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6月12日上午，“传承红色基因·踏寻先辈足迹——第二届‘弘扬家国情怀 厚植育才底蕴’”主题活动在浙江台州临海市委党校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共临海市委宣传部、临海市教育局、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主办，红船融媒（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临海市培文中学协办。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子宋京波应邀参加此次活动。本文依据其在活动中的发言整理而成。
上一次来临海，正是培文中学备战高考的时候，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我预祝培文中学的高考考生马到成功，也祝愿其他同学奋蹄扬鞭，取得成功。
浏阳工农义勇队
我父亲宋任穷1926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担任浏阳工农义勇队四中队党代表，彼时，他们接到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任务。
▲宋任穷
浏阳工农义勇队从浏阳出发前往南昌，到了南昌附近的德安县涂家埠火车站时，接到起义指挥部和江西省委的指示：八一南昌起义提前举行，现在部队已经从南昌出来前往广东，工农义勇队就不要再进城了，等待下一步命令。接到指令后，其他工农义勇队不愿留下，返回各地。只有浏阳工农义勇队按照指挥部的指令，先驻扎在江西省的修水县接受改编，浏阳工农义勇大队被编为江西团防队驻防铜鼓县，后来在铜鼓接到上级指示，他们的团队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参加秋收起义。当时毛泽东在江西安源，组织问他“秋收起义要在哪个部队随军指挥？”他毫不犹豫地说：“我选择驻扎在铜鼓的浏阳三团。”
我曾经想过:“当时毛委员所在的安源不但有团队,而且旁边的县也有团队,为什么要选择了驻扎在铜鼓的浏阳三团来随队指挥秋收起义?”是不是“因为看到这么一支农民部队,本来听指挥去南昌参加武装起义的，却义不容辞地留了下来在江西侧翼掩护牵制敌人，而没有解散返回自己的家乡”。
1997年香港回归时，派往香港的那支部队里有红军团血脉，而其前身就是秋收起义铜鼓三团。
我父亲带着江西省委的密信在江西莲花见到了毛主席，密信中说：“宁冈县有100多人和几十支枪，部队里有共产党员，到那里和他们汇合。”
原来秋收起义部队是决定去湘南汝城，因为收到我父亲送来的密信，决定前往宁冈、井冈山。之后我父亲就跟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
二机部的建立和两弹一艇的研发
那么，我现在讲一讲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个历程。
一、决策起步与八年规划确立
1955年1月, 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式决策研制原子弹，中国的核事业开始启动。
1956年4月11日，时任解放军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接到通知，来到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处，周恩来总理说，毛主席决定成立国家原子能委员会，陈云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并先行到位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开始工作。
在周总理向我父亲转达了主席成立原子能委员会的指示后，我父亲向周总理建议，如果我们真正要搞原子弹的话，是否考虑成立一个集理论研究科研生产试验结合为一体的工业部，这样才能保证从科研到生产制造和试验的快速高效保密的结合，而委员会的体制环节多牵扯面广不利于高速保密，周总理说这要向毛主席请示。之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
周恩来于1956年7月向中央提出《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事业部”。这个报告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准，1956年11月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杰、钱三强、雷荣天、袁成隆、刘伟。1958年1月8日，成立三机部九局，局长李觉，副局长吴际霖，2月三机部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
三机部九局改为二机部九局（核武器研究院前身）成立，李觉任局长、吴际霖任副局长，开启“军政+技术”统筹管理模式。
1958年7月，开始动工建设定名为二机部221厂的核武器基地，厂址青海海晏县金银滩。
1958年10月10日，二机部成立北京第九研究所；10月28日，启用北京第九研究所公章。以后研究所工作人员坚守了职责和保守秘密，义不容辞把自己的一切交付给党，完成国家交付的使命，不计个人名利，默默为祖国奉献一生。
1959年6月，苏联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全部专家、中断技术援助；中央明确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1959年12月，二机部正式制定《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核心方针：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
三年突破（1960—1962）：攻克铀浓缩、爆轰物理、中子点火等关键技术。
五年掌握（1960—1964）：完成原子弹理论设计、部件研制与全系统集成，实现首次核试验。
八年储备（1960—1967）：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建成核工业体系，具备一定核威慑储备。
▲20世纪50年代的宋任穷
二、广州汇报与攻坚体系搭建（1960—1962）
1960年初，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在广州向毛主席当面汇报八年规划核心节点。明确表态：“即使尽最大努力，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也要到1964年底前，但尽量争取1964年10月爆炸”。
1960年，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等顶尖科学家调入九院，核心科研力量集结完毕，之后在青海221基地成立一室（理论部），主任邓稼先。
1961年，吴际霖牵头设立四大尖端技术委员会，实行技术集体决策、行政不干预科研：
1、产品技术委员会（吴际霖主任），统筹总体方案与部件整合。
2、冷试验委员会（王淦昌主任、陈能宽副主任），主攻爆轰物理试验。
3、场外试验委员会（郭永怀主任、程开甲副主任），规划罗布泊核试验场与测控方案。
4、中子点火委员会（彭桓武主任、朱光亚副主任），突破中子源与临界理论。
1962年9月，原子弹全套理论设计方案定稿，完成“三年突破”核心目标。
1962年底，中央批准两年突击规划，提速落实八年规划，锁定1964年10月试爆目标。
三、关键试验与冲刺阶段（1963—1964）
1963年，冷试验委员会完成近千次爆轰模拟试验，攻克内爆核心技术。
1964年6月，221基地具备总装与测试条件；全尺寸原子弹模拟爆轰试验成功。
1964年7—8月，场外试验委员会完成罗布泊试验场环境评估、测控设备安装与安全预案验证。
1964年9月，中子点火装置技术彻底突破，扫清最后核心难关。
四、试爆成功与八年规划兑现（1964年10月）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在罗布泊成功爆炸，蘑菇云腾空而起。精准兑现了1960年广州汇报的力争在1964年10月爆炸的承诺。提前完成八年规划“五年掌握”核心目标，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
二机部一堆一器的建成
北京房山陀里重水反应堆1958年夏建成，6月13日反应堆首次实现临界，9月投入运行，10月首批人工放射性同位素试制成功。随后，相应的多个实验室陆续建成，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诞生，由二机部和中科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钱三强任所长。该基地汇集赵忠尧、王淦昌等著名专家，成为原子能事业的发祥地和人才“老母鸡”。
1958年6月13日二机部反应堆运行后，1958年8月，中央决定，由二机部承担起核潜艇动力堆及其控制系统、防护设备的研究设计任务。
二机部为此即可开始调集建立机构组织，队伍由彭士禄负责抓总，赵仁铠负责动力堆工作，从在北京原子能所理论研究再到选点建立四川陆上模式堆909基地。
▲周恩来总理(一排左11)、陈毅副总理(一排左10)、宋任穷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二机部部长(一排左12)、李富春副总理（一排左13）、刘杰副部长（一排左14）、康生（一排左9）、杨尚昆中办秘书长（一排左8）、薄一波副总理（一排左7）、原中核七院职工周伟东同志(第二排右8)、原中核七院职工蒋沛江同志(第二排右11)
1960年6月二机部做出了《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方案后，向部里汇报，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听完汇报后甚感欣慰，沉吟片刻道：“这是第一稿，还是留点余地，就叫‘初步设计草案’吧！”随后，二机部以“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草案）”为题，由宋任穷签字后正式上报直到中央。
二机部在国家困难时期，面对代号“09”工程核潜艇项目，二机部坚持先在原子能所设立的核潜艇核动力室开始项目研发，由从莫斯科学成归国的彭士禄担任核潜艇项目总负责人总师，赵仁恺为核动力室研发负责人核潜艇副总师，在四川建立二机部夹江909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使二机部核潜艇动力堆项目则一直保持运做，从未下马。进而保证了我国第一膄核潜艇于1970年12月26日成功下水，并于1974年8月1日正式列入海军现役。
该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舷号401，由渤海造船厂建造，其服役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随着核工业奠基工作和两弹一艇项目的全面展开攻坚，二机部对科技人员、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的需求迫切，队伍组建任务繁重。
宋任穷及二机部部党组高度重视队伍建设,时常督促检查亲自参与。
在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配备上,他倾注心血,向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多次到中央组织部、中科院教育部等单位争取人才。
中央大力支持,先后发出三个通知,从有关单位抽调6000名科技人员、干部和技术工人充实核工业队伍,一批高中级科技骨干、干部和工人从祖国各地被调至三机部(二机部)所属研究单位和工作环境艰苦各个厂矿和基地。
▲1959年11月，宋任穷赴新疆铀矿勘探519队24队视察
针对二机部科研制造队伍的不断壮大，宋任穷部长和二机部领导班子成员注重作风建设，提倡以身作则，艰苦奋斗，默默奉献。
宋任穷对刚调入到二机部的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坦诚道：“我们的厂矿现在条件艰苦，没有房子和托儿所，地方偏僻，气候不好。但通过建设，不久就会好起来。我们要艰苦奋斗出成果，是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光荣。”
专业人才匮乏是队伍建设的突出问题。宋任穷和二机部部党组采取“移花接木”法，通过教育部从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一百多人改学原子能专业；从国内高校相近专业高年级选调三千多名学生，集中到546班及北大、清华和兰州大学定向学习。仅1957年，全国选拔输送至二机部546班的高校精英就达1976人。1956至1959年间，该办学模式持续推进。1958年，546班正式并入北京大学，设立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546班建制不再保留，该系毕业生主要输送至二机部系统。中央给予特殊支持：将早在1956年就已成立、原隶属于地质部的地矿勘探队伍，整体划转至二机部管理。至此，二机部成为集采矿、提炼、科研、生产、实验全流程的一个工业部。
临海市培文中学张雨彤：
宋先生您好，我听说您的母亲也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家，所以我很好奇您的母亲是在什么年纪参加的革命呢？
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子宋京波：我母亲参加红军应该是14岁。那个时候毛主席从井冈山上下来，到达赣南，我母亲是江西于都桥头人，而桥头是赣南的第一个党支部所在地。
我母亲当时是童养媳，在河边洗衣服，红军战地卫生院的护士也在河边洗绷等东西，我母亲帮着她们洗，她们很高兴，问了我母亲的情况。我母亲说：“我是童养媳。”她们说：“共产党是要解放全人类，男女要平等，女孩子不能当童养媳，要走出去为国家，为人民奋斗。”我母亲听了以后眼睛就亮了，因为她到别人家里当童养媳，每天从天不亮就干活，突然有人这么关心她，又给我妈妈起了名字：钟月林。
于是我母亲参加了扩红运动，成为了当时的扩红模范，在瑞金苏维埃的一个报纸上，刊载的扩红模范名单中有我妈妈的名字。16岁，我母亲到苏维埃中央妇女部工作，之后又踏上了红军的长征道路。
编辑：朱向锋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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