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龄动侦探社 ，作者：AB探长
2024年，一个数字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5.64%，伴随着关于鼓励生育、延迟退休的热议，一场席卷全球的人口结构转变从角落走到聚光灯下，成为大众的焦点。
近几年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深化引发社会的恐慌和焦虑，我们总是在讨论“怎么办”，如何破局，但当我们退回一步，从人口本身弄清楚其成因时，或许我们就能够坦然并应对人口老龄化。
生育率的下降是驱动人口老龄化最核心的动力。
工业革命前，人类社会普遍处于“马尔萨斯陷阱”中，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常态下，婴儿夭折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一方面为了对抗婴儿夭折的高死亡率，另一方面则是在农业社会下，劳动力和养儿防老的需要，必须多生，同时粮食短缺、卫生条件恶劣，死亡是常态。因此人口结构是一个底座巨大的标准金字塔，大量的儿童和青少年，少量的中年和极少的老年。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从多个方面影响生育率的下降。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育水平的关键指标是总和生育率（TFR），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数。人口学生通常将2.1称为“世代更替水平”，即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总量长期稳定，但我国的总和生育早已跌破这一警戒线，2020年总和生育率为1.3，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少子化现象突显，不断收窄人口金字塔底部，相对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呈现出“底部老龄化”的现象。
女性主义的兴起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教育，参与越来越广泛的职业岗位，实现了教育与经济的相对独立，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同时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以及职场晋升空间的不平等，女性的生育年龄与生育间隔随之延长，女性成为了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几个的主要决策者。
生育政策是生育率转变的重要因素。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严格执行的“一孩政策”造成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尽管当前生育政策逐步宽松，到目前放开“三孩”，但对生育率的提升效果微乎其微。人们已经“不愿生，不敢生”。而因为人口惯性对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因素，未来即使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但随着医疗条件改善和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仍会持续增长。
“不愿生”——婚育观念大转变。
随着社会进步和思想的不断解放，不婚主义、丁克主义、追求个人发展成为了当代主流，“结婚生子”“传宗接代”等思想从所谓的“人生任务”转变为了“人生选择”。
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政策的逐步完善，养老的选择不再是单一的“养儿防老”。
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更多年轻人不愿让孩子生下来“受罪”。
“孩子”的选择不再单一，很多年轻人认为“人孩”反馈的情绪价值不如猫猫狗狗，养孩子的钱不如多照顾“毛孩子”。
“不敢生”——养育能力达不到。
住房成本和就业压力已经压着人喘不过气，生育成本已经成为人们不敢承担的责任。
职场的性别歧视导致女性不敢生育，更不敢利用生育假远离职场。
男性生育假的不完善导致父亲角色的失位进一步“吓退”女性生育的意愿，同时家务的性别分配不平等使女性不信任男性。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是推动老年人规模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生育率下降是相对提高老年人口比重，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则是扩大老年人口规模，从顶部拉宽，形成“顶部老龄化”。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指当前各个年龄组死亡概率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年0岁出生的人平均能够存活的年数。这一指数能够反映社会整体的健康水平。中国平均预期寿命由1981年67.77岁提升到2024年79岁。
医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降低中老年死亡率。
在医疗技术革命的前期，过去的不治之症，如天花、疟疾等得到了有效的防控，极大地降低了新生儿的死亡率，而随着医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中老年人常常中招的慢性病有了更好的医疗手段和医疗方案，同时日常体检观念的普及，能够让人们及时发现、及早预防更多的隐藏病症，从而降低中老年人的死亡率。
公共卫生的改善切断传染病的传播。
多道工序净化的饮用水、如火如荼的厕所革命、完善的城市排污系统从源头切断了传染病的传播。
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改善健康预期寿命。
营养饮食、全民健身、健康知识的普及，积极的心理情绪都延长改善了健康预期寿命。
人口流动是区域人口老龄化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水往低处流”，人也会往经济水平、生活条件等满足自身需求的城市流动。大量青壮年从农村流向城镇，由小城市流入大城市，由大城市流入特大城市。年轻人口的流入会在前期缓解流入地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流出地的人口老龄化程度。
但随着年轻人口在流入地的年龄增加，“流动二代”的补充不足，又会在后期加剧流入地的老龄化程度，同时在大城市没有养老保障的人，对“落叶归根”有想法的人，打拼十几年后，不得不进行人口回流，回到流出地，从而加剧流出地的人口老龄化。
初始人口基数是区域老年人口规模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1980年，在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前，其人口数仅有33.29万，而与当今的1800万人相比，大规模年轻人口的流入稀释了老年人口的比重。而同样的人口规模流入北京、上海，对其老龄化的稀释程度并不会很高。
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并非“老年人变多”，而是人口结构的根本性转变，是社会变革的自然而然的结果。社会变革是必然的，人口结构转变是不可逆的，与其陷入如何逆转人口趋势的无效焦虑，不如积极迎接这场人口转变的浪潮背后隐含的新一轮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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