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西安事变亲历记》、百度百科《西安事变》《张学良》《赵一荻》词条、《文史资料选辑》第121辑、《回忆西安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张学良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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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凌晨五时。
陕西临潼，骊山脚下。
华清池，那座依骊山而建、背山面渭的唐代行宫旧址，在民国年间被整修为高规格招待所，由中国旅行社经营管理。
就在这座建筑里，蒋介石在随行人员的护卫下已经住了将近十天。
一切在表面上都显得平静。
秋收刚过，骊山的树叶已经落得七七八八，夜里的寒风顺着山沟往下灌，吹得池边的芦苇沙沙作响。
华清池内道灯还亮着几盏，守夜的士兵偶尔走动，脚步声在石板地上回荡。
蒋介石住在五间厅正中那间，侍从秘书萧乃华在最西边那间，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在最东边那间，中间几间或是办公室，或是会客室，隔着薄薄的板壁，彼此距离不过几步之遥。
这一夜，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睡下去，再醒来，天地就不一样了。
凌晨四时刚过，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奉命率领步兵连向华清池头道门发起进攻，开枪打响了西安事变的第一枪。
枪声在骊山的夜色里炸开，带着回响，一层一层往山上传去。
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穿上了睡衣，踏着拖鞋冲出卧室。
前院枪声密集，他没有别的路，只能往后墙跑。后门的门锁打不开，在侍卫的帮助下，蒋介石才勉强爬上墙头，慌忙之下一脚踩空，跌落到了墙外七八尺深的乱石沟里，摔伤了脊梁骨，手脚也被枯草划破，慌乱中拖鞋也丢了一只。
他强忍着疼痛，跌跌撞撞地向山上跑去，在一块大岩石旁找到了一个可以藏身的小山洞，便藏了起来。
就在蒋介石蜷缩在那处山洞里的时候，华清池内的战斗还没有停歇。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在激战中肋部中弹，子弹从左肩穿出，受伤严重。
侍卫官蒋瑞昌、卫士队区队长毛裕礼、卫士张华、洪家荣、特务员汤根良等都在抵抗过程中毙命。
这些随蒋介石入陕的侍卫，大多来自浙江奉化，是蒋的同乡子弟，跟了他多年，平日里寸步不离。这一夜，蒋介石的17个贴身侍卫全被打死，东北军也伤亡了一百多人。
这就是后来被载入史册的西安事变的第一夜。
而它的缔造者，三十六岁的张学良，彼时坐镇西安新城杨虎城公馆，等待骊山方向的消息传来。
八十多年后，历史学者帅化民写下了一句话，掷地有声——
"张学良被软禁大半辈子，一点都不冤。"
这句话落地的时候，引发的争议远比想象中大。有人拍案叫好，有人当场反驳，有人不置可否。但帅化民的判断不是凭空而来，它的背后，是一段从1928年一直延伸到2001年的漫长历史。
【一】从沈阳到西安：一支军队的流离岁月
要把西安事变说清楚，先要把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这条线拉直了看。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1901年6月3日生于奉天省海城县，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人称"少帅"，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关东军暗杀后，他以"东北少主"的身份迅速接替并掌握了其父领导的奉系军阀，并宣布东北易帜，使北洋政府走入历史。
张作霖的死，给张学良留下了一个家仇，也留下了一套沉重的家业。
张作霖多年苦心经营东北，逐步控制东三省军政大权，将部队扩编到总数三十万以上，海、陆、空三军编制齐备，是当时中国实力最强的军阀之一。
三十万人马、兵工厂、航空队、海军舰队，这些都装进了张学良年轻的手心里，沉甸甸的。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三省及热河省易帜，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东北地区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
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特任张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军，由此正式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
但这支军队好日子没过几年。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在他下达的"绝对不准抵抗"的命令下，三十万人马面对日军一万余人，没有组织起有效抵抗，东三省在极短时间内落入日军之手。
这件事成了张学良此后一生都无法洗清的污点，也是东北军全体将士心里那根永远拔不掉的刺。
三千万东北父老在一夜之间成了亡国奴，大量流民涌入关内，东北军将士的家眷分散各处，家乡的田地、房屋、亲戚，全都成了回不去的过去。整整一支军队，变成了没有根的浮萍。
丢失东北之后，东北军入关，辗转驻扎华北。蒋介石借此机会，调整部署，将他们从华北调往西北，名义上是"剿共"，实质上也是在消耗、分化这支不完全听话的队伍。
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东北军此时兵力剩下十六万左右，与红军作战过程中，经历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又损失了近三个师。
一仗接一仗，师与师之间的番号被取消，部队的骨头越打越薄。东北军的将士们憋着一口气，东北没了，家没了，如今还要在陕甘的黄土地上消耗自己。打的又不是日本人，是同为中国人的红军。这口气，往哪儿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6年4月9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城内基督教堂举行了秘密会谈，双方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达成停战、通商、合作等项协议。
张学良开始悄悄改变部队的方向，停止对红军的进攻，暗中与红军通商，让士兵得到了粮食和喘息的机会。
与此同时，1936年6月，"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西安成立。张学良在西安城里公开表达抗日立场，甚至组建了学兵队，从平津招募爱国学生，培养抗日骨干。
这支军队，在思想上已经悄悄转了个弯，只是蒋介石还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意识到了，但没有当回事。
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处境和东北军大同小异。
杨虎城及其所辖的第十七路军在陕西经营多年，但中央军不断向西北渗透，地盘越来越难以守住，双方之间的隔阂日深。
两支处境相似、心里都憋着气的部队，在西北的黄土地上碰在了一起，彼此之间的默契越来越深。
事变的根子，就扎在这片土地里。
【二】1936年12月初：四谏与最后的通牒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飞抵西安。
他这次来，态度异常强硬。蒋介石要挟张、杨：如不加紧"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这句话等于是在告诉张学良和杨虎城：你们不听话，就走人，陕甘这块地盘我要另派人来管。
对张学良来说，这道命令的杀伤力远比枪炮更大。
东北军离开东北已经五年，在西北驻扎期间，好不容易和当地民众建立了一点关系，也和红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
一旦调离西北，东北军就真的成了无根之木，最终的命运只有被一点一点蚕食、消化、收编。
张学良决定最后再试一次。
他来来回回，四次向蒋介石当面陈情。
第一次是在洛阳借为蒋介石祝寿之机劝蒋联共抗日，遭蒋申斥；
第二次是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给蒋介石递交《请缨抗敌书》，要求率部开赴绥远抗战，"为个人尽一分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蒋以"时机尚未成熟"严加拒绝；
第三次是12月4日，蒋介石第三次由洛阳赴西安，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拒绝；最后一次是12月7日，张学良在华清池宴会上见到蒋介石，再三苦谏，依旧被痛斥。
四次，一次比一次诚恳，一次比一次被拒绝得更干脆。
与此同时，西安城里的气氛也在发酵。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
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灞桥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
一星期，张学良在这批学生面前说出了这个期限。三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了。
12月11日，蒋介石在西安做出最后的人事部署，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
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
五个字——"已别无出路"。
这五个字，是整个西安事变最核心的历史逻辑。不是一时冲动，不是蓄谋已久的野心，是被逼到了墙角，退无可退，才选择了破釜沉舟。
【三】12月11日午夜：新城杨虎城公馆内的部署
12月11日午夜，西安新城杨虎城公馆灯火通明。
张学良与杨虎城就兵谏问题交换了意见，便分头召集紧急会议，下达行动命令，并在西安新城杨虎城公馆设立临时军事指挥部，坐镇指挥临潼骊山扣蒋和西安城内的戒严行动。
这场会议，是西安事变正式启动的最后一道关口。
张杨两人商议决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同时行动，两支部队必须在凌晨3时前集结部署完毕，5时开始行动，三个小时内必须解决战斗，这样到了上午十点就可以恢复西安城内外的正常秩序。
三个小时，这是整个兵谏计划的时间窗口，容不得半点拖延。
整个行动方向分成两块。临潼方向，针对华清池，由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西安城内方向，针对西京招待所里的南京大员，由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负责。
东北军方面参与这次行动的有：担负全面指挥的刘多荃，一○五师二旅旅长唐君尧，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张学良的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及第七连连长张万山和全连官兵，另外还有负责外围指挥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这是为了防止蒋的卫队突围，并在必要时支援内线。
在向东北军下达命令的时候，刘多荃特别交代了一条原则：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只能把人扣押起来，不准伤害蒋介石。但参加行动的东北军士兵，当时并不知道行动的真相。
指挥官们对士兵诈称：副司令张学良被扣押在华清池，赶快前去营救，要活捉蒋介石——只有扣了蒋介石，才能救张学良，东北军才能生存。
就是靠着这个说法，那些离开故土多年、一腔愤懑无处安放的东北子弟，在深夜里爬上卡车，顶着骊山的寒风，往临潼方向去了。
与此同时，另一路行动同步展开。凌晨2时许，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只身骑上三轮摩托，急速驶出西安城东门。
他先到十里铺，找到骑兵连长邵兴基，传达捉蒋命令，令其立即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又赶到灞桥镇，令手枪排长金万普迅速把他那一排人带到华清池去；
最后赶回到华清池外的步兵第一连，令少校连长王世民把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等找到一起，部署捉蒋事宜。
王玉瓒的卫队一营，此前奉命在华清池头道门负责蒋介石行辕的外围警戒工作，名义上是保护蒋介石，实际上对华清池的地形、布防、人员分布了如指掌。
这道内线，给整个行动提供了决定性的便利。
【四】凌晨华清池：奉化亲卫的最后一战
华清池内，蒋介石侍卫的布防分为几层。
蒋介石住在华清池内的五间厅：由东至西第一间是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住室，第二间是蒋的办公室，正中的那间是蒋的卧室，第四间是会客室，蒋的侍从秘书萧乃华住第五间。
由随身侍卫们担负二道门和五间厅的警卫工作。五间厅就是连在一起的五间房，蒋的贴身侍卫日夜守在附近，随时待命。
事先摸清的蒋介石卫队兵力是：院内约80人；院外禹王庙附近有宪兵70人左右。
这批侍卫，装备并不差。蒋介石的侍卫全员配轻机枪，还有重武器，又提前占了华清池的制高点。
凌晨四时左右，东北军悄悄摸到二道门前，只见蒋的一个哨兵持枪来回走动。营长王玉瓒举起手枪，对准那个哨兵连打三枪，这也是西安事变打响的第一枪。
顿时，枪声大作，蒋的侍卫虽然人不多，但用的都是自动步枪，凭借门窗作拼死抵抗。
枪声一响，整个华清池都动了起来。
蒋介石侍卫长钱大钧在日记中记录下了那一晚的情景——他在枪声中惊醒，随即冲到前院试图组织卫队抵抗，话还没说完，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肩膀，贯穿肺部，他倒在了转角处的墙边，后来才靠自报身份，被东北军士兵送去医院救治，算是捡回一条命。
五间厅的正面战斗打得极为惨烈。孙铭九带人冲了好几次都没冲下来。就趁着双方对打的空档，蒋介石偷偷翻墙逃出了华清池。后来孙铭九带队绕到侧门，从侍卫的侧后方发起进攻，才彻底打开局面。
侍卫官蒋瑞昌、卫士队区队长毛裕礼、卫士张华、洪家荣、特务员汤根良等都在抵抗过程中毙命。帮助蒋介石翻墙逃脱的侍卫官施文彪、竺培基也身中数弹。
这批侍卫里，有一个人的身份格外特殊。蒋孝先，浙江奉化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任北平宪兵副司令，1935年调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任第三组组长，1936年10月5日晋升为少将，是蒋介石身边的核心心腹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蒋孝先并非死在华清池正面战斗中。12月12日凌晨，蒋孝先搓完麻将从西安驱车返回临潼，车行中途，遇第二批赶往临潼抓蒋的东北军拦住盘问。
蒋孝先不知发生兵谏，仍按惯常自报官职姓名，随即被押往临潼交给刘多荃。刘多荃当即下令将他就地枪决。
据当时在场统计，在这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身旁服侍的人员共有9人遇难，宪兵则有16人死亡，超过21人受伤，其中职务最高的是中校秘书萧乃华。
另有史料记载蒋介石的17个贴身侍卫全被打死，东北军也伤亡了一百多人。这些侍卫大多是蒋介石奉化老家的同乡，还有不少是蒋家的自家子弟，这一战打下来，蒋介石身边的蒋家子弟直接元气大伤。
蒋介石的逃跑路线，在多份史料中有详细记录。枪声一响，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他以为是共军打过来了，吓得瑟瑟发抖，披了件睡衣穿着拖鞋就冲出门外。
当时前院正在发生激烈交火，他只能向后门跑去，但是后门的门锁怎么也打不开，在侍卫的帮助下，蒋介石才勉强爬上墙头，慌忙之下一脚踩空，跌落到了墙外七八尺深的乱石沟里，摔伤了脊梁骨，手脚也被枯草划破了，慌乱中拖鞋也丢了一只。
他强忍着疼痛，跌跌撞撞地向山上跑去，在一块大岩石旁找到了一个可以藏身的小山洞，便藏了起来。
蒋介石藏进山洞的时候，那里就是一处普通的石缝，寒风从山坡上吹下来，他就穿着睡衣，裹着从侍从那里借来的一件外套，在石头缝里蜷着。假牙留在了床头柜上，鞋子只剩一只，脊背还在隐隐作痛。
搜山的部队很快发现了他。藏匿于山中的蒋介石，正是在这里被搜山部队发现后扶掖下山，送往西安城。
至于到底是谁先找到蒋介石，这个"捉蒋英雄"的争议在此后数十年间从未停过。历史最终证明，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率部最先进入华清池的是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
孙铭九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歪曲了"捉蒋"过程中的一些事实真相，但在1981年12月的专题座谈会上，经过当事人一条条对质辩论，最终承认了王玉瓒率先行动的历史事实。
不管是谁打响的第一枪，这一夜对华清池里那批奉化亲卫来说，都是生命的终点。
蒋介石在骊山上的山洞里，失去了他最忠心的那批同乡子弟。
【五】十三天与一个决定
蒋介石被押送西安城内后，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等主张。通电发出的那一刻，举国震动，海外哗然。
南京政府的反应，内部并不统一。
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
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
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与此同时，共产党方面做出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选择。
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的方针。
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道理很简单。蒋介石死了，南京内战必起，日本人坐收渔利，局面只会更乱，抗日就更无从谈起。
谈判从12月17日周恩来抵达西安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24日。
经过两天的正式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六项条件：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当面向蒋介石说明救国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不签字，愿以"领袖人格"担保，实现自己的诺言。
六项条件，蒋介石口头答应了，但拒绝签字。
口头承诺，没有白纸黑字，没有第三方见证签署，完全靠蒋介石的个人信誉来担保。
12月25日，蒋介石将于当天离开西安，返回南京。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学良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
此言一出，在场的部下与幕僚几乎齐声劝阻，有人条分缕析地讲述此行的政治风险，有人援引各种前车之鉴，有人几乎以哀求的姿态请他三思而后行。
杨虎城在场，东北军的将领们也在场，没有一个人支持这个决定，没有一个人觉得张学良去了还能回来。
然而张学良心意已决。他说，他是军人，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任，没有别的想法，同时反对内战，为了停止内战，他决心牺牲自己。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并于26日到达南京。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停在跑道边上的东北军将领们目送机尾消失在云层里，没有人说话。
张学良，将他的整个后半生，押在了那架飞机上。
飞机落地南京，1936年12月26日。
蒋介石下了飞机。张学良也下了飞机。
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把张学良拘禁了起来。速度之快，几乎是在落地的同时就完成了。
没有欢迎，没有缓和，只有等候在机场的军统人员和宪兵，以最高效、最冷静的方式接收了这个人。
1936年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以"首谋伙党，对于长官施以强暴胁迫"之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五年。
判决下达数日后，国民政府颁布特赦令，免除其刑期执行，但同时宣布将其交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严加管束"，这四个字写进了公文，从此便成了张学良命运的全部注脚。
在军事法庭上，负责主审的李烈钧问："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张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呢？"
他还拿李烈钧发动"二次革命"的历史反问审判长："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然后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这个回答，铿锵有力，没有服软，没有求饶，但也没能改变任何结果。
1937年1月，张学良被送往浙江奉化溪口，软禁生涯就此拉开序幕。
此后随着战局变化，他先后被辗转移送至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沅陵、贵州修文、贵州桐梓、贵州开阳、重庆等地，每到一处皆有专人警戒，行动受到严格限制，通讯往来全面受控，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
帅化民说的那句"不冤"，落点就在这里——那一夜，华清池内的奉化亲卫被打得非死即伤，连蒋介石的同族子侄蒋孝先也死在了临潼的菜地边上。
那些年随蒋奔波、日夜护卫的浙江子弟，就这么折在了骊山脚下，一个接一个，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笔账，蒋介石记下了，一字不差，一笔不少，记了整整五十四年。
然而，蒋介石的记仇固然是软禁延续的原因之一，但这段历史更深处的逻辑，远比"个人恩怨"复杂得多。
历史学者帅化民所说的"不冤"，指向的其实是这样一个现实：张学良在华清池那一夜亲手打碎的，不只是蒋介石的一批亲卫，还有他自己此后安身立命的全部可能性——而当那架载着他和蒋介石的飞机降落在南京时，等在跑道尽头的，是所有人都已经预见到、唯独张学良自己选择忽视的结局。
蒋介石打开了那份软禁令，签上名字，合上文件。那一刻，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份文件会跟随张学良走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贵州、重庆、台湾，整整五十四年，直到他九十岁，才画上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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