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当地时间2026年7月11日晚上，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2日下午，有一个突发信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林赛·奥林·格雷厄姆突发疾病去世，终年71岁。这件事情之所以引发大家关注，是因为几个原因。
一是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突然，甚至如果你看了社交媒体，会发现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人工智能程序会提示，林赛·格雷厄姆议员去世是个虚假信息。因为他7月10日还在参加活动，他去了基辅，见了泽连斯基，当然也批评了莫斯科，还蛐蛐了中国。然后，他还参观了基辅一座秘密的无人机工厂。然后他回到了美国，突然就去世了。美方给出的消息很短，基本上是这样描述的：当他从基辅回到华盛顿的住所之后，突发胸痛；等医疗队伍赶到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于心脏骤停。
这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美国国会，到21世纪初成为参议员，在国会任职30多年，在参议院任职20多年，深度介入外交与安全议题的、活跃度极高的政客，由此走完了一生。
简单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典型的美国政客。甚至你可以把他看成一个年长版的、类似于万斯的这样一种人物。他走的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美国梦”路径：从底层出生，然后通过个人在美国体系当中的努力，进入华盛顿权力中心，体现出了美国老派建制派政客的一些特点。
另一方面，熟悉中美关系的人，尤其是对台湾问题有所关注的，一定会对格雷厄姆这个名字不陌生。尤其是21世纪以来，他非常活跃，长期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而且充斥着一种让中国人非常不舒服的、非常经典的美式傲慢与偏见。他的公开抨击，其实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虚假认知，或者说错误认知基础之上的。
他支持对华实施关税、进行科技限制和战略遏制。在两岸问题上，他公然多次冲撞红线，不仅自己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而且还要带团，积极推动美国和台湾地区的所谓官方交往，支持对台军售、军事融资和训练。同时，他还在推动某些法案，试图把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作为一种工具，阻断我们的统一进程。
尽管他有时还会讲什么“我也是按照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做的”，他所做的实际上就是为岛内“台独”势力、为民进党当局提供符合其虚假“台独”叙事的空间，支持其“倚美谋独”“倚武谋独”的各种行动，不断触碰红线、严重挑衅，直接威胁中国核心利益。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有所谓的对华鹰派，而且在美国国会的对华鹰派当中，格雷厄姆即使不属于T0团队，也属于T1团队。不仅仅是因为他措辞激烈，而且相较于其他鹰派，对中国来说，他真正的威胁、风险和挑战在于，他拥有长期的国会资历，与军方有密切联系，还具备跨党派组团的能力，并且能够和不同类型的美国总统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进行有效勾连。他善于把意识形态、制裁、预算，以及他个人的国内政治竞选议程，构建成一个“既要、又要、还要”的议程。
这样的一个人物突然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无论如何，他的政治生涯也值得我们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从中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地看到一些深层次的、带有某种历史趋势性的变化。这对我们更加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中美关系，研究美国国内政治，都是至关重要的。
接下来讲讲格雷厄姆的生平。
1955年7月9日，格雷厄姆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皮肯斯县的森特勒尔镇。他的父母经营餐馆、酒类商店、酒店和台球厅一类的生意，家庭经济条件一般。1973年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南卡罗来纳大学学习，1977年拿到学士学位，1981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是他们家里的第一名大学生。
在他读书期间，他的母亲因病去世，他的父亲在15个月后死于心脏病。他的妹妹达琳当时尚未成年，格雷厄姆由此担负起了监护和照顾妹妹的责任。这段家庭变故，成为他日后参政叙事里最重要的个人经历之一。
林赛·格雷厄姆在死前最后一个公开行程是前往乌克兰的无人机工厂参观
他通常以幼年时期的小镇生活、家庭劳动、大学就读期间失去双亲和照顾家人的经历，来证明他个人所秉持的传统保守主义价值观，强调家庭责任、个人奋斗、宗教信仰和社会纪律。你会发现，这和万斯非常像。
事实上，他后来从政时，在南卡罗来纳州着重打造的，也是一个亲近普通家庭、非精英化、接近工薪阶层、退伍军人和小企业经营者的形象。从南卡罗来纳州本身的就业结构来看，它拥有大量传统制造业、航空工业、军事基地和退伍军人相关产业。
从政策角度上来说，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能够理解美国普通劳动者疾苦、维护本州产业利益和支持强大国防力量的代表性人物。
他后来的一些主张，包括推动对华关税措施，在中国台湾地区以一种近似于强买强卖的方式推销波音飞机，以及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最终倾向于支持美国总统扩张军费，都能够在这个叙事框架中得到解释。因为他的利益、他的选区支撑着这样一种叙事框架。
法学院毕业之后，格雷厄姆进入美国空军的军法部门服役。他服了六年半现役，曾经驻扎在联邦德国的莱茵-美茵空军基地。但是要讲清楚，他不是一线作战人员，做的是军事法庭、军法这方面的工作，负责军事辩护、检控和相关法律事务。
1989年离开现役后，他加入了南卡罗来纳州空军国民警卫队，1995年转入空军预备役。海湾战争期间，他在美国本土军事基地提供法律支持，并且为即将部署的人员做准备。他自己没有被部署到前线。
但之后，他曾经在国会休会期间参加过赴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短期预备役任务。到了2015年，他以空军上校军衔退役，累计服役时长三十余年。
所以，虽然有过军事服役经历，但是格雷厄姆本人明确说过，他不是所谓的战斗英雄。因为他在海湾战争期间没有被派到海湾前线，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承担的也是所谓短期法律顾问工作，聚焦于军法和法治建设。
格雷厄姆空军上校（右）接受美国空军军法署赠勋
但是，这仍然是军队经历。这段军队经历对他的影响，集中表现为：他坚定地相信军事力量是美国外交信誉的根本保证，相信海外驻军能够阻止威胁靠近美国本土。
他认为，如果美国从海外撤军或者进行战略收缩，容易被对手视为软弱。同时，他把军事投入描述为一种必要代价，认为其目的在于防止更大的战争。他也习惯于把不同地区的冲突，放进一套全球威慑逻辑当中。
这套安全认知，让他成为美国国会立场最为激进、主张最为持久的干预主义者之一。在他的政治逻辑中，一旦美国承诺支持某个盟友或伙伴，美方就要提供武器、资金、人员训练以及必要的军事部署。
当他把视线转向两岸关系的时候，他对于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这种考量，就发展成为从蔡英文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所谓美国对台军售、军援、库存调拨、制裁威慑和所谓准同盟安排。
他的这些动作，说实话，并不像一些刺激性的言辞那么张扬，但是从系统性和组织性上来说，带来的中长期危害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个人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必须提到两个人。
一个是鲍勃·多尔。这是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20世纪90年代曾经与比尔·克林顿竞选过美国总统。鲍勃·多尔去世以后，格雷厄姆在官方声明中宣称，多尔是他的亲密朋友。
鲍勃·多尔，2021年去世
鲍勃·多尔还曾经担任格雷厄姆第一次竞选参议员时的竞选主席。在竞选过程中，资深的鲍勃·多尔为当时仍然年轻、刚刚崭露头角的格雷厄姆，提供了共和党建制派的网络、筹款信用和全国政治背书。多尔看好格雷厄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双方理念相合。
鲍勃·多尔同样强调强大的国防、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和党派纪律。同时，他也认为，要充分尊重参议院的程序，在参议院内部推动法案时，要有效进行谈判和跨党派妥协。
那么，格雷厄姆和鲍勃·多尔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理解为美国《星球大战》里面，类似西斯那种师傅和徒弟的结构。鲍勃·多尔是老师，是Master，格雷厄姆是他的徒弟。所以，格雷厄姆继承了鲍勃·多尔的这种风格：能够在强硬的国家安全议题上同民主党人合作，同时也愿意在移民、司法、预算问题上寻找中间方案。
当然，另一个从外交思想以及美国国会发展历程上，对格雷厄姆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是约翰·麦凯恩。就是后来跟奥巴马竞选过总统，又跟特朗普闹掰的那个约翰·麦凯恩。
麦凯恩本人是越战老兵，拥有与越战相关的身份和经历。这使得他长期能够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职务，也是美国军事干预主义和对外军事干涉的代表性人物。麦凯恩和格雷厄姆共同访问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热点地区，主张扩大军费、维持海外驻军、武装美国支持的政治力量，并且反对在战场目标尚未实现前提前撤军。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不久，麦凯恩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率团窜访台湾，格雷厄姆随行。当时同行的还有汤姆·科顿、乔尼·恩斯特等共和党安全鹰派人物。蔡英文在会见中明确要求美方推动对台军售和安全交流。借由这次窜访，格雷厄姆本人也进一步进入美国国会对台军事合作的核心网络。
这当然也由此意味着，格雷厄姆本人和美国高度活跃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产生了更加直接的关联。特朗普崛起之后，格雷厄姆经历了非常明显的政治转向。
2016年共和党初选期间，对当时的格雷厄姆来说，特朗普就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存在。所以在共和党党内初选的时候，他曾经激烈批评特朗普，认为特朗普缺乏外交和安全常识。
但是，在特朗普掌握共和党权力之后，尤其是特朗普再次当政，证明了自己在共和党支持者当中以及在全国选举中的动员能力之后，格雷厄姆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政治身段。
他开始迅速接近白宫，并且通过他那套特定的话术，使特朗普对自己形成了某种形式上的信任，并逐渐成为特朗普在美国国会最重要的盟友之一。这种转变，你可以把它解释为格雷厄姆具有某种变色龙般的政治适应能力。
他其实并没有放弃传统鹰派的外交思想，而是努力把这种带有鲜明麦凯恩印记的全球干预主义，嵌入特朗普主导的共和党当中。从双方的合作关系来看，特朗普需要格雷厄姆这样的人，因为他需要一个熟悉参议院程序、军事政策和外交网络，并且在政治上能让特朗普信任的支持者。
自右往左：林赛·格雷厄姆、约翰·麦凯恩、约瑟夫·利伯曼，这三位被合称为“三剑客”
格雷厄姆同样需要总统权力，去推动他那些强硬制裁，无论是在军费方面，还是在对外强硬政策方面，又或者是把制裁作为一种外交工具。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托、相互支持的政治关联。
从国会履历来看，格雷厄姆在1994年当选美国联邦众议员，成为南卡罗来纳州第三选区自19世纪以来第一位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能够让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蓝色选区翻红，格雷厄姆本人的动员能力、政治技巧和表达能力，显然不容小觑。
2002年，格雷厄姆当选联邦参议员，随后在2008年、2014年和2020年连续获得连任。在去世之前，他已经赢得了2026年共和党参议员初选，正准备角逐自己的第五个任期。保守估计，从2002年到2026年他去世为止，他作为美国参议员已经任职24年。
他曾经出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在美国联邦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确认程序中拥有重要权力。从2025年开始，他担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同时还在拨款委员会、司法委员会等机构任职。预算委员会涉及财政框架和预算协调，拨款委员会则会直接影响国防、外交和联邦机构的资金。
虽然参议院在这方面没有众议院那么直接，但是在与外交、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相关的立法过程中，国会最大的能力之一，就是可以影响预算。这使他获得了非常大的间接影响力。所以总体上看，格雷厄姆在国会中的权力是一种叠加性的权力。
之所以说它是一种叠加性的权力，是因为从明面上来看，格雷厄姆没有长期担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也没有长期执掌外交关系委员会或者军事委员会。这决定了他在外交和军售问题中的直接控制力是有限的。但是，权力不仅仅是一个位置或者一个头衔，它还是一种运行方式。因为他在国会任职30多年，所以他可以通过运用程序和人事网络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第二，他具备跨党派合作能力，能够同民主党鹰派合作，把对外制裁、军援和涉台议题推动成为一种两党共识。这对于在政治撕裂的情况下，让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案，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他有很高的媒体活跃度，比较熟悉如何使用煽动性语言，用极端而直接的措辞推动议题。
同时，凭借他曾经与麦凯恩、多尔等人保持的关系，以及他与特朗普的关系，事实上在现行的美国国内政治情况下，格雷厄姆成为了共和党内部传统建制派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新权力中心之间的桥接性人物。
所以，这种桥接性人物所具备的组织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当这种组织能力聚焦于特定议题的时候，他所带来的影响也就非常可观。在格雷厄姆的政治遗产中，境外社交媒体上有一些人旗帜鲜明地将格雷厄姆称为“战争贩子”。
在他离世之前，无论是在以色列问题、俄乌冲突，还是台湾问题上，都有人作出过类似表述。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坚定支持美国对外使用武力。2002年，当时他还没有参选成功成为参议员，仍然是众议员的时候，他投票赞成授权美国总统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当时众议院的投票结果是296票赞成、133票反对。格雷厄姆就是这296名赞成者中的一个。
一般情况下，当伊拉克战争陷入某种泥潭之后，有些议员即使最初同意对伊拉克使用武力，也会因为局面的变化，对事情进行反思。但是格雷厄姆非常坚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没有转向全面反思发动战争的正当性，仍然主张增兵和维持军事存在。
美军在伊拉克战争
他坚决反对后来的美国政府，尤其是奥巴马政府设定撤军时间表，认为这会损害美国信誉，同时鼓励当地，尤其是伊朗这样一些挑战美国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影响。
在叙利亚危机期间，格雷厄姆和麦凯恩主张武装叙利亚反对派，公开打击叙利亚政府军事设施，并且建立所谓的安全区。在阿富汗问题上，他反对全面撤军，要求保留反恐部队和长期军事存在。在伊朗问题上，格雷厄姆多次支持用军事威胁和高压制裁迫使对方接受美国的条件。
在格雷厄姆的世界观中，他认为海外战争就是保障美国本土安全的前沿防线。如果美国离开某个地区，对手和极端组织就会填补空间，最终威胁美国。乌克兰危机进一步体现了他的这种战争观。格雷厄姆积极推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强调军援既可以削弱俄罗斯，也可以维持美国国防工业的生产线和就业。
同时，他还不断提及中国、指责中国，并且非常主观地把乌克兰问题和台海局面联系起来。包括这次他去世之前，最后一次高调的公开活动，就是到基辅参观一座秘密的无人机工厂。也正因为他参观工厂的视频、相关照片以及他离世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以间隔如此之短的方式猝然撞到了一起，所以也催生了很多迄今为止还没有办法进行细节验证的不同说法，我们后面可以持续观察这个问题。
最后聊聊格雷厄姆和中国。
格雷厄姆对中国的强硬路线形成得很早。2005年，他就和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共同提出法案，要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谈判失败后，对全部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7.5%的关税。
他是最早一批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的美国议员，指责中国通过汇率“作弊”，让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包括纺织业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在全球获得竞争优势，认为这种竞争优势来自中国政府人为操控汇率、低估人民币币值。
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南卡罗来纳州纺织业和制造业利益在格雷厄姆身上进行投射的必然体现。当时，他就把就业岗位流失、产业转移和企业竞争压力集中归因于中国的汇率政策，而完全无视美国国内自身的问题。无论是资本外包、企业投资不足、技术升级缓慢，还是收入分配，统统看不见。
他属于那种把手指指向中国的鹰派，“我们这一切都是最好的，所有问题都是中国的错。”
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时候，格雷厄姆公开表示支持。理由是，美方需要反击所谓的知识产权盗窃、倾销和不公平贸易。他们当时坚定地相信，所谓知识产权网络窃取等行为，让美国遭受了五六千亿美元，甚至更高的损失。这属于一种近似于歇斯底里反华的经典征兆。
随着中美竞争向高技术领域扩展，格雷厄姆的政策重点进一步转向5G、专利、出口管制、供应链，以及如何打压华为。2019年，他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期间，专门就华为的低成本设备、实体清单、专利、技术出口和美国通信网络安全等提出问题，搞了一个大杂烩。
他非常努力地推动把中美之间正常的企业竞争安全化，转变为安全竞争，并纳入国家安全议程。当然，对此熟悉的人都清楚，格雷厄姆肯定不是唯一一个上蹿下跳、积极推动的人。
但是相比其他人而言，他最大的威胁就在于，他不仅有能力构建那种虚假的认知，传递虚假信息，还有能力推动这些活动。在经贸、科技、军事等层面构建出一套竞争叙事之后，他可以把它落地，体现在国会立法和政策制定的行动当中。
在台湾问题上，格雷厄姆和台湾当局的关系延续了20多年。1999年，格雷厄姆第一次以联邦众议员身份参加国会代表团窜访台湾。2016年，他又随麦凯恩代表团窜访台湾。当时的蔡英文把他视为美国国会支持台湾的重要人物。
在这两次访问中，格雷厄姆本人的层级出现了非常清晰的变化。1999年的时候，他只是众议院的一名普通议员。虽然进入了美国国会的涉台网络，但是他个人的影响力并没有进入相关议题的核心圈层。到了2016年，格雷厄姆随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窜访台湾之后，他在代表团中的地位显著提高，并且开始参与对台军售和安全合作的高层政治承诺。
到了2022年，事情再度升级。格雷厄姆自己带了一批美国议员，坐着美国军机，对台湾进行了所谓旋风式窜访。蔡英文方面以高规格礼遇接待。然后，第二天早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格雷厄姆在蔡英文的办公场所发表讲话，讲了一堆东西，包括把俄乌问题和台湾问题联系起来，把台湾描述为美国所需要的伙伴等等。然后说着说着，话锋一转：“你们买飞机吧。我们这飞机很不错，我们南卡罗来纳州生产的波音787，你们买一批。”一开始说的是40多架、100多亿美元，后来变成了24架、80亿美元。
2022年， 格雷厄姆窜访台湾
在这个事件传播的过程中，岛内新闻媒体又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时台方那边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非常流利地听懂英文。在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口译人员把格雷厄姆关于购买波音787的内容删掉了，没有翻译。
当然，格雷厄姆回到南卡罗来纳州之后继续说。2022年4月22日，他表示，希望台湾方面能够在未来数周宣布购买24架波音787宽体客机，交易规模为80亿美元，并且直言，这将是对南卡罗来纳州波音工厂的一个巨大推动。这就是他的公式。
岛内有人要“倚美谋独”，而他回来之后盯上的是你的钱。必须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且是强买强卖。而岛内那些事实上走的是“卖台谋独”“倚美谋独”路线的实体，永远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说：“我们都是正常行为，无关的。”
当然，后面的巧合更加有意思。格雷厄姆是在2022年4月22日说，希望台湾方面未来数周购买24架飞机。到了2022年8月30日，不是数周，是数月，对吧？岛内的中华航空宣布订购16架波音787，并保留8架选择权。16加8等于24，这不正好是格雷厄姆说的吗？然后到了2023年，那8架选择权也加上了，实实在在地从16架变成了24架。
显然，格雷厄姆提出了非常明确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又实现了。实现之后，更搞笑的一点是，到了2025年，波音787延迟交付。为什么延迟交付？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实力持续衰退。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在两岸问题中，格雷厄姆非常清晰地构建了他介入台湾的一套生态系统，以及这套生态系统与他选区利益进行直接交易的公式。也就是说，尽管很多时候，他会把很多价值性的问题放在嘴边，但是所有这些价值，在任何情况下，最终都必须而且只能转化为他个人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收益。
这也是这一类美国议员比较典型的特征。当然，他破坏两岸关系、给“台独”方面发出错误信号、破坏中美关系的行动，不止于此。2022年，格雷厄姆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共同提出了所谓《台湾政策法案》。
该法案计划在四年内向台湾地区提供45亿美元安全援助，推动台湾地区获得所谓外国军事融资，优先处理台湾地区的武器要求，扩大训练和战备储备，并且准备给予台湾地区所谓“非北约主要盟友”的待遇。法案还希望放宽双方官员接触限制，支持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和贸易机制，并且建立所谓当台海有事的时候，对中国进行大规模金融和经济制裁的框架。
后来，这个法案被拆开，没有能够完整通过。其中的部分内容，主要是安全援助和训练方面的内容，以《台湾增强韧性法》的形式被吸收进年度《国防授权法》。但是格雷厄姆并没有停下脚步。2023年，他宣布推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增加80亿美元紧急国防资金。这就是他那个位置所具有的权限，他可以直接动钱。
其中，11亿美元，用于补充美国通过“总统特别提款权”向台湾岛内提供装备以后形成的所谓库存缺口。另外10亿美元，用于扩大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和供应链能力。
你看，他鼓励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交付武器，而美军获得了补充库存的预算，军工企业拿到了新的订单，相关州获得了生产和就业，国会议员又能够以国家安全和地方经济为理由，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到了2023年12月，格雷厄姆又主张制定所谓“台湾防务补充拨款”，并且提前起草对华制裁方案，用经济工具搞所谓威慑，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样的一个人，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看得很清楚，你不能把他定义为中美关系中的一种正面和建设性力量，他是一种负面的、破坏性的力量。他在意识形态上长期形成了一套扭曲、错误的对华认知，并且在中国持续开放的情况下，拒绝校正自己对中国的错误认识和理解。
就像中国领导人说的，中美关系的第一颗纽扣如果扣歪了，认知如果偏了，那么后面全部都会偏掉。所以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科技进步和国家统一事业，就是对美国秩序的威胁。
讽刺的是，他所推动的关税施压、科技限制、军事威慑，以及向“台独”发出的信号，挑战或者说威胁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当然同时也损害了中美关系。从美国中长期利益来看，这些做法实质上也对美国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利益构成了严重损害。这是极其微妙的。
在经贸问题上，他倾向于把美国国内产业调整和社会矛盾完全归咎于中国。在科技问题上，他主张泛化国家安全，无差别打压所有被盯上的中国企业。在台湾问题上，他的这种负面作用达到了一个峰值。
从蔡英文时期开始，他以牵头人的姿态，积极推动所谓美国和台湾地区关系升级，向“台独”持续不断地发出错误信号，让“倚美谋独”变成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误认知。当然，在此过程中，他还不忘攫取自己的私利。强买强卖波音787，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具有标志性的案例。
当然，你不能指望这么一个人的离世，就会让美国鹰派或者美国整体的对华遏制战略发生根本改变。这毕竟不是游戏，不是那种一个终极角色倒下，一切问题就自动解决的游戏，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单一的解决方案。同样，他的离世也不会让美国的对华政策自动停止。
格雷厄姆死亡并不意味着反华意识形态的终结
他所留下的那些法律文本、制裁模式、军援框架、军工利益链条和涉台政治网络，仍然会被美国其他议员继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格雷厄姆这个人看清楚他所在的这套制度，看清楚他所推进的这些政策给美国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也看清楚美国正在经历，以及已经发生了怎样深刻的改变。
这种改变，就像他的离世一样，经常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到一个转折关口。但是每一个转折关口所证明的，都是像格雷厄姆这样的对华鹰派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他认知世界、认知美国、认知中美关系的框架出现了问题。这种问题使得他始终以错误的方式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然后得出错误的结论，找到错误的解决方案。
这些方案不仅不能实现他所要追求的目标，甚至可能起到截然相反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在历史上也已经被反复证明。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可以持续进行观察。
但是我们也了解，很多人、很多事，就像历史上已经翻过去的那些篇章一样，当它翻过去以后，即使留下了一些东西，留下了一些所谓的政治遗产，即使美国国会中一定还会有一些议员像他一样反华，在对华问题上持强硬鹰派立场，持续不断地向“台独”输送错误信号，把这些做法当成一种在华盛顿快速进阶的路径，寻求通过宣扬所谓威胁、构建与军工复合体的合作关系，作为自己的政治上升阶梯。
但是，历史已经给出了自己的选择。在这种错误认知下所产生的错误行为、错误战略，除了加速美国霸权持续的相对衰退以外，不会产生任何意义上的正面、积极效果。这可能也是历史最大的讽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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