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社会许可”（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是指已经获得了政府法定许可的企业或项目，在实际运营或执行中，还需获得当地社区及利益相关者的接受和认可。“社会许可”不是官方文件，也无需政府部门的审批，而是来自当地社区民众的允诺和信任，是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格”。就秘鲁而言，“社会许可”在相当程度上与原住民的权利意识相关。
找寻一条适合秘鲁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对于秘鲁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国内学界目前能够提供的知识供给非常有限。自1532年以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为首的西班牙殖民者征服印加帝国之后，印加文明从此陨落，印第安人遭到了殖民者的残酷屠杀、非人般奴役，以及殖民者带来的病毒的致命袭击，但印第安人并没有灭绝，印加帝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如地方村社和印第安人之间的互惠精神等，也都保存了下来。事实上，在秘鲁1821年获得独立之时，印第安人口占比达到五分之四。时至今日，秘鲁的印第安人以及印欧混血的梅斯蒂索人的占比仍然超过80%。
不过，秘鲁的独立与印第安原住民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对印第安原住民而言，他们不过是换了个主子而已，以前是西班牙殖民者，现在是本土出生的西班牙裔白人克里奥尔人。当时的宪法规定，只有识字的男性有产者才享有公民权，具备参与选举和担任公职的资格。因此，独立之后的秘鲁实际上是一个克里奥尔人统治者与被统治的印第安人及梅斯蒂索人的二元结构社会。
1879年爆发的硝石战争开启了秘鲁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也催生了秘鲁的土著主义运动。战争期间，面对入侵的智利军队，秘鲁的大土地所有者为了自己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要么与入侵的智利军队合作，要么弃种植园而逃，而内陆山区的印第安人却能响应召唤，加入抵抗智利军队的战斗，甚至自发组织游击队，打击智利入侵者。硝石战争的失败以及屈辱的《安孔条约》的签订，让秘鲁的知识精英开始反思战败原因，认为是统治阶层对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漠视，阻碍了国家的整体发展，导致战争期间出现一盘散沙的局面。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种族分裂问题，必须正视印第安人的现实境遇及其历史文化传统，找寻一条适合秘鲁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1888年7月28日，亦即秘鲁独立纪念日，激进知识分子冈萨雷斯·普拉达发表“波利特阿玛宣言”（Politeama Manifesto），认为“对整个国家而言，印第安人与城市主流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疏离是阻碍进步的最大障碍，应颁布改变印第安人边缘化的政策措施”。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秘鲁土著主义思想的正式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国际资本不断进入秘鲁，原本就处于社会边缘的印第安族群不仅未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红利，反而成为资本扩张的最主要的牺牲品，生存境遇进一步恶化，经过硝石战争洗礼的印第安人不断以起义进行激烈抗争。针对这一局面，利马的知识精英以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为中心组织起来，创建了旨在捍卫土著居民权益的全国性社会组织“维护土著居民协会”。他们搭建连接全国土著主义者的信息沟通网络，并利用社会舆论力量向官方部门施加压力。土著主义思想由是发展为土著主义运动。
到20世纪20年代，秘鲁知识精英开始为解决印第安人问题提出行动方案。马里亚特吉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秘鲁社会现实相结合，认为秘鲁最根本的社会问题是大土地所有制对印第安人的奴役和束缚，他主张重新分配土地，倡导继承和发扬印加帝国时期的农业集体主义，保护印第安村社制度，建立符合秘鲁国情的社会主义。
巴尔卡塞尔也认为印第安人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是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导致印第安人没有机会享受社会发展的福利。他提出“安第斯主义”“文化主权”等概念，提倡保持印第安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保护印第安人的村社制度和文化传统，甚至主张回归印加社会等激进思想，并于1926年创办“复兴小组”。
随着土著主义运动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土著主义最终从秘鲁知识界的思想文化运动发展为官方政治话语，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也最终出现调整。莱吉亚执政后，面对传统寡头势力的排挤，他扶持中间阶层，争取印第安人支持，并颁布了《1920年宪法》，首次承认印第安村社的合法地位。他还设立原住民事务局和原住民民族理事会，专门处理与印第安人相关的问题。从这一时期开始，秘鲁政府派出专门的工作人员，登记印第安村社的具体情况，包括每个村社占有的土地面积、人口数量和教育发展情况等。在知识精英的引领和官方部门的支持下，印第安文化逐渐成为秘鲁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印第安人的土著主义运动唤醒了印第安人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
不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秘鲁土著主义运动，是由秘鲁的非印第安人发起的、以捍卫印第安人权益和发扬印第安文化为目标的社会运动，秘鲁政府印第安人政策的转变，也是非印第安知识精英推动印第安人问题进入国家议程的结果，印第安族群并未掌握真正的权力与政治话语，他们处于“被表达”的状态。白人知识精英也未能从根本上摆脱种族主义的窠臼和自身身份的局限，他们普遍将印第安原住民视为尚不成熟的“儿童”，需要受到中上层社会的照管和监护。这种“父权主义”和“监护主义”思想限制了知识精英的行动，限定了土著主义运动的广度和深度。待到20世纪后期由印第安原住民自觉发起的要求保护印第安族群的发展权益和反对政府部门同化政策的印第安人运动崛起，土著主义运动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20世纪后期，包括秘鲁在内的拉丁美洲地区的印第安人运动连绵不断，对此有学者甚至认为，“如果说1920年前后的俄国革命是世界社会运动的前沿阵地，为当时其他国家的反资本主义斗争提供了模范‘样本’，那么在100年之后的今天，拉丁美洲印第安原住民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担负起了这一角色”。1974年，由美洲印第安人运动（AIM）等团体推动的“国际印第安条约理事会”（IITC）正式成立，并于1977年被联合国认定为非政府组织；1990年，厄瓜多尔印第安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起义”，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随后分别于1997年、2000年和2005年迫使政府下台；也是从1990年开始，智利的马普切印第安人运动成为历届智利政府头疼的问题，无论是中左翼政党联盟政府还是极右翼政府，莫不如此；在墨西哥，1994年元旦，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际，恰帕斯州的印第安原住民以武装起义进行回应，萨帕塔运动则用互联网掀起全球声援；在玻利维亚，2000年的“水之战”、2003年的“天然气之战”等印第安人运动，迫使三届政府倒台，到2011年，印第安人又掀起抗议穿越伊西博罗原住民保护地国家公园的修路计划；在巴西，2009年1月的贝伦世界社会论坛上，与会的印第安人组织发布声明，提出实施权力的非殖民化和社团自治，建立多民族的国家，部落拥有自决权，摆脱一切宗族、种族和性别奴役或歧视等主张。
2006年7月，在秘鲁库斯科城，安第斯印第安人组织协调会（CAOI）正式成立,参与的部落包括克丘亚、伊赤瓦斯、阿伊玛拉、马普切、希姆比斯、萨拉古洛斯、古比诺斯、考利斯、拉夫肯切斯和乌鲁斯等，该协调会以推动土著权利、文化自治与区域联合，构建多民族国家、捍卫自然资源如水资源、能源、土地资源等为宗旨，这些内容都被写进了成立宣言《库斯科宣言》。
对于上述20世纪后期并一直延续到本世纪的拉丁美洲印第安原住民运动，学界一般认为是受到了1960年代全球去殖民化运动以及各种平权运动的影响，但拉美地区的这些印第安人运动应该有别于北美洲和澳洲的原住民运动，它们有着更早的源头，那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土著主义运动，是非印第安人的土著主义运动最初唤醒了印第安人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第安人运动所追求的不只是自身的社会权利和地位问题，同时也包括对他们特有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尊重问题，甚至说后者的意义更大，影响更为深远。如，印第安原住民有着特殊的“发展”观，在他们那里，“发展”是以人与自然共生关系为本体论基础，其价值取向是社区集体福祉优先于个体利益，衡量发展的标准也不是国内生产总值等可量化的指标体系，而是更重视民族传统文化、语言教育发展等文化存续的程度，以及本土生物多样性指标、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等生态关系维度，还有原住民、妇女等在民族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情况等政治赋权维度。
2008年厄瓜多尔新宪法和2009年玻利维亚新宪法中都纳入了“美好生活”（Buen Vivir）和“地球母亲”（Pachamama）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就与印第安原住民传统的发展理念密切相关。当今西方盛行的发展观把土地等自然资源视为没有生命的物质，只能被人类占有、控制、征服和开发。人类可笑地把自己看成是“自然之主”，拉丁美洲印第安原住民则倡导“地球母亲”的理念，认为“地球不能被买卖，我们要热爱和保卫地球”，要捍卫“地球母亲”。
与“社会许可”紧密相关的诸如印第安人运动等议题，是关乎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的跨学科讨论范畴，国内学界应该在此方面有所研究。
（作者为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教授）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