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高罗佩本尊的人，最先注意到的一定是他接近两米的壮硕身材，还有几乎不离手的香烟（每天六十支烟是常态）。如果说身高是荷兰人的标配——荷兰至今仍是全球平均身高最高的国家，那么探索开拓的精神也刻在荷兰人基因里——日本江户时代有“兰学”，美国纽约的前身是荷兰人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而不论身高还是探索欲，高罗佩在荷兰人里都算最拔尖的。
“业余汉学家”高罗佩被他的中国太太水世芳亲口认定过“他实在是个中国人”，他勤练书法，文言甚佳，会作古诗、弹古琴，就连闲暇时写的侦探小说都以狄仁杰为主角。很可惜的是，他在中国真正居住生活的时间很短，仅1943—1946年担任过荷兰驻重庆大使馆一等秘书。高罗佩曾经说过，自己首先是一个公务员，其次是一个学者，“我并不是真正的艺术家”。选择进入外交部工作，是颇为务实的考量。高罗佩爱好太多太杂，去学院里坐冷板凳苦心钻研不符合他爱玩的性情，外交官任期短，和平时期工作清闲，能够在较为舒适的环境中深度体验各国风土人情、充分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除了时常搬家有些麻烦，其他都很合意。
高罗佩在荷兰外交部的同事巴嘉迪和万莲琴合写了一本《漫游浮云到此乡：高罗佩传》（1995年出版，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26年3月出版），记录了非典型公务员高罗佩的一生，每每写到高罗佩花式“摸鱼”的细节都十分有趣。巴嘉迪在重庆与高罗佩共事时，高大人经常把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丢给他做——而遇到上司把烦人或多余的事儿丢给自己时，高大人就会装病。巴嘉迪还目睹过大使罗芬克训斥高罗佩：“该死！高罗佩，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每天你十一点才来上班，其他人已经工作了很久，我自己工作得更久。你必须按时上班，因为你做了个很坏的榜样。我已经一年多没见你写过政治报告了。这种情况我不能再容忍，从现在起，你必须保证写的报告达到令人满意的标准！”高罗佩第二天十点上班（还是比别人晚了一个小时），开始奋笔疾书，一天写出了名文《中国秘密结社之今昔》。罗芬克读完后十分高兴，还让外交部上下传阅。之后高罗佩又开始十一点上班，“或者以十点半上班来表示对大使馆的厚爱”。
高罗佩在重庆时积极参加“天风琴社”的活动，成员包括冯玉祥、于右任等名流，冯玉祥在外国人眼中是“基督将军”，但“中国通”高罗佩还知道他与哥老会的私下关系。事实上，荷兰使馆的一位中国司机就是帮会成员，保安们多多少少也有帮会背景。有次大使因为这群人好吃懒做把他们全解雇了，没几天使馆某别墅的荷兰国旗和家具碗碟全被洗劫一空，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这事儿还得高罗佩来斡旋，他从那位司机处得知，要解决问题就得重新雇用所有保安，使馆不情不愿地照做后，果然国旗和家什都归位了。在荷兰大使馆从重庆搬迁到南京（水路一千多公里）的大事儿上，这位司机向高罗佩推荐了一家“黑旗”保险公司，别国大使馆都用劳埃德公司的保险，但无法避免一路上被偷个干净，比如印度大使馆到了南京就没有家具可用；“黑旗”其实是土匪开的，在荷兰使馆的船上挂起骷髅旗表明已交过保护费，一路顺风毫发无损地到了南京，高罗佩又立一功。
回到欧洲工作后，他在单位以“懒惰、另类、诙谐、极其散漫且敷衍了事”著称，但上上下下又对他言听计从。他平时把外套和帽子挂在自己的衣架上，伪装出人在办公楼里的假象，其实在附近一家俱乐部打台球。如果有人问，秘书会说他和大臣在一起；如果大臣找他，秘书就去台球俱乐部通知他。他和同事有时会在下午逛街看电影，“这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所以应该去看看”。
苏伊士运河危机时，高罗佩在贝鲁特任职。他发现普通民众把荷兰的红白蓝三色旗误认作法国国旗，会产生敌对情绪，于是不走寻常路的高大人为自己的汽车设计了一面橙色旗子，印着银色雄狮和几支箭，这旗子会让人联想到俄国沙皇，因此车子总能畅行无阻。此类机智在他的外交官生涯中时有展现，有一次宴会，他作为荷兰女王的大使理应在主桌就座，却被安排在次桌，为此他郑重地提出反对，但又建议用丝带将主桌和次桌连起来，既不失己方尊严，也不拂对方面子，巧妙地化解了一次外交事故。
高罗佩的外交生涯从日本开始，在日本结束。他的日语极好，能够充分融进日本人的封闭圈子。飞利浦公司驻日本代表维斯·戴克尔观察到，几个日本人在交谈时，如果有外国人接近，日本人会立即改变态度。而当高罗佩走近一群日本人时，所有人会继续交谈，没把他当外人。至于高罗佩作为外交官表现如何，戴克尔也很有洞察力：
他拥有异常广博的关于日本的知识。日本人对他非常尊敬，也非常欢迎，这些自然对荷兰商界极其有利，但是除此之外，他在我们的商业谈判中并未发挥过多少作用，至少我们不常去大使馆。我曾经带着从荷兰来的董事去拜访他，结果这些来客是摇着头离开的。他们认为高罗佩是个怪人，谈话时虽然亲切友好，但总是很肤浅，带我们看他的猴子和藏书，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个学者而并非外交官。我个人相信，他不知道该如何用半小时或三刻钟向这些来客解释“日本”这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课题，因此索性不去费这个力气。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时常与他会面并交谈的话，就会从中获得大量有用的知识。
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精力，不在弱社交上花时间，只与有趣的同好深交，是他在动荡生活中保持心情愉快的一大锚点。
“精神中国人”高罗佩还通过用英文写《大唐狄公案》，让狄仁杰在西方成了“中国福尔摩斯”。他自述：“写小说已成为我不可或缺的第三项工作，令我感到放松，从而对外交工作和学术研究保持活跃的兴趣。”狄公案系列如此成功，“曾经有一个时期，美国国务院规定派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必须阅读狄公案系列小说”。不论搬到世界任何地方工作居住，高罗佩的书房始终保持中式风格，他喜爱的中国书籍、画卷、雕像、乐器和文房四宝都有各自的位置，他每天都坐在檀木方凳上练习书法，最喜欢写草书。在日本当大使时，他特意把中式书房安排在楼上，“为了避免人们以为自己走入的是中国大使馆”。
以高罗佩的才学，当然有过去顶尖学府工作的机会。研究高罗佩的施晔接受采访时提过，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中心存有李约瑟与高罗佩的通信，其中有一封信写于1966年6月30日，是李约瑟邀请高罗佩到剑桥当汉学教授，但是被高罗佩拒绝了：“他推脱说不太适应那里的气候，再就是他外交官使命还没有完成，等外交官生涯结束了才可以专心从事汉学研究。不过我想这都只是一种借口，其实高罗佩是不想做那种学院派研究，而想凭着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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