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5日凌晨,北京医院的一间病房里,监护仪的滴答声规律得像一座老钟。一个瘦得只剩下骨架的老人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手背上青筋暴起,皮肤薄得几乎透明。

他的手心里攥着一枚戒指。不是镶钻的白金戒指,而是一枚旧得发暗的银质素圈。那是他十九岁时母亲送给他的成人礼,他从金边带到巴黎,从巴黎带回金边,又带到北京,戴了整整七十年,手指都磨出了一道凹痕。

护士进来换药的时候,老人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把那枚戒指从手指上褪下来,递到床前一个穿着素色衣裙的老妇人手里。老妇人接过来,低头看了很久,然后握住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

她没有哭。她跟这个老人在一起六十年,见他被推翻过,被流放过,被软禁过,见过他跪在佛前烧香,见过他坐在轮椅上看窗外发呆,见过他收到儿女死讯时面无表情地坐了一整夜。她早就不哭了。

这个老人是诺罗敦·西哈努克,柬埔寨的前国王。老妇人是莫尼列王后,他的第六任妻子,也是最后一任。在她之前,他曾有过五段婚姻。这件事后来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更愿意谈论他有几个老婆、生了几个孩子,却不愿意花哪怕一分钟去理解,每一段婚姻背后,都拴着一个国家在二十世纪里经历的全部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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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第一次被推进婚姻的殿堂,是在1941年。那年他刚满十九岁,登基不过几个月。法国殖民当局需要一个听话的少年国王来维系他们在印度的统治秩序,于是从诺罗敦王室旁支里挑中了他。法国人觉得这孩子安静、温顺、不会惹麻烦。他们错了一半——西哈努克确实安静,但温顺这个词跟他沾不上边。

支那

那场婚礼的新娘叫甘托尔,是王家芭蕾舞团的舞者,出身平民,没任何家族背景。她在宫里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注定不高。按柬埔寨王室的老规矩,国王明媒正娶的王后必须出自诺罗敦或者西索瓦这两个王族血统,平民女子进得了寝宫,进不了宗谱。

甘托尔给他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帕花黛维后来成了柬埔寨最富盛名的古典舞蹈家,儿子拉那烈在九十年代当过柬埔寨的第一首相。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1943年,两人离婚,甘托尔改嫁他人,余生再没踏进过王宫的大门。她后来的丈夫是个普通商人,日子过得平淡安稳,这本该是她最好的结局。但1975年红色高棉进城之后,她因为曾经是“国王的女人”,全家被列为旧制度残余,连同她的孙辈一起遭到清洗。她本人虽然没有死于那场浩劫,但她的血脉在那几年里折损殆尽。

西哈努克后来在回忆录里提到甘托尔时只有寥寥几行字,像是刻意回避。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人们只知道,他晚年曾托人去找过甘托尔的墓地,在得知墓地被红色高棉时期平毁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拿起一串佛珠,一粒一粒地拨了一下午。

真正让他在王室内部站稳脚跟的,是第二段婚姻。

1942年,他迎娶了西索瓦·蓬珊莫尼。这个女人的身份非同小可——她是前国王西索瓦·莫尼旺的女儿,按辈分是西哈努克的姨妈。柬埔寨王室的亲属称谓跟老百姓不一样,所谓姨妈并不是血缘意义上的母亲的姐妹,而是王族内部按姻亲关系排出来的辈分。但在外人听来,娶自己的姨妈这件事已经足够惊世骇俗了。

这场婚姻是一次精打细算的王室内部交易。诺罗敦和西索瓦是柬埔寨的两大王族,历史上为了王位争夺了几代人,互相通婚是缓解矛盾最直接的手段。西哈努克娶了西索瓦家的女儿,就等于把两个家族的利益拴在了一起。法国殖民当局也乐见其成——一个内部稳固的王室更方便他们间接统治。

蓬珊莫尼的地位远远高于甘托尔。她是正式册封的王后,住在王宫正殿,掌管后宫事务,出入有仪仗随行。她给他生了七个孩子,这些孩子是诺罗敦和西索瓦两大家族血脉融合的象征,在王室内部拥有最高的继承顺位。

但1975年之后,正是这份高贵成了致命的标签。红色高棉视王室为旧制度的最高代表,清算的时候毫不留情。蓬珊莫尼所生的七个子女中,至少有五人在那个时期失踪或遇害,有的被送往劳改营后杳无音信,有的在金边郊外的刑场上被处决。

蓬珊莫尼本人倒是没有活到那一年。她1951年就和西哈努克离了婚,改嫁给一名军官,1974年病逝于金边,躲过了一劫。但她死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仅仅一年之后,她生下来的那些孩子就会被自己国家的新主人当成垃圾一样清扫干净。

那些孩子里,有一个叫纳拉迪波的男孩,是西哈努克和蓬珊莫尼的亲妹妹莫尼盖珊所生。莫尼盖珊也是西哈努克的姨妈——蓬珊莫尼同父异母的妹妹——1944年嫁入宫中,产后并发症去世,年仅二十二岁。纳拉迪波自幼丧母,由蓬珊莫尼抚养长大,聪明好学,被送到中国留学,在北京大学读过书,中文说得很流利。1975年他从北京回到柬埔寨,以为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新政权效力。红色高棉确实“用”了他——先让他劳动改造,然后在某一天的黄昏把他带走,从此再无音讯。

多年以后,有人在柬埔寨档案馆的旧文件堆里翻到一份处决名单,上面有纳拉迪波的名字,旁边用红笔批了四个字:王室余孽。西哈努克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儿子究竟死在何处、葬在何方。

夹在甘托尔的平民身份和蓬珊莫尼的王族血统之间的,还有一段短暂而特殊的婚姻。1949年,西哈努克到老挝万象访问,在法国总督举办的舞会上结识了一位名叫玛尼婉的老挝女子,两人很快结婚,生下两个女儿。玛尼婉不是王室成员,但也不是平民——她出身老挝贵族家庭,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舞跳得极好。西哈努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玛尼婉是他所有妻子中性格最温柔的一个。

这段婚姻只持续了六年。1955年两人离婚,玛尼婉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金边。在那个时代的柬埔寨王室,离婚并不罕见,罕见的是前妻公然站到了丈夫的政治对立面。玛尼婉后来投靠了朗诺政权——就是1970年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的那个朗诺。1975年红色高棉攻陷金边前夕,她试图带着家人躲进法国大使馆寻求庇护,被守门的警卫认了出来,连同她的长女苏嘉塔及多名孙辈一起遭到处决。次女阿伦拉斯美因为当时不在金边,侥幸活了下来,后来成为柬埔寨政坛上有影响力的人物。她也是西哈努克与玛尼婉所生的后代中,唯一一个活到了二十一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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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之后,西哈努克流亡北京,组织流亡政府,号召柬埔寨人民反抗朗诺政权。玛尼婉留在金边,成了朗诺政权的座上宾。他们曾经是夫妻,现在分属两个互相厮杀的阵营。他们的两个女儿也因此被撕裂——大女儿苏嘉塔随母亲留在金边,最终死于红色高棉之手;小女儿阿伦拉斯美当时在国外读书,避开了这一劫。

多年以后,有人问阿伦拉斯美是否怨恨自己的父亲,她回答得很平静:“我父亲从来就不是属于家庭的,他属于柬埔寨。”

西哈努克的第五段婚姻,把他带回了血缘的近亲网络里。1955年,他娶了诺罗敦·诺丽亚,她是他的姨表妹。这次的婚姻逻辑和娶蓬珊莫尼一样——巩固诺罗敦家族内部的血缘纽带,防止权力旁落。诺丽亚做了十三年“第一夫人”,但没有为他生下一儿半女。1968年两人离婚,她移居法国,彻底淡出公众视野,活到了2017年,享年九十一岁。

她和西哈努克的所有其他妻子都不一样——她活得最久,也最沉默。她几乎从不接受采访,从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婚姻,也从不回柬埔寨。她在巴黎的公寓里挂了幅佛像,每天烧香诵经,邻居们只知道她是个和蔼的柬埔寨老太太,没人知道她曾经是王后。

和她同一时期入宫的,是西哈努克最后一位妻子——莫尼列。莫尼列原名葆拉-莫尼克·伊齐,父亲是法国科西嘉人,母亲是柬埔寨人,她有一头深棕色的卷发和一双浅色的眼睛,在金边的一次选美活动上被西哈努克一眼看中。1955年3月5日,她正式嫁入王宫,成为西哈努克的第二夫人,后来成为他唯一的王后。她为他生了两个儿子——西哈莫尼和诺林达拉邦。

1968年诺丽亚离开之后,莫尼列就成了西哈努克身边唯一的女人。他解散了后宫,不再纳妃,在公开场合也只以莫尼列为伴。这个决定在当时颇为轰动——一个以多妻著称的国王,忽然转向了一夫一妻制。有人说他老了收心了,有人说他皈依佛教后心性大变。但更现实的原因也许是,他需要让柬埔寨王室在西方世界的审视下看起来不那么落后和荒谬。

莫尼列陪伴他走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那段路。1970年朗诺政变后他们辗转流亡,先到北京,再到朝鲜,再回北京,在不同国家的酒店和招待所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莫尼列在他身边,给他端茶倒水,陪他见客会友,替他处理那些他越来越没力气处理的琐事。她还替他把那些陆续从柬埔寨传来的噩耗一一消化——他们的孩子、亲戚、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在红色高棉的屠刀下消失了。西哈努克晚年多次说,如果没有莫尼列,他活不到那一天。莫尼列后来被尊称为“太后”,至今仍活跃在中柬两国的外交场合,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特殊纽带。

西哈努克一生共有十四个子女,其中至少有五人在红色高棉时期被杀或失踪,另有几名孙辈也在同一时期遇难。对一个父亲来说,这个数字已经沉重到无法承受。但他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谈这些,他只是偶尔会在接受采访时忽然沉默,像是在咀嚼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然后把话题岔开。

有一次,一个外国记者问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什么。他想了很久,说:“我没有保护好我的孩子们。”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再也没在公开场合提过这件事。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那天采访结束后,老国王回到房间里,把门关上,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都没出来。

2012年10月,西哈努克在北京病逝。柬埔寨国内举行了隆重的国葬,数万民众自发走上金边街头,送别这位陪伴了他们整整七十年的人。在那个历史时刻,人们谈论的是他作为“独立之父”的功绩、他在冷战时期的纵横捭阖、他与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很少有人提起他的妻子们,更少有人想起那些早已化为尘土的子女。

西哈努克去世后,王位传给了他和莫尼列的儿子西哈莫尼。这个从巴黎学芭蕾舞回来的王子,从来没有结过婚。他到今天还是单身。七十二岁的国王,膝下无子,这在东南亚王室的历史上几乎前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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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从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微笑着说,舞蹈就是他的妻子,柬埔寨就是他的一切。旁观者们猜测了很多原因——可能是他厌倦了父辈那些被政治和血缘捆绑的婚姻,可能是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再卷进王室的血色漩涡里,也可能仅仅是他习惯于独处。

西哈莫尼把一生献给了舞蹈和佛教。他在巴黎歌剧院跳过芭蕾,在金边的寺庙里做过长期禅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过柬埔寨的文化代表。他性情温和,待人谦逊,和父亲那种复杂、矛盾、充满张力的个性完全不同。他仿佛有意识地把自己活成了父亲的反面——不涉足政治,不经营家族,不留下子嗣。

那张曾经枝繁叶茂的西哈努克家族树,传到他这里,就此停下了生长的痕迹。这不是偶然的,更像是一种沉默的选择。他用自己的一生无婚无子,给父亲那张被婚姻、血缘、政治和暴力填满的历史考卷写下了另一个答案——一个安静的、决绝的、不带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