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母在路上｜三明治|山西|徐霞客|文殊菩萨|林徽因|父母|释迦牟尼

文｜Susie

编辑｜珍妮

女儿读小学，集团校的初中和高中都在一个校园里。每年六月，校园作了高考考场，要放四天假，居家网课。这几天，成了我们全家出行的好时机。

去年在太原和平遥，看了几处古建。双林寺的彩塑、镇国寺的万佛殿，回来之后全家人念念不忘。父亲说，山西的木结构看着踏实，跟别处的不一样。母亲也难得主动提起，说山西的饭菜合她胃口。女儿倒是好打发，去哪里都好，吃什么都可以，从来不挑。对她来说，只要能出门几天，换个地方住一住，已经很满足了。

于是今年早早定下了大同。一来听说大同夏天凉快，比北京低了快十度，正适合带老人和孩子避避暑气；二来大同的古建看点也密，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应县木塔，随便拎出一个，都值得专程跑一趟。

我的祖父是山西隰县人。那座小城原先不大有人提，这些年因为玉露香梨，也因为小西天的悬塑，才渐渐在人前有了名字。

父亲出生的时候，祖父祖母早已在北京南池子落了脚。他是在四九城的院子里长大的，听着鸽哨声，吃着炸酱面，山西于他，是一行籍贯，不是泥土，不是乡音，不是任何具体的东西。

倒是母亲，在这片黄土高原上住过好几年。外公被下放到闻喜，她在那儿度过了少年时代。她记得田里的庄稼，记得柿子醋的做法，记得那只会在路口等她放学的狸花猫。她说起那些事，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可我知道，那是她的山西。

我小时候没回过“老家”。这个词对我来说，一直是户口本上的一行字，是填表时才需要想起的。但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应该一起来山西。不是为了寻根，不是为了认祖归宗，只是想和父亲一起，站在这片他从未真正踏足、却写在籍贯栏里一辈子的土地上。

出发前一天，女儿已经把老师们发的网课作业全写完了。双肩包里塞了一部学习机，里面存着几套复习用的练习册。我们约定好，每天抽一个小时，用它做做题，巩固一下。她点点头，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不过我也不太担心。出来玩本身就是一种学习，看过的佛像、走过的古寺、吃过的面食，这些东西课本里学不到，但记住了就是自己的。

在大同的第二天，我提前约了一辆车，中午一点出发。

应县木塔和悬空寺是父母最惦记的。

他们在朋友圈里见人发过很多回，这个亲戚去过，那个朋友也去过，都说值得一看。一提大同，他们最先问的就是这两处。

我没多说，只把行程排好了给他们：先去应县看木塔，顺道看看净土寺，再到浑源，城里的永安寺和圆觉寺也要走一走。他们没什么意见，大概觉得反正都是一天的路，怎么走都行。我没有解释这三个寺是我特地挑的——我喜欢看壁画，看藻井，看佛造像。这些东西在旅游介绍里通常只占一行字，但对我来说，那是值得专程绕路去看的。

应县的木塔，比照片里看上去更沉，也更旧。木头是有年纪的，站在它面前能感觉到。塔前立着一块电子屏，数字一跳一跳的，显示着它已经在此站立了九百七十年六个月零九天——精确到几分几秒。

来之前，父母听说木塔已经倾斜了，在外面就开始比对着找角度，想看看到底歪了多少。父亲退了几步，眯起一只眼，伸出手比了比塔身和天空的交界线；母亲也学着他的样子，侧着头看了一会儿，说：“好像是有点儿歪。”可真走到了塔底下，仰着头，反倒什么都看不出来了——太近了，太大了，整个人都被罩在它的阴影里，哪里还分得清正与斜。

我心里想，其实要验证这个，不进景区，在路边看着更清楚。但这话我没有说出口。父母都过了七十周岁，国内大部分景点对他们免票，他们愿意进来看，就进来看吧，反正也不花钱。

说到免票这件事，在大同古城还有过一出。

有一座代王府，气派极了，朱墙金瓦。但不是古迹，是仿古新建的民营景区。我心里大致有了个数——这地方，怕是没什么看头。可我又想，父母回了北京，老朋友们问起：“去大同啦？代王府去了没有？”他们若说没去过，心里总归会有一点遗憾吧。

我在门口看了看价目表，转头对他们说：“您们进去看看吧，免费的。”

父亲迟疑了一下：“你和孩子不进去？”

我说：“您们先进去，要是里面好玩，给我打电话，我再买票进去。”

父亲还想说什么，嘴张了张嘴，又说：“要不我来买票，咱们一起进去。”

我说：“不用不用，您们先去探探路。”

果然，没过多久他们就出来了。母亲脸上的表情不太好，像是白白浪费了一段时间。父亲也沉默着，走路的步子比平时快了些，像是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我迎上去，笑着说：“没事，反正没花钱，不亏。”

父亲没接话。

我又补了一句：“您想想，一百二十八一张票，您二位进去了，咱们相当于净赚了‘二百五’。这买卖划算。”

父亲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母亲倒是笑了出来，拍了我一下：“就你会说。”

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父母那一辈人心里总装着一种“来都来了”的念头。他们未必真的对代王府抱有期待，但“来都来了”、“人家问起来”这些想法，像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他们往前走。换作是我，觉得不值便不进去了，管别人问不问呢。可他们不一样，他们在意那些，不是软弱，也不是盲从，只是习惯了——习惯了不让自己在别人的话题里缺席，习惯了不让旁人觉得扫兴。我说不清这是好还是不好，只是两代人对待世界的方式不同罢了。

周围有几个旅行团的游客，也是行色匆匆的。有人举着手机拍了两张照，低头看了一眼屏幕，又跟着导游的旗子走了。没有人在这座塔前站得太久。

父母绕着塔基走了一圈，在电子显示屏前停下来，让我给他们拍张合影。父亲站定了，理了理衣领，母亲也正了正身子，两个人并肩站着，身后是那座快一千年的木塔。他们平日里是不太爱拍照的，总说自己年纪大了，照出来不好看。但遇到这种有地名标识的景点，还是乐意拍一张的——往后跟朋友们聊起来，也好有个凭证，说“这个地方，我们来过了”。

我却没有要走的意思。绕着塔基慢慢地走，仰着头，看那些层层叠叠的斗拱、斑驳的匾额、檐角的风铃在风里轻轻摇晃。

释迦塔一层正中是释迦牟尼像，高大庄严，莲花座上的佛身微微前倾，仿佛在俯视来人。殿内光线昏暗，空气里有木头的气味，凉丝丝的，钻进鼻子里。南北门额上各有三幅供养人画像，据说是国内仅存的辽代供养人真迹。我走近了些，想看清他们的表情，但光线实在太暗了，只能看到一个虔诚的轮廓。那些出资修建寺庙的人，把自己的形象画在佛脚下，祈求平安，祈求福报。木塔里的这六幅也是一样，画工算不上多么精湛，颜色也褪得差不多了，但那份心意，隔着将近一千年，还是能感受到的。

我这个人，到了寺庙总想烧香磕头。但在这里，我没有。不是因为不让烧香，而是觉得这里更像一个景点，而不是祈福跪拜的地方。游客来来往往，有人拍照，有人讲解，有人匆匆走过。佛还是那尊佛，塔还是那座塔，但氛围变了。我站在佛像前，双手合十，在心里默默拜了拜，没有跪下。

说起来也奇怪。我们家是彻彻底底的无神论家庭，祖父那一辈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什么都信科学。我的父母自然也是如此，遇事只讲道理，不讲运气。可偏偏到了我这，走了另一个极端。我总相信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在影响着什么事，说不清是什么，但总觉得有。平时遇到什么难以决断的事情，我会烧香、求签、看卦象，根据那些符号来做决定。

我有一个同学，出国念硕士，学的本来是理工科，后来却一头扎进术数的研究里，用统计学和概率论的方法去解释周易，还出了一本书。我问他，你怎么想到研究术数？他说，是发现有些规律用现有的科学框架解释不了，但不代表不存在。他的话让我觉得，我这点“迷信”也不算太离谱。

在木塔下站了一会儿，我听到头顶传来一阵细碎的声响——不是风声，是翅膀扇动的声音。抬头一看，只见成群结队的燕子绕着木塔一圈一圈地盘旋，黑压压的，像一串流动的念珠。它们飞得不高，几乎贴着塔檐，有时倏地俯冲下来，又从另一边升上去，如此往复，不知疲倦。这些燕子，大概世世代代都住在这里吧。木塔站了近千年，它们也飞了近千年。人来人往，朝代更替，只有它们和这座塔，一直在这里。

我忽然想到，古建筑当中，除了帝王的陵墓，往往就是古寺庙可以留存下来。大概是因为寺庙是寄托人们心愿的地方。战火、地震、风雨、人为的破坏，沧海桑田，村落民居不断变迁，可人们总需要一个地方来祈祷、来诉说。一座寺庙，承载了太多人的念想，所以一代一代的人都会去维护它、修缮它，不让它倒下。我忽然理解了那些供养人——他们把自己的形象画在佛脚下，也许不只是为了祈求福报，更是想在时间里留下一点痕迹，证明自己曾经来过。

从木塔出来，拐去净土寺。寺门不大，院子也小，走进去空荡荡的，几乎没什么可看。我心里疑惑——这就是网上说的那个有“最美藻井”的净土寺？

迈进大雄宝殿，抬头一看，愣住了。

整个殿顶是一座繁复至极的天宫楼阁。

藻井如同倒置的宝塔，一重接着一重，斗拱密密匝匝地排列着，像无数只手臂托举起一个小小的天国。木构件上曾经施过彩绘，如今颜色褪了大半，只剩下些斑驳的红与蓝，稀稀疏疏的，在幽暗的光线里显得格外沉静。

殿内很静，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甚至能听到木梁在微风中发出的细微响动，像是木头在轻轻叹息。空气中弥漫着那种老木头特有的、混合着尘埃和时光的气味。

我仰着脖子站在底下，看了很久，舍不得走。脖子酸了，换一个角度继续看，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怎么也看不够。那种感觉，像是在一间朴素的屋子里，忽然撞见了一个秘密。

陆陆续续有人进来，无一例外，迈进门槛，抬起头，仰着脸，嘴巴微微张开，发出“哇”的一声。

那景象有些好笑：没有人低头看手机，没有人交头接耳，所有人都仰着脖子，像一群被什么力量牵引着向上看的信徒，像一群颈椎病人在做康复训练。一座小小的殿宇，竟能让每个人都暂时忘记了低头。

父母和我的女儿起初没有进来。我去找他们。

他们在地藏殿门口。地藏殿的蒲团上躺着一只很瘦的白猫，正给三只小猫崽舔毛，小猫们挤成一团，闭着眼睛，发出细细的呼噜声。母亲看了好久，像是想起了什么。父亲在一旁说：“你要不带走一只？”母亲笑着摆摆手：“带回去谁养啊？让它们在这儿待着吧。”

我叫他们一起来看藻井。

父亲迈进门，抬头，愣了一下，说了句：“哦，是好看。”然后低下头，牵着女儿的手，转身又去看猫了。母亲也抬头看了一眼，点了点头，也跟着出去了。在他们眼里，藻井固然好看，但终究不如一只白猫和它的孩子们来得亲切。

人群渐渐散去，殿内安静下来。我又仰起头。

整座天花被梁枋划成九格，九眼藻井各不一样，像把九种“天”叠在同一方屋顶下。最当正的那个最大，一层一层向里收，斗拱与栏杆、小门与小殿，做出一座座微缩的“天宫楼阁”；最深处、最上方的背板中央，金漆的双龙盘绕一颗红珠——双龙戏珠，鳞爪含风，明明是木头，却像随时会从金粉里翻身而起。

我忽然想起苏轼那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古人没有望远镜，没有天文馆，说不清银河的形状，也说不清地球只是颗蓝点。可他们看得见夜色、风暴、干旱与丰收，于是把“天”想成一座有门有楼的宫殿：要有龙守珠，要有凤穿云，要有飞檐、栏杆与层层出跳的斗拱替人扛起屋顶的重量。净土寺这顶上的天宫，就是那样一种想象——不是算出来的宇宙，是把敬畏一寸一寸榫卯进去，让它在昏暗里仍然亮着。

站在藻井底下，你会短暂地相信它：天，确实有宫阙，而且就在这殿的正上方，被两条金龙守着。

我们要从应县赶到浑源，看《何以悬空寺》。这段路的距离大约五十公里，开车通常需要一小时左右。

车上我翻了翻手机，把晚上的安排又核对了一遍——恒山游客中心最晚一班大巴进悬空寺片区是七点二十，我们得在那之前到。

“前面几幕有演员跳舞、演故事，咱们边走边看；最后两幕走到悬空寺正对面，崖壁上打光影，那才叫好看。不用登临，也不用爬栈道。咱们就当晚饭后去山里散个步，顺便把悬空寺见了。”

出发前，我跟他们商量过不止一次。

父亲接过手机，凑近了看，又问：“这个演出，怎么样？”

“新出的，试运营期间票价还有优惠。有时晚上要加演到三场。”我说，“您想想，白天登临票要掐着点抢，到了现场还得排队才能登临，动辄一两个小时。好不容易排到了，上去走那栈道——护栏才到小腿肚，没有回头路，只能闷头走到底。咱们爬那个？还是省省吧。”

这话说得理直气壮，其实有一半是说给自己听的。因为我恐高。

前几年夏天去承德避暑山庄，有个小山坡，不算高，坡路也不陡，但没有护栏。我女儿那时还小，父亲抱着她，一路大步流星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走了几步，腿就软了。没有地方扶，没有东西抓，手心全是汗。最后我蹲坐下来，用屁股贴着地面一点一点蹭着往下挪。父亲回头看见，愣了一愣，也没说什么，只是把女儿放下来，走回来站在我旁边，说：“你扶着我的胳膊。”

我扶着他的胳膊，总算站了起来。那条路，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说起悬空寺的栈道，我是真心不想上去。不仅担心父母爬不动，更怕我自己在上面丢人现眼。

母亲在旁边收拾保温杯，抬眼看了看我：“那要是人挤人呢？站着站半天？”

“行进式的，边走边停，路不算长。”我顿了顿，把话说得平一些，“主要悬空寺您不能在底下只仰个脖子就算来过了。登又登不上去，我心里不甘。看这场演出，崖壁上把怎么建的、谁题的字、千年的故事都给演一遍——就当它替咱们登了一回。”

父亲把手机还给我，没再多问，只说：“七点二十的车……那咱们得抓紧。”

母亲把保温杯搁回包里，顺手把我的充电宝也塞到侧袋里，说：“行吧。你安排的，一般……都还行。”

“一般”两个字，她说得特别认真。

我笑了，把手机收起来。后视镜里，浑源的方向灰蒙蒙的，恒山的轮廓已经开始在天边显形了。

“你说，能赶上七点二十的大巴吗？”父亲坐在副驾驶，侧过头来问我，眉头微微皱着。

“现在还不到四点，能赶上大巴。”我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到浑源就快五点了，你想看的那两个寺庙会不会已经关门了？”

我掏出手机，翻到点评页面，递过去给他看：“您看，永安寺和圆觉寺，都开到下午六点呢。咱们还有两个小时，肯定来得及。”

他凑近了看，点点头，又把手机还给我。

永安寺是国产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里的一个场景——外墙上写着“庄严”两个大字，在动画片里被白鼠精霸占了。

我特意下载了这部电影在iPad上，想着在路上可以一起看。顺便提了一句："咱们要去的永安寺，动画片里就有。结果父亲接过我的iPad，连了我的热点，找了一部枪战片来看。信号不好，画面一卡一卡的，他看了几分钟，把iPad放下了，说：“不看了，卡得闹心。”那部动画电影，至今也没看成。

窗外的风景很好。晋北的天和北京的不太一样，天特别蓝，白云低低的，像是伸手就能够着。路两旁是玉米地，因着天冷，播种比北京郊区晚些，这会儿玉米苗才刚没过脚踝，矮矮的，绿得鲜嫩。田地中间偶尔立着几棵树，疏疏落落的，再远些，是恒山山脉了，青黛色的，横亘在天边。

我请司机师傅靠边停一停，想拍几张照片。

车子刚停稳，父亲提醒：“你拍照抓紧一点，别耽误了时间。

我说：“您放心，这才几分钟呀。这位师傅专门跑这条线的，出发前几天我就跟他沟通过了。下午两点出发会来不及，但是咱们一点出发，这些景点看完再去恒山刚刚好。”

“您就把我当导游。导游带团，如果到了景点人家关了门，您是不是得投诉她？” 我笑了笑。

话虽这么说，但我心里清楚，真遇到这种事，父亲是不会投诉的。他这辈子，就没投诉过任何人。

今年春节，家里的快递连着好些天都被送到了另一个小区的自提点，出大院走一段路才能取到，来回一趟，少说也得十来分钟。连快递驿站的管理员都看不下去了，怂恿父亲：“您投诉他呀，这明显是送错了，您不投诉他不长记性。”父亲听了，只是笑笑，说：“算了，也不是多远的路，就当遛弯了。”

我实在忍不住了，问父亲：“明明是他们的错，您为什么就不较个真呢？”

“较真有什么用呢？人家也不是故意的。你跟他吵一架，他难受，你也难受，何必呢？”父亲想说。

“那他下次还犯同样的错怎么办？”

“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呗。”

我无话可说了。我们这一代人，讲究的是出了问题就要追责到底。可父母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说“您就得投诉她”的时候，我们都笑了。

推开车门，站到路边，风凉凉的，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味。远处山脊上的云影缓缓移动，像有人在缓缓铺开一卷宣纸。我举起手机按了两三张，回头看见父亲也在车里探着头往外看，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那些矮矮的玉米苗和远处的山上。他没再说什么，只静静地望着。

站在父亲身边，我想，他就是这样，总是太担心。

早晨我送女儿上学，订了七点二十的闹钟，洗漱、早饭、出门，八点二十之前到学校，刚刚好。可父亲不放心。他把家里的挂钟调快了五分钟，还总在七点一刻不到就来敲房门：“快起来吧，要迟到了！”语气急促。我一看手机，才七点十分，对女儿说：“你姥爷总是谎报时间。”女儿认真地点点头，说：“我知道，姥爷的钟不准。”

他的担心，不全是时间上的。小时候出门，好几次已经走到院门口了，他突然停下来，说家里的门窗不知道关好没有，煤气灶和电器也不知关没关，非要折回去再看一遍才肯走。母亲说他“瞎操心”，他也不恼，只管转身往回走。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研究所工作时，隔壁实验室因操作不当起过一次火，虽未伤人，但从此他落下这个习惯——凡事总要确认再三，才能安心。

他的担心，也不全是焦虑。每天早上他比我早起一个小时，为女儿做早饭。我送女儿上学，他总是提前十分钟下楼，把书包放进车里，把车挪到离单元门最近的位置。若是冬天，他还会提前打开空调，等车里暖和了，才上楼叫我们出发。

这些事他从不声张，做完便算了。就像此刻，他坐在副驾驶上，只静静望着窗外。远处的山脊上云影缓缓移动，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他只是看着，什么也不再说。

这天的行程，在我们近几年全家出行的安排里，算得上强度最大的一天了。从大同到应县，再从应县到浑源，每段路的车程都在一个半小时左右。我心里盘算着，光是路上就要耗掉大半天，晚饭后赶去悬空寺看演出——那演出是没有座位的，母亲的身体，我怕她吃不消。

母亲十几年前做过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到现在身体里还有三颗钢钉。后来又添了髌骨软化和脚踝骨软骨磨损的毛病，跑了好几家医院，医生都说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案。这些病说到底，就是身体的零件用得太久了，磨损了，好比一台老机器，齿轮磨薄了、轴承松了，没有别的办法，若不换新的，就只能省着用。

母亲这个人，向来要强。我们出门在外，有时候她已经累了，问她还能不能走，她嘴里说的永远是“还可以”。这三个字我早就听懂了——那不是“还行”的意思，是“我在努力坚持”的意思。

从北京出发前，我就反复给他们“打预防针”，说悬空寺这天，我会租一辆轮椅。母亲一听连忙摆手，说“没必要，又不是走不动”。

我说，演出差不多两个小时，没有座位。要是有一辆轮椅，咱们四个人谁累了都可以坐一会儿。

她没接话。过了一会儿才说：“推来推去的，多麻烦。”

“不麻烦，景区有专用的无障碍通道。”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得多显眼。”

我说，天都黑了，没人会注意的。

她没再反对，算是默许了。

我知道她不是逞能。她是怕坐在轮椅上被人看见。母亲这人，在公共场合最怕引人注目。大约是经历过特殊年代的缘故，出门在外，她总是把自己收得很紧，能不让人看见就不让人看见。

可要说她事事都在意别人的看法，倒也不是。

我读中学时有一回被请家长，母亲那天在学校被训了一顿，回到家一个字没提，也没说班主任半句不好。

这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我自己也做了“海淀家长”，母亲当笑话似的讲起来。

“那位班主任啊，”她坐在沙发上，剥着一个橘子，“没什么水平。自己给学生取外号，又被学生取了外号，竟能把几个家长叫到学校，发一顿脾气来解气——真是不像话。”

我跟母亲说，每次看到老师来电都吓得心跳加速，以为是熊孩子在学校惹事。母亲不以为然地掰开一瓣橘子，递给我：“就算是老师告状又怎么样？老师也不一定全是对的。”她顿了顿，又说，“你读初中时那个班主任，说你是啮齿类动物，你也不是呀。”

从停车场到恒山游客中心有一段路，我先坐上了轮椅。女儿见了新鲜，抢着要推我，两只小手握住扶手便跑起来，越跑越快，轮子在地上咕噜噜地响。我坐在上面，风呼呼地从耳边掠过，像坐游乐场的飞车，又刺激又好笑，忍不住咯咯笑起来。女儿听见我笑，跑得更欢了，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我们俩叽叽嘎嘎的，引得路人回头看我们。

父亲在后面喊：“停下停下！让你妈坐！”

母亲婉拒：“不用了，丢不丢人！”

“你走得慢，”父亲说，“耽误了换票上车怎么办？”

母亲不吭声了，只好坐下来。她坐得很直，两手搁在扶手上。

我看出她的不自在，逗她：“您别紧张，这轮椅又不是偷的。”

母亲瞪了我一眼：“谁紧张了？我就是觉得……人家都看着呢。”

“谁看您呀？大家都忙着看恒山呢。”

她没再接话，但身子还是绷着的。

我们这代人，多是独生子女，也会换位思考，也会顾及别人的感受，但终归自己最重要。父母却不同，他们都生长在多子女家庭，一辈子都在担心给人添麻烦，做什么事都先考虑别人怎么看、怎么想。

我没有体会过这样的心理负担。在上海，每次和女儿去迪士尼乐园，我们总会租一辆童车。我坐在车上吃雪糕，女儿推着我跑，满头大汗的。旁边一位花白头发的大婶看了直摇头，我听见她小声跟同伴说：“这当妈的，让孩子推她。”我没理会，继续啃我的雪糕。

后来我跟母亲说起这事，她说：“你也不怕人家说你。”

我说：“说就说呗，我又不认识她。”

“那孩子推着你，多累呀。”

“她推累了就换我推她，我们轮流休息。再说了，她乐意推我，她觉得好玩。”

母亲摇摇头。

我不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体系，一直告诉女儿：你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因为别人怎么说，就影响你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悬空寺景区里，游客和观众们都自顾自地玩，并没有人留意我们。候场的时候，有一对刚从恒山下来的夫妇看见了轮椅，很热心地走过来，说：“一会儿开始入场，我们一起帮大娘推轮椅，一定把她推到最前面，找个好视角。”

我连忙道谢，又说不用，我们走得慢，你们自己往前走，别耽误了看演出。

在距离景区入口不远的第一个停驻点，崖边亮起灯来，光落在山壁上像一层极薄的釉。有舞者在平台上动着，衣袖一甩，恒山的形便在水脉光影里浮出来。第一幕讲的是恒山出仙草的故事。

母亲看了一会儿，说：“这倒是实话，浑源黄芪是好。”

我凑近她耳朵，压低声音：“难道不是给门口那几家黄芪商铺打广告么。”

第一幕结束，舞蹈演员们没有停，一边舞动着一边开始往峡谷深处移动，观众们便也跟着走。人群缓缓向前。

女儿仰着脸，被崖壁上那些流动的山形弄得有点呆，过了一会儿问：“那李白来这儿，是不是也挖过黄芪？”

父亲在前面头也不回：“李白挖不挖不知道，他是来喝酒题字的。”

往里走了一段，光影把几条路叠在一起：元好问的诗句、徐霞客的脚印、寇谦之的影子，断断续续的，像旧纸上的批注。女儿指着一处说：“这个像徐霞客，背着包袱。”父亲也瞥了一眼，没反对。

演出走走停停，路上有一道坡、一座桥，还有一段台阶。

人其实不少——近千人的场次，入场时就按区段分批放进来，两股人流前后错着走，灯暗，路窄，背包角、轮椅轮沿都容易蹭到人。父亲带着女儿走在母亲轮椅斜前一点的位置，把自己放在最容易被撞的那条边上。我推着轮椅走在他留出来的那条缝里，不用抬头也知道：万一谁没留神磕到，先硌着的会是我的父亲。

走到一个略开阔的拐角，峡谷忽然收了一下又放开，崖壁退后一小步，留出一片扇形的浅滩地带。四个方位各有一座可旋转的圆形小平台，转起来几乎无声。女儿忽然拉住我：“妈妈你看——四个！”

四座小台，几乎同时亮起来。北边玄武的墨绿光柱直直插上去，激光灯柱交错着打进夜空，把天划成了格子。

“这是……四象？”女儿仰着脸。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我说，“镇四方。古人建悬空寺，不光靠榫卯，还靠这个——得有神灵镇着山，才敢在崖壁上凿窟。”

话音落下，四座小台上的光渐次暗了，演员们收起最后一个姿态，隐入夜色。人群又开始流动，顺着峡谷的走向往深处走。

走了没多远，组道台阶横在面前，轮椅过不去。

我正发愁，工作人员打着手电筒过来了，很友善地给我指了一条坡道，一路照着亮。只是坡比我想的陡，我弓着背握紧把手往上推，轮椅在水泥面上咬一下、滑半寸。父亲回头看了一眼，绕到我旁边，和我一齐抵住扶手下方，两个人变成三个人的重量压上去，轮椅稳稳顶到观景台平面上。他直起身，没说“小心”，也没说“我来”，只把女儿的手重新拢回掌心，往我们找好的位子那边轻轻一带。

到了悬空寺正对的观景位，人群不再往前涌了。

四下里暗得很，可那面崖——连同崖上那座灯影里的寺——忽然像被点醒了。榫卯的骨、木石的肌理、千年的风霜与人的执拗，一层一层亮起来。。

母亲此刻也不觉得尴尬了，她自嘲地说：“我今天可是享受了特权待遇。”站起来往前排凑着看演出时，连包也不肯拿了，统统塞到我肩上。我背着她的包，气喘吁吁的，打趣她：“您真是个坏老太婆。”

她笑了。

光影还没播完，离结束大概还有五分钟，父亲忽然侧过头来，压低声音说：“差不多了吧？这会儿往外走，能赶上第一班摆渡车，不用跟人群挤着。”

我愣了一下，想说还有五分钟呢，但看了看四周已经开始松动的人影，又看了看轮椅上眯着眼望崖的母亲，点了点头。

“行，走吧。”

车子驶出浑源，上了回大同的路。虽是夜间，路上车不多，但沿途国道省道限速多，开不太快。导航显示要一个多小时。

我靠在座位上，想着他们折腾了一天，也该闭眼歇一歇了。可父亲没有。他坐在副驾驶，和司机师傅聊了起来——从悬空寺的灯光秀聊到大同这几年的变化，又从大同聊到司机师傅是哪里人、跑这条线跑了多久。母亲也时不时插几句嘴，问人家孩子多大了、上学远不远。

我起初没在意，困意上来，迷迷糊糊的。后来听他们聊了一路，才慢慢反应过来——他们不是不累，是怕司机一个人开车犯困，陪着说话提神呢。

车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车内他们的谈话声低低的，绵绵的，像一床旧棉被，盖在这个深夜的归途上。

大同古城的城池方正，城墙开了东南西北四座门，城里头攒着许多去处。我对着地图大致排了个顺序，跟父母说：“先看法华寺，再往东南邑那边走一走，那一片是老城改造过的，巷子干净，有些小店和咖啡馆，可以歇脚。”

父亲接过地图看了一眼，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我又补了一句：“重头戏是善化寺和华严寺，两座寺院相距不远，气质却大不相同。”

“怎么个不同法？”父亲问。

“您去了就知道了。”

我们先到善化寺。进了山门，穿过一进院落，迎面是三圣殿。

殿宇不高，但檐角舒展，像一只敛翅的鸟停在原地。父亲在殿前站了站，四处打量着，问：“这寺什么时候建的？”

“始建于唐，现存的主体是辽金时期的。”我说，“不过大雄宝殿在后面，那才是真正的宝贝。”

穿过三圣殿，绕过一座小院，眼前豁然开朗。大雄宝殿坐落在高台上，月台宽展，站在上面能望见远处城墙的轮廓。

“一九三三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过这里。”我说，“林徽因在文章里写，善化寺大殿的斗拱‘雄壮有力’，是她见过的辽代建筑中‘最上品’的。”

我站在殿前仰头看那些层层叠叠的斗拱，乌云遮日时，它们是沉沉的赭色；阳光一露，木纹里的金粉便闪一闪，又暗下去了。

“她就在这个位置站了很久，”我说，“仰着脖子，看着同样的方向。”

父亲也仰起头，没说话。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但他确实看了好一会儿。

走进大雄宝殿，先被头顶那方藻井吸住了目光。看了一会儿，才把视线落到两侧尽间的两尊塑像上。

东侧是鬼子母，传说她原是食人孩童的恶神，佛藏了她自己的孩子，她急得寻遍人间，最后皈依了佛法，从此反倒成了护童之神。

西侧是吉祥天女，面容丰腴，眉眼低垂，嘴角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不是欢喜，也不是悲戚，而是一种超越了这两者的平和。林徽因形容这尊像“含笑低眉处，威仪与慈悲同生”。

我站在吉祥天女面前发呆，父母也不催我，就在院子里慢慢走着，看看花，看看树，偶尔坐在石阶上歇一歇。等我回过神来，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父亲只是问了一句：“看完了？”我说看完了，他起身拍了拍裤子，说：“那走吧。”

四大天王倒是另一种气象。其中一位广顺天王，眉头紧皱，嘴巴微张，一副“你怎么才来”的模样——被游客拍了发到网上，竟成了网红。年轻人排着队在他面前合影，学着做同款表情，嘻嘻哈哈的。天王依旧瞪着眼，张着嘴，不为所动。我看了会儿，觉得挺好。一座古老的寺院，能让人笑着走进去，也是一种功德。

父亲平时是不拜佛的。他这辈子不信这些，可在善化寺，他从三圣殿走到大雄宝殿，在每个佛像前都停了停，双手合十，对着佛像点了点头，就算拜过了。动作很轻，很快。

我把女儿喊过来，让她在文殊菩萨面前拜一拜。明年就要小升初了，总该求一求学业的事。

去年在太原的文庙，我也是这样喊她。让她拜拜孔夫子，求英语PET考个好成绩。她不肯，抓着姥姥姥爷在池塘边喂锦鲤，我喊了又喊，她才不情不愿地走过来，结果一个趔趄，摔了个大马趴。我当时又好气又好笑，跟她说：“你看，孔老夫子都得让你给他磕一个。”

这一次她倒是乖乖过来了，没有不情愿。她站在文殊菩萨面前，仰头看了看，问我：“求什么呀？”

“求期末考个好成绩，求明年能升入理想的初中。”

她没说话，学着大人的样子，双手合十，认认真真地拜了三拜。我以为母亲会说些什么——“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好成绩要靠平时的努力”。这一类的话，她从前常说，但这次她只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从善化寺出来，穿过几条街巷，就到了华严寺。

华严寺在古城西北角，规模更大，也更热闹。许多年轻人穿着古装在壁画前拍照，衣裙曳地，环佩叮当，是时下流行的“复原唐代供养人妆造”。供养人，原是出资修建石窟或寺庙的信徒，敦煌壁画里常见他们的形象。如今的复原妆造大抵参照了唐代壁画：高髻巍峨，簪花步摇，面贴花钿，眉作远山，唇点樱桃。走在寺里，迎面遇见三五成群的“供养人”，恍惚间真有时空交错之感。

来大同之前，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许多这样的旅拍照片，也有过一点点动心。但想想做妆造至少要一两个小时，势必影响行程。转而联系了一位当地摄影师，打算穿着自己的衣服请她拍些照片，留个纪念。

父母倒是问过的。去年六月从平遥回大同，途经王家大院，从停车场走到景区正门有一条商业街，街上开着几家妆造旅拍店。母亲往里看了一眼，问我：“要不要和女儿去试试？”

我摇摇头：“费时间。”

父亲在一旁说：“拍个照嘛，能费多少时间。”

我说：“做妆造起码一个钟头，你们在外面等着，我心里过意不去。”

年初从潮汕到福建，在泉州蟳埔村，只是盘起头发做个簪花，都要花费不少时间。父母坐在树荫下的石凳上等我，也不催，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那次我也没化妆，穿了一件简单的红色衬衫，父亲帮我拍了几张照片。

他们似乎总在等我。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小时候周末回东华门，在美术馆换公交车，那里有一个蹦床，一块钱可以玩十分钟。我从小到大，蹦床是唯一喜欢的运动项目。我在上面蹦个不停，母亲就站在旁边，一块钱一块钱地给我续费。她也不催我，就站在那里看着我蹦，偶尔喊一声“小心点儿”，然后又低下头掏钱。

后来在少年宫学长笛，每星期一次，父母就在楼道里等我。那会儿没有手机可以刷，也没有家长休息区，走廊里只有几把塑料椅子，坐久了屁股疼。我不知道那每周两个小时他们是怎么度过的。问过母亲一次，她说：“就等着呗，我也不习惯跟陌生人聊天。”

可他们却不愿意让我等。

年初母亲心律不齐，我陪她去阜外医院西院区，在门头沟。她一路上都在说：“你忙你的，我自己去就行。”我说我没事，陪您去。她又说：“那么多检查，你陪着也是干等着。”我没接话，还是跟着去了。跑前跑后，取号、缴费、拿药，听医生交代注意事项。幸好检查下来没什么大问题。

隔了不久，有天陪她去医院看急诊。急诊室里人很多，等了半个小时，前面排着二十四个人，一个都没少。

我看了看显示屏，跟母亲说：“这儿太慢了，咱们换一家医院，开车十分钟。”

到了另一家医院，挂号、做检查，很快输上液了。母亲坐在输液椅上，液体一滴一滴地流进血管里，她抬头看了看我，说：“你回去吧，我一会儿自己坐公交车就行。”

我说：“我陪您吧，输完了一起走。”

她又说：“真不用，你在这儿也是干坐着。”

我没走。她又提了两回，我都没走。后面两天还要输液，她坚持自己去了，不让我陪。

这次来大同之前，我在北京熬了几个晚上，把手头正在织的一件红色短袖棉麻上衣赶了出来。复古泡泡袖，镂空花纹，收腰的款式，配一条炭灰色半裙。我想着，穿着自己做的衣服，在古寺里拍照，应当好看。

出门前，我犹豫了一下：既然请了摄影师，相机是不是可以不带了？但转念一想，万一想拍些空镜头呢？还是把相机装进了包里。虽说有些分量，背着却安心。

到了华严寺，母亲和女儿已经听着讲解开始参观了。我在约定的位置等摄影师，等了许久不见人来。父亲陪着我等了一会儿，问：“这人还能不能来？她要是不来，我也可以帮你拍。”

我说：“您去找我妈吧，陪她们先逛，我自己等就行。”

父亲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比约定时间晚了半个多小时，摄影师终于来了电话。她站在华严寺门外，语气吞吐，说昨天谈好的价格和内容，今天恐怕不行了——一小时只能拍三十张，拍完华严寺还得再加两个小时去别的景点。我听着，心里明白了七八分。等她终于到了面前，慢吞吞地组装相机，又说相机出了故障，拍不了了。定金倒是退得爽快，转账，秒到。

我站在华严寺门口，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给父亲打电话。

“爸，您在哪儿？我去找你们。还是您帮我拍吧。”

找到父亲他们时，母亲和女儿正站在殿前的日影里。那殿阔得惊人，檐角像一翅一翅的云，压着人又不让人害怕。女儿正踮脚去够一截从石缝里长出来的小草，母亲一手搭在栏杆上，看她，嘴角抿着一点笑，没出声。

我先没急着把她们拽去看画，而是在台基边沿找了几处外景位。我翻了翻手机里存的构图样片，让她们站好。母亲本来还想躲开镜头，被女儿一把挽住胳膊，只好站定了。

“放松一点，别那么僵硬，”我举着相机退一步，“您就当我是一块会反光的砖。”

母亲说：“什么砖。”但还是把肩微微松了松。

外景拍完，才拐去母亲惦记的壁画所在：上寺的普光明殿。

迈进殿门，母亲先“哦”了一声。四面墙满铺着重绘的壁画，色彩浓艳，满墙满壁的佛国世界。

我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看出些门道来——画的是《华严经·入法界品》，像一本摊开的巨大画册。

“这画的是什么呀？”母亲凑近了看，眯着眼。

“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我说，“就是一个小孩子到处拜老师学本事的故事。”

“哦。”她笑了笑，又往旁边挪了几步，指着一处说，“这个蓝色好看。”

我说是，这种颜色是矿物的，所以过了多少年都不褪色。

其实出发前，母亲刷到过很多华严寺的照片。她会截图发给我，问一句“这是哪儿拍的”。那些照片大多是在这面壁画前拍的，人站在画前，壁画铺满整个背景，拍出来确实好看。我当时想，到了华严寺，一定要来这里给她拍几张。

她站在壁画前，仰着头，从左看到右，又从右看到左。我看她看得差不多了，说：“站过去吧，给您拍几张。”

她理了理衣领，站到壁画前，又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画，说：“这金线是真的金的吗？”

我说：“应该是吧，沥粉贴金，传统工艺。”

我透过取景框轻声喊她：“您朝我这儿看——脸往右转一点，对，下巴微微收一点，身子往左倾一些。”

女儿在旁边帮她理了理衣领。母亲任她摆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

拍完了她们，我把相机递给父亲：“您帮我拍几张，参数都调好了，您对准我的脸，轻按快门对焦，听到‘嘀’一声，再重按下去就成了。”

父亲接过相机，端起来，又放下，调整了一下站姿，再端起来。他拍得很认真。

热门打卡点人来人往，总有游人闯入镜头。为了等到背景相对干净的一瞬，我们多站了好一会儿。他也不急，就那么端着相机等着。

拍完他把相机递给我。我翻看照片，有几张五官乱飞，表情古怪，忍不住抱怨：“您怎么又把我拍得这么丑？”

父亲平日极少反驳别人，这回却接得很快：“你就长这样，我想把你拍得更好看，也没办法呀。”

说完，他自己先笑了。我也笑了。

后来我和女儿去逛文创店，正挑着冰箱贴，父亲的电话打进来了。我以为有什么事，接起来却听他有些兴奋地说：“你出来一下，我发现一个拍照的地方，那些旅拍的摄影师都在那儿拍，角度挺好的，你要不要来拍几张？”

难得他主动提出帮我拍照。我走过去，他领我到一处转角。光线确实好——白亮亮的日头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洒在一面朱红的墙上。红得不扎眼，反倒温温的。墙边斜伸出一枝槐树，叶子绿得正浓，风来时轻轻颤动，树影在红墙上缓缓地摇。远处露出华严寺大殿的一角飞檐，翘起的脊兽在蓝天里清清楚楚的，像剪出来的一般。

他依着我教他的法子，端起相机，对焦，按下快门。拍完递给我看——画面里是一面红墙，一角飞檐，一枝槐树的影子落在墙上。我站在光影交界的地方，人小小的，像嵌进去的。看不出是华严寺，但确实很好看。

我的相机是去年才换的。旧的那台用了五年，一直配着定焦镜头。我拍人像喜欢用大光圈，背景柔柔地化开，视觉中心稳稳落在人物身上。但父亲不认可我的审美。

老人家出门拍照，喜欢那种能看清地标的传统“到此一游”照——人站在塔前，塔是塔，人是人，都拍进去才行。用85mm的镜头，背景虚了大半，他看了直摇头：“这照片都看不出是在哪里拍的。”换上35或50，背景倒是清楚了，可焦距固定，要构图好看，只能靠人走来走去。父亲端着相机挪步子，难免不耐烦。

换了新相机之后，镜头也一并更新，换成了一支变焦，从广角到中长焦都有了。想拍人物特写，拧一拧镜头就有了；想要清楚的背景，收一收光圈便是。最重要的是，父亲帮我们拍照时，只需转动变焦环，不必再前后走动。他对新相机适应得很好，拍了几回便顺手了。

唯一让我不放心的，是他总喜欢单手拎着相机，仿佛那只是一件寻常物件，全然忽略了那根背带。我每次把相机递给他，都要叮嘱一句：“您把背带挂脖子上。”他嘴上应着，下次接过相机，照样单手一握，大步走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叹一口气，也就不再说了。

次日去云冈石窟，朋友推荐了一位讲解员，我提前约好了三个小时的讲解。其实五个小时我也听不够，但得顾及父母的体力。特意选了工作日，又约在中午十一点。这个时段，早上的游客该去吃午饭了，下午的还没到，景区里应该清静些。再者，云冈要走的路不少，早上想让父母多休息一会儿。

可母亲并没有休息。我路过她房间门口，听见手机里传出抑扬顿挫的男声，不用看也知道，又是霸总言情小说。

我推门进去：“妈，您一个学物理的工程师，一辈子搞科研，怎么老了退休了，阅读品位变成这样了？”

她头也不抬：“我喜欢听。”

“这种东西，一看就是AI写的。”

“AI写的怎么了？听着不费脑子。你呢，整天写那些唧唧歪歪的，发朋友圈晒你的兔子，谁要看啊？”

“我是记录生活。”

“生活自己过好了就行了，没必要展示给别人看。”

我的朋友圈她也不常看，但偶尔会当面说些令人扫兴的话。“你发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她说，或者，“一个人越是缺什么，越喜欢晒什么。”起初我还争辩几句，后来懒得说了，索性把她分组了——把她和家里的长辈们、她的老姐妹们，专门拉了一个组别，标注“照片不可见”。

清净了一阵子。

有一天，我的小红书突然收到了十几条连赞通知。点开一看，点赞用户的头像赫然是我妈妈的微信头像。她从不在小红书上给我留言，也不再评论我发的内容。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一串十几连赞——不多不少，十几条，像是她专门腾出时间来，一条一条点过去的。

为了她这份慷慨的点赞，我每次都会被平台判定为异常操作，限流好几天。

我也没有告诉她。她不知道她的点赞会让我限流，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给我点赞。我们就这样，隔着屏幕，用一种谁也不说破的方式，继续做着母女。

到了游客中心，讲解员小杜已经在等了。小伙子个子不高，说话利索，爱笑。他一边陪我们检票往里走，一边已经开始讲云冈石窟的来历和重新修建的故事。我听着，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摆渡车在哪儿坐。

两三年前，父亲母亲在景区还坚持自己走，完全不肯坐摆渡车。那时候我说“咱们坐车吧”，父亲摆手：“走几步路就累着了？不至于。”母亲也跟着附和：“出来玩不就是走路的嘛。”

但去年五月在山东玩了几天，明显感觉到他们的体力不如从前了。从那以后，我们之间慢慢有了一种默契：景区大的时候，要把体力留给“最值得走、最需要走”的那段路。晋祠是这样，云冈也是这样。从入口到核心景点要走不少路，若还没走到门口就已经累了，后面的精华反倒没了力气看。何必呢？

摆渡车从景区大门出发，沿着一条笔直的林荫道往里开，约莫五六分钟，到了石窟入口。小杜领着我们往里走，讲得很细致。从早期石窟的开凿讲起，说工匠们如何在崖壁上取石，一锤一锤地敲出这些洞窟。

走到第六窟，他停下来，声音压低了些：“这是‘伟人窟’，云冈最有名的一个。”

为什么叫“伟人窟”？倒不是哪位领导来过，是民间的叫法——因为这窟里的中心塔柱和主佛体量太大、气度太足，老百姓看着像“有大人物镇着”，这么口口相传下来了。也有一说，是因这窟的营建规格最高、内容最全，是云冈的“门面”，自然当得起“伟人”二字。

我抬头看去，只见窟中央立着一座两层四面塔，塔身布满浮雕，密密麻麻的，像一部摊开的石书。小杜指着一侧墙壁说：“来看这里，这是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顺着他的手看过去，浮雕上的人物衣袂飘飘，神情各异——太子夜半逾城，马蹄无声，天神托举，一切都发生在寂静的月光里。石头本是硬的冷的，却把这些柔软的瞬间凝固了下来，历经一千多年，依然动人。

从第六窟出来，拐到第七、第八窟这一组。

第八窟的明窗光线斜进来，落在一处很高的壁面上。小杜抬手一指：“看那儿。”

我仰上去，好一会儿才对上焦——一尊供养菩萨，合掌而立，嘴角微微上翘，露着齿，两颊一对酒窝，笑得毫不遮掩。

父亲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会儿，说：“这菩萨……怎么还露着牙。”

小杜笑了：“笑不露齿的规矩，她不守。她是云冈石窟唯一的露齿微笑菩萨，学界叫她‘合掌露齿供养菩萨’，网友昵称‘萌菩萨’。”

我盯着那张脸，露出六颗牙齿，两颊一对深深酒窝，笑得毫无保留，像个得了糖的孩子。说不清什么地方动人。佛国的世界里，也有这样开怀的时刻。

游客不多，窟里安安静静的。我想给父亲拍张照，他先看了一眼小杜，小声问：“这里能拍照吗？”小杜点头说可以，他才站定了，让我拍。拍完他凑过来看了一眼，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又背着手去看下一尊佛像了。

第十二窟是“音乐窟”。一走进去，便觉热闹。前室一抬头，满壁都是奏乐的人——天宫乐伎占满一层联龛，十四身，各捧各的乐器：担鼓、埙、义觜笛、细腰鼓、琴、箜篌、筚篥、琵琶、筝、横笛、排箫、齐鼓……密密匝匝，像一支被石头冻住的乐队。小杜说：“这是北魏时期的交响乐团。”

有一身较大的高浮雕乐伎在高处，斜拧身，双脚交叉，两臂扬起，食指相拨——小杜说，那可能是舞者，也是最像“指挥”的一位，清代还给人用红彩描过裤子。

再看那些飞天的形态，有的凌空飞舞，有的半跪奏乐，衣带飘飘，灵动极了。

往里走，到了昙曜五窟。这是云冈最早开凿的一组石窟，也是最著名的一组。其中一尊佛像，手掌高高举起，掌心向外，五指分明。小杜站在佛像下方，仰头看了一眼，回头对我们说：“来，我帮你们拍张照——站这儿，手抬起来，跟佛击个掌。”

父亲犹豫了一下：“这个角度……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好多人都这么拍。”

父亲站了过去，举起右手，对准佛掌的方向。母亲也笑着站到他旁边，学着他的样子举起手。

小杜蹲下身，找了一个角度，喊：“好，三、二、一——”咔嚓一声，定格了。

父亲凑过去看了一眼屏幕，又抬头问小杜：“三小时快到了吧？你别耽误了下一位客人。”

小杜笑了，摆摆手：“没关系的叔叔，今天咱们就是慢慢走，慢慢玩。不急。”

云冈石窟这天，我没有安排午饭。饿了，可以在景区的北魏茶食吃些点心。主要是父母年纪大了，消化能力退了步，一天三顿正餐对他们来说成了负担。

年初在潮汕就是这样。父亲刷到潮汕的视频，很感兴趣，我们去玩了一周。其实，潮汕没太多景点可看，年轻人去都是为了美食。出发前，当地朋友给我列了一份长长的攻略，五天四晚，每天三餐两点一夜宵，餐厅穿插在景点附近。我们一家都不是特别能吃，但也挑了几样尝了尝。

有天中午，专门去吃了一顿潮汕牛肉火锅。锅底是清汤，漂着几片芹菜和几粒枸杞。肉端上来，盘子边上贴着纸条，写着部位的名字：脖仁、吊龙、匙柄、五花趾。父亲夹起一片吊龙，在锅里涮了三秒，蘸了蘸沙茶酱，送进嘴里，嚼了嚼，没说话，又夹了一片。

肉很新鲜，各个部位口感不同，父母都说好。但吃完消化不了，当天晚上到第二天中午，他们都没胃口，只在酒店喝白粥。那几顿饭，是我和女儿单独出去吃的。

起初我心里有些可惜。潮汕这个地方，来一趟不容易，美食这么多，不尝尝总觉得亏了。我习惯少吃多餐，一顿饭分几次吃，每次只夹一两筷子，尝个味道就放下。可父母不是这样的。他们吃东西，习惯了一顿就要吃饱，吃饱了下顿就吃不下了。我总提醒他们“留着点儿肚子，留着点儿肚子”。

后来我想通了。出来玩，最重要的是开心。他们觉得吃饱了才叫吃饭，我觉得尝到了就好。他们喝白粥的时候，我看他们喝得挺舒坦的，也就不觉得可惜了。

早前在山东淄博也是这样。母亲胃口不好，但我觉得吃饭把谁落下了，有点可怜，又有点扫兴。可看着她陪我们吃饭时那副被绑架的样子，我又觉得，按老人家的意愿来，不想吃就在酒店休息，也挺好的。

那天晚上，我找了一家烧烤店，店面不大，但灯光明亮，桌子擦得干干净净。

父亲走进去，环顾了一圈，说：“环境还不错，挺干净的。

他坐下来，又看了看四周的矮桌矮凳，迟疑了一下：“应该让你妈也来感受感受。这地方看着挺好的。”

我说：“可她不吃烧烤诶。”

“她可以吃那个烤馒头片，烤茄子。”父亲想了想，又说，“不过这凳子也太矮了，她坐着费劲，起来的时候膝盖受不了。”

他拿起一张小饼，摊在掌心，夹了一块烤肉，放上葱段，挤上酱，卷起来，咬了一口。嚼了几下，又说：“算了，让她在酒店歇着吧。一会儿给她带一份回去。”

吃完，他果然打包了一份小饼，配着葱和酱，拎回了酒店。

他们在外面对吃的不讲究，总觉得随便对付一口就行。在泉州西街，在厦门鼓浪屿，父亲看到路边招揽生意的小店就想往里钻。有一回我把他拉住了，问：“您在北京逛公园，到颐和园门口或者南锣鼓巷，会随便找一家老北京炸酱面吃吗？”

有时候为了找餐厅要打车，他们起初觉得不值当。

“就吃个饭，还专门打个车？”父亲说。

“这家店好吃，值得跑一趟。”我解释。

在大同，父亲上了网约车，坐稳了，问司机师傅：“师傅，跟您打听一下，像那几家餐厅——凯鸽、紫泥、龙聚祥——你们本地人也会去吃吗？”

司机师傅看了他一眼，笑了：“去啊，怎么不去。那几家都是老牌子，本地人也排队。”

父亲点点头，放心了。

每到一处，父母总问：“为什么选这家？”

我会拿他们吃过的餐厅来比：“喜晋道好比北京的方砖厂，吃面的。”“龙聚祥就像前门都一处，烧卖是招牌。”“凯鸽和紫泥呢，大约相当于大同的杏花楼，家常菜，实惠。”

他们听了，点点头，算是认可。

母亲吃东西喜欢本味。清炒的青菜、清炖的萝卜、白灼的虾，不加多余的佐料，她就吃得满意。父亲正好相反，他爱吃茄子，各种做法都行——红烧的、鱼香的、蒜蓉的，来者不拒。

我们在大同吃了风味茄子、烧茄子、肉末青茄子，换着花样来。母亲口味清淡，骨汤烩菜和清炖菜是为她点的。一家人坐在一起，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能吃到一处，便是一顿饭的圆满。

菜上桌后，我拿出手机先拍照，写点评。

以前母亲看到我拍照，总是不屑一顾：“你就好像什么都没吃过一样，都不是什么特别的菜品，有什么好拍的。”

我说：“这是我的饭前仪式感。”

“有什么仪式感？我觉得你那些莫名其妙的仪式感简直无聊极了。平平淡淡把日子踏踏实实过好，就可以了。”

“可我认为，平淡生活里重复做一些没有什么用的小事，可以让人感到快乐，我喜欢仪式感。”

我说，“比如吃饭前拍张照，比如把菜摆整齐再动筷子，比如喝茶要用专门的杯子。这些事情本身没什么用，但做了，心里就踏实。”

“心里踏实？”她摇了摇头，“我不懂。我踏实的时候，都是把事情做完了、做好了的时候。不是拍张照片就能踏实的。”

后来她跟我一起旅行，发现旅游城市的饭馆都鼓励顾客写点评，有时候送小礼物，对级别高一点的顾客往往会送一道菜。在大同，我们每顿饭几乎都被送了一盘黄米凉糕或沙棘糕。

母亲不再嫌弃我拍照了。有一天，我看见她也下载了那个App，学着我的样子点“收藏、打卡”，换来一小瓶醋和一盒杏干。她没说这有什么意义，我也没问她为什么开始拍了。

我们各自举着手机，对着同一盘菜，找各自的角度。

以前出去玩，我总想着全家人要一起行动。

在济州岛，父母陪着我们去了两家泰迪熊博物馆，又去了Kitty乐园，满眼的粉色蝴蝶结和毛绒玩具，他们站在一旁，也不知道看什么好。在珠海长隆玩了三天，也是全程陪同。乐园里的游乐项目，没有一个是他们能玩或愿意玩的。我喜欢坐过山车，珠海长隆那只鹦鹉过山车，我一趟一趟地坐，父母就陪着我女儿，站在地面上，仰着头看我在空中翻来翻去。

今年年初在泉州，母亲想看洛阳桥，我想看开元寺，时间排不开，只好分头行动了，约好了在西街汇合。各自看各自想看的，看完碰头，说一说看到了什么，倒也不错。

这次在大同，也有过分开两处的时刻。

母亲从到大同第一天，听司机师傅说城墙可以骑自行车，上了心。晚饭后，父亲陪她去城墙上散步，我和女儿则拐去东南邑逛文创街区。我对城墙的兴趣不大——之前在西安逛过城墙灯会，一路暴走，脚底板生疼，留下的印象只有累。东南邑那边有几家文创礼品店，卖些大同元素的冰箱贴和明信片，女儿挑了几件，说要送给同学。

回京前还剩半天。我想去大同博物馆，听说那儿有几件“显眼包”——一尊勇士俑，歪着头，咧嘴笑，像在跟人打招呼；还有一尊“上班”俑，满脸倦容，耷拉着眼皮，网友说像极了周一早上不愿去单位的自己。我想亲眼看看。

吃早饭时，我跟父亲说：“上午我去趟博物馆，您们一起去吗？”

父亲放下筷子，拿起手机翻了翻，说：“网上写了，有几个展厅没开。不去了，我跟你妈在酒店歇着。”

“那我和Oli去啦。”

女儿嘴里叼着一块烧卖，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嗯！”

她总是愿意陪我的。去博物馆、逛文创店、找那些奇奇怪怪的“显眼包”，她都比我还来劲。我们俩在博物馆里对着那尊上班俑笑了半天，又跑去文庙和纯阳宫转了一圈，最后在“佛小伴”挑了些小礼物。

回到酒店，行李已经被父亲打包好了。两个箱子并排立在墙角，他坐在床边，手里握着遥控器，正翻着电视节目。

“都收好了？”我问。

“收好了。”他说，“你们的也收进去了，就剩你的化妆包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