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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顶着巨大的压力，我免费救助了袁毅鹏
02、半年后，袁毅鹏才真正信任我们
03、他说：“何主任是一个固执的好人”
04、袁毅鹏，最终走向新生！
前几天，我从精准高效心理学的“4维时空”出发，写了系列文章解读韩红及其所谓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文章发出后，有人坐不住了——在评论区威胁要取关我，理由很简单：“你没捐过款，凭什么点评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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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之意——捐款即善良，不捐即冷漠。我怀疑这些人是水军，在带节奏；但也不排除他们的认知水平本身就有局限性。
其实，很多人不了解我的经历，也不清楚我曾经也做过公益，而且是真正的公益。
所以今天我就分享一下自己做过的真正的公益——我免费救助过国内反抑郁症歧视第一人袁毅鹏！
在这里要声明一点，我救助袁毅鹏绝非为了博取名声。早在救助袁毅鹏之前，我就已经多次被央视等权威媒体采访，上过《今日说法》《新闻联播》《走近科学》《每周质量报告》等权威栏目。
今天我分享这段经历，只是想从中告诉大家，为什么我敢质疑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真正的公益又应该怎么做？
01、顶着巨大的压力，我免费救助了袁毅鹏
袁毅鹏，武汉大学硕士毕业，2006年入职IBM上海分公司担任研发工程师。
袁毅鹏入职IBM一年后被诊断为抑郁症（轻度），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以下简称“上海精卫”）出具“建议边工作边治疗”鉴定后，他要求返岗，却遭公司拒绝。后续他又被上海精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此后双方拉锯许久，他2次跳黄浦江自杀未遂，最终被IBM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此案被称为“中国反抑郁症歧视第一案”。
袁毅鹏现在早已结婚生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温暖家庭——有爱人，有孩子，日子过得平静而幸福。
很多人绝对想象不到，如今这个幸福的男人，他曾经披着长发、流落在上海街头，被路人当作精神病人绕道而行。
我最初知道袁毅鹏，是因为一个女孩。那时我免费救助了一位在微博上公开自杀的抑郁症女孩，她在接受帮助后告诉我：“你去看看袁毅鹏吧，他是我们抑郁症患者群体里的标杆。”
后来，我在新闻上看到了那张照片——袁毅鹏坐在上海张江高科的街头，举着一块纸牌，上面写着“抑郁该死”。那个画面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很久。
我萌生了要免费救助他的念头。
但我很清楚，救助袁毅鹏这件事，光有热情远远不够。
我反复评估过救助袁毅鹏所需要的3个条件：
第1，要有免费救助的意愿——我相信全中国很多人愿意帮他。
第2，要有真正解决问题的能力——光有救助袁毅鹏的意愿根本不够，必需还具备治愈袁毅鹏的能力。而袁毅鹏的情况需要精神心理医生出手，而且是需要水平不一般的精神心理医生。
第3，要有能支撑长期救助的资源——他的康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需要的是一整套系统的支持。
我当时问自己：全中国有那么多精神心理科主任、心理学专家，谁能同时满足这3条？说实话，我相信很多人有这份心，但真正3个条件都具备的，我发现全中国只有我自己。
为什么我一定要免费救助袁毅鹏？因为一个反抑郁症歧视的斗士，最终流落街头乞讨——这本身就是对国内精神医学界和心理学界最大的讽刺！
我们整个行业，竟然让一个病人沦落至此，这不仅是他的悲剧，更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如果连这样的人我们都不能伸手拉一把，那我们还谈什么医者仁心？
当时我正担任武警广东总院心理科主任。在决定去上海救助袁毅鹏之前，我把这件事向院领导作了汇报。
领导听完只回了一句话：“只要你们心理科能做，医院就全力支持。”这句话像一颗定心丸，让我心里彻底踏实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奔赴上海，找到袁毅鹏，把人带回来。
虽然得到了武警广东总院领导的支持，但奔赴上海寻找袁毅鹏这件事，我仍然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第1，我的爱人、创伤修复师Lucy不同意。
因为救助袁毅鹏绝非一天两天就能做到的事，需要长期投入。我当时在武警广东总院已经小有名气，根本不需要蹭袁毅鹏的流量。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吃力不讨好，她心疼我，担心中途会发生变数。
第2，我手下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护士长们，全员反对。
第3，袁毅鹏与IBM存在纠纷。而且那时IBM如日中天，法务部非常强大，很多人劝我不要硬碰硬，小心被报复。
第4，袁毅鹏此前被上海精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跳过2次黄浦江，我去救助他，难免有打上海精卫的脸之嫌。
第5，袁毅鹏已是公众人物，被称为“反抑郁症歧视第一人”。如果我去救助他，别人很容易认为我是去蹭流量的。
但面对这5重压力，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上海。
在上海街头找到袁毅鹏的那一刻，我心里像被重锤砸了一下——他就坐在路边，面前摆着一个乞讨用的纸牌，手举着用纸箱板写的4个字：“抑郁该死”。
袁毅鹏在上海街头乞讨
虽然我早在新闻里就见过这个画面，但亲眼看到现场，那种心痛还是直直地扎进胸口。
我走上前去表明自己是武警广东总院心理科主任，愿意在广州对他进行免费救助。但袁毅鹏完全不相信，沉默着不回应，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其实，在我去上海之前，凤凰卫视知名记者闾丘露薇曾经关注他，通过私信和他沟通了数月。
她还联系了上海一家权威心理机构试图介入，但始终没能取得实质性结果，所以袁毅鹏对所有机构、对社会的信任早已被耗尽。
袁毅鹏不愿意回应我，我也无可奈何，只能暂且离开。
后来，在热心网友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袁毅鹏的父母。当时袁毅鹏父亲正在上海东方医院地下室急诊科留观，我赶到医院，向他们说明了来意，并明确表示救助是免费的。
袁毅鹏的父亲和母亲当时表达了感谢，但没有多说什么。没有得到明确回应的我，只好先行离开回到广州。
过了一段时间，袁毅鹏的父亲打来了电话，说决定带儿子来广州治疗。
那一刻，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袁毅鹏和父母一起坐火车到了广州，我亲自去武警广东总院的门口接他们上楼。
2012年，我对袁毅鹏的免费救助，也正式开始了。
我在武警广东总院门口接袁毅鹏上楼
02、半年后，袁毅鹏才真正信任我们
免费救助袁毅鹏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艰辛。
在武警广东总院，我为袁毅鹏及其父母安排好了床位，并专门配备了一位心理医生全程跟进。
但即便如此，他始终把自己锁在那扇门后面——不沟通、不回应、不信任。直到来到广州半年后，他才终于愿意剪掉长发，把脸露出来。
袁毅鹏剪头发
为什么用了这么久？袁毅鹏的父母后来告诉我，儿子心里一直横着一道坎——他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
上海精卫把他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却没有真正帮到他。连上海精卫这种权威机构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武警广东总院怎么可能做到？
他认定我们和那些让他失望的机构没什么两样，所以一开始，他根本不相信任何人。
后来经过半年，他通过观察，一点点建立起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对他的心理干预也才真正开始。
创伤修复师Lucy免费为他进行深度心理干预——袁毅鹏对IBM积压了巨大的愤怒，Lucy顶着巨大的压力，按照当时我们对心理创伤的理解，多次帮他处理那些被反复激活的心理创伤。
但修复心理创伤只是第一步，袁毅鹏已经长期脱离社会，社交能力完全丧失。
为此，Lucy特意带他去星巴克做心理干预，一边纠正他的错误认知，一边帮他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重新学习与人相处。
我们科室的其他工作人员也为袁毅鹏的康复付出了很多。
为了避免别人说我“蹭流量”，在救助袁毅鹏的前半年，我们从未对外公开这件事，只在微博上设立了一个不对外的救助小组。
很多关心袁毅鹏的人知道他在我们这里，主动提出要捐款，我一律回绝：“不需要钱，我们是免费救助的。”
03、他说：“何主任是一个固执的好人”
在救助袁毅鹏的过程中，我们要修复的远不止他的心理创伤。
袁毅鹏在武警广东总院住院期间，父母一直陪护在旁。
我每天都会例行查房，那天走进病房时，一眼就发现他母亲的动作不对劲——一侧肢体明显僵硬，说话也有些含糊，跟昨天判若两人。
我立刻联系了院内神经内科的王博士，对方一看，果断判断是所谓的脑卒中，紧急做了CT，结果一出来，真的是脑卒中（中风）。
免费救助袁毅鹏是我们心理科的事，但救助他的家人，就得跨科室协调。
神经内科有自己的成本压力，没办法提供免费救助。为此我专门与深圳衡平公益机构合作，发起捐助，为袁毅鹏的母亲筹募了3万多块钱救命。
神经内科用这笔钱给她做了系统的临床治疗和康复，袁毅鹏的母亲一直将这件事情记在心里。
2013年，我被迫离开体制，从武警广东总院辞职，可对袁毅鹏的免费治疗还没有结束。
那时，我作为袁毅鹏的救助者，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连自己下一站要去哪里都不知道！他们一家人心里也很煎熬，担心免费救治会就此中断。
但既然已经接手了，就不能半路撒手。
最后我决定去山东济南，走的时候，带上了袁毅鹏和他的父母——他们跟着我从广州到了济南，我继续免费救治，还专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房间，让他们一家人能安顿下来。
袁毅鹏与IBM的纠纷对袁毅鹏本人影响很大。IBM曾派人到他所在社区的居委会，散布他“威胁周边人安全”的不实言论。
如果不能解决袁毅鹏与IBM之间的纠纷，那袁毅鹏的心理创伤很难真正修复。
为此，我专程去北京找过徐凯文教授。他当时是IBM心理方面的负责人，也是国内最早提出“空心病”概念的精神科医生。
他知道袁毅鹏，也了解他的处境。在沟通中，徐教授作为精神科医生表示，他认为袁毅鹏是偏执型人格障碍，但我并不认同这个判断，袁毅鹏顶多是偏执型人格异常。
那次沟通中，徐教授表示会尽力协调帮助袁毅鹏事宜。但后来，这件事不了了之，我也只好回到济南继续在创业的过程中为袁毅鹏提供免费救助。
后来因为福建某田系联合一位患者恶意投诉我们，我们被迫终止第2次创业，离开了济南。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自己都没了落脚的地方，自然也没能力继续为袁毅鹏提供免费救助了。
更让人心寒的是，那位恶意投诉的患者不知跟袁毅鹏父亲说了什么，老人家开始不再信任我们。
幸好，袁毅鹏的母亲一直很认可我。我们在济南创业时还没站稳脚跟，但还是联系了相关机构，帮助袁毅鹏的母亲做免费的脑卒中康复。
在临别之际，袁毅鹏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何主任是好人。”
袁毅鹏也不认同父亲的态度，他心里知道我们对他的好。在接受采访时，他曾这样评价我：“何主任是一个固执的好人，选择固执地做好事。”
我在济南创业时，袁毅鹏去过北京接受过北京电视台的采访，他在镜头前表现得特别好，逻辑清晰，态度从容。
当时很多人看了都感叹：没想到袁毅鹏恢复得这么好！
但我心里清楚，袁毅鹏还有心理创伤没有修复，只是因为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已经没办法继续救助他，只能期望他自己能够振作起来、能够真正地走向完全康复，过上更好的人生！
04、袁毅鹏，最终走向新生！
后来我开始第3次创业，忙得脚不沾地，但我一直关注着袁毅鹏。
我们当时加了微信，我能看到他的朋友圈。离开济南没多久，他妈妈就去世了。前几年，他爸爸也离世了。
我也知道袁毅鹏后来在网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慢慢走出来了，现在有了爱人，有了孩子，日子过得安稳幸福。
虽然我还是觉得他还有心理创伤没能得到彻底修复，但能看到他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替他高兴。
我一直留在他的朋友圈里，虽然我们不怎么互动，他也没有给我点过赞，但我知道他把我留在那里，说明他心里是认可我这个人的——对于一个曾经对世界充满不信任的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回应。
我其实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吃药，也不知道他内心深处是否真的治愈了。但袁毅鹏能够重新回到社会生活，有工作、有家庭，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年所有人对他的预期。
也是因为救助袁毅鹏，我才真正意识到家庭对一个人的康复有多重要——他父亲有偏执型人格障碍，这种人格底色对袁毅鹏的康复，其实是有很大影响的。
一个患病的人回到一个本身就不健康的家庭环境里，再好的心理干预效果也会被消解掉一部分。
而且，作为一名精准精神心理医生，我现在可以非常认真、郑重地说：袁毅鹏不是抑郁症，也不是双相障碍！
这些诊断，是症状学诊断——精神科医生只根据他当时表现出来的症状，给他贴上的标签。
而按照病因学诊断，袁毅鹏应该是C-PTSD（复合性创伤后应激障碍）！他的心理创伤主要来源于社会，尤其是IBM！
如果再进一步，按照我们根据精准精神心理学提出的“记忆学诊断”，他属于叠加性心理创伤应激反应失调。
从这个角度来说，袁毅鹏最主要的心理创伤，就来自与IBM那场持续许久的拉锯战，以及当时社会对此问题的无奈和部分冷漠。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坚持要免费救助他——“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袁毅鹏作为中国反抑郁症歧视第一人，为这个社会推开了一扇门，我们不能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我站出来，不只是为了帮助他个人，更是为了让我们这片土地上，多一份正义！
说来讽刺，IBM的创始人老托马斯·沃森的儿子小托马斯·沃森，有过抑郁症的经历——小沃森从13岁起就饱受抑郁之苦，长达6年。
一个创始人的孩子本身就有抑郁症病史的公司，却把一个原本只是出现轻度抑郁症状的员工逼得跳了2次黄浦江、流落街头。
这本身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不仅说明了IBM中国分部的傲慢，更说明了整个社会对所谓的抑郁症患者的冷漠态度。
同时，我认为袁毅鹏是偏执型人格改变，并没有到偏执型人格障碍的程度。
袁毅鹏的偏执，本质上其实源于他被IBM反复拒绝、反复伤害之后被反复激活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后来，这份偏执从对一家公司的愤怒，慢慢扩散到了对整个社会的戒备。
当年IBM如日中天，法务部强大到令人望而生畏，一个抑郁症员工在他们面前如同蝼蚁。但现在，这家公司，早已被时代甩在了后面，日渐式微了。它的权力、它的影响力、它对一个人所谓“命运”的决定性作用，都大幅度缩水了。
这一事实有助于袁毅鹏的康复——当那个压迫他的巨物已经不再那么巨大，他心里的那份负性情绪，也会随之松动。
今天重温这段往事，不是为了自证什么，只是想说明一件事：真正的公益，不是靠名声，而是靠能力；不是拿月捐族的钱做自己的慈善，而是用自己的本事，去托住那些值得被托住的人。
我救助袁毅鹏，从没有想过从中得到什么。公益于我，从来不是名利的跳板，而是在我有能力时，选择“达则兼济天下”。
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有底气说：真正的公益，不是韩红那样——用月捐族的钱撑起自己的光环，再用光环去消耗公众的信任。
真正的公益，是你愿意拿出自己的时间、能力、资源，去承担一份未必有掌声的责任。
它不需要上热搜，不需要立人设，甚至不需要被感谢。它只需要你初心端正，方法得当，然后默默去做，坚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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