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马先生，您真的来了？」
洪泽湖的暴雨下了一整夜。两个年轻人守在一间牛棚里，他们奉命住进蝗虫老巢，已经一年多，一个刚从恶性疟疾里捡回一条命，另一个连蝗虫为什么成灾都还没弄明白。
而这个浑身湿透、满脚烂泥的人，三个月前刚把在美国的全部家当扔掉，绕了大半个地球才回来。他要打的这一仗，中国人输了两千五百年。
01
2015年7月，乌克兰扎波罗热。
卫星图上出现一条二十公里长的黑带，缓缓爬过麦田。
那不是云。
那是蝗虫。
向日葵、小麦、甜菜，绝收率100%。
这年头居然还有蝗灾？
有。非洲、中东、南亚，隔三差五就来一次。2020年那场沙漠蝗，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近七十年最严重的一次，数量以千亿计。巴基斯坦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中国的蝗虫新闻却是另一副面孔。
山东潍坊峡山水库，通报说每平方米有蝗虫三到五头。第二天，村民就扛着网兜下地了。
十块钱一斤，抢着要。
这大概就是当代中国人对蝗虫的全部印象：能吃，好卖，还挺贵。
网上流行一套说法，叫「吃货灭蝗」。说中国之所以太平，是因为中国人把蝗虫吃光了。还有「鸡鸭大队」，说派几万只鸭子过去，一顿饭的工夫就能解决。
这些都是笑谈。
而且是外行的笑谈。
蝗虫有两副面孔。
散着的时候，通体碧绿，性子温吞，老百姓叫它蚂蚱。这种货色，鸡啄，鸟叼，人也吃，油锅一炸，喷香。
一旦密度上去，它就变了。
背部漆黑，腹面棕黄，几个小时到两三天之内，整群像换了个物种。这时候它开始分泌苯乙腈，带毒，气味冲鼻。你去攻击它，它还能吐出氢氰酸。
鸟绕道，鸡扭头，鸭子看都不看。
不是不想吃。
是不能吃。
人也一样。群居型的蝗虫，吃多了要出人命。
指望「吃」和「鸡鸭」灭蝗，等于拿汤勺舀长江。
那真正的蝗灾长什么样？
食量。一个中等蝗群，一天啃掉三万五千人的口粮。所过之处，寸草不留。不是庄稼没了，是连草根都没了。
繁殖。一只雌蝗一生能产数百粒卵，孵化率八成以上。世代重叠，周期极短。今年你在地头瞧见一只，明年它整个家族给你拉出一个军团。
迁飞。聚成群，一口气飞上千公里，翻山越海，说来就来。
它还专挑你最扛不住的时候来。
大旱之后，紧接着就是蝗。地里本来就颗粒无收，蝗虫再补一刀。
老百姓管这叫「旱极而蝗」。
古人不懂生态学，可他们看明白了：蝗虫是跟着灾荒走的。
于是他们造了一个字。
左边一个虫，右边一个皇。
蝗。
虫中之皇。
这字里没有半分轻蔑，只有恐惧。
02
《春秋》里就有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冬，蝝生。蝝，就是还没长出翅膀的幼蝗。
从那时候算，两千五百多年。
《中国救荒史》统计过：秦汉，平均8.8年闹一次大蝗灾；两宋，缩到3.5年一次；元代，1.6年一次；明清稍缓，2.8年一次。
这条曲线越往后越难看。
人越多，地越多，蝗虫越猖。
我们抗争过吗？抗争过，而且拼了命。
唐朝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满朝文武都说蝗是天罚，捕不得，得修德。宰相姚崇拍案而起，说蝗虫要是能吃人，我姚崇一人担着。他摸准了蝗虫扑火的性子，命人夜里在田头架起大火，火边掘坑，烧死埋掉的蝗虫，数以万计。
这一仗，他打赢了。
第二年，蝗虫又来了。
历朝历代，手段就那么几样：扑打、火烧、掘卵、活捉。清朝专门编过《捕蝗要法》，怎么围、怎么赶、怎么打，讲得头头是道。
新中国成立后，办法进了一步：人工为主，药械为辅。各级政府动员农民，趁蝗蝻还没长硬翅膀就下手。一个县动辄出动几万人，扫帚、麻袋、铁锹，漫山遍野地扑。
累不累？累。
管用吗？能管用一点点。
1943年，河南。飞蝗吃光了七个县的庄稼，那年又赶上大灾，逃荒的队伍连成了线。
1949年以前，黄淮海一带平均三四年就要爆发一次大蝗灾。
打了两千五百年。
一次没赢过。
病根在哪？
两千五百年，中国人翻来覆去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杀虫。
扑打是杀虫。火烧是杀虫。后来有了六六六粉，飞机撒药，还是杀虫。
方法在变，工具在变，规模在变。
思路一次都没变。
蝗虫来了，我们打；蝗虫走了，我们歇；明年再来，再打。
没人退后一步问一句：
这么多蝗虫，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它凭什么每隔三四年就能凑出这么一支大军？卵产在哪？为什么偏偏是那几块地方？
两千五百年，这个问题没人认真问过。
满地都是虫，谁还顾得上想这个。先打了再说。
于是年年打，年年输。
一直输到1952年。
03
1915年12月，马宜亭出生在山东兖州。
父亲早年经商，后来弃商务农，靠几亩地租撑着一家人的嚼谷。母亲卞氏，为人贤淑。这是那个年头山东乡下再寻常不过的一户人家。
儿子却不寻常。
四岁上读《四书》《五经》，进了小学一路跳级。街坊都说，这孩子是块念书的料。
念书的料，后来差点没书可念。
1928年，马宜亭考进兖州中学。这时候的中国，东三省阴霾密布。这个个头蹿到一米八的少年，一头扎进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上街，喊口号，散传单。
结果很干脆：开除学籍。
山东的中学没人再敢收他。他只好去济南。
到了济南中学，那股劲儿还是压不住。
没多久，第二次被开除。
两次。
一个成绩顶尖的学生，两次被赶出校门。
那年他十七岁，拎着行李站在济南街头，无处可去。
他决定改名。
马宜亭这三个字不能再用了。用了，哪个中学都不会收。
新名字叫马世骏。
一生一世，做一匹奔腾的骏马。
这不是文人的雅兴。这是一个被逼到墙角的少年给自己下的死命令：书，一定要念下去。
他揣着这个新名字北上，去了北平。
高中念完。1933年，考进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
按说改过名的人该学乖了。
他没有。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北平的学生涌上街头，队伍里有马世骏。
被宪兵团拘留。
放出来，继续念书。
1937年6月，学士学位到手。
一个生物系高材生，正常的出路是留在城里。教书，进研究所，安安稳稳。
马世骏没留城里。
他下了乡。
山东，湖北。烟草害虫，水稻螟虫。一个农业所换一个农业所，一片地头换一片地头。
一干十年。
这十年，他看清了两件事。
一是中国农村穷得没有底。
二是他手里那点学问不够用。
他懂昆虫，可他站在一块被虫子啃秃的地里，束手无策。
1948年春，三十三岁马世骏决定出国学习。
04
到了美国，这个中国人的表现只能用凶悍来形容。
1948年进犹他州立大学，主攻昆虫生态学，研究腐殖质层的生物群落，还有气象因素对蜜蜂传粉行为的影响。
一年。
硕士学位到手。
同年冬天转入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读博士。论文题目《红松叶蜂种群动态研究》。中间他还挤时间参加了美国农业部组织的玉米螟生物学与防治研究。
1951年，博士学位到手。
从上船到戴上博士帽，三年。
美国科学院荣誉协会推选他为正式会员，授予金钥匙。
那把金钥匙是Sigma Xi的荣誉象征。在当时的美国学界，分量不必多说。
他的导师叫查普曼。
查普曼喜欢这个中国学生，喜欢到什么地步？马世骏的博士论文还没写完，查普曼已经在明尼苏达替他安排好了职位。
待遇优厚。
路已经铺得平平整整。
留下，做研究，发论文，评教授。用不了几年，马世骏就是国际昆虫生态学界一个站得住脚的人物。
老教授后来跟他说过一句实在话。
「你留在美国，将来的发展会是惊人的。」
可1949年10月，一个消息越过太平洋，传到了明尼苏达。
新中国成立了。
马世骏在宿舍里盯着那份报纸，很久没动。
他没有立刻申请回国。
他有他的盘算：先把博士读完。带一个硕士回去，和带一个博士回去，能替国家干的事不一样。
1951年，学位拿到手。
他去找查普曼。
查普曼极力挽留，能说的都说了：职位，待遇，前景，圈子。
马世骏听完，只回了两句。
「我要用我的知识改变落后的中国。」
「我离开祖国太久了，我想念我的同胞。」
马世骏向美国移民局递交了回国申请。
回中国大陆。
移民局的答复只有一句。
「可以回去。」
「但只能去台湾。」
理由：他手里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
一张纸。
他攥着那本护照站在窗前，很久没有说话。
三天后，他主动接下了台湾明尼苏达大学的聘书。
05
在旁人眼里，马世骏想通了。这个中国人认了命，安心留美，前程似锦。
美国方面松了口气。
马世骏却没有放弃。
他在等一个机会。
1951年秋，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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