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卢芹斋传》（法国汉学家热拉尔丁·勒南著，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卢芹斋："文物贩子"还是"艺术使者"》、维基百科卢芹斋词条、百度百科卢芹斋词条、知乎《中国文物与卢芹斋》、联拍讲堂《一代商界巨子与"卖国贼"的双面人生》、《广胜下寺壁画》维基百科词条、天龙山石窟计划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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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巴黎第八区伦勃朗街与古塞街交角，一栋刚刚落成的五层中式楼房矗立在一片西方建筑群里。
飞檐翘起，朱漆未干，正门两侧嵌着龙纹浮雕，门内陈着从中国运来的石窟造像、古代壁画、青铜重器。
巴黎的市民路过这里，都会停下来抬头打量——这是什么？谁有这样的本事，在巴黎第八区这块寸土寸金的富人地界，盖出一栋纯粹的中式建筑？
这栋楼后来被称为"巴黎红楼"，它的主人叫卢芹斋。
卢芹斋的名字，在西方古董圈是另一种分量。
佳士得拍卖行的高级副总裁罗拉称他为"第一位了解市场全球化的古董商"。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弗里尔艺廊——这些机构的馆藏，相当一部分经由他的渠道进入。
小约翰·洛克菲勒、银行家J.P.摩根，那个年代美国最有钱的几个人，都和他做过生意。
可在中国，这个名字是另一种感受。
据古董界人士估算，1949年以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约有一半经他的手转卖出去。
昭陵六骏里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山西洪洞县广胜下寺的元代巨幅壁画，天龙山石窟里被整批凿走的唐代造像，河南各地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一批又一批，从他手里流向了大洋彼岸。
这是一个在两个世界里截然对立的男人。
【一】从卢家兜的孤儿到张家的仆人
1880年2月1日，卢芹斋出生在浙江湖州卢家兜村。
这是一个单姓小村，卢家族人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千年，出去的人极少，出去之后还能回来的人更少。
他的父亲是个没用的人。
染了鸦片，又迷上赌博，两样东西加在一起，把一个普通家庭的底子彻底败光。
母亲苦苦支撑了几年，到底撑不下去，含恨自尽。
父亲随后也跟着去了。
卢焕文——那时他还叫这个名字——年仅10岁，成了孤儿。
他被辗转送到一个远方堂叔卢梅春家里寄住。
堂叔家里日子也不宽裕，能给他一口饭吃已经算是体面。
寄人篱下的滋味，每一天都在提醒他自己的处境。
他在那里待到15岁，再也待不下去，决定出去碰运气。
他去了南浔。
南浔是湖州府辖下的名镇，以蚕丝和古董著称，当地豪商云集。
那个年代流传着一句话：家产超过百万两白银的叫"狗"，五百万到一千万两的叫"牛"，超过一千万两的才称"象"。
南浔张家，就是"四象"之一。
卢焕文进了张家，从厨房小工做起，因为做事利索、脑子灵活，渐渐被提拔为张家二公子张静江的贴身仆人。
张静江是个让人一眼看不透的人。
他少年时患骨痛症落下跛足，右眼几乎看不清，外形上毫无气势，但脑子活，思维开阔，喜欢接触新鲜事物。
他父亲张廷甫花了十万大洋为他捐了一个二品候补道衔的虚职，可张静江偏偏思想激进，在那个年代算是不折不扣的"愤青"，一心想着推翻清廷，这让他父亲颇为头疼。
1902年，清廷任命张静江为驻法商务参赞，他父亲顺势把这当成个机会，送儿子出国避风头，省得在国内惹麻烦。
张静江启程的时候，把身边那个跟了他几年的仆人一并带上了——这个人，就是22岁的卢焕文。
这是卢焕文第一次离开中国。
到了巴黎，张静江不甘心只当一个挂名参赞，很快在马德莱娜广场附近开办了通运公司，主营湖州茶叶、丝绸、地毯以及从国内搜罗来的古玩字画。
他父亲张廷甫出资三十万元，生意做得像模像样。
卢焕文被安排打理古董业务。
他原本对古董没什么概念，但脑子活、眼力好，每天对着那些瓷器、玉器、铜器仔细端详，一件一件地摸规律，越摸越上瘾。
他主动找到张静江，说自己想从头系统学起。
张静江二话没说，安排他跟张家的叔叔张石铭以及几位法国汉学家学习，同时苦练英语和法语。
张静江本人因为身体不便，很多具体事务都交给了卢焕文打理。
这无意间给了卢焕文一个极好的历练机会——他不只是在学古董，他在学怎么和欧洲客人谈生意，怎么判断买家的口味，怎么在一单交易里拿到最好的价格。
当时的古董利润之大，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一只宋代小白瓷碗，从山西以十块大洋进价（约合1.5美元），通运公司转手能卖到上万美元。
一尊陶瓷观音，以三百大洋（约合45美元）从和尚手里买来，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五十万美元收走。
这中间的差价，让卢焕文深刻明白了这门生意的逻辑。
1905年，张静江在从亚洲赴法的轮船上偶遇孙中山，两人一拍即合，此后张静江把通运公司大量的盈利都捐给了同盟会，支持革命事业。
这段时期，通运公司古玩业务的收益，相当程度上成了辛亥革命的经费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卢焕文在一线把货卖出去，变成了革命的钱。
1908年，28岁的卢焕文决定自立门户。
他用积累的资金和人脉，在巴黎开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古董店，取名"来远公司"，意为货从远方来。
开店的同时，他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卢芹斋。西方人后来习惯叫他C.T.Loo。
1911年，张静江关掉通运公司，回国投身革命。
走之前，他把通运公司的客户名单悉数留给了卢芹斋。
这份情谊，让卢芹斋的独立生意有了一个稳健的起点。
张静江回国后，后来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被蒋介石尊为义兄，列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而卢芹斋，则沿着另一条路，在巴黎做起了帝国。
【二】巴黎玛德莱娜广场，隔壁帽子店的女人
卢芹斋在开店期间，认识了一个让他此后纠缠半生的女人。
这个女人叫奥尔佳。
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意大利人，本人出生在法国，算是地道的巴黎混血女性。
她的帽子店就开在卢芹斋古董店旁边，马德莱娜广场附近，两家紧挨着做邻居。
奥尔佳的身世不简单。
她少女时代在一户上层人家做家务佣人，十五岁时被那家的男主人诱骗，十九岁就生下了女儿玛丽·罗斯。
那位男主人有妻有子，不可能给她任何名分，但为了堵住外人的嘴，出资帮奥尔佳开了这家帽子店，两人继续维持着见不得光的情人关系。
1908年前后，卢芹斋和奥尔佳逐渐熟识。
两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奥尔佳敢想敢做，历经风浪；卢芹斋见过世面，进退有度。
相处下来，彼此都觉得对方有意思。
卢芹斋比奥尔佳小四岁，但这个年龄差在他们中间并不是什么问题。
他们坠入情网，这件事本身并不复杂。
复杂的地方在于，奥尔佳有两个她都不想放弃的东西。
其一，是那家帽子店。
帽子店是旧情人出钱开的，卢芹斋当时的生意刚起步，还没有到能养活她的程度。
旧情人那边的经济支持，她一时动弹不得。
其二，是她和旧情人之间的秘密。
她的私生女玛丽·罗斯就是那位旧情人的种，这件事一旦闹翻，整个身家都可能倾覆。
所以，她不能离开旧情人，又想留住卢芹斋，还要让两段关系都维持下去——这个难题，她想出了一个旁人绝对想不到的解法。
让自己的女儿嫁给卢芹斋。
在奥尔佳的算盘里，这个方案是一举三得：旧情人蒙在鼓里，依旧出资支持帽子店；和卢芹斋的关系继续维持，而且有了女儿作掩护，两人见面反而更加方便；卢芹斋的店铺她也有资格介入，以岳母身份参与管理，比情人的身份更加稳固。
唯一被这个算盘彻底忽略的，是她十五岁的女儿玛丽·罗斯。
【三】卢吴公司与帝国的搭建
在说那桩婚事的结局之前，要先交代清楚卢芹斋的古董帝国是怎么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1912年，清朝灭亡，民国草创，北京城里随即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
失去了政治庇护的旗人后代，手里握着祖辈传下来的瓷器、玉器、字画，换不来一顿安稳的饭，纷纷出手变卖。
北京的王公贵族如此，上海的破落世家亦如此，地方上的士绅庙宇更是一样——乱世里，文物的价格打了骨折。
卢芹斋嗅到了这种气味。
他和上海商人吴启周合伙，在北京和上海各设分号，成立卢吴公司（亦称卢吴古玩公司），在北京的据点安插在琉璃厂，长期驻守的掌眼人叫王栋，专门替卢芹斋盯着市面上的精品；上海的分号由吴启周主持，另有一个叫祝续斋的北京古玩商也是他的供货渠道之一。
公开购买这条路走通之后，卢芹斋还走了地下渠道——花钱收购盗墓者手里的东西。
各地打墓匠挖出来的佛像、壁画、青铜器，只要货色过关，他照单全收。
他还有一条更长的手臂伸向山西。
山西地界文物之丰，是古玩行里都知道的事情。
北齐、北魏、隋唐留下的石窟造像，元明遗存的寺庙壁画，散落在各处山头。
卢芹斋花钱打通了当地军阀势力，为货物出境铺路。
1920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发表了一组天龙山石窟造像的照片，让这批唐代精品造像首次在国际学术界亮相。
照片一出，西方博物馆界和私人藏家随即意识到这批造像的价值。
很快，天龙山石窟开始遭到系统性破坏——先是佛像头部被凿下，再到整尊佛像，再到各种浮雕残片。
这些被凿下来的造像陆续流入国际古董市场，卢芹斋是其中重要的渠道之一。
如今全球已知超过一百尊天龙山流失造像，分散在各大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
广胜寺的案子发生在1928年。
山西洪洞县广胜下寺年久失修，寺庙里的僧人贞达与当地乡绅商议，认为与其坐看大殿倒塌、壁画随之毁损，不如趁着建筑还在，卖了壁画换钱修庙。
1928年，这批珍贵的元代、明代壁画以1600银洋的价格出售。
参与接手这批壁画的，就包括卢芹斋。
他将广胜下寺前殿的明代壁画陆续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后殿的元代《炽盛光佛佛会图》最终入藏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后殿另一铺《药师佛佛会图》辗转于1964年进入大都会博物馆。
为了掩人耳目，卢芹斋在出售这批壁画时，谎称它们来自另一处叫月山寺的地方，直到多年后学者们拿着博物馆的照片去广胜寺现场比对，才证实了这批壁画的真实来处。
昭陵二骏的案子，是卢芹斋最广为人知、也最让国人痛心的一笔交易。
唐太宗李世民命人在昭陵旁雕刻了六匹战马浮雕，称为"昭陵六骏"——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每一匹都对应着他征战生涯中的一段历史。
这六骏以阎立本的画稿为底，雕工精湛，是中国石刻艺术史上极少数真正经得起与同时代世界艺术品相较的作品。
1912年，法国文物商葛杨潜入昭陵，试图将六骏凿下带走，结果被当地村民发现，慌乱中将已经凿断的石块推落山坡，残片被陕西当地政府没收。
1914年，这批残片落入陕西军阀陆建章手中。
陆建章奉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之命，将"飒露紫"和"拳毛騧"这两骏运出西安，据说是要送往北京作为袁世凯的贺礼。
1915年，两骏出了西安，此后就再无任何官方记录。
直到1918年3月9日，这两尊石刻突然出现在纽约，登记所有人是卢芹斋的来远公司。
这两尊各高约2米、宽1.7米、重达4吨的石刻浮雕，被卢芹斋以12.5万美元（另有说法为1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乔治·拜伦·戈登。
这个成交价打破了当时亚洲艺术品的交易纪录。
在后来写给戈登的信里，卢芹斋说这两件东西是"从地方政府手里当场买下，由军阀护送进京，所得款项已用于修建学校"，程序上完全合法，卖给他们的是"国家最高层人物"。
这套说辞，他说得很坦然。
飒露紫和拳毛騧，就此滞留在费城，中国政府此后多次提出追索，至今未能归还。
昭陵六骏，至今四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两骏在太平洋对岸。
1913年和1914年，民国政府分别颁布了禁止和限制古物出口的法令。
但卢芹斋的生意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他背后站着的靠山是张静江，而张静江在国民政府里的地位，足以让各地官员对卢芹斋的走私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卢芹斋自己对此直言不讳，从不刻意掩饰。
1915年，他敏锐地判断出一战结束后世界中心正在向美国转移，开始大举进军纽约市场，在麦迪逊大道和第五大道先后设立分号。
1916年至1931年，美国成为中国文物的最大进口国，而卢芹斋是这条供应链上最粗的那根管道。
为了扩大影响，他在欧美各地大量举办中国文物展览，雇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等人为他经手的文物做学术背书，还发明了"中国巴洛克"和"古典时期"这样便于西方人理解的分类概念，把中国文物推销成一种有学术品位的收藏对象。
当时欧洲人的收藏口味主要集中在日本艺术和中国瓷器上，是卢芹斋一点一点把他们的眼光引向了青铜器、高古玉、佛像、壁画、石刻——这些更早、更有文化积淀的中国文物类别。
仅在纽约举办的两次拍卖，他出售中国文物2800余件。
在巴黎的一次展销，卖出青铜器、雕塑、玉器3000余件。
卢吴公司的小股东，一个人每年能分到的利润，超过当时琉璃厂一整家古玩铺的全年流水。
【四】那桩婚事的来龙去脉，以及玛丽·罗斯被瞒住的那些年
奥尔佳把这个主意告诉了卢芹斋。
卢芹斋的反应，没有什么道德上的挣扎——他生长在旧式中国的农村环境里，对这类复杂的男女关系并不陌生，何况这个安排对他来说几乎没有损失：可以继续和奥尔佳来往，又有了一个出身巴黎的合法妻子，两件事合在一起，还省了解释的麻烦。他接受了这个提议。
玛丽·罗斯那年十五岁，什么都不知道。
她从小在母亲强势的管控下长大，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也没有拒绝的底气。
母亲安排她出嫁，她只能出嫁。
1910年12月29日，30岁的卢芹斋和15岁的玛丽·罗斯在巴黎举办了一场简短的婚礼。
婚后，三个人就开始同住。
玛丽·罗斯是合法妻子，奥尔佳是岳母，两者都住在这个家里，这在外人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有些家庭就是这样的，女儿出嫁之后母亲跟着一起住。
玛丽·罗斯开始了她的婚姻生活。
她是一个认真的妻子，尽职尽责地打理家务，陪伴丈夫，用身体撑起了这个家的延续——她先后生下四个女儿：莫尼克（Monique）、德妮斯（Denise）、奥尔佳（Olga，以外祖母的名字命名）、佳宁（Janine）。
四个女儿，一个接一个。
卢芹斋对此的反应，是失望。
他是个骨子里传统的旧式中国男人——在他的观念里，没有儿子就等于没有后代。
别人问他有没有孩子，他一律回答：没有。
旁人不解，明明看见他家里有四个女儿。
他的解释是：那都是法国人，不算。
他从不教女儿们说一句中文，从不给她们讲任何中国的事，不把她们带进古董生意的任何一个环节，也从未想过让她们将来继承家业。
在他的思维框架里，这四个女儿的存在和他的姓氏、他的事业、他的将来，几乎没有任何关联。
玛丽·罗斯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早期还没有把全部的真相拼凑起来。
她知道母亲在这个家里的位置和普通岳母不一样。
奥尔佳掌管着家里的保险柜密码，卢芹斋的很多商业文件和对外合约，是以奥尔佳的名义签署的；玛丽·罗斯需要母亲代签文件的时候，奥尔佳以"监护人"的身份出现，毫无迟疑。
奥尔佳出入这个家，随意程度远超一个普通的岳母，几乎相当于这个家的女主人。
家里所有的合照里，总有奥尔佳的身影。
而在那些照片里，卢芹斋站在奥尔佳旁边的频率，比站在妻子身边的频率高得多。
玛丽·罗斯生了四个女儿，度过了将近十年的婚姻岁月，身体和精力被慢慢消耗，心里那个疑问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
直到有一天，她再也无法回避这个真相，去找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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