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农民：1870年法国乡村惨案》，[法]阿兰·科尔班著，刘树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201页，73.00元
1870年8月16日，法国南部多尔多涅省的奥特法耶镇（Hautefaye）正逢集市日，有不少周围村镇的农民前来赶集。时值普法战争期间，法军在前线接连失利，虽然没有任何官方消息到来，但各种谣言已经在乡间迅速蔓延。当天下午，一个名叫阿兰·德·莫奈伊斯（Alain de Monéys）的年轻贵族进入集市，不久，集市上的农民断言他曾高喊“共和万岁”，并通过向普鲁士人输送资金助其打败法国。人们把他围起来，一番质问、推搡之后，对他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殴打折磨。施暴者中还包括一位不到十四岁的少年。之后，愤怒的人群在他身上覆盖麦秸等物并点燃，甚至有人怀疑点燃火堆时他尚存微弱气息。事后证明，这位受害者是奥特法耶镇邻近的博萨克镇的副镇长，他与其家庭成员从未公开宣扬自身的政治立场。就在惨案发生前不久，征兵委员会因身体原因做出免除莫奈伊斯服兵役的决定，但这位年轻贵族仍然决定投身战场，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奔赴前线就被打死。而且，他在当地人的口碑中是个慷慨大方、惹人喜爱的人。当然，他的惨死很有可能导致人们事后对其形象加以美化。
重新进入历史学家视野的一桩旧闻
这场惨案既非某种纯粹的地方性冲突事件，即那种源于家族宿怨或因争夺私有及公有土地控制权而引发的冲突，亦非在传统农民社会中屡见不鲜的谷物骚乱或抵制征税的暴动。它也不是蓄谋已久的个人仇杀，因为集市上的人仅仅是为赶集而来，他们绝大多数彼此素不相识，参与殴打莫奈伊斯的那群人与这位受害者本人并不相识，毫无私人怨结。在对莫奈伊斯酷刑折磨期间，这群残杀者及围观者并非嗜血成性的暴徒，他们跟往常赶集的农夫、铁匠、裁缝、矿工一样，不过是这片土地上再寻常不过的普通人。
对这一惨案所进行的专题研究很早就开始了。1871年2月，共和派记者夏尔·蓬萨克（Charles Ponsac）就曾出版专著《奥特法耶的罪行》（Le Crime d'Hautefaye: Assassinat de M. de Monéys brûlé vif par des paysans bonapartistes, vingt et un accusés, quatre exécutions capitale, Paris: Impr. Viéville et Capiomont, 1871），指出导致这起悲剧的种种因素并谴责其残忍暴虐。当时的时政评论家甚至受害者本人的朋友就此事件出版了多部专著。历史学家的专题研究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陆续出版，如帕特里克·德·吕弗雷（Patrick de Ruffray，L'Affaire d'Hautefaye : Légende, histoire, Angoulême : Impr. industrielle et commerciale, 1926），乔治·马尔贝克（Georges Marbeck, Hautefaye: L'Année terrible, Paris : Robert Laffont, 1982）、多米尼克·洛米尔（Dominique Lormier, Les Grands Crimes du Sud-Ouest, Bordeaux : Sud-Ouest, 1993）等人的研究。总体看来，上述著作大都采用政府与法庭的官方观点，认为这桩惨案是一种反文明的野蛮行为，是一起非理性的集体暴行。
乔治·马尔贝克著《奥特法耶：可怕的一年》
如果简单地将奥特法耶事件归结为非理性行为或野蛮行径，历史学家的工作似乎可以就此打住。但恰恰相反，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究竟是什么让一群普通人如此坚定而有条不紊地完成了一场屠杀？而且，他们没有用一击致命的利刃或者枪杀，而是使用平时谋生的工具如挂肉钩、赶牛棒、棍棒等物殴打受害者长达两个小时，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场充满仪式色彩的屠杀。这个问题触及了一个历史书写中被悬置的领域：情感。这群前来赶集的普通人，他们的愤怒从何而来？这是历史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习惯于将情感视为理性的对立面，将集体暴力行为简单地解释为“情绪失控”的结果，仿佛一旦涉及情感领域，历史便再也没有清晰的逻辑可言。
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又译阿兰·柯尔班或阿兰·科尔本）在《愤怒的农民：1870年法国乡村惨案》（以下简称《愤怒的农民》）一书中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他拒绝将奥特法耶惨案贬低为一场无意义的疯狂，而是深入农民的情感世界，试图理解他们的恐惧、仇恨与对拿破仑三世的忠诚如何构成了一套内在逻辑。在科尔班看来，这些农民的暴行并非由于冲动与缺失理性，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杀死莫奈伊斯，在这一地区农民的情感世界里是“说得通的”。在那个闷热的午后，莫奈伊斯被等同于普鲁士入侵者，从而成为各种积怨的宣泄口。这位受害者无形中化作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力量，即驱除笼罩在集市广场上这群民众心头那挥之不去的恐惧与厄运。
集体行为背后的情感结构
科尔班在《愤怒的农民》中对农民的情感结构进行探究，以一种近乎考古学的细致与严谨，挖掘出情感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这是一种由谣言、历史记忆和长久的阶级积怨等各种因素交错而成的情感自洽（la cohérence des sentiments），即农民的情感、认知与行为之间的协调一致状态。在战争前线接连失利的特定历史情境之下，农民的恐惧、仇恨与忠诚与所接收的战况信息彼此印证，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内在逻辑。因而，这场暴行不是情绪的失控，而是一套能够自洽的情感逻辑运作的结果。为了解读这套逻辑，科尔班从十九世纪末法国西南地区的“威胁性社会形象”入手，探究这一地区法国农民的感性与社会想象的发展演变过程。具体说来，该著作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阿兰·科尔班
其一，恐惧。1870年8月16日，法军在普法战争处于不利态势。对于奥特法耶的农民而言，战争带来的是迫近的威胁。普鲁士军队也许会深入法国腹地，帝国也许会崩溃，这些疑虑在集市的人群中蔓延。战争时期的不确定性，构成了一种弥漫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并不抽象，它直接关联着农民对自身生存处境的判断，战争意味着征兵、物资征调、治安恶化，乃至敌军的烧杀抢掠。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人群对内部敌人格外敏感，任何可能与叛国相关的言行都会被放大审视。科尔班对奥特法耶集市的具体情境也进行深入探讨，集市日期为1870年8月14至16日，而中间的8月15日既是传统的宗教节日圣母升天节，又是第二帝国的重要国家节庆日，这一节日承自法兰西第一帝国，是为庆祝拿破仑一世的生日而设立的国家节日，俗称皇帝节。这样的节日使农民对皇帝充满了情感，一旦普法战败，皇帝的命运与帝国的存亡也就格外令人担忧。
其二，仇恨。农民由于战败消息而加剧的恐惧心理源于三重仇恨。首先是针对贵族的仇恨。这种仇恨可以追溯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且这种仇恨与其说是源于实际的阶级压迫，不如说源于乡村资产阶级对农民想象力的操纵。乡村资产阶级借用革命修辞，煽动农民对领主特权复辟的恐惧，从而转移自身作为资产所有者所引发的社会怨恨，将矛头引向他们嫉妒的贵族阶层。其次是对教士阶层的仇恨。这种情绪也与乡村资产阶级的煽风点火密不可分。对教堂“专属席位”及宗教仪式收费制度的敌意，使农民对教士阶层充满憎恶，并加剧了一种流言的传播，即贵族与教士这两大等级已经结成同盟，企图复辟旧制度并对抗皇帝。最后是对共和派的仇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所实行的四十五生丁税，以及议员们给自己发放的高达二十五法郎的津贴，使农民对共和国充满不信任甚至敌意。惨案当日，当莫奈伊斯被指认为共和派时，贵族身份与政治立场在他的身上叠加，“贵族”意味着历史的压迫者，“共和派”意味着现实的政治敌人，这两种身份使他成为长期沉淀的阶级怨恨的具体投射对象。
其三，忠诚。这三重仇恨的对立面是对皇帝的爱戴。它以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根植于对拿破仑三世效忠之上的身份认同。拿破仑三世以全民普选和农业政策赢得了农村的广泛支持。在奥特法耶的农民看来，皇帝是他们的庇护者，而贵族和共和派则是皇帝的敌人。因此，当莫奈伊斯被指控高呼“共和万岁”时，他便化身为一个叛国者和帝国之敌。杀死这样的敌人，在农民的情感逻辑中不但不构成犯罪，反而是对皇帝效忠的表现，他们甚至期待事后能得到皇帝的嘉奖。这种忠诚与仇恨的交织，构成了农民情感自洽逻辑中极具张力的一环。在施暴者眼中，他们的行为是具有正当性的。这也是他们最初面对法庭审判时几乎毫无悔意，而最终的严厉判决又使他们困惑不解的原因。他们原本期待自己会被当作保护皇帝的功臣，结果却被当作杀人犯处决。
其四，谣言。恐惧和仇恨构成了此时农民政治情感的基础，但他们需要具体的证据才能转化为行动，这个证据出自谣言。在莫奈伊斯进入集市之前，他的表弟已经因谈论前线战况而被围攻，莫奈伊斯试图为表弟辩护，但他的辩护反而让自己成为被围攻的目标。很快，人群中有人声称听到莫奈伊斯也喊了“共和万岁”。这个指控究竟从何而来、由谁发起，事后已无从查证。但关键在于，这个指控被迅速接受并扩散。科尔班的分析揭示了谣言的运作机制：谣言之所以被相信，并非由于它真实可靠，而是因为它符合听众已有的情感倾向。在一个恐惧外部敌人、仇恨内部贵族的群体中，关于一个贵族喊出“共和万岁”的指控，恰好印证了人们早就已经从内心接受的逻辑，那就是贵族不可信，他们随时可能背叛国家。仇恨与忠诚的情感对信息进行了筛选，这一信息反过来强化了这些情感。
恐惧、仇恨与对帝国的忠诚，三者借助谣言相互交织并迅速强化。恐惧使人警惕，仇恨使人愤怒，忠诚则强化了对敌人的仇恨与报复的欲望，而谣言则把警惕和愤怒指向了贵族或教士等具体对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事件中，奥特法耶的本地神甫由于任职时间较短以及灵活机智的现场应对等原因才幸免于难。在这个情感系统中，不幸的莫奈伊斯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被看作一个叛国贵族的符号。在农民的情感逻辑中，这并非杀戮而是清除威胁、保卫帝国与皇帝。科尔班的贡献在于，他以历史学家的严谨，以大量史料为依据让读者看到这套逻辑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简单地用“非理性”一词进行似是而非的解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尔班为这一集体暴行进行辩护。历史学家的重要职责从来也不止于道德审判，而是力图揭示集体暴力事件的内在逻辑。总而言之，科尔班是将情感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来考察，追问它从何而来、如何运作、如何导致了具体的历史后果。
方法论的突破：以情感作为历史分析的核心
科尔班是法国著名感官史家与情感史家，他的多部专著已经译为中文。得益于周小兰、潘嘉杨等学者的介绍与专题研究，国内学界对这位法国学者比较熟悉。科尔班在《愤怒的农民》中的方法论贡献，首先在于他将情感从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等人倡导的宏观呼吁，落实为一项可操作的分析实践。在传统史学中，情感通常被视为“非理性”的干扰因素，它充其量不过是群体暴力事件中被一笔带过的历史背景。这种处理方式看似客观，实则暗含了一个这样的判断：情感是非理性，它本身没有历史分析价值。科尔班在《愤怒的农民》中恰恰扭转了这一判断。他将情感视为历史行动者理解世界、做出判断并采取行动的内在依据，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重要的驱动力。在奥特法耶惨案中，农民的恐惧、仇恨和忠诚是构成他们判断莫奈伊斯“有罪”并对其进行惩治的实际理由，以此说明农民的行为并不是“非理性”的一时冲动。可见，在科尔班笔下，情感成为历史行动者认知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视角的转换，使得情感成为历史学的相对客观的研究对象。
吕西安·费弗尔
这一方法论的落地，依赖于科尔班在史料处理上的独特路径。他没有依赖大规模的经济社会数据，而是采用微观史家卡洛·金茨堡提出的“推定性范式”（paradigme indiciaire，又译“痕迹范式”），像侦探一样从庭审记录、地方档案、当事人证词和新闻报道等碎片化材料中拼凑出惨案的全貌。这些材料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来自事件发生之后，审判记录是事后形成的，证词经过法官的筛选和转述，新闻报道大多带有立场倾向性。科尔班没有简单接纳这些史料中的任何观点，而是通过这些史料复原真正的历史现场。他通过交叉比对不同来源的叙述，找出矛盾与重合之处，在缝隙中捕捉那些被官方话语遮蔽的农民情感逻辑。这种写法使他提出了情感自洽理论，使情感成为一个可以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被观察和验证的现象。读者看到了农民的恐惧如何通过谣言传播，他们的仇恨如何基于历史而形成，及其对帝国的忠诚如何在前线失利的情况下找到了替罪羊。
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中，谣言获得了特殊的方法论地位。科尔班提出了一个在传统史学中常被忽略的问题，那就是谣言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对于任何想要洞察民众行为逻辑的学者来说，研究谣言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十九世纪的法国农民而言，谣言是政治观念形成与传播的主要载体。谣言能够产生作用并不在于其本身是否真实，而是谣言制造者、听众与传播者在情感上形成的共谋关系。在奥特法耶，贵族和教士是叛国者，以及他们给普鲁士人送钱以支持其打败帝国等流言之所以被迅速接受，不是因为它有可靠的来源，而是因为它符合农民已有的情感意向。在这个过程中，谣言所提供的信息是真是假，这并不重要，谣言本身成为理解历史行动者认知世界并形成共同身份认同的关键入口。
科尔班的方法论突破，使情感从历史背景走向中心，碎片化的史料在情感逻辑中获得统一性，谣言作为情感与信息的中介被重新理解。这一方法的意义不但为奥特法耶惨案提供了新的解释，还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处理传统上被视作“非理性”行为的分析工具。这一方法提醒我们，所谓“非理性”的行为，往往是另一种逻辑理性的产物，而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通过扎实的史料与缜密的思考，揭示这套逻辑的运作方式。
史学史坐标：从心态史到情感史
科尔班在《愤怒的农民》中的方法论贡献，需要放在法国史学史谱系中才能看清其位置。今天，由于情感史的兴起，我们对于这一谱系的起点非常熟悉。早在1941年，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就发表了《感性与历史：如何重建以往的情感生活？》，文中明确提出历史学应当关注“感性史”和“情感史”，研究历史上的人们“如何感受”。他的这番呼吁暗含对于马克·布洛赫在研究中忽视个体心理的批评，主张将情感视为一种由个人向集体渗透的机制。然而，费弗尔的呼吁在当时并未获得广泛响应。此后数十年间，法国史学的主流是布罗代尔主导的“长时段”的历史结构主义和拉布鲁斯开创的计量社会史，情感问题虽时常被史学家提及，但总体看来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唯一例外的是罗伯特·曼德鲁（Robert Mandrou），他很早就宣称自己“对各种感性（sensibilities）很有感触”（Introduction à la France moderne [1500-1640].Essai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 Paris: Albin Michel, 1961），并将这一理念传授给他的学生们，其中尤以菲利普·茹塔尔（Philippe Joutard）和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最为著名，但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才逐渐流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心态史（histoire des mentalités）在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等人推动下成为法国的“显学”。心态史关注集体表征、无意识结构和日常生活中的信仰体系，在方法论上接近社会心理学。它确实为情感议题留出了空间，但基本将情感视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现象，而且是从结构主义视角理解这一现象的，情感的复杂多变特别是个体的情感能动性受到忽视。有趣的是，布罗代尔本人对心态史并无好感，但这一研究方向迅速受到学界关注。心态史当时的口号是发展历史心理学，其最主要的学术追求是纠偏心理学的时代错置问题，而科尔班正是在这个脉络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学家。
然而，科尔班的研究与心态史有明显区别。心态史关注的问题是集体表征和长时段结构，它的问题通常是某个时代的人们普遍相信什么，而科尔班研究的则是更加具体化的问题，即某个时刻的某群人甚至某个个体是如何感受的。在《愤怒的农民》中，他不再依赖传统的经济社会数据分析，而是通过对庭审记录等资料的文本解读，捕捉个体在具体情境中的感受及情感机制。这种方法更接近费弗尔当年的设想，但又比费弗尔的宏观呼吁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从更广阔的角度看，科尔班的这一转向也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法国史学界的变化有关。1968年的“五月事件”后，史学家开始反思结构主义忽视个体的局限，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和无名者的历史逐渐兴起。福柯的《性史》则提供了将话语、权力与身体感受结合起来的新路径。
科尔班正是沿着这些方向，对边缘群体和个体经验进行研究，包括男子气概、十九世纪法国的卖淫女及其社会管理、嗅觉与听觉等感官体验发展史等，逐步建立了独树一帜的感官史与情感史方法。其中尤以《瘴气与黄水仙：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又译《恶臭与芬芳：感官、卫生与实践，近代法国气味的想像与社会空间》，法文首版出版于1982年）和《大海的诱惑：从大洪水到度假胜地，近代西方海洋意象的探索与形塑》（1988年法文首版）最为著名。目前，科尔班的著作正在陆续被翻译为中文，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文译著已出版近十部。如果说吕西安·费弗尔提出了问题，心态史提供了过渡，那么科尔班则通过对奥特法耶事件中农民群体情感自洽的分析，将情感史从一种研究方向落实为一种扎实的史学实践。客观地说，科尔班在法国情感史谱系中并非开创者，他是将情感史从宏观呼吁推向具体分析的关键人物。《愤怒的农民》是科尔班结合感官史进行情感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科尔班的另一部代表著作《大地的钟声：十九世纪法国乡村的听觉景观》
情感史的启示
奥特法耶事件发生后，无论是第二帝国还是随后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都对这一惨案予以严厉谴责。特别是1870年9月4日成立的第三共和国政府，于当日颁布特赦令，赦免第二帝国成立以来被判有政治罪的人。但是，共和政府仅把奥特法耶惨案作为普通刑事案件处理，拒绝对涉案罪犯进行赦免。1870年12月21日，最终的司法审判也做出了重判，共有二十一名罪犯获刑，其中，四名被判死刑，一人被判终身强制劳役，八人被判五至八年苦役，一人被判五年徒刑，另外五名被判监禁。1871年2月6日行刑。无论在第二帝国还是共和政府的官方话语中，这起事件被定性为野蛮、非理性的暴行，是反文明的情绪失控事件。然而，正是这种官方定性本身，构成了科尔班追问的起点。他的问题意识远比探究集体行为的内在逻辑更加深刻。在科尔班看来，自启蒙时代以来，欧洲社会对血腥、残忍和痛苦的忍受阈值逐渐大幅降低，至十九世纪末，人们对血腥暴力越来越敏感。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却爆发了如此残忍的奥特法耶事件。这桩惨案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一个对暴力越来越反感的社会，为何在特定情境下仍然能够产生如此极端的集体暴力行为。
科尔班的回答是，这场暴行是一种情感自洽的产物，是该地区农民在第二帝国普选制下的一种政治表达，尽管是一种扭曲的、血腥暴力形式的表达。同时，这也是第二帝国长期执行蒙昧主义的结果。农民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共和派的恐惧、对贵族的仇恨，对帝国命运的担忧以及对拿破仑三世个人的忠诚。简单说来，农民的愤怒其来有自，但在帝国的政治框架下，农民表达情感的渠道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当战争危机提供了叛国者这一具体形象时，长期积聚的情感便以暴力的方式找到了出口。农民的恐惧、忠诚与仇恨在特定情境中相互印证，在农民自己的情感世界里，他们确信自己正在执行某种正当的清理。这种解释并不意味着为暴行辩护，科尔班从未否认其残忍性，也无意减轻施暴者的责任。他所做的是将情感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来考察，追问它从何而来、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在特定条件下导致了如此激烈的群体行为。
科尔班的研究提醒我们，历史学在面对此类事件时，不能满足于“非理性”标签，更不能止步于道德谴责。谴责只能划定界限，却无法解释为何有时界限会被逾越。真正困难的问题是普通人为何会成为施暴者，历史学家应该做的不是审判，而是尽可能合理的解释，解释其情感逻辑、历史根源和表达方式，或许比简单定性更能帮助我们面对那些反复出现的人类困境。
这正是科尔班在《愤怒的农民》中留给我们的启发，从情感史角度思考集体行为的起源与政治表达的边界。奥特法耶的火堆早已熄灭，但那个午后留给历史的问题至今仍在回响：普通人为何会成为刽子手？像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科尔班当然无法提供终极答案，他只是指出了一条颇具启发的研究路径，回到历史现场，去追踪那些驱动普通人情感与行为的内在逻辑。需要强调的是，科尔班的创新不在于提供一个“情感决定论”的解释，情感当然不是奥特法耶惨案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所有集体事件都可以套用同一个情感公式来解释。科尔班所提出的，是一种尊重历史行动者复杂性的方法，将情感视为理解历史的一个有效维度，而非一个需要被排除的干扰项。在这个维度中，历史行动者不再被简单地置于二分法中：要么是追逐利益的“理性人”，要么是失去理智、无法被正常逻辑理解的“疯狂者”。科尔班笔下的奥特法耶惨案告诉我们，所有的历史行动者都带着自己的恐惧与仇恨、愤怒与忠诚，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做出判断并采取行动的个人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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