据。武帝的变革方式温和，采用减法而非大动作，仅保留文帝所立一经博士岗位，其他博士则通过升官或调岗分流。丁老师分析博士制度的完善：一是立师法与拜博士二分，如董仲舒公羊师法被立，但担任博士者另有其人；二是置博士弟子员，毕业生即可为官员后备，开启文官治国；三是博士可巡行郡国，如同中央政策宣讲团；四是抵制诸侯王博士，通过“左官律”与“附议法”限制诸侯国博士在中央的升迁。丁老师总结，武帝设五经博士后，百家包括儒家失去博士岗位，百家争鸣落幕，但百家精神不息，武帝朝中仍有法家、纵横家等取得政治成果。班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说中，“表彰六经”为真，但“独尊儒术”则非事实。
丁进作报告
辽宁大学蒋爽报告《事何以明义：〈春秋〉三传中的亲历者、叙述者与读者》，蒋爽老师以宋襄公泓之战为例，探讨《春秋》三传中“事”与“义”的关系。三传对泓之战的基本事实记载几乎无差别，但对宋襄公的褒贬却完全不同。蒋老师认为，这种差异源于三传连接事件的方式不同：《公羊传》将泓之战与文王之战类比，不连接具体现实动机；《谷梁传》将泓之战连接至前一年宋襄公被楚人所执的“盂之耻”，认为其动机为报耻；《左传》则通过大司马之口，将此事连接至殷商失天命、周人得天命的更远意义。蒋老师进一步分析三传视角差异：《左传》通过子鱼、大司马等亲历者视角，基于现实考虑反推失败理由；《公羊传》与《谷梁传》则以后世叙述者视角看事件，《公羊传》重“智”，即面对未知未来时的心智；《谷梁传》强调信不合贵实则仍为失败的守信。蒋老师还引入读者视角，比较董仲舒、何休、郑玄对泓之战的不同阐发，认为意义的开显在亲历者、叙述者、读者三方场域中不断进行，但并非漫无边界，经之为经的恒长性建立在过去意志经验与当下感觉经验的互动之中。
蒋爽作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禹彤报告《更始与终始：汉代两种循环论及其衍化》，刘禹彤老师讨论汉代的两种循环论——更始论与终始论。循环论与进化论可作为两种针锋相对的历史观，古典时代以循环论为主，中国本土从循环到进化的过渡似乎缺乏学理衔接。汉代循环论可分为更始与终始两大类：更始论起源于对斗转星移、春秋代序的总结，典型形态为《月令》，将农时、政教、礼乐编入四时循环，汉代改元、立后等大事时宣布大赦“与天下更始”即其体现；终始论则特指王朝周期与天命循环，如邹衍、刘向、刘歆的五德终始学说及《春秋》三统论。二者张力在于：更始论寄希望于自我更新为朝代续命，终始论认为天命所至王朝必亡。但同一经学家内部可兼包两者，如董仲舒与眭弘同传阴阳学三统论，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改化更始，眭弘则认为汉家将终而求贤禅位。刘老师还考察更受命思潮，汉成帝时甘忠可鼓吹“更受命”，汉哀帝改号“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同姓更受命调和更始与终始。西汉末年终始论与谶纬结合呈现神学色彩，更始论与天文历法结合呈现科学色彩。王莽代汉后终始论受挫，东汉儒生转向保守的更始论，更始论逐渐成为东汉之后中国古代思想的底色，并伴随古文经学获得更丰富的解释可能性。
刘禹彤作报告
孔子研究院李翠报告《〈白虎通义〉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关系重考——以金德建辑证为中心》，李翠老师反思金德建先生《李育公羊义四十一事集证》的方法论。金先生从《白虎通义》中辑出八十三条公羊说，其中与何休《解诂》参证相符合者恰为四十一条，认为即李育公羊义四十一事。李老师分析金先生论证存在三重预设困境：其一，文献归属预设，金先生预设《白虎通义》中公羊说来源于李育，但《白虎通义》由章帝亲称制临决、班固撰集，参与者十七人，制公羊者除李育外尚有楼望、杨终、樊儵等人，且李育弃谶而《白虎通义》援谶，二者矛盾；其二，著作性质预设，金先生将李育难左氏义与《白虎通义》公羊义四十一事等同，但前者为论辩行为，后者为正面阐发，性质不同；其三，数字证据预设，金先生以四十一条相合为关键证据，但细考被标注为“正”的条目，两书解释并非全然一致。李老师进一步考察参证相符合的实质，指出何休《解诂》自称“略依胡毋生条例”，徐彦疏亦指出胡毋生别作条例，程苏东先生研究指出严颜二学实源于胡毋生而非董仲舒，因此《白虎通义》与何休《解诂》的文本重合仅能证明二者同源于西汉公羊先师义法，而非李育对何休的师承影响。李老师还补充新证据链：杨弼为泰山望族，泰山正是胡毋生晚年归教之地，杨氏与胡毋氏通婚，李固以泰山太守之尊亲祀胡毋生，蔡邕寄身泰山杨氏家时为何休撰碑文，结合何休自述“略依胡毋生条例”，可证杨弼所传实为胡毋生公羊章句条例之学，范晔“以李代胡”的置换是史笔建构的关键。
李翠作报告
烟台大学王志远报告《传记之属：从〈白虎通〉看东汉官方经学对图谶的定位》，王志远老师从其博士论文中选取一章，讨论图谶在东汉官方经学体系中的学术定位。王老师首先重新审视《白虎通》的历史定位，指出侯外庐先生“神学法典”等标签影响虽大，但任继愈、徐兴吾等先生已指出此等标签论据不足且不具独特性。王老师考察白虎观会议与石渠阁会议的差异：石渠阁会议增立经学博士，推动章句繁多；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则是为解决章句繁琐问题，马楠老师研究指出《白虎通》是东汉官方改造章句的产物。王老师分析《白虎通》的文本表述结构，将其划分为议题陈述、经义阐述、经义补充三个层次，并指出引文在各层次中功能丰富。关于图谶的定位，王老师考察发现《白虎通》征引文献以经学文献为主，图谶属于经学文献范畴但层次低于经文本身。《白虎通》对图谶的处理与其他文献一样，服务于经文阐释，不会因图谶与经文相左而改变经文。王老师总结，《白虎通》将图谶等同于一般经学文献，层次低于经文，可知图谶在东汉官方经学体系中并无特殊地位。
王志远作报告
石瑊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本场五篇论文主要集中于汉代经学相关问题，学理性强。关于丁进老师的文章，石老师认为其区分“典籍博士”与“师法博士”颇有道理，并就“儒学的落幕与五经博士的确立”之关系提出疑问，认为经学与儒学非同一概念，行文表述需谨慎处理。关于蒋爽老师的文章，石老师赞赏其借助《春秋》三传探讨“义”如何在书中浮现及不同阐发视角的形成，并提出“义”是否为先赋予还是后生成的问题，认为蒋老师的研究可进一步延伸。关于刘禹彤老师的文章，石老师肯定其论证成熟，但提出更始与终始最初是否真有差别之疑问，认为二者后来的分离可能是经学家有选择性的区分。关于李翠老师的文章，石老师高度评价其对金德建辑证逻辑预设与困境的梳理，以及对“同源异流”实质的揭示，认为其补充的杨弼与胡毋生之证据链可将何休学术渊源问题讲得更扎实。关于王志远老师的文章，石老师就“图谶”概念的使用提出商榷，认为《白虎通》中主要引用的是“谶”而非“图”，可考虑将“图”隐去；并就《白虎通》对谶纬的整合提出讨论，认为《白虎通》对谶纬问题实际上颇为重视。
评议人石瑊
各报告人对评议作出回应。丁进老师表示经学高于儒学，但儒学与经学有较大交叉。蒋爽老师就“先见之义”与“后见之义”的关系作了思考。刘禹彤老师承认更始与终始在汉代可混用，严格定义是自己的建构。李翠老师表示希望补充时间角度的论据。王志远老师就“图谶”概念作了解释，认为谶与纬在文献中难以拆分。与会学者就所报告内容热切探讨，第一分会场分组讨论第三场会议圆满结束。
第一分会场第三场会场
本会场十八位学者的报告，整体围绕清代徽州学术、皖派经学、礼学思想与乾嘉学术转向等问题展开。诸位学者从文献考订、制度辨析、义理阐发、思想比较等角度入手，展现了清代儒学研究中礼学、经学、理学与实学相互交涉的丰富面貌。
第二分会场
第二分会场第一场报告由吴国武老师主持，郑雯馨老师评议，共六位学者作了报告。
徐道彬报告的题目为《凌廷堪的“义例”之法与“复礼”之论》。徐老师以《礼经释例》和《复礼》三篇为中心，梳理凌廷堪礼学思想的学术来源与思想旨趣。报告指出，凌廷堪承继江永、戴震一脉，重视由礼经条文寻绎义例，通过礼制仪节的归纳和会通，贯通训诂考据与制度义理。其“复礼”之论又将礼学研究推向正人心、美风俗的现实关怀，体现了乾嘉礼学由考证而通经世的重要一面。
徐道彬
江刚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凌廷堪“以例见义”的语言哲学探析》。江老师从语言哲学角度重审凌廷堪礼学，关注其如何通过“以例见义”的方法处理礼文意义。报告指出，凌廷堪以“礼”取代玄虚之“理”，并坚持“缘形以达意，就响以立名”的语言观，强调义理须依托可感知的文字、声音与名物制度。随着对《仪礼》研究的深入，凌氏又以“例”贯通离散礼文，使不同仪节之间的结构关系得以显明。由此看，凌廷堪的礼学方法也包含着对语言、意义与理解方式的深层思考。
江刚
赵天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自然”与“制作”——以凌廷堪与荻生徂徕为例的考察》。赵老师借助丸山真男关于“自然”与“制作”的理论模型，对凌廷堪与荻生徂徕作比较分析。报告认为，二人同处东亚反理学思潮之中，都重视圣人制礼作乐的制作意义，也都批评宋明理学的玄虚化倾向。但二人在礼的根据问题上仍有差异：荻生徂徕更突出制度制作与天道、人性的分离，凌廷堪则仍将礼的制作安置在天命、人性与礼制相贯通的传统之中。这样的比较有助于辨析近世中日儒学的共同问题与不同走向。
赵天
姜波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程瑶田以“让”为核心的礼学思想体系》。姜老师聚焦程瑶田的礼让思想，指出程氏在反思程朱理学“主敬穷理”之说的基础上，将“让”提升为人道中的核心原则。报告认为，程瑶田谈礼让，既关乎个人修养，也关乎人际关系、社会秩序与政治教化。他强调退让明礼，又注意到底线和原则问题上的当仁不让，使礼让思想具有更宽广的实践层次。程氏以“让”说礼，展现了皖派礼学对公共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持续关切。
姜波
王献松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六经〉之权舆：论汪绂〈孝经〉学的思想体系》。王老师以汪绂《孝经章句》《孝经或问》为主要材料，分析汪绂《孝经》学的思想结构。报告指出，汪绂以“孺慕之情”说明孝为五伦百行之本源，并提出“孝为《六经》之权舆”，由此将孝从日常伦理提升为统摄经典与人伦秩序的重要原则。在工夫层面，汪绂以爱敬为本，以守身、立身为用，又借“各尽其量”化解孝心无限与分位有限之间的张力。其《孝经》学既宗朱子，又有清代徽州理学自身的创发。
王献松
柯晨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汪绂“敬”论探究》。柯老师围绕汪绂对“敬”的论述展开分析，指出汪绂将“敬”视为圣学之本，并把它贯穿于立诚、集义、格物等为学工夫之中。报告认为，汪绂所谓“敬”，既是收摄本心、持守性理的修养方法，也是日用行事中落实德性的实践路径。对于为政者而言，以敬修身可以成德，进而推行教化、施行德治。汪绂的敬论因此具有由内圣通向外王的意义，也体现了徽州理学重视日用践履的特点。
柯晨
郑雯馨老师在评议中指出，第一场六篇论文皆围绕凌廷堪、程瑶田与汪绂等清代皖派学者展开，主题集中，问题意识清楚。徐道彬老师对凌廷堪礼学的学术史定位开阔，能够显出其上承江永、戴震，下启胡培翚、黄以周及晚清崇礼思潮的位置；江刚老师从语言哲学角度解释“以例见义”，为凌廷堪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路径；赵天老师以凌廷堪与荻生徂徕作比较，显示近世东亚反理学思潮中的同异关系；姜波老师以“让”为中心讨论程瑶田礼学，突出了礼让思想的公共生活意义；王献松老师对汪绂《孝经》学体系的梳理清晰完整，若能进一步联系《论语》与朱子四书学，可更显其理学脉络；柯晨老师对汪绂“敬”论的分析清晰，后续可结合清初程朱、陆王之争的背景，进一步凸显其经世实学品格。与会学者随后围绕礼学、理学与经世实践之间的关系展开交流，第一场讨论在充分互动中结束。
第二分会场第一场报告合影
第二分会场
第二分会场第二场报告由黄永其老师主持，徐渊老师评议，共六位学者作了报告。
周勤勤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方以智经学思想探析——以经史关系为视角》。周老师以方以智的经学思想为研究对象，指出经学始终是方以智一生学问的重要根柢。报告认为，方以智提出“藏理学于经学”，并以“质测”为方法，以“通几”为旨归，试图在经史互证中重建义理的实证基础。方氏以《易》统摄诸经，以《礼》落实伦理实践，又以《诗》《书》《春秋》呈现道在历史与情感中的展开。其经学思想回应了明末学风空疏之弊，也为清初经学转向提供了重要资源。
周勤勤
王小婷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质测藏通几，度数征物理——方以智〈通雅〉所见的明清实学科技哲学思想》。王老师以《通雅》为中心，结合《物理小识》《东西均》等文献，讨论方以智的实学与科技哲学思想。报告指出，方以智通过“质测”与“通几”的相互支撑，既重视对具体事物的实证考察，也追问现象背后的普遍原理。其知识分类、度数观念和中西会通意识，使自然知识在儒家义理框架中获得更为独立的位置。方以智的思想由此成为理解明清实学和早期科学思想的重要个案。
王小婷
杨哲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胡培翚〈仪礼正义〉的“集大成”特质与内涵》。杨老师指出，《仪礼正义》被称为清代《仪礼》学的集大成之作，其学术价值不只是汇聚旧说，更在于回应乾嘉考据日趋琐碎的学术困境。报告从定文本、考度数、阐礼义三个方面展开，说明胡培翚如何辨明经文、记传与注疏层次，如何申定郑注、考核名物，又如何在细密考证中阐发礼意。胡培翚的工作使清代礼学在制度考辨之外仍能保有义理关怀，也使《仪礼》学获得更系统的整理形态。
杨哲
徐钰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全、精、宜：江永礼学思想析论》。徐老师从“全”“精”“宜”三个维度概括江永礼学思想。报告指出，江永以“全”为追求，致力于构建涵盖三礼并贯通经传注疏的古礼体系；以“精”为方法，重视比勘、文义、度数和名物考证，体现清代朴学的治礼路径；以“宜”为旨趣，强调礼学在日用伦常中的实践意义，主张因时损益、因地制宜、因俗通变。三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江永礼学的完整面貌。
徐钰
张建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江永律吕诸书的编纂次第与立说转移》。张老师围绕江永律吕诸书的成书过程与传本关系展开考察。报告指出，《律吕管见》由琴徽、历数与候气之疑而作，《律吕新论》可置于同一著述系统中考察；《律吕新义》以“宫声居中”重定声位准绳，《律吕阐微》又因得朱载堉《乐律全书》，进一步推求律尺、律率、空围、积实与管径诸数。江永律吕诸书的前后递修，反映出其治律方法逐步成形的过程，也可见清代乐律学由经义考辨、制度器用进入数理推步的学术趋向。
张建
吉莉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稿本〈深衣解〉与戴震对江永学术形象的重述》。吉老师以稿本《深衣解》为关键材料，讨论戴震深衣论述与江永《深衣考误》之间的关系。报告指出，戴震在正幅、旁衽、续衽、钩边等核心形制判断上承继江永之说，但稿本中的批注和修订痕迹显示，这一承继经过了术语校正、结构限定、图式补明和经注疏材料的重新组织。戴震重作深衣论述，既保存了江永深衣考据的重要成果，也在重写过程中重新塑造了江永的学术形象。
吉莉
徐渊老师在评议中指出，第二场报告可按学术史脉络理解为由方以智而至江永，再由江永及于胡培翚的清代知识转型过程。周勤勤老师和王小婷老师分别从经学思想与《通雅》科技哲学入手，呈现方以智在明清之际经学、实学、西学与自然知识之间的复杂面貌；杨哲老师对胡培翚《仪礼正义》“集大成”特质的辨析，使这一常用评价落到文本整理、名物考证和礼义阐发等具体层面；徐钰老师以“全、精、宜”概括江永礼学，较好显示江永礼学的体系意识、方法追求与实践关怀；张建老师从律吕诸书的编纂次第入手，揭示江永律学由旧说辨疑、声位重定到数理推步的递进过程；吉莉老师以稿本《深衣解》为材料，细致说明戴震如何承继并重述江永深衣考证。徐老师认为，本场报告虽各有侧重，但共同显出清代学术由博通、实证逐渐转入经学整理与制度考辨的内在脉络。学者们围绕方以智、江永与清代礼学、乐律学的知识转向继续交流，第二场讨论顺利结束。
第二分会场第二场报告合影
第二分会场第三场报告由李晓璇老师主持，盛险峰老师评议，共六位学者作了报告。
郑雯馨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清初朱子礼学的“家—乡”定位——以方苞为中心》。郑老师以方苞礼学为中心，考察清初朱子礼学中家与乡的定位问题。报告指出，方苞本于朱子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脉络，重新解释家礼、乡礼与地方秩序之间的关系，使家礼获得更强的公共意义，也使乡礼成为连接家庭、地方社会与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由此，方苞补充了从齐家到治国之间的礼学层次，呈现出清初朱子礼学在地方社会中的展开方式。
郑雯馨
李畅然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简单、普遍、枢要——戴震〈七经小记〉的古典学学科规划》。李老师围绕戴震为解读五经与《论》《孟》而规划的《七经小记》展开讨论。报告通过比较相关子目的异名与排序，分析《原象》《勾股割圜记》等著作在戴震学术体系中的位置，并追溯其周边著作的学术渊源。报告认为，戴震以“简单、普遍、枢要”为原则，为古典学知识建立基础性框架，使解经所需的天文、历算、名物、制度等知识获得更清楚的学科安排。
李畅然
虞思徵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删削与重塑：从方宗诚对〈汉学商兑〉的修订看桐城后学的卫道策略》。虞老师通过比勘方东树《汉学商兑》道光初刻本与方宗诚同治重刊本，揭示重刊本中的删改类型和思想意图。报告指出，方宗诚主要删去骂詈过甚之词，削减涉禅奖禅语句，并淡化对王阳明事功的贬抑。此类修订体现出桐城后学在晚清语境中的策略调整，一方面维护程朱理学正统，另一方面提升文本格调，使其更易进入主流理学话语。通过这一文献个案，可以观察桐城派在政治权力与学术思潮变化中的自我调适。
虞思徵
李想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亲民·格物·行事：论戴震的〈大学〉诠释》。李老师以戴震《大学》诠释为中心，结合段玉裁记录和戴震文集，重构戴震对《大学》的核心理解。报告指出，戴震反对朱子过于强调教化的“新民”说，主张“亲民”主要关乎满足民众的情与欲；他又以格物为审察物情、贯通条理，强调理为分理，而非脱离事物的形上之理。戴震重视《大学》的“行事”特质，将八目置于具体行事中理解，并以“絜情”为行事原则。其诠释拓展了清中叶学者理解《大学》的义理空间。
李想
夏资强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从“奇节独行”到“庸德之行”——戴震“庸德”思想发微》。夏老师从戴震对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批判入手，讨论其“庸德”思想的道德哲学意义。报告指出，戴震反思脱离人情的“意见之理”对生命的伤害，并将道德判断重新放回人伦日用之中。庸德并非平庸无所作为之德，而是以血气心知为人性根基，以达情遂欲为重要内容，追求“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道德形态。戴震由此为清代儒学提供了一种更贴近日用实践的道德理解。
夏资强
凌绅燊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戴震哲学的生生条理诠释路径》。凌老师以“生生条理”为线索，分析戴震哲学的基本结构。报告指出，戴震将“生生”与“条理”作综合理解，使生生具有根源性，条理具有过程性和特殊性。二者相互依存，贯穿天道、性与人道三个层面。通过这一诠释路径，阴阳气化、人物之性、仁义礼智与生养之道都可以获得贯通说明。戴震由此反思宋儒理的形上化倾向，并为儒家生生哲学提供了新的解释方式。
凌绅燊
盛险峰老师在评议中指出，第三场六篇论文集中讨论方苞、戴震及桐城后学，能够从清代中后期思想与学术转型中观察皖派学术的延展。郑雯馨老师以“家—乡”为切口考察方苞礼学，突出了乡里在家庭、地方与国家之间的中介作用，视角具有启发性；李畅然老师讨论戴震《七经小记》的古典学规划，提示我们从传统目录学与现代学科意识之间重新理解戴震；虞思徵老师通过《汉学商兑》版本删削与重塑，揭示桐城后学在晚清学术格局中的卫道策略与自我调适；李想老师从《大学》诠释进入戴震的亲民、格物与行事之论，触及清代经典解释中的知行问题；夏资强老师以“庸德”思想考察戴震对奇节独行的反思，呈现其道德哲学中的日用取向；凌绅燊老师以“生生条理”为线索分析戴震哲学，显示其思想中天道、性与人道之间的贯通结构。盛老师认为，本场报告既重文本细读，也能从经典诠释、学术谱系和社会秩序等层面展开思考，为戴震及相关清代学术研究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与会学者围绕戴震哲学、桐城学术与礼学传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第三场讨论圆满结束。
第二分会场第三场报告合影
本会场十八位学者的报告主题集中而层次丰富。一方面，多位学者围绕凌廷堪、程瑶田、江永、胡培翚等皖派及徽州学者展开讨论，呈现清代礼学由制度考证进入义理阐发和经世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关于汪绂、方以智、戴震、方苞及桐城后学的报告，又进一步展示清代思想在经学、理学、礼学、科技知识与文本修订之间的多重展开。整场讨论既重文献细读，也重思想解释，为理解清代徽州皖派学术及其相关思想传统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观察角度。
第三分会场
第三分会场共开展了三场研讨。
第一场由复旦大学郭晓东老师主持，中央民族大学高隽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郭晓东、高隽（左）
南京师范大学方向东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阮刻本〈左传注疏〉文本错误溯源》。方老师通过系统校勘各种版本，追溯阮刻本《左传注疏》文本错误的来源，并详加辨析。方老师还指出，阮元校勘记虽依据宋本及明刊本进行了校勘，但校勘未尽，用于校勘的版本与今见的版本不合，结论不可全信。
方向东
台湾政治大学古育安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晋文公“执秩”新考》。古老师指出“执秩”之法是晋文公法度的总结，其名称应与“设官分职”有关。他认为“执”或为“执”之借字，应读为“设”，“执秩”字面上的意思是“设立官爵之次序”。关于“执秩”之法的性质，古老师认为其应与赵宣子的“常法”相同，是一部“政典”，而非包含罚则或法条的法典。
古育安
西北大学肖潇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杜预“攘善”说平议》。肖老师以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集解”名称为切入点，讨论杜预是否攘善。她指出杜预的“经传集解”应理解为“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与何晏《论语集解》“集诸家之善”的体例不同。此外，在经义、字训与名物解等方面，也并不构成攘善。综合考虑，《春秋经传集解》并非“集诸家之善”之作，杜预非有主观的攘善意图。
肖潇
衡水学院魏彦红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魏老师系统论述了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理论建构及其在汉代政治实践中的落实路径。
魏彦红
中央民族大学高隽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方向东老师的版本校勘工作扎实，结论令人信服。古育安老师对“执秩”的考证扎实，但后续还可对“执秩”之法与晋国六卿官制的关系作进一步探析。肖潇老师的文章若能补充有关汉代章句研究的论述，并对清儒刻意批判杜预的深层缘由予以剖析，将使立论更为饱满。魏彦红老师对董仲舒思想的论述可结合更多汉代政治实践史料加以充实。学者们对所报告内容进行了热切探讨，第三分会场分组讨论第一场会议圆满结束。
第二场由台湾“中研院”蔡长林老师主持，重庆大学黄铭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胡泉雨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李延平与朱子对〈春秋〉“滕子来朝”章的诠释——兼论李、朱二人的读〈春秋〉法》。胡老师以《延平答问》中师生讨论为中心，考察二人的不同诠释的异同。具体解释上，李氏推崇胡文定说，朱熹则质疑程、胡二家之说；读法上，李氏主张以胡解为准，朱熹则推崇《左传》并提倡“看史一样”读经，体现经史结合的特点。
胡泉雨
湖州师范大学胡媛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崔适〈公羊〉学思想析论——以〈春秋复始〉与〈五经释要〉异同为中心》。胡老师通过系统比较两书，分析其公羊学思想结构与演变。她指出崔氏在《春秋复始》中重在统合“事”与“义”，以“始末”存事、“比例”明例，互为表里；至《五经释要》则强调“据事考文以发其义”，转向纯粹义理。核心抱负在于回归西汉今文经学的纯粹状态。
胡媛
同济大学陈姿桦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曹元弼论〈春秋〉尊周正名》。陈老师指出，曹氏《春秋》学以“尊周正名”为核心并贯通《易》，以辨定名分为根本。曹氏评骘三传不囿门户，以孔子修经为界，称《左传》《公羊》《谷梁》分别为其前、其后与《春秋》之《春秋》。曹氏虽肯定汉儒扫秦弊、重塑纲常之功，但严厉批判康有为等晚清学者篡改经义、瓦解三纲。
陈姿桦
湖南大学于超艺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梁启超的〈春秋〉学》。于老师指出梁氏以《公羊》学为根基，强调《春秋》为孔子改制明义之书，重在传达微言大义而非记事。梁启超承袭了“通三统”“张三世”“异外内”等微言大义，并提出“三世六别”之说，将政体演进对应三世，直接为维新变法张本。在夷夏问题上，梁启超引入近代西方制度作为判准，使其具有为变法服务的色彩。
于超艺
重庆大学黄铭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胡泉雨老师对李延平与朱子读《春秋》法差异的梳理十分细致，但若能补充《春秋》三传对“滕子来朝”的不同阐释，则论证将更为完备；胡媛老师对崔适二书的文本比对功力扎实、论证充分，后续可进一步深挖其著述体例对近代经学教材编纂的影响；陈姿桦老师对曹元弼在时代桎梏下，作为理学家“戴着镣铐跳舞”的思想困境进行了透彻剖析；于超艺老师则充分揭示了梁启超《春秋》学的公羊学底色，同时也建议后续可多关注梁氏公羊学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实践。
黄铭
第三场由浙江大学吴仰湘老师主持，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老师评议，共六位学者做了报告。
吴仰湘、高瑞杰（左）
清华大学陈壁生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祭礼与神灭论》。陈老师指出南北朝时期范缜著《神灭论》，认为形神不二、神随死灭，把儒家建立宗庙、祭祀祖先理解为“教”。陈老师认为，在祭礼中讨论神的存灭，根本问题不是神的存灭问题，而是礼的性质问题。礼的根本特征是以等差形成秩序，彻底的神灭论会使祭礼失去实质意义，而神不灭论同样无法维护祭礼的等级性。
陈壁生
河北大学刘斌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天下国家”与“家国天下”：郑玄天人观念的两重面向》。刘老师指出郑玄经学的天下观包含两重既相区别又相贯通的理论面向：其一，“天下-国家”构成自上而下的天命层级结构，天子受命于天而治理天下，诸侯受命于天子而各治其国，这对应神灵之天；其二，“家-国-天下”构成自下而上的德性拓展路径，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德-爵”相配，这对应道德之天。
刘斌
杭州师范大学褚叶儿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何〈月令〉独有苛议”：郑玄〈月令注〉探析》。褚老师指出郑玄于《三礼目录》中称《月令》本出自《吕氏春秋》，又言其“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因而不以其为周公旧典。黄以周曾提出“何《月令》独有苛议”之问。褚老师考察《月令注》发现，郑玄所谓“不合周法”并非指单纯的制度异同问题，其中部分条文尚有通于三代异制的可能，部分则被郑玄径以“失之”“误也”“非其道”等语驳正。
褚叶儿
武汉大学李晓帆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祀·祭·享”概念群与〈周官·大宗伯〉成篇考论》。李老师指出将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示、人鬼，并将敬奉三者之礼分别与“祀”“祭”“享”对应，此分类始见于《周官·大宗伯》。但细考《大宗伯》及先秦其他文献，此概念群的有效性并未得到普遍承认，《周官·大宗伯》或并非先秦旧籍，此概念群与相应的祭礼分类法应在战国晚期与秦汉期间出现。
李晓帆
潍坊学院赵红卫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郑玄礼学思想与岳镇海渎山川祭祀体系的形成演进》。赵老师指出岳镇海渎山川祭祀体系中的五岳、四海、四渎、山镇等概念，先秦时期集中出现在《周礼》《仪礼》《礼记》等儒家典籍中。郑玄三《礼》注所阐释的岳镇海渎的象征意义、作为地理符号的具体指称以及山川祭祀礼制，对岳镇海渎山川祭祀体系的最终形成和演进影响深远。
赵红卫
清华大学张逸轩博士后报告的题目是《郑玄的九州论与地理观》。他指出汉代经学传统中至少存在三种系统的九州说，分别见于《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与《尔雅·释地》。东汉末年，郑玄面对九州异说，立足于《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说，彻底重构了《周官》九州系统，实现了从“天然地理疆界”到“天文测度疆界”的根本转变。
张逸轩
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陈壁生老师对祭礼与神灭论关系的辨析深刻，但对范缜神灭论在南北朝思想史上的具体语境可做更多交代。刘斌老师对郑玄天人观念两重面向的梳理很有理论深度，但对两重面向如何在气化宇宙论中实现统一可作更具体的论证。褚叶儿老师对郑玄《月令注》的考察细致，但可进一步说明郑玄对《月令》的态度与其整体礼学思想的关系。李晓帆老师对“祀·祭·享”概念群的质疑有新意，但需更多考虑《周礼》文本内部不一致的可能原因。赵红卫老师对郑玄与岳镇海渎祭祀体系关系的论述视野开阔，但对历代建国制礼的具体传承过程可作更详细的梳理。张逸轩老师对郑玄九州论的论证颇具创见，但对郑玄天文测度疆界理论在经学史上的影响可作进一步阐发。学者们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交流，第三分会场分组讨论第三场会议圆满结束。
第四分会场
第四分会场开展了三场会议。
第四分会场分组讨论第一场由湖南大学丁进老师主持，苏州大学顾迁老师评议，共三位学者报告。
丁进
南昌大学于浩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程晋芳的经学及其〈毛郑异同考〉》。于老师梳理程晋芳的师承、交游与存世著作，他指出程晋芳一生坚守程朱理学，虽和戴震等考据学者往来，却始终批判汉学沉溺细碎训诂、忽视义理的弊病。程晋芳五经相关著作大多散佚，仅《毛郑异同考》留有抄本，这本书表面比对毛亨、郑玄两家诗说，真正用意是彰显宋儒解经的长处。整体来看，文章厘清了《清史列传》《汉学师承记》记载的偏差，以程晋芳为典型个案，可以还原嘉汉宋之争的复杂面貌。
于浩
青岛大学窦秀艳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毛诗正义〉引〈尔雅〉探析》。窦老师以量化统计和文本校勘为基础，细致梳理《毛诗正义》征引《尔雅》的各类体例。她总结出孔颖达一套成熟的释经范式：反复点明《尔雅》专为解《诗》、用“彼文作A，此文作B”标注文字差异、提出“对文则别，散则义通”的训诂规律。她整理出一百四十多处《正义》与后世宋本《尔雅》的异文，证明宋代通行本多是后世衍生文字，《正义》保存的文本更贴近中古原貌，同时还辑录不少失传的《尔雅》古注，为经、雅互证研究提供大量一手材料。
窦秀艳
湖北理工学院的唐思语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德隅之间：郑玄〈毛诗笺〉德论探赜》。唐老师认为郑玄所说的“德”属于公共礼制伦理，私人小恩小惠不能算作真正的德；围绕天命观提出“天命相继”的观点，弱化商周更替的革命色彩，强调古代为政治者一代代持续修德才能稳固王权。她辨析出德与位、德与功两组关系：理想状态下有德之人居上位，现实里德位分离时，郑玄侧重警示不修德会带来政权危机；她同时指出郑玄以德行统摄事功，所有功业都以修德作为根本。结合君臣、婚嫁、农事各类笺注实例佐证，完整理清郑玄融合毛传、重构汉代政教思想的脉络。
唐思语
评议人顾迁老师对四篇报告逐一点评，四篇论文均围绕《毛诗》相关汉唐、清代经学展开，文献考证扎实，研究视角各有特色。于浩老师梳理程晋芳个案清晰，可补充其文集里散落的经学佚文进一步佐证；窦秀艳老师的量化校勘成果价值很高，可延伸三家《诗》与《尔雅》文字互证研究；唐思语老师梳理郑玄德论体系完整，可搭配三礼注互相参证。现场各位学者围绕汉宋经学、训诂校勘、郑玄政教思想充分交流，整场研讨史料扎实，探讨深入。
顾迁
第四分会场分组讨论第二场由台湾政治大学车行健老师主持，南昌大学于浩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报告。
车行健
复旦大学邓秉元老师报告的题目为《齐〈诗〉与汉代经学的推运之术》。邓老师以汉代齐诗整套象数体系为核心展开梳理研究。他梳理出齐诗完整师承脉络，同时，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五际”解读思路，梳理翼奉、郎顗借音律、干支观测人情、预判朝政的推演方法，最后梳理出黄道周、迮鹤寿、钱大昕等清人重构齐诗学说的得失。邓老师认为，齐诗不是单纯附会术数，而是汉代经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典型载体；发展过程里“故”“诂”界限慢慢模糊，也能看出古人解经思路不断变化。
邓秉元
湘潭大学周丰堇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诗经之风教与道德榜样》。周老师按照风、雅、颂三类文本分层剖析教化功能，国风面向民间百姓，树立普通人的善恶标尺；二雅聚焦君臣贵族，规范朝堂与人伦相处之道；庙堂三颂依托祭祀礼乐，塑造圣王先祖的道德典范。文章结合《诗大序》与毛郑注解，还原上古采诗、太师整编、孔子删诗整套教化流程，理清美刺理论和道德教化的内在联系。周老师认为，《诗经》风教不只是政治说教，而是分层搭建完整道德参照体系，从上古贵族教育延伸至后世儒家修身理论，也是传统儒家教化思想最核心的载体。
周丰堇
台湾体育大学张政伟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俞平伯〈读诗札记〉研究》。他以近代俞平伯《读诗札记》为研究对象，梳理其独树一帜的解诗思路。他对比古史辨派激进解经方式，认为俞平伯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毛郑诗说，也不单纯把国风视作民间情歌，兼顾文学文本细读与传统经学价值。张老师认为，俞平伯尝试调和经学、文学两种解读路径，走出区别于主流的治诗道路。这份札记是新旧学术交替时期的典型成果，可以展现民国《诗经》研究多元发展的面貌。
张政伟
中央民族大学高隽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迮鹤寿〈齐诗翼氏学〉的二〈雅〉值岁推排与西周王年推算》。高老师聚焦清儒迮鹤寿《齐诗翼氏学》，重点解析二雅配岁、推算西周王年这套核心推演方法。文章先溯源齐诗翼奉六情五际学说，拆解迮鹤寿以大小雅篇目搭配地支、推算王朝盛衰的完整体系，同时对比孔广森、钱大昕同期学者的相关研究，客观评判其优劣。高隽指出，迮鹤寿完整复原失传齐诗象数框架，但为贴合历数主观调整诗篇顺序，多处和出土文献、正史记载相悖。他认为该书是清代齐诗复原的重要文献，既能还原汉代今文推运之术，也能看出乾嘉象数经学存在主观附会的明显局限。
高隽
评议人于浩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本场报告各篇文献基础扎实，覆盖汉、清、近代三段《诗经》学脉络。邓秉元老师齐诗象数梳理条理清晰，建议补充出土简帛佐证；周丰堇老师风教分层框架完整，可增加郑玄笺注实例；张政伟老师的俞平伯的研究视角新颖，可横向对比同期民国治诗学者；高隽对迮鹤寿文献考辨到位，可结合金文修正王年推算内容。现场学者围绕今文齐诗、乾嘉考据、近代《诗经》转型展开充分交流，整场研讨史料扎实、议题连贯。
于浩
第四分会场分组讨论第三场由台湾成功大学林素娟老师主持，重庆大学冯茜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报告。
林素娟
湖南大学田访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庙见”礼辨析》。田老师以三礼文献为基础，专门辨析历来容易混淆的“庙见”古礼。她梳理《仪礼》《礼记》及郑玄、孔颖达各家注解，先分清新婚初见舅姑与三月庙见两种礼仪的区别，从行礼时间、参与对象、宗法意义三方面做细致区分。田老师梳理出先秦贵族和平民执行这套礼制的差别，还梳理出汉唐注家对庙礼内涵的不同解读，同时梳理唐宋时期这套古礼被简化、改造的演变过程。针对学界长期混淆两类婚礼仪节的问题逐一订正。
田访
四川大学景风华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经义、权力与人伦：汉晋“母以子贵”原则的政治实践与礼法突破》。景老师结合经学文本与汉晋宫廷史实，围绕“母以子贵”这条礼制原则展开完整分析。景老师先追溯这条说法的经典源头，讲清原本纯粹的人伦内涵，再结合汉代册封太后、晋代后宫封赏大量史料，剖析经义、皇权、宗族人伦三者的拉扯关系。她对比汉、晋两代的文献资料，得出出区别：汉代大多借用经义合理化后宫制度，到魏晋礼制约束力下降，皇权可以轻易突破传统礼法框架。
景风华
武汉大学范云飞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唐宋皇帝即位仪式之变》。范老师依托历代史书、典章制度文献，对比梳理唐宋帝王即位礼仪的前后变化。他认为汉魏旧制以宗庙告祭作为核心流程，唐代整合南郊、太庙、朝堂多套仪式，形成标准化流程；宋代进一步拆分细化礼仪环节，弱化宗庙祭祀的核心地位，加重朝堂百官朝贺、大赦天下这类展示皇权的流程。整体来看，唐宋即位礼的改动，本质是帝王合法性叙事方式的转变，完整梳理出中古最高礼制的演化脉络。
范云飞
山东体育大学张帅老师报告的题目为《魏晋南朝郊天礼研究》。张老师聚焦乱世时期的郊天祭祀礼制，梳理曹魏、两晋、南朝各代郊礼传承与改造过程。他认为汉末礼崩乐坏之后，南北政权各有取舍：北方多承袭郑玄礼学，实行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分祀；南朝吸纳王肃学说，尝试天地合祭。文章梳理各朝郊祀配享先祖、雩祀配套制度的调整，同时梳理历代礼官围绕郑、王两家礼学产生的争辩。张老师认为，郊天礼从来不只是祭祀仪式，更是各王朝宣示自身统治正统的重要工具，南北政权会根据自身政治需求改动祭祀规格、时间。
张帅
南昌大学易宏熙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两汉经学“九族”说析论》。易老师针对两汉今、古文经学对“九族”的不同解读展开辨析。他认为《尚书》《礼记》相关注疏，有两派核心分歧：今文经学认为九族包含父、母、妻三方亲属，古文经学则限定九族仅指父系宗亲。易老师梳理出夏侯、郑玄、许慎等汉代经师的观点，理清两种说法的文本依据，同时结合汉代察举、律法制度，分析两种释义在现实治理里的实际运用。他纠正后世学者混淆今古文说法的常见误区，点明两种解读背后对应汉代不一样的宗族观念与家国认知。
易宏熙
评议人冯茜老师在评议中对五篇报告逐一点评，五篇论文均做到经文与史料结合，礼制考证扎实，议题统一围绕三礼与中古礼法展开。冯老师指出田访老师对庙见礼文字辨析到位，如果能增加出土简牍相关婚礼材料会更完善；景风华老师汉晋史料丰富，可补充魏晋相关礼律条文对照分析；范云飞老师梳理唐宋礼制脉络清晰，可以加入五代过渡阶段的礼仪变化作为补充；张帅老师的南北郊礼对比视角很好，能进一步深挖郑、王礼争对祭祀制度的影响；易宏熙老师清晰区分今古文差异，可结合汉代宗族史料拓展论述。
冯茜
第五分会场
第一场讨论由山东大学王小婷老师主持，安徽大学吴从祥老师评议，共有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台湾屏东大学陈志峰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俞樾〈尚书平议〉经文假借疑义例辨》。陈老师分析了俞樾《尚书平议》中六条涉假借问题的条目，归纳为三例，先探究俞樾思考脉络，再验证其例说之是非。最后，从诸例检证所得，提出论经文假借应笃守三项原则，以避免“滥言通假”之弊。
陈志峰
香港树仁大学王利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焦循〈尚书补疏〉之思想与方法析论》。王老师依据焦循对孔传的态度，将《尚书补疏》63个条目分为五类，指出焦循能够辩证对待孔传，并突出其重君臣之义的思想价值。王老师进一步提炼出焦循“变通”的核心思想与“比例引申”的治学方法。
王利
华中师范大学樊宁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过程性文献”与清代学术思想史——以新见惠栋〈尚书〉批校本为考察中心》。樊老师通过分析新见惠栋《尚书》批校本，明晰其早年深受清初学风影响，兼采众说，尚未发现《古文尚书》伪造。至中年撰作《古文尚书考》与《尚书古义》，其思想发生三处显著转变，标志其汉学思想渐趋成熟。惠栋的案例展现出“过程性文献”研究方法在清代思想史领域中的独特价值。
樊宁
河南大学崔庆贺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史料、经典与文化：清末章太炎的三重“六经皆史”论》。崔老师认为，出于排满革命与文化重建的现实需要，章太炎于清末新解了“六经皆史”的三重意涵：“六经皆史料”论、“六经皆经典”论、“六经皆文化”论。这三重“六经皆史”论层层递进、逐渐拓展，形成三位一体的结构，最终指向的是中国文化的自主性重建，反映了章太炎“政学互动，政为学本”的思维。
崔庆贺
扬州大学王祥辰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何以“吴派”？——清代学术史上一个概念生成过程的讨论》。王老师认为，吴派的概念，历经东吴惠氏“四世传经”说的积淀，江藩《汉学师承记》的雏形擘画，章太炎、梁启超的明确界定，支伟成等人的接受与利用等过程。通过对吴派概念生成、发展经过的梳理，有助于推进清代学术文化及清代江南地域文化的精细化认识。
王祥辰
安徽大学吴从祥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陈志峰老师的论文内容翔实，展现出《尚书》学的研究难度，对清人治学方法的判断准确，赞同应当限制通假、破读的使用；王利老师能够客观评价《尚书》孔传的学术价值，其背后的魏晋经学资源，值得深入挖掘；樊宁老师的研究思路值得借鉴，选取批校本作为研究对象，揭示出惠栋早晚年观点的转变，是当下很成熟的治学思路；崔庆贺老师将章学诚、章太炎的“六经皆史”拆解为三层内涵，以个案剖析经学解读范式的演变，论证思路清晰，深化了对这一命题的理解；王祥辰老师完整梳理了吴派的形成脉络，厘清了学界对吴派经学的认知，揭示出划分学派的意义，可以归纳群体治学共性，方便把握学术脉络。
吴从祥
第二场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刘增光老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樊宁老师评议，共有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刘增光
安徽大学吴从祥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汉代孔壁〈古文尚书〉传本流变考》。吴老师认为，孔壁《古文尚书》发展出多个不同形态的传本：孔壁古字《古文尚书》原本由孔安国上献给朝廷，成为中秘本，藏于秘阁；孔安国曾隶定孔壁《古文尚书》四十五篇，为与《今文尚书》相同的二十九篇隶定本作注说，并传授生徒；孔安国当摹有孔壁古字本《古文尚书》，成为家传本。
吴从祥
天津师范大学张舒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求圣人之心”与“复三代之治”——基于朱子尚书学的探讨》。张老师认为，北宋儒学的核心议题是“求圣人之心”与“复三代之治”，这种新关怀存在着内在张力。基于对朱熹尚书学的梳理与评析，可以发现他对“十六字心传”的阐发虽意在格君心之非，但却间接为后世时君的自我圣王化提供了哲理依据。因而唯有安顿宋明理学的异化圣人观，方能更好地思考并推进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
张舒
华中科技大学白发红报告的题目为《论蔡沈对商代道统传承的建构——以伊尹与傅说为中心》。白老师对比了朱熹与蔡沈对《咸有一德》“德无常师”四句的不同解读，指出蔡沈借用“一以贯之”的博、约工夫解释伊尹的“一德”，使得伊尹承接尧舜心法，是商代道统传承的关键。而《说命》所载傅说论“学”，体现了“兼体用，合内外”的工夫系统，是道统心法的一种全新阐述。
白发红
南通大学顾海亮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元代科考〈尚书〉时义两种：王充耘〈书义矜式〉〈书义主意〉探研》。顾老师考察元儒王充耘撰著的科举考试用书——《书义矜式》与《书义主意》。前者完整保存了元代科举时文格式，其“十段论”的格式已具备“八比格式”的雏形。后者指示学子科举应试作经义时审题谋篇之法，其说理多依傍《蔡传》，亦能够贯通《尚书》前后各章，提出不同见解。两书为后人探讨明清八股文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史料依据。
顾海亮
华中师范大学樊宁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吴从祥老师论文整体质量很好，相关原始史料虽然稀缺，但全文推理详实周密，核心结论可信度很高；白发红老师的论文提到臣劝谏君的问题，可以参考先秦“志”类古书，此类文献是臣子写给君主的治国读物，文体与《尚书》性质较近；顾海亮老师详细梳理元代官方应试参考书，内容细致完备，元代经义为后世八股文提供史料支撑的观点很有价值。刘增光老师随后进行了补充评议，他指出，张舒老师对宋明理学向内转向心性功夫，弱化制度建构的判断很正确。理学家的制度建设具有现实困难，所以他们刻意突出“师道”维度，正是为了在官方体制之外保留批判君主、评判朝政的空间，维持思想的批判性。
樊宁
第三场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宫志翀老师主持，台湾政治大学古育安老师评议，共有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复旦大学徐渊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穆天子传〉礼典礼类简述》。徐老师以礼典类型为切入点考察《穆天子传》前五卷文献性质与成书时代，通过梳理文中饮酒、祭祀等七大礼类，考证各类礼典的礼制内涵与仪节特征。根据礼典比对可知，《穆天子传》前五卷所载礼制与西周时期定型的礼类基本一致，文本虽然留存战国古文遗迹，所叙礼事渊源应早于战国时代，其成书时代可推至战国以前，不能简单视作战国虚诞小说家言。
徐渊
辅仁大学黄泽钧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清华拾参〈大夫食礼〉第一简补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参）·大夫食礼》，第一句可释读为“大夫仍速之仪”，后接“既（䙴+木）”，解法各异。“（䙴+木）”字在本篇中出现六次，句法位置也不相同。黄老师综合各家说法，认为第一次可读为“延”，后五次应读为“筵”。
黄泽钧
安徽大学夏大兆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仲尼曰〉“华蘩而实厚”新解》。夏老师认为，安大简《仲尼曰》现第一简里“仲尼曰：华蘩而实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一句中的“厚”不应作过度诠释，“厚”可训为“重”或“大”，合于《大戴礼记》《说苑》等相似语例，与传世文献中儒门教育非常重视实行的思想相一致。
夏大兆
南京晓庄学院郎文行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大戴礼记·礼三本〉“大昏之未发斋也”经义疏证》。郎老师认为，《大戴礼记·礼三本》“大昏之未发齐也，庙之未纳尸也，始卒之未小敛也，一也”一句，经文“发斋”，“发”当解为“发始”，“斋”当解为“斋戒”。与祭礼、丧礼类似，“发斋”体现了鬼神从事发端开始的礼义内涵，其深层义理逻辑是“情文迭兴”“礼成于文”的转关实现。
郎文行
重庆大学闫云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从王道到治道：孙觉〈春秋经解〉的思想宗旨与理论局限》。闫老师认为，孙觉《春秋经解》是北宋推尊王道思潮下的重要著作。该书探索将经书所载三代圣王之道转化为宋朝立国根本治道的理论路径，彰显出宋儒经学由“复兴王道”向“推阐治道”的思想转向。而其存在内在的理论张力与阐释局限，使得儒家治道思想的客观化、体系化展开不够充分。但这种理论缺憾又成为宋代《春秋》学持续演进的重要动因。
闫云
台湾政治大学古育安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徐渊老师从古代制度层面研究《穆天子传》，非常有启发性，以制度沿革作为古书断代标准的方法可以推广到其他古籍研究中；黄泽钧老师文中讨论偏旁为“䙴”的礼器用字，当下主流观点都围绕器物、食物陈设展开，释读（䙴+木），不能孤立看字形读音，必须结合整套礼仪流程综合判断；夏大兆老师的论文，观点非常有创意，但文中对“厚”的文字源流问题、“语境义”概念的使用等问题需要交待得更为清晰；郎文行老师以前后文思想脉络贯通解读的思路很正确，传统丧礼、婚礼本生发于人的自然情感，通过整套宗教礼文加以规范，依此判断文中“齐”是否读为“斋”，逻辑上完全成立；闫云老师的论文梳理从王道、圣人德行到治道的理论脉络，是宋代理学典型思路，文中提到的“大中之道”与宋代《尚书》“皇极”学说关系紧密，可做简单补充，加深文章的理论层次。
古育安
第六分会场
第一场会议由复旦大学徐渊老师主持，清华大学赵晓力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徐渊
重庆大学黄铭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丧服学中涉及尊亲关系的相关概念辨析》。黄老师指出在丧服制度中，最重要的两条制服原则是“亲亲”与“尊尊”，两者的纠葛决定了人伦的安排。而在阐述“亲亲”与“尊尊”的相互关系时，要依托诸多概念，如“至尊”“私尊”“至亲”“私亲”“为人后”等概念。为了准确理解人伦的安排，深入辨析这些涉及尊亲关系的关键概念，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黄铭
重庆大学冯茜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宋代为人后为本生父母服制考论》。冯老师指出为人后为本生父母服制引发的礼议，在宋代政治史、礼制史与礼学史上均有重要影响。通过“濮议”及何澹、胡寅的服制争议等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宋人对为人后为本生父母服制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从情、从法、从俗的务实风格。特别是在制定法衰落的背景下，礼经经义辨析让位于成例、故事的检讨与模拟，呈现出礼法关系的新形态。
冯茜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晓璇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夫妻牉合”与丧服制度中的女性》。李老师指出《仪礼·丧服》是儒家人伦关系的集中体现，而“夫妻牉合”是女性处境的根本体现。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丧服制度中的夫与妇、子与父母、妇与舅姑、婿与妻之父母等关系，才能理解亲亲与尊尊原则交织下的女性处境，从而在“男尊女卑”的原则之外丰富我们对儒家女性价值的理解。
李晓璇
中央民族大学李明真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不贰斩”与“双祧”：清代独子兼祧制度中的司法、学术与礼制》。李老师指出独子兼祧如何合于礼，构成了兼祧制度的内在张力。清代长期存在独子只承一祧的“不贰斩”与兼承两祧的“兼祧”两种主张，其冲突在司法、学术与礼制三个层面相互关联。两种兼祧礼说被运用于清代大礼议，黄体芳、张之洞提出臣庶“不贰斩”、帝王“双祧”的思路，成为解决同治、光绪统嗣继承问题的关键。
李明真
南京师范大学范思晴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论文天祥〈深衣吉凶通服説〉》。范老师指出文天祥对《深衣》的研究有制度考证和义理分析两方面。对于前者，文天祥认为深衣不仅可作为吉服，亦可以作为凶服之变，适用于始死、祥后等凶事，有过渡性服饰的功能。对于后者，文天祥藉助具身隐喻理论分析《深衣》的结构体系，认为经文将无私、正直、公平的礼义寄托于规、矩、绳、准、衡五法之中，依此五法确定形制规范，使形制承载礼义，又以礼义规范人的行为，进而促进教化的实现。
范思晴
清华大学赵晓力老师在评议中对五位发言人的报告给予高度肯定，指出冯茜、李明真、范思晴三位老师的论文针对礼学前沿问题进行了精细而充实的研究，展现出良好的学术作风，尤其针对黄铭和李晓璇两位老师的报告提出问题和观点，以生动个案为例，对家庭关系、相关概念及丧服制度细节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自由发言环节，学者们对所报告内容进行了热切的交流。
赵晓力
分组讨论第二场会议由北京大学李畅然老师主持，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李畅然
河南大学曹建墩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超越等级叙事：〈三礼〉饮食礼仪功能辨正》。曹老师指出对饮食礼仪的研究，应超越等级叙事，将其置于宗法政治、国家结构、文明化进程的宏观视野中，揭示其如何通过分与合的辩证运作，实现社会整合与权力再生产。《三礼》饮食礼仪的运作机制可归结为“以食行礼，以礼体政”，其政治意义远超出等级标识的单一维度。在《三礼》反映的宗法政治语境中，饮食礼仪不仅是等级秩序的展演场，更是血缘宗亲的凝聚机制、君臣情义的调和媒介以及道德教化的实践载体，体现出亲亲、尊尊与崇尚道德、和合的礼制精神。
曹建墩
福建师范大学廖明飞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三礼考注〉作者考》。廖老师指出据晏璧自述，可知《三礼考注》一书中对《三礼》经文、篇类的考定出自吴澄，注释则继由晏璧撰定，并无掩盖吴澄著作权的主观意图。因此，杨士奇以来认为晏璧伪托吴澄造为《考注》之说是不能成立的，若以我们今天对著作权的认识，《考注》一书大致可以署“吴澄考定”“晏璧注释”。
廖明飞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杨胜强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仪礼〉离肺、刌肺考》。杨老师指出《仪礼》记载了两种形制不同的肺，一是离肺，二是刌肺，离、刌是不同的切割方式，前者割而不断，后者割则断絶。离肺有两种祭祀用途，一者用于絶祭，一者用于振祭。切肺也是刌肺，因“切”字有割而不断之例，“刌”字更适合状其形，经文“祭肺”专指刌肺。把握两肺的形制与祭祀方式，有助于探究二肺三名的由来，对推求经例具有示范意义。
杨胜强
泉州师范学院王忠杰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礼经郑注“阴厌”“阳厌”说析疑》。王老师指出《礼记·曾子问》明文殇有“阴厌”“阳厌”，对于成人则《仪礼》无明文，郑玄基于经文结构及成人与殇的整体关系，判断成人亦有之，这与陆佃等人解经原则与方法有别。依据经书文例，祭殇与祭成人对文而立，二者是并行的结构，不能合而为一。祭殇无尸弗成，故必有厌；祭成人有尸，以尸未存而有厌。祭殇各举一厌，宗子殇“阴厌”，庶殇“阳厌”；而祭成人则一祭兼备二厌。祭殇无尸设馔直厌饫神，不施事尸之礼；祭成人有尸，尸以神像，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设馔祝神使其厌饫。
王忠杰
华中师范大学朱明数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刘师培〈礼经旧说〉的旨趣与经义建构特点》。朱老师指出刘师培的撰作旨在通过稽考郑玄以前的汉儒旧说，揭示被郑学“小一统”所遮蔽的两汉礼学丰富面貌，展现出洞悉毫末的考辨功力，善于从零简碎篇与异文中抉发经师奥旨，彰显出卓越的材料统摄能力和敏锐明断的家法意识。在经义建构上，刘氏采取了多元策略，既利用今古文文本的异文差异推导经义分歧，又结合两汉礼制仪节逆推经说原貌，更通过对零星经说的逻辑整合，补苴出系统化的解释模型。整体上看，《礼经旧说》一方面延续了清代经学质朴征实的特征，而又能超越校勘、钩沉之学对“事实”的简单执着，展现出他追求经义系统重建的学术抱负。
朱明数
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曹建墩的文章视野宏大，对《三礼》中的饮食礼仪的功能进行了深入辨析，明确提出了“等级叙事”的概念，并对其中的学理基础、论证逻辑、内在局限性进行了系统反思。廖明飞的论文是一篇非常详实、严密的学术论文，以有限的文献资料进行论证，试图解决明代礼学史上的一桩学术公案，纠正四库馆臣的伪书说，非常了不起。杨胜强的研究是对《仪礼》当中具体名物的考证，是非常专门的研究，文章对离肺、刌肺，根据切割方法的不同做了分类，结论我非常认同；文中礼图是立体的，画得很好。王忠杰对贾疏中的“阴厌”“”“阳厌”之说进行了详细辨析，是一篇非常细致扎实的文章。朱明数的文章选题非常有意义，材料统摄能力非常强，考辨案例也非常精彩，尤其难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分析刘师培建构工作时，同时指出了其“极高明”与“不可靠者”两个方面，进行了正反两方面论证。
陈绪波
分组讨论第三场由河南大学曹建墩老师主持，暨南大学李旭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曹建墩
苏州大学顾迁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声杂清侧，文质殊流”：楚汉旧声与琴乐的蔡嵇传统》。顾老师指出蔡邕、嵇康融会楚汉旧声，创制新曲，成为古典琴乐之典范。宋人评价其曲“声杂清侧，文质殊流”，前者指律调运用的不拘一格，后者是对琴乐美学的形容。二人的人格、经历体现出士人心灵与政治权力间的巨大张力，因此“蔡嵇传统”不仅形塑了琴乐艺术，也成为后世士大夫立身行事的重要思想资源。晋宋名士以艺术与玄言相济，体味中和之理；唐代琴家系统整理指法律调，构建琴乐的立体美学；南宋士人于楚汉旧声失传之世，重构蔡、嵇琴学以建立新传统，并寄寓易代之思。
顾迁
安徽大学杨逸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求神以类”：论宋代雅乐中的降神乐章》。杨老师指出“求神以类”是唐宋降神乐论的原则。“类”的思维一方面要求区分“神乐”与“人乐”，适当解决商音商调问题；另一方面要求区分不同“神”用乐，利用曲调、变数或乐章名、曲名构建雅乐制度。唐宋降神乐制式不同，实现了由“三才定乐名”到“三才定宫调”的转变。从《中兴礼书》所载降神乐谱来看，降神乐曲与南宋语言、音乐实践差异明显，与仪式过程中的其他音乐风格迥异；旋律遵循“同神同乐，异神异乐”原则，相类神祇往往利用重复、微调、改序、改写的方法“修润”而成新曲。唐宋降神乐在理论、制度、音乐方面既相承、又变革，属于不同体系。
杨逸
山东师范大学梁敏娟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从〈周公之琴舞〉看〈诗经〉中颂类诗章的逸失》。梁老师指出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琴舞九絉”的九章形式，可以看出先秦时确实存在以九章为完整形式的舞曲，作为舞曲歌词的《周颂》应该也有以九章为一个完整形式的诗篇，现存的单篇短章很大程度上是由逸失和散乱造成的。对于《大武》乐章，前人主要在六章的范围内展开讨论，但通过考辨文献，且考虑到《大武》乐章的重要性，其为九章的可能性极大。
梁敏娟
中国人民大学侯金满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先秦“古〈书〉传”考征》。侯老师指出讨论先秦两汉《尚书》学，既当重视《尚书》本经，亦当重视《尚书》之“传”。《尚书大传》可视为先秦至汉初《尚书》早期说解材料之汇集，通过对其传文体式的分析，离析其中所遗存的先秦至汉初“古《书》传”，并参考传世与出土材料中先秦两汉其他各经之“传”与先秦经传诸子文献所见引《书》、论《书》材料等，可以将先秦“古《书》传”归纳为“述古之传”、“说义之传”、“训诂之传”、“序书之传”四种文献类型。
侯金满
浙江大学张林宇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尚书·金縢〉“惟尔元孙某”解谊——兼论讳礼对经书改作的影响》。张老师指出《尚书·金縢》周公祷辞有言“惟尔元孙某”，历代经师认为书“某”即周初讳君之证。为弥合周礼“卒哭乃讳”与武王未死称讳的矛盾，经师推测该篇系史官转录成王诵读之辞，但这种解释仍与“《诗》《书》不讳”原则相悖。结合《墨子》《诅楚文》等同类辞例，周公祷死必须说明施受双方身份，《鲁世家》和清华简作“元孙发”更符合原始情境。经书改字最可能发生在伏生传读之时，反映政治环境对经学阐释的深度影响。
张林宇
暨南大学李旭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顾迁的文章勾勒了楚汉旧声到魏晋琴乐传统再到南宋浙派琴学的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贯通的线索，读来令人愉悦。文章显示出的外在兴衰治乱和个体心智、《声无哀乐论》与《乐记》理论之间的张力，令人深思。杨逸的文章立足于王朝礼仪郊庙乐章，和顾老师的文章适可相互补正，研究从大的历史脉络（唐宋之变）切入，最后进入细致的音乐讨论。可以考虑在政教和个人、在朝的雅乐和在野的音乐、“乐”与“诚”之间进一步推敲义理。梁敏娟的论文十分精深，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证，问题十分复杂，却能够把握前辈学者的研究，将“诗、舞、乐”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试图破译“九”数字密码，开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侯金满对伏生《大传》文本的把握十分细腻，以此为基础做文本的离析工作，还原古书传里面的内容，其中第二条辨析尤有说服力，对学界的援引与讨论十分周到，提出了新论。张林宇的文章非常具体，梳理了经学史上的争议，详引出土文献以辨析先秦祷词之类型，很有启发性；关于《尚书》异文由何人、何时、因何而改的问题，是很“实”的研究，而阙疑之处尚可斟酌。
李旭
第七分会场
第一场由中华书局刘方老师主持，复旦大学邓秉元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尧山书院李守力老师发言题目为《论〈大象传〉与〈连山易〉的象数关系》。李老师论证《大象传》实为夏代《连山易》之遗存，并从四方面补证：一是《大有》卦《大象传》“火在天上，顺天休命”与夏代火历制度及《夏令》文本直接吻合；二是《复》卦“先王以至日闭关”为夏制而非周制（夏称“后”，周称“王”）；三是《大象传》“命”字使用频率远超《周易》古经，契合“夏道尊命”的文化传统；四是《大象传》采用自然卦名（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及自上而下的重卦体例，皆合于《连山易》特征。因此《大象传》虽经后世整理，但其核心内容与体例源于《连山易》，为研究夏代文化提供了重要窗口。
李守力
福建师范大学黄黎星老师发言题目为《论三圣作易说是真善美的统一》。黄老师重新审视了“三圣作易”说的价值，梳理了该说从《系辞传》发端，经司马迁、班固确立，至孔颖达补充修正的传承脉络，以及自欧阳修以来疑古学派的层层质疑。文章认为，评判此说不能仅凭历史考证之“真”，它更承载了伦理教化功能（“善”）和审美情感价值（“美”），体现了中华文明对圣圣相传、道统不坠的信念。即便作者归属在史实上存疑，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真善美统一的经学范式意义深远。
黄黎星
中国人民大学刘增光老师发言题目为《易简与自知：陆象山的〈易〉学哲学》。刘老师认为陆象山“易简工夫”和“易简之理”的提法，源于他对《系辞传》“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一段话的理解，并形成了独特的关于“易之三义”的心学理解。象山对《周易》复卦和颜子之学的内在关联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从“言动之微，念虑之隐”的角度说明了“小心翼翼”修身工夫的重要性，同时他通过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理解定位颜子之学的成长过程，赋予此章文本“请事斯语”以创造性意涵。象山在对《易传》“知至”的阐解中，结合四书的相关话语，建构了系统性的“知”论，区分“端绪之知”与“末识”，抑或“根本”之知与“积学”之知，在对德性与知识关系的理解中肯定了德性的优先性。总体来说，陆象山以历史为精神文化史，其《易》学哲学以融汇《周易》和《孟子》为中心，着重阐发儒家“自知”与“克己”的精神，其中蕴含了其道统论观念和历史文化意识。
刘增光
湖南大学兰甲云老师发言题目为《〈贲〉卦古礼人文思想考论》。兰老师认为《贲》卦表现出来的人文或者文质思想，是《周易》刚柔关系的总结、概括与提升。《贲》卦文质思想认为以天合者贵乎质，以人合者贵乎文。人文、文质或者文饰的核心是礼乐，即用礼乐来文饰刚柔关系。《贲》卦卦爻辞以及《彖》辞《象》辞所揭示的主旨，是通过男女婚姻古礼、上下君臣君师古礼等，来阐明文明以止人文思想的深刻内涵，并说明古礼所包含的刚柔、文质、男女、君臣等关系及其人文思想的内涵与本质。从贲卦以及《周易》古礼等人文思想看来，《周易》的易教思想体系，就是象教、礼教与道德文明教育三位一体的圣贤君子教育思想体系。
兰甲云
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老师发言题目为《从颐养之道到空言垂教——以廖平〈颐卦〉解为中心》。高老师指出传统《颐卦》诠释聚焦颐养之道，侧重养体与养德、养己与养天下等维度；爻辞“经”字亦仅被解为抽象常道，并未关联六经。廖平打破旧说，以今文经学素王微旨重构《颐卦》义理：依托《颐卦》口形之象与爻辞两处“经”字，将其与孔子作六经、空言垂教相联结，主张《颐卦》统摄《周易》、六爻配六经；进而认定六经皆孔子素王制作，否定文王作《易》旧说，把《颐卦》爻辞与孔子所作诸经匹配并分“人学”“天学”，彰显孔子以言立教、圣贤同等的思想，体现出其晚清今文经学追求经学普适性、涵摄性的解经蕲向。
高瑞杰
复旦大学邓秉元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李守力老师、黄黎星老师和兰甲云老师的文章大体是偏经学的径路，刘增光老师的文章是哲学或哲学史的进路，高瑞杰老师的文章本身是一个客观叙述，所以偏史学。《易》学研究长期面临难以达成基本共识的困境，不同学派（如象数派、义理派）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千差万别。经学思维倾向于寻找一以贯之的逻辑体系，甚至通过附会来强行贯通；而史学思维则强调客观实证，对缺乏考古或文献确证的结论持审慎态度。在研究路径上各种视角存在显著差异，但也互补共存。各位报告的老师围绕经学的文化特征、古史辨的解释效力等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刘方
邓秉元
第二场由湘潭大学张晚林老师主持，湖南大学兰甲云老师评议，共六位学者做了报告。
安徽大学周建刚老师发言题目为《方中履〈古今释疑〉的经学思想》。周老师以清初学者方中履的著作《古今释疑》为中心，探讨了明清之际桐城方氏学派的经学思想。首先介绍了方中履的家学渊源，又重点梳理了《古今释疑》前三卷中关于经学的若干核心观点。在《易》学方面，方中履主张“六经皆出于汉而《易》独完”，同时坚守邵雍的先天图说，批评当时学者信后天而不信先天的取舍态度。在《尚书》学方面，他认同宋儒的疑古传统。在《左传》学方面，他继承其父方以智的看法，力证《左传》非左丘明所作。对于《周礼》，他持怀疑态度，认为其“杂以刑名功利，不可为经”。在《诗经》学方面，通过对比《诗序》与《诗传》在国风次第和诗旨上的巨大差异，断定二者皆非子夏所作。最后指出《古今释疑》中的经学思想大多承袭自方孔炤、方以智，是研究方氏学派经学观的重要材料。
周建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达老师发言题目为《“公天下”的时空秩序：以“兴灭继绝”与“存二王后”为对比》。常老师从政治哲学角度，辨析了传统中国政治中“兴灭继绝”与“存二王后”两个概念的异同。二者都预设了新王受命的前提，其共同点在于承认天命非一家一姓所私有，因此需对前朝或先贤之后予以存续。然而二者的区别更为深刻，“兴灭继绝”的对象是诸侯国，其复兴旨在尊重始封祖的功德，体现的是垂直的君臣伦理。而“存二王后”的对象是曾拥有天下的前朝王室，体现的是对曾经受命者的横向尊重。而“国”与“天下”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公共空间，前者有界、有限，后者无外、永恒。因此，对诸侯的“兴灭继绝”在理论上可以永续，而对王室的“存二王后”则有“尊贤不过二代”的时间限制。这是因为天子之统绪关乎“继体守文”的一代之法，新王必须通过凸显自身的“大一统”来为当下天命确立正当性。同时，“一姓不再兴”的原则也断绝了前朝复辟的可能，这共同构成了“公天下”的时空秩序：空间上通三统以显天命之公，时间上大一统以定当下之尊。
常达
中国政法大学郜喆老师发言题目为《早期儒家理想人伦生活的三种面向——以〈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章为中心》。郜老师认为《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路、颜渊在侍奉孔子时，三人言说的志向，展现出他们的理想人伦生活：子路想要与朋友共用财产“弊之而无憾”，建立一个朋友乌托邦；颜渊“愿无伐善，无施劳”，希望保持个体人格独立；孔子想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乡党中施行教化、建立人伦生活。三人之志皆以儒家君子人格为基础，体现出早期儒家理想人伦生活的三种面向：子路追求外在化的君子之交；颜渊追求内在化的君子之义；孔子则追求内外兼顾的君子之教。子路与颜渊之志，又与战国墨家与《庄子》的主张联系密切，为战国儒家的分裂埋下伏笔。孔门言谈间的理想人伦生活，又与后世以《白虎通》为代表的人伦纲纪，产生了微妙的张力。
郜喆
广西省社会科学院岑贞霈老师发言题目为《〈孟子〉“王者之迹”非“王者之䢋”辨证》。岑老师指出《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之“迹”向无歧义，至清朱骏声、宋翔凤等始认为其原当作“䢋”而方别立一义。自顾易生、蒋凡、杨伯峻先生继之后，作“䢋”说不仅大为盛行，且已对数千年来维持稳定的《孟子》文本形成冲击。然清人此说在版本依据、文字形态等四个最具决定性的层面实均无法自持。“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一语没有问题，“迹”断非“‘䢋’之误字”。或因作“䢋”与《诗》学、上古史关注的采诗制度等论题具有某种契合，导致本应完全由《孟》学研究主导的作“䢋”说，却为更强势的《诗》学及史学研究所引领、评价，最终造成了此说长期未得到科学审视与辩证的机会。
岑贞霈
清华大学蔡广进老师发言题目为《蓄养、空间与正当性问题——早期中国思想中的“牧民”隐喻及其政治内涵》。蔡老师指出“牧”作为技艺源于先民饲养、管理牲畜的生活经验，在早期中国思想中被挪用为理解政治治理的经验模型。“牧民”隐喻的核心喻义是“畜养”。其内含的“生民”理念意味着保障民的生存权利是牧者的天职。无论是儒家“先利之”的强调，还是道家对“全民之性”的关注，基于“生民”的核心诉求皆隐含了责任伦理的向度。“牧”通过土地得民，其经验原型是定牧（圈养）而非游牧，具体包含编户齐民和分配资源两种不同的治理技术。牧民隐喻尽管具有明显的实用理性或经济理性的思维特征：作为牧民者治理对象的“民”成为国家理性汲取力量中的一环。但同时也蕴含着成就生民性命之情的维度。
蔡广进
清华大学施薇老师发言题目为《诠释学领域下的〈论语〉注疏传统——以梅约翰〈传者与述者〉为中心》。施老师指出《论语》的历代注疏研究，是经学史与儒学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但在海外汉学界却常常被忽略。澳大利亚汉学家梅约翰在其著作《述者与作者：中国的注疏家与〈论语〉诠释》中，选取了横跨十六个世纪的四部《论语》注本，将其置于西方诠释学的视野下做了历时性分析，意在挑战“注疏非哲学”的既有先见。梅氏认为，注疏传统是古代中国哲学的表达形态和历史传承载体，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对《论语》的解读需借助注疏，并超越历史意义（historical meaning）与经义意义（scriptural meaning）的二分，从而形成一种更具整体性与批判性的诠释方法。梅氏对《论语》注疏的研究，为重新认识注疏的哲学属性提供了新的实践。
施薇
湖南大学兰甲云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周建刚老师实际上介绍了桐城方氏学派的《易》学成就，其中方以智《易余》一书，融象数、佛学等于一体，而方氏四世传《易》又充分显示出方氏学派的内在特征。常达老师通过辨析“国”与“天下”两种公共空间，梳理了“兴灭继绝”与“存二王之后”的异同，但其中所言“公天下”与“家天下”时代是否有不同，可能还需要分梳。郜喆老师呈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三种人伦生活，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而孔子“吾与点也”的思想与《公冶长》章所言的联系与张力，也值得挖掘。岑贞霈老师辨析了《孟子》文本中“迹”“䢋”二字的嬗变过程，指出现代版本中的部分失误，有助于经典的当代传播。蔡广进老师以“牧民”为中心，凸显这一隐喻在实用、经济理性之外，还蕴涵了成就性命之情的政治理想，辨析精微。施薇老师介绍了海外学者梅约翰的《论语》研究，对理解传统经学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张晚林
第三场由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常达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湖南大学许超杰、许绍林老师发言题目为《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辑佚“郑注”研究：以曹元弼对〈群书治要〉之取舍为中心》。许老师探讨了曹元弼辑佚《孝经郑注》时对《群书治要》的复杂取舍。曹元弼以严可均辑本为底本，但判定《治要》所载郑注为“伪注”而悉数删除，导致文义残缺。为弥补此困境，他不得不“暗用”《治要》义理来增补郑注，同时隐藏利用痕迹。文章揭示曹氏真正排斥《治要》的是与其经学体系冲突的部分，特别是“君臣非由天性，但义合耳”的注解，与曹元弼坚守君臣伦理同为天性的“人伦世界”构想有根本冲突。曹元弼辑佚郑注并非简单的文献复原，而是借郑注之“名”行重建礼教人伦之“实”，其学术工作是其时代关怀的投射。
许绍林
安徽大学覃力维老师发言题目为《金榜的郑学辑佚》。覃老师考察了皖派学者金榜在郑学辑佚方面的贡献。金榜虽无系统辑佚著作，但积极参与了郑学辑佚的学术互动。他将自己收藏并“考订处甚多”的山西本《驳五经异义》等书借予丁杰抄录，成为丁、卢二人整合郑学佚著的重要基础。金榜还对孔广林《北海经学七录》中的《郑志》部分详细批校，又经过录流传，最终影响了孔广林辑本的最终定型。金榜在与苏杭学者的互动中，展现了皖派学者不同于刻板印象的一面，其批校成果为清代郑学辑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覃力维
浙江大学陆骏元老师发言题目为《刘寿曾续撰〈左传旧注疏证〉之成稿研探》。陆老师指出上海图书馆藏仪征刘氏《左疏》原稿、副稿各七册，揭示了仪征刘氏相继撰修新疏的立体过程，两稿上的眉批、签注、增删与改动，反映了刘寿曾续纂卷二后《疏》文阶段的复杂过程。在恭甫的主导下，系统化了《疏证》的经解体系。光绪初，在刘恭冕建议下，刘寿曾至少已誊清隐、桓二公本疏，以便同步分卷修订。师友往复的修订意见，仍集中在“旧注”的离析与应用等实务操作之上。在同撰新疏的刘恭冕、孙诒让等互通声气、研讨问学、相互砥砺下，寿曾加快撰疏进度至襄五年。新疏学者相互劝勉切磋，造就了最后一波的著述动力。及恭甫遽逝，首要之务在于誊录剩余副稿以便继纂。
陆骏元
浙江大学卢海燕老师发言题目为《高邮王氏父子〈大戴礼记〉校勘缘起及价值考论》。卢老师系统论述了王氏父子校勘《大戴礼记》的背景与价值。王念孙受戴震影响，在朱筠幕府中与汪中、章学诚等同校，并与卢文弨、陈观楼切磋，其子王引之亦受陈观楼指教，共同完成222则札记。其校勘价值有三：一是恢复周秦故书原貌，如考定“计辞令”的“计”为“汁”字之误；二是在乾嘉普遍视《孔子家语》为伪书的时代，独具慧眼大量引用《家语》为内证；三是善用古音学发明新义，如根据“职、緝二部古或相通”解决韵读问题。文章也指出个别失当之处，但总体而言王氏校勘奠定了《大戴礼记》文本整理的坚实基础。
卢海燕
南京师范大学谭梨芳老师发言题目为《王国维批校正德本〈唐六典〉考述——兼及正德本〈唐六典〉的刊刻与流传》。谭老师考证了王国维两次批校正德本《唐六典》的始末与价值。王氏1910年得正德本，1911年首次以近卫家校勘，1921年又以残宋本校卷三、卷二八、卷二九，补足脱叶数百字。王校1464条分为三类：迻录并按断近卫校、批注近卫本与正德本异文、提出个人新见。其校勘成果提升了正德本文献价值。文章还利用王校及相关著述探讨正德本刊刻细节：虽序于正德十年，实际始刊于正德八年，由浙江按察使委托苏州刻工完成，反映了明中期苏州刻书中心的地位。从藏家地域看，其刊刻地与流传地高度一致，该本成为明清诸本《唐六典》的共同祖本。
谭梨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达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许超杰、许绍林老师的文章实际上揭示了曹元弼立场先行的判断标准，反映了其与传统汉学非常不同的面向。覃力维老师以金榜为起点，较为完整串联了乾嘉时期的郑学辑佚网络，对理解皖派学术风格的整体性和多样性具有启发意义。陆骏元老师完整呈现了仪征刘氏家族《左传旧注疏证》的撰修过程，凸显了经义诠释的深刻内涵，展现了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卢海燕老师凸显了王氏父子校勘的方法论意义，但不同领域的学者如何认识校勘后的文本，仍值得深入思考。谭梨芳老师展现了王国维校勘《唐六典》的过程与细节，但其学术史意义，还需进一步与王氏的学思历程相结合。常老师评议结束以后，各位报告老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
陈绪波
常达
最后，南京师范大学王锷老师、浙江大学虞万里老师与本场各位报告的老师，就辑佚、校勘、版本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指导，并提出了期待。
第八分会场
第一场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勤勤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李若晖老师评议，共有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周勤勤
台湾成功大学林素娟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体物正己”与“以情絜情”：絜矩之道诠解》。林老师梳理了《大学》文本中的“絜矩”概念及其与恕道的密切关系。她指出，明清学者反思宋明理学、心学流弊，将“絜矩”从朱子、阳明的“公心”“良知”之解，转向戴震“以情絜情”之说，强调分理、血气情意在伦理实践中的意义。戴震在具体伦理情境中“反躬自身”“思身受之情”，使道德实践不离情欲血氣之感通，由此所得之理并非虛玄之理，而是在以情絜情中感受的千差万别的“分理”。明清学者对“絜矩”的理解强调“体物正己”，重视物在修养中的积极意义，以及恕道的反身性特质，体现了对宋明理学体用论的修正，以及回应时代伦理课题的努力。
林素娟
湘潭大学张晚林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再论〈性自命出〉的人性论问题》。张老师针对学界多从发生学角度将《性自命出》解为自然人性论的通行看法提出反驳。他指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并非机械力学的生成关系，而是天与人的通达关系。人作为上天所造就的理性存在者，其理性自身就有好善恶恶的能力，且把好善恶恶作为天之诫命加以倾听。张老师借助康德哲学中“理性的好恶”概念，论证《性自命出》中的“好恶”并非感性之好恶，而是性分自身之好恶，即至善之性。他认为，《性自命出》并非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而是彻底的性善论，且蕴含着通过“思”倾听天命而通达宗教的维度。
张晚林
安徽大学盛险峰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对应统一：由“和”义看中国哲学的发生》。盛老师从“和”字的语义与语用出发，探讨上古中国人的世界观与认识论。他梳理了天道之和、物理之和、人情之和三个层面，指出“和”的含义表明事物双方具有对应性特征，而非对立性。通过对“和合”“和同”“中和”等联用词的分析，盛老师提出中国上古时期人们的思维形式是“对应统一”，区别于西方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对应统一观以“生”为核心，强调对应双方的互动与和合，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最后他介绍说安徽大学一辈辈学者薪火相传，一直有和合研究的传统。
盛险峰
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早期儒家人鬼祭祀的仪式结构与观念逻辑》。陈老师从整体视角考察了早期儒家人鬼祭祀的仪式结构与观念逻辑。他指出，祭祀体系的逻辑起点是“魂—魄”二元生命观，人死后“魂”升为“神”、“魄”降为“鬼”，完成从自然生命描述向神圣伦理符号的转化。“尸”作为祖先神灵的化身提供感性临在，“祝”作为人神沟通的媒介确保仪式语言的规范性。祭祀的核心行为“馈食”直接模仿子孙日常奉养父母的礼仪，体现孝道从“能养”到“能敬”的终身延续。最终，早期儒家通过祭祀将“人道”与“鬼神之道”贯通为一，淡化鬼神存在论，强化伦理教化和家族认同，实现“神道设教”的文化功能。
陈绪波
中国人民大学宫志翀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报本反始，不忘所生——〈孟子〉“一本”“二本”辨义》。宫老师对《孟子·滕文公上》“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一句进行了重新解读。他指出，通常将“一本”“二本”理解为名词“一个本原”“两个本原”的解释存在困难，并结合“使役式”语法结构提出“一本”应为动宾结构。文章梳理了孟子和夷之对话的说理逻辑，指出孟子通过“葬亲故事”启发夷之本心，正视其不忍薄葬背后的父子之伦。结合《礼记》丧祭之礼“报本反始”“不忘所生”的观念，宫老师认为“一本”之“一”的动词含义是专一、贯注，“一本”指“专注于自身所从来”，而“二本”指“支离于自身所从来”。
宫志翀
中国人民大学李若晖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林素娟老师细致梳理了从郑玄到郭嵩焘的经学演变脉络，并对“譬喻”“恒常”等关键概念做出富有哲学深度的新解，展现了古典思想与现代性的深层可通约性；张晚林老师敏锐揭示孟子性善论在哲学思维上的突破性尝试，并深刻辨析了性与天道关联中的可能而非必然问题，为理解中国思想的经验性限域提供了重要反思；盛险峰老师通过对先秦“和”字三重义涵的细致梳理，生动呈现了早期智慧向现代“对应统一”思想的创造性转换；陈绪波老师深刻阐释了祭祀中“敬”的根本意义，揭示了小我融入祖先谱系而达至真实生存的思想机制；宫志翀老师准确捕捉了“贰”字在两歧、背离义上的经典用例，并强调早期注释作为思想史史料的重要价值，为传统解释的生成机制研究提供了有益提示。
李若晖
第二场报告的主持人是福建师范大学黄黎星老师，由武汉大学范云飞老师评议，共五位老师进行报告。
黄黎星
中国人民大学李若晖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古典思想的哲学言说——〈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的内在逻辑脉络》。李老师通过对《诸子略序》的严密文本分析，发掘其中蕴藏的逻辑建构。他指出，序文内蕴三种类型的经子关系。其一是诸子背离经学的历史境遇：君主以恐惧为统治原则、以任意为统治方式，诸子被迫“取合诸侯”。其二是经子关系之理想形态：六经为道之整全，诸子作为“股肱之材”充当道物之中介，经子之间形成“异位互补”的逻辑结构。其三是经子相济之现实策略：值道术缺废之际，经子互为“同位互补”，舍短取长，卒以“通万方之略”。李老师借此示范了重建中国哲学的有效方法，阐明古典文本本具自觉之逻辑结构。
李若晖
黄山学院潘定武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中国学术编年·两汉卷〉经学拾零》。潘老师对《中国学术编年·两汉卷》中有关经学内容的疑误进行了梳理与辨析。他摘出该书两汉卷中二十余处问题，包括引文断句标点讹误、人名误写、史实考订失当、引文脱漏讹误等。潘老师逐一考辨，指出《编年·两汉卷》对大小毛公生卒年的推定缺乏依据且不可凭信，刘德生年推算亦存在明显错误，并据《后汉书》校订了郑兴、郑众父子事迹的混淆，为学界正确使用该著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潘定武
安徽大学杨青华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文学”词义考源》。杨老师考辨了“文学”一词的原初含义及其历史流变。他指出，先秦时期“文学”是与“法令”“刑政”相对举的概念，指主张效法先圣先王、以实现王道仁义政治为目标的学说，其事与义载于《诗》《书》，是先秦儒家与墨家的共同主张。汉代经学独尊之后，“文学”的载体扩展为五经十四门博士的儒家经说，其内涵逐渐指代学习儒家经典或学说之人。魏晋以后其外延逐渐扩大，但未完全脱离原初义旨。五四以来经学瓦解，“文学”才完全脱离传统语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艺术。杨老师指出，澄清该词原初含义有助于理解秦汉之后学者多将孔门经典的传授归于“子夏”的原因。
杨青华
中山大学黄琳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皇侃〈论语义疏〉引礼考论》。黄老师从皇侃《论语义疏》援引三礼文献的现象出发，研究其通过引用礼书所做的思想建构。她指出，皇侃引礼有三种方式：考证礼事、解释字词；扩充《论语》原文语境；潜在地与旧注展开学术对话、彰显儒家本位。更值得注意的是，皇侃将“礼”作为核心阐释话语，以之作为评价言行的标准，甚至以此重构章节的阐释。这种注释方式是在东晋以降礼玄双修背景下对引礼注释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更深刻呼应了梁代复兴古礼的学术转向，与魏晋以来对《论语》的玄学化阐释传统展开细密对话，体现了皇侃进行儒家思想建构的努力。
黄琳
安徽大学刘智禹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诡道入经：曹操注〈孙子〉的经学转圜》。刘老师从字词训释、儒学内涵、实操转向、文献征引四个维度分析了曹操《孙子兵法注》的经学底色。他指出，曹操承袭汉儒训诂、名物考据范式，偏重量化军事要素、拆解战术动作，将兵法转化为可落地的战场准则；同时吸纳儒家圣王治理思想，依托汉代经权之辩为兵家“诡道”完成合法性建构，实现兵学与经学的思想融合。此外，刘老师辨析了曹操对《谋攻篇》“伐交”的独特解读，指出其特指两军临阵对垒、兵锋将合未合的战时阶段，梳理出“伐谋—伐交—伐兵—攻城”逐层递进的战场时序逻辑，还原了《孙子兵法》相关文本的本义。
刘智禹
武汉大学范云飞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李若晖老师倡导回归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思路，为经学重建中的方法反思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参照；潘定武老师对大型丛书编纂弊病的揭示，在文献核查方法层面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杨青华老师考辨“文学”词义的工作廓清了若干概念演变脉络，尤其是对儒墨同提“文学”现象的留意，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先秦学术话语的复杂性；黄琳老师论证过程详密、材料搜集充分，对皇侃《论语义疏》的扎实解读可为此后研究奠定文献基础，若进一步剥离出黄侃的个性特征，讨论将更为立体；刘智禹老师以经注之法治兵的切入点有一定新意，对汉人兵刑一体论述传统的留意，也拓展了《孙子》研究在经学关联层面的观察视角。
范云飞
第三场会议由中华书局刘方老师主持，扬州大学柳宏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刘方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张元硕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崔汉绮的〈通经〉：一以贯之——十九世纪朝鲜儒家经典的主题性重编》。张老师介绍了2024年新发现的崔汉绮遗著《通经》。该书以十三经为范围，依主题重新编组，分为学部、事物部、仪节部，以“一”为贯穿全部的哲学原理。崔汉绮修正朱熹“理”的概念，提出“理之流行”，视理为过程性实在的内在流动，而非超越主宰。同时确立经典的“开放性”立场，视经典为可信而非绝对、永待更新之天道表达。张老师将其置于东亚经学改革传统中比较，指出崔汉绮的工作较康有为、章炳麟早约半个世纪，具有先驱意义。
张元硕
日本埼玉大学西山尚志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明治时期日本学界对子思及〈中庸〉在思想史上的定位——在史料批判与价值之间》。西山老师考察了明治以后日本学界对子思与《中庸》的叙述。他指出，明治初期多沿袭朱熹“子思作《中庸》”之说；甲午前后冈松瓮谷始提疑义；1900年前后，远藤隆吉、中山久四郎等系统质疑子思生平与著作；1905年山路爱山更基于史料批判，将《中庸》定位为孟子以后调和老庄与儒家的作品，并公开批评蟹江义丸等缺乏批判意识。但此后，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等东京大学学者多回归通说，彻底批判未成主流，或与明治末期“汉学复兴”热潮及大逆事件前后的思想状况有关。
西山尚志
扬州大学柳宏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湛若水〈大科训规〉之〈论语〉意蕴探析》。柳老师以湛若水正德十二年创建大科书院时制定的《大科训规》为研究对象，该规由序、叙规、训规图、大科书堂训四部分组成。序言中湛若水“无言”“欲言”“不得不言”的言说过程与孔子言语观一脉相承；《叙规》围绕“随处体认天理”展开，根植《论语》“志道据德”“下学上达”等义理；《训规图》以“敬义”与“肆利”两途分判君子小人，将义利之辨化为日常实践；《大科书堂训》六十条细则涵盖立志、用功、读书、静坐、礼仪等，几乎每条皆与《论语》关联。柳老师认为，《大科训规》是心学理念转化为书院规约的典型，展现了明代《论语》传播与书院结合的独特生态。
柳宏
扬州大学陈士银老师报告的题目为《阳明学视域下明代女性角色的拓展》。陈老师着眼阳明学与妇女史的接榫，分析其对女性角色拓展的影响。他指出，阳明学肯定情欲，夫妇论趋向平等；“满街圣人论”打破成圣的性别壁垒，推动女性参与社会分工，并通过服饰趋新、冶游等方式共享发展成果，萌动主体意识。泰州学派王艮、罗汝芳等推广“愚妇织妇与知能行”及“女子也堪求道”之说，李贄更直言“谓见有男女岂可乎”，反对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但明末清初，随阳明学衰落与社会动荡，拓展的女性角色再度收縮，退回程朱理学的幽闭空间。
陈士银
山东大学赵熙正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季本〈大学私存〉与〈中庸私存〉的经学体系研究》。赵老师以季本《四书私存》中的二书为核心，梳理其经学特征。季本作为阳明直传弟子，批判左派放任欲望，提出“龙惕说”，以警惕主变化取代静观镜喻。《大学私存》以七章重构，遵循阳明“诚意”宗旨，提出“知止—诚意—毋自欺—谨独—格物”的工夫脉络，并以“诚”贯通《学》《庸》。《中庸私存》批判朱注割裂文本，主张从“天命—性—道—教”一体把握“微之显”的中庸观，以“谨独”统摄未发已发。季本通过经注既修正朱学又规训左派，为阳明学经学研究开辟新路径。
赵熙正
扬州大学柳宏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四位学者的报告视角多元、材料翔实，展现了经学与东亚儒学研究的丰富面向。具体而言：张元硕老师对韩国崔汉绮《通经》的发掘，为东亚儒学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典型案例；西山尚志老师对子思及《中庸》在日本明治时期的接受史的梳理，史料扎实、分期清晰，有力推进了对日本汉学学术转型的理解；陈士银老师从阳明学视域审视明代女性地位，视角新颖、论证充分，拓展了礼教与心学关系的研究空间；赵熙正老师对季本《大学私存》《中庸私存》文本的细读与比较，功底深厚，为四书学诠释提供了有益补充。
第九分会场
第一场会议由安徽大学杨逸老师主持，天津师范大学张舒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中山大学陈畅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经典、秩序与本心之发明——陆象山“回向三代之治”的经学义理及其存有论重构》。陈老师围绕陆象山心学展开，象山反对以抽象“天理”为中介的形上学路径，倡导回归“唐虞三代实学”，强调本心与日常生活的直接贯通。象山心学通过“发明本心”，去除利欲遮蔽，使个体在切近的社会政治实践中实现与生命本真的同频共振，从而完成面向文明与存在本身的存有论重构；以“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等命题，消解了主客二分的认知框架，将经典与历史视为本心自然流出的“痕迹”，强调在变动不居的生活实场中确立道德与政治秩序的根据。此心学进路不仅拓展了儒家主体性哲学的内涵，亦为理解个体自由与文明秩序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思想资源。
陈畅
重庆大学邝其立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从朱子新诠反观原儒特质》，邝老师通过分析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对经义的诠释性偏离，探讨了理学新诠如何反衬出原初儒学的经典边界与本质特征。他指出，朱子别解经义呈现三重路径，继而指出，理学诠释方案的实质，是以“学圣做贤”的眼光极力从经文中析出内圣经验，其扭转了内圣与外王之主次关系，由此恰能反衬出原初儒学以政教为本位的实践品格。
邝其立
陕西师范大学闫雷雷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逸民与宾师之间——朱子的隐逸旨趣与淑世情怀》。闫老师围绕朱子的出处问题展开，旨在澄清朱子辞官多、居官少所引发的隐逸印象，揭示其背后深层的淑世情怀。朱子在出处理念上远宗孔孟、近法伊川，孔子“无可无不可”而为历代宾师，孟子以诸侯宾师自处而进退裕如，伊川由逸民征召为经筵、为师不为宾以复三代师臣之位。朱子融贯此三重传统，认为隐居求志是本分，自明己德即内具王天下规模；行义达道则有待外势与度德量力，极致即圣人卷舒自然、教行万世。由此得出孔子之后儒者的安身之所即在逸民与宾师之间，于隐逸自守中始终不废对家国天下的深切关怀的结论。
闫雷雷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安鹏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仲尼道古——张载思想中的圣人制法与变法主张》。安老师探讨了张载关于圣人制法与变法主张的核心思想，指出张载认为典籍溯源至伏羲神农，而尤以尧舜为盛世，此乃孔子“道古”的结果；孔子损益三代之法、制作六经，其法成为宋代最为切近的圣人制法，在无新圣问世之前，应以此为准绳与变法依据，舍此皆为苟且。张载批判宋廷变法仅在秦法基础上调适，导致道学与政术二分，认为真正的变法应以渐复三代为目标。安老师揭示了张载思想中“复古”与“变法”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其对北宋政治现实的道学回应。
安鹏
首都师范大学黄永其报告的题目是《“贤于尧舜”：论程朱理学道统叙事中的孔子形象》。黄老师探讨了程朱理学道统叙事中孔子与二帝三王之间的张力，指出程朱在诠释孟子“孔子贤于尧舜”说时呈现出两种理解路径：其一认为孔子圣性与尧舜无二，但事功贤于尧舜，因其系统总结三代文明传统而流传万世；其二则更进一步，主张孔子不仅在事功上、更在圣性层面便贤于二帝三王，认为孔子之性即天地之理、孔子之心即天地之心，其凭借至圣之性不仅总结礼乐、开创道学，更创制了百王不易之法，从而突破了三代圣王所受的历史局限。黄老师还指出，基于程朱理学的气质学说，可对此至圣地位进行人性论的说明。
黄永其
天津师范大学张舒老师在评议中围绕五位论文作者提出若干商榷。关于陈老师的论文，张老师肯定其触及“回向三代”在北宋为多家共享资源，建议在南宋三足鼎立格局中进一步呈现该主题的多元差异；就圣凡之辨，他质疑“此心此理同”未必等同于凡心即圣心，并希望阐发“四海”的礼乐意涵；同时追问汉宋经学中“三代之治”的定位差异及理学是否构成经学“异化”的深层问题。针对邝老师的论文，张老师指出朱熹“孔颜之乐”与汉儒传统差异显著，理学似有严苛化倾向，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对儒学的“异化”，而钱穆“理学包孕经学而再生”之说提示二者脉络殊异，期待作者进一步辨析。关于闫老师的论文，张老师提出三点：其一，大量援引《四书章句集注》诠解孔子，呈现“朱子化的孔子”，建议补充汉宋经学对孔子理解的根本差异；其二，纵向脉络（孔子—孟子—朱子）之外，佛道横向影响尚有充实空间；其三，由明清“君师合一”引出现实困厄，即“用之不能行、舍之没法藏”，追问作者的延伸思考。对于安老师的论文，张老师指出张载心性之学与三代之治的深层勾连不够分明；其气论至颜李学派对理学的批评，此脉络梳理可更充分；张载气质“更接近汉人”，呈现政治学面相多于哲学面相，核心问题在于心性与三代、气论与心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如何安顿。关于黄老师的论文，张老师认同论文主旨，但提出两处商榷，“天地之心”与“圣人之心”是否完全同构，朱子曾言二者非同一层次；论文以尧舜与夫子圣性同构，或隐含阳明心学脉络，由“精金”喻圣引出“尧舜贤于孔子”乃至“君师合一”之论，期待作者进一步勾连朱子同构论与阳明等差论的思想脉络。
第二场会议由重庆大学冯茜老师主持，中山大学陈畅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暨南大学李旭、陈薇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河南程氏遗书〉引经考叙》。二位老师以《河南程氏遗书》为中心，考察二程“经学—道论”的基本结构。李老师指出，二程认为汉唐经学“宗经→征圣→原道”的进路因圣学传授谱系断裂而阻滞，学者若不经由“默识”“自得”则无以贯通经与道。程子以《中庸》“性—道—教”为主干，上达《易》《诗》《书》之天道观，下接《孟子》知言养气论，以“敬义夹持”为下学工夫，以“天理”为自家体贴，重建儒家道论。程子治经尤重《论》《孟》《大学》《中庸》为入道门庭，并通过“立诚”“自得”使经学之义理与生命实践相贯通。此一理路深刻影响了宋代道学的经学形态与思想取向。
李旭
上海师范大学孙逸超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朱子的〈礼记〉诠释与祠堂宗法的建构》。孙老师探讨了朱子如何在《政和五礼新仪》废弃宗法原则、低级官僚无立庙之制的背景下，借助《礼记》诠释建构新的祠堂宗法体系。朱子建立的祠堂制度适用于所有士庶，以祭祀而非政治经济维系宗法。面对宋代封爵不世袭所带来的大宗、小宗、庶子三层问题，朱子将大宗始祖从封爵之始转为家族官僚身份与迁徙记忆，并以神主、牌子之别区分宗子与庶子。孙老师揭示了朱子通过经典诠释回应社会变革的礼学实践。
孙逸超
福建师范大学吴瑞荻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孟子〉“牛山之木”章〈集注〉〈语类〉对读札记》。吴老师通过比勘《孟子集注》与《朱子语类》关于“牛山之木”章的诠释差异，探讨《孟子集注》是否可视为朱子晚年定本的问题。吴老师通过梳理《集注》《语类》中的相关语料，发现朱子对“息”之义涵、“夜气”是否可言存养、气之清明与操存工夫之关系等问题的理解，在绍熙三年（1193）前后发生了明显变化，晚年诸多见解与今本《集注》已有不同。吴老师提出，《孟子集注》未必能完全代表朱子晚年定论，全面比勘《集注》与《语类》或可为定本问题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吴瑞荻
安徽大学任梦茹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道问学”视域下的许谦名物典制之学——为许谦学术“流于章句训诂”的辩说》。任老师指出，学界以往基于全祖望评价将许谦学术定为“流于章句训诂”实属表层观察。许谦的名物典制考据并非单纯的技术性工作，而是其践行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新路径，通过重视“分殊”以求“一理”，将“道问学”作为达至“尊德性”的具体实践。在方法论上，许谦考据名物旨在“假物寓意”，聚焦典制意在“即器明道”，其深层诉求仍是义理阐释。全祖望的评价则折射出特定学术立场的价值取向，不宜作为定论。
任梦茹
西南财经大学苏正道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孙奇逢“知行合一”哲学的礼学基础与实践路径》。苏老师探讨了孙奇逢礼学实践与其“知行合一”哲学的内在关联。孙奇逢兼具哲学家与礼学家双重身份，其礼著、礼行与人生历程及哲学体系密切相关，展现出“由理到礼”的学术逻辑与以实行补苴空议的实践取向。孙氏重视理学谱系，在家礼实践中强调宗祠的重要性，使礼学成为学术表达的现实延伸。苏老师同时指出，孙奇逢并非清初返复古礼研究的第一人，清代《仪礼》研究的复兴需从更广阔的社会与学术背景中加以理解。
苏正道
中山大学陈畅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李老师的文章对唐宋思想演变机制梳理极具价值，文中礼道观、教道观演进线索清晰，论文以“真正人道的进入”概括汉唐精神，精准区分汉唐经学与北宋理学的思考路径，细化理学思想史脉络，具备重要学术价值。孙老师的论文完整系统考察朱子礼法、宗法建构，紧扣宋代平民化社会转型背景，可与科大卫华南宗族研究形成互证，朱子理学通过宗族建设，将华南民间纳入王朝治理体系。吴老师的论文研究细致，提醒学界引用朱子文献必须比对不同版本文本差异，弥补哲学系学者缺乏文献校勘训练的短板。陈老师提出可待商榷的一点。任老师的论文文献材料丰富、考证严谨，厘清学术脉络。陈老师指出可待改进的一点，即可将其与浙东经学观进行对比，增加维度。苏老师将孙奇逢置于清初社会秩序重建语境解读，突破以往仅依靠《明儒学案》简略认知的局限，提供全新研究视角。陈老师建议苏老师结合孙奇逢原始文献，回应、修正或反驳黄宗羲的批评，深化对孙奇逢思想局限性与价值的分析。
第三场会议由孔子研究院武良成老师主持，安徽大学杨哲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大成国学基金会凌友诗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在当代学术体系重建经学独立地位——方向、路径与意义》。凌老师指出，在“第二个结合”与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重建经学独立地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她建议分两步走：先在文科基础较好的大学设置经学专业二级学科，待试点成功后推动其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并建立拔尖人才培养机制。凌老师强调，《十三经》是中华文化主干与价值源头，当前被文史哲肢解的现状亟待改变。恢复经学不仅关乎文化自信与学术主体性，更是落实立德树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对国际挑战的战略需求。她呼吁以国家意志推动经学复兴，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凌友诗
婺源县教育体育局王文生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婺源理学名儒潘继善诗文辑考》。王老师指出，潘继善是清代徽州朱子学传承的关键人物，与江永切磋论学，曾主笔乾隆《婺源县志》，有三种著述入选《四库全书存目》，惜已佚失。王老师从谱牒中新辑得其诗文十数篇，涵盖咏怀古迹、人物传记、祠堂记等，这些文献揭示其“主敬存诚”的理学思想与经史考证的实学路径，展现了朱子学在徽州的民间实践形态。王老师强调，潘继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皖派朴学形成过程的理解，充实徽学基础资料，为清代学术史研究提供新线索。
王文生
绩溪县徽学研究会方静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朱熹在绩溪的足迹考实》。方老师通过文献考据，系统梳理了朱熹与绩溪的历史关联，据《朱子年谱》及《汪氏宗谱》，朱熹因探望姑婆祝氏及表舅汪三锡，于南宋淳熙三年（1176）第二次返徽期间赴绩溪讲学，为云庄书堂题“一坞白云”墨迹，并与当地葛氏、汪氏家族有密切往来。方老师据《泉塘葛氏宗谱》所载朱熹庆元谱序及唐天佑《诰敕》，考证出朱熹所题“华阳始令”的历史背景，厘清了葛晋“主簿兼行令事”的史实。朱子思想通过书院讲学、家族谱牒、《家礼》实践及商帮伦理等途径，深刻形塑了绩溪的学术传统与民风民俗，为徽州社会提供了持续的精神资源，其影响绵延至近代“礼学三胡”及胡适等学者。
方静
绩溪县徽学研究会邵安健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绩溪“礼学三胡”文化遗存考》。邵老师系统考证了清代绩溪“礼学三胡”的家族源流与现存文化遗存。金紫胡氏自宋胡舜陟奠基门风，世代治经，至乾嘉时期成就“礼学世家”之誉。邵老师详细梳理了胡振铭支祠“亶然堂”、旌表和睦的“孝友之门”木牌坊、“礼学三胡”之源“州牧第”、胡匡衷旧居“槐荫坊”以及金紫胡氏宗祠与胡培翚宅等遗存的沿革、现状及关联人物，并辑录了县内所藏相关文献。邵老师建议遵循文物保护方针，原址复建孝友之门牌坊，保护利用三胡故居，复建宗祠并建设三胡文化园与经学研究基地，以期系统发掘这一珍贵文化资源，为地方文化繁荣与城市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邵安健
安徽大学杨哲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凌老师的文章主要探讨了在中国当代学科体系下如何重建经学学科的独立地位，概述了中国传统经学的要义，以及加强经学研究的当代意义和途径。文章提出要加强经学专业人才建设，践行传统经学通经致用、经世济民的宗旨。我们或许需要进一步思考，经学专业建设与人才出路相匹配的问题。王老师的论文是对清代徽州儒者潘继善文献的系统辑佚与考订。文章不仅梳理了潘继善的家学渊源与师承脉络，而且对潘继善的生平、学术交游及其著述情况进行了综合考察，并重点辑录其散见于地方谱牒中的诗歌、序文、传记、像赞等佚文，对相关作品的来源、写作背景、文献价值逐一加以考证。方老师的论文是这次会议中为数不多的与绩溪相关的。文章以朱熹与绩溪的历史渊源为考察对象，通过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试图说明朱熹两次回徽州省亲在绩溪的行迹及其对当地文化的影响。论文文献考证扎实，论述详细。邵老师的文章也是关注绩溪地方文化，对绩溪三胡的历史文化遗迹做了详细的走访调查。邵老师以实地勘察为基础，结合族谱文献与耆老口述，对绩溪城区金紫胡氏相关建筑遗存进行了迄今最为系统的记录，为后续保护工作提供了翔实的基础资料。
闭幕式
6月28日，大会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主题报告由武汉大学杨华教授主持。
山东师范大学丁鼎教授报告了《“务广而疏”：梁启超经学疏误举隅——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讨论中心》。丁教授指出，梁启超虽在近代学术转型中居功至伟，但治学“务广而疏”，长于宏观建构而短于文献考证。报告详考并纠正了梁氏在书中的五处学术疏误：武断清代无《礼记》全经笺注、臆断毛奇龄与李塨的师生关系、误考顾祖禹的生卒年与著述、漏计前代《朱子年谱》数量、误判王懋竑仅有一部著作。发言强调，此举非为苛责前贤，而是意在矫正学界盲从惯性，重申宏观学术立论必须扎根于扎实的文献考据之上。
京都大学池田恭哉教授报告了《经学与书籍——以南北朝时期为例》。池田教授指出，以往的北朝经学研究多重学说而轻书籍，实则我们可以转从“书籍史”视角考察北朝学术传承环境。北朝私家藏书规模虽有万卷特例，但名儒藏书多在千卷左右。当时书籍流通已具市场规模与极高价值，贫寒学子多须依附藏书家借阅。特定版本也在学术融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永嘉旧本”与“晋宋古本”因具古老正统性，成为隋唐之际化解南北经学分歧、促成学术大一统的重要物质媒介。
同济大学曾亦教授报告了《论朱熹的昭穆思想及其礼学贡献》。曾教授指出，自东汉以降，“同堂异室”取代“单独立庙”成为宗庙定制，但这一制度在面对兄弟相及等复杂的皇权交接时，频频引发“昭穆”秩序的礼学难题。报告梳理了从晋至宋历代礼家关于“兄弟同/异昭穆”以及“太祖太宗同/异世”的争论，着重强调了朱熹的礼学贡献：朱熹主张“昭常为昭，穆常为穆”，从礼意层面深刻批判了“同堂异室”之弊，并系统构想了“都宫别庙”的复古蓝图。发言最后指出，尽管朱熹的理论深刻影响了后世，但受限于成本与空间，明代“都宫别庙”的短暂实践最终归于失败，昭示了礼学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
台湾政治大学车行健教授报告了《〈诗经〉“诗人之思”杂识三则：〈伯兮〉、〈伐檀〉、〈采薇〉》。历代学者对《诗经》的诠释常折射出其自身的政治情怀，呈现出“反身性”的赏读特征。报告剖析了三首名篇：借《伯兮》探讨宋儒范祖禹的“恤民慎兵”论，指其将思妇闺怨升华为对战争残酷性的严肃批判；分析朱熹对《伐檀》的异解，揭示朱子摒弃“刺贪”旧说、专美君子不素餐，实源于其严守君臣之分的保守思想与隐衷；朱熹的《采薇》诠释中的晋人谢安“雅人深致”说，在经典诗境中寄托其经纬天地的济世怀抱。
清华大学赵晓力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女子子不降其祖：宗法制中的共同生命原则——三论宗法制非父权制》。学界常以“三从”视中国宗法制为父权制，但这实为前工业社会实行嫁娶婚的“共同生活原则”，并非中国特例。中国宗法制的殊异之处在于“共同生命原则”。从服制考察，女子出嫁后对本宗祖先的服纪远重于夫家（如“不敢降其祖”为己祖服期，为夫祖仅服大功）。这表明女子出嫁后虽加入夫家，但仍是己宗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母家永远向其敞开。发言最后指出，我国现代法律规定女性婚后保留本姓，正是此原则的体现。
大会总结由中国人民大学宫志翀副教授主持。安徽大学徐道彬教授代表主办方作总结发言。徐教授首先对海内外专家的拨冗莅临表示诚挚感谢，并对本次会议浓厚的研讨氛围及丰硕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当前经学研究热潮蓬勃兴起，正是文化自信与“第二个结合”时代精神的必然体现。谈及会址选择，徐教授表示，选址绩溪旨在唤醒学者对徽州深厚经学文脉的追忆，切身感受清代皖派朴学的历史风貌，期盼当代研究能重现昔日学派的治学风骨。同时，他也对异地办会、参会人数超预期及住宿条件等客观限制，向与会学者表达了诚挚的歉意与恳请谅解。最后，徐教授特别强调了青年后备力量在经学复兴及会务保障中的核心作用。他对中华孔子学会、安徽大学文学院及绩溪县徽学研究会等单位的各位办会人员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谢，并逐一致谢了参与筹备的青年同仁与本地志愿者。大会在徐教授的总结与对未来的期盼中圆满闭幕。
来源：石瑊、郜喆、黄永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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