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到上海，黄楚九身上只剩一门半熟的眼科手艺。
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滩的药房、药厂、游乐场、报馆、医院、地产生意里，到处能看见他的名字。
这个人最怪的一招，不是卖药。
是借钱。
借来的钱，他不急着用，先锁进箱子。到了日子，再原封不动还回去。
钱没少一分。
信用却涨了一截。
清末的上海城隍庙一带，人挤人，摊挨摊。
少年黄楚九跟着母亲出来讨生活，手里能拿出来的，是家里传下来的眼药、戒烟丸，还有一点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医药常识。
他父亲是中医，母亲也会治眼疾。十五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到上海，先送他进清心书院读书。
书没读多久。
家里撑不住了。
黄楚九退了学，跟着母亲在茶楼、街边叫卖眼药。旧城厢里，他还开过一个颐寿堂诊所，自称祖传名医，专治眼疾。
门前冷清。
这一下，他看明白了：在上海，光会吆喝不够，名字、地段、招牌，都能变成钱。
一八九〇年前后，黄楚九想把小摊小诊所换成一家像样的药房。
可他缺本钱。
没有抵押，没有家底，一个年轻摊贩想开药房，听着就像笑话。
他先找熟人借。
起初数目不大，二十元、五十元，约好三日还、五日还。钱拿到手，他没有立刻买柜台，也没有进货，而是放进箱子里。
箱子一关。
日子一到，他提前或按时把钱送回去。
下一回再借，数目便大些。
再下一回，又大些。
这套办法看着笨，实则狠。
他不是先借钱做生意，再赌生意赚钱还债；他是先用一笔笔小钱，把自己的名字做成一张欠条也认的招牌。
到后来，愿意借钱的人多了，他终于凑起三千元资本，在法租界法大马路一带开出“中法大药房”。
这名字很有上海味。
旧式药铺爱叫某某堂，他偏叫“大药房”；中国人开的店，他偏挂“中法”二字。
店门一开，柜台、药瓶、招牌都在告诉路人：这不是城隍庙边那个小摊了。
黄楚九的第一层台阶，是药房。
第二层台阶，是广告。
一九〇四年，中法药房迁到汉口路后，他推出“艾罗补脑汁”。药名听着洋气，商标、广告也跟着洋气。
上海人那时见惯了洋货、洋药、洋招牌。黄楚九抓住的，正是那股心理。
药瓶摆上柜台，广告登上报纸，药房的账本开始翻得越来越快。
真正让他名声大震的，是“龙虎人丹”。
辛亥革命前后，日本“仁丹”在中国销路很广。黄楚九成立龙虎公司，推出国产“龙虎人丹”。
这不是轻松仗。
日商不肯退让，控告他的“人丹”冒牌侵权。官司一路打到大理院，拖了几年。
黄楚九没有缩手。
他请律师，应诉，继续经营。到一九一九年前后，裁定结果下来，“龙虎”并未侵权。
这一仗打完，上海人记住了一个牌子。
龙虎人丹。
也记住了一个老板。
黄楚九。
他最会把一件事做成全城都知道的事。
飞机飞过上海天空，纸片落下来，行人抬头看。
药还没入口，名字已经钻进脑子里。
一九二六年，“百龄机”销售额达到一百二十万元。
这不是小数。
那时的黄楚九，已经不只是药房老板。他投药厂、医院、游乐场、金融、房地产，名下事业大小近百家，外号叫“众家经理”。
一九一七年七月，上海“大世界”开幕。
西藏路、延安东路口，钢筋水泥的大楼里，戏曲、杂耍、电影、曲艺、哈哈镜，挤在一个游乐场里。
门票两角，能从白天玩到夜里。
许多人后来记住黄楚九，是因为大世界。
可他的根，仍在那个箱子里。
那个箱子里锁着的，表面是借来的钱，真正攒下的是信用。
没有那一笔笔按期归还的小钱，就没有后来的中法大药房；没有药房，就没有龙虎人丹、百龄机，也没有大世界。
一九三一年一月，黄楚九病逝。
上海的大世界还亮着灯，药房的柜台还在开账，报纸上仍能看见那些熟悉的广告字样。
而最早的黄楚九，只是城隍庙边一个卖药少年，把借来的钱放进箱子，等日子一到，再亲手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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