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邓颖超自延安来到北平，在平民疗养院与一名女孩结下母女缘，认她为干女儿
1937年4月，北平西山刚冒出第一拨新叶，燕子贴着屋檐掠过。远在延安的医师对邓颖超说了一句“海拔低点儿，空气湿润些”，她便带着简易行囊，乘坐慢吞吞的火车向东而来。那时的肺结核还没有链霉素，能依靠的只有阳光、松林与静养，所以福寿岭平民疗养院成了她暂时的落脚处。
这家疗养院原为教会旧产，砖木结构，窗高而窄，室内总飘着碘酒味。医生卢永春统计过：住院者七成是北平学生和教员，剩下多是流亡到此的外地病人，阶层混在一起，倒像一个微缩社会。邓颖超为安全起见，只留下一张户口纸，上面写着“李太太”三字，旁人都以为她是南方来的教师夫人。
病号们常聚在阳台晒背。有人偷偷比对体温表，有人悄悄写信向家里要钱，气氛原本低沉。邓颖超却坚持清晨沿礼王坟旧道慢走三里，再做扩胸运动。她带动几位年轻病患一起练，咳嗽声里多了笑意。胡杏芬——那个清华外语系的姑娘，也加入了队伍。她喊邓颖超“太太”，两人锻炼完总在大石头上歇脚。一天傍晚，姑娘忽然撒娇道：“要是能做您的女儿就好了。”邓颖超揉揉她的发顶，“那就认吧，革命年代，不缺亲情最珍贵。”一句玩笑，竟留下了一段干母女的情分。
疗养院极讲究午后静卧，可战事的阴云压得人难以入眠。收音机里忽远忽近的电波不停播报：平津调兵，日军沿卢沟桥陈兵。走廊上总有交头接耳，“真要打起来了？”、“北平守得住吗？”七月初七，炮声终于在夜色里炸开，碎玻璃撒落在病房地面。第二天，邓颖超召集病友，“前方在流血，我们虽然病着，也得出一份力。”她画了一张募捐表，亲自拖着一口用旧毛毯包好的纸箱挨门敲：“大家量力而行，棉袜也好，铜板也行。”胡杏芬帮忙记录，郝威则负责联络城里的商号。短短三天，几麻袋棉布、毛巾和白药粉就码在院门口，旗帜上写着“慰劳抗战将士”。
有趣的是，那些日子里，病友们反而比以前精神。有人一边缝纫绷带一边唱《毕业歌》，歌声带着风的回响飘进松林。深夜，远处仍能看见城墙方向有火光，有时传来零星枪声，大家却不再只顾自己的病灶，而是盘算如何再多挤一点钱出来。卢永春悄声感慨：“病人和士兵一样，身体破碎但心要硬。”
7月下旬，廊坊失而复得又再告急。宋哲元部决定撤出北平的消息传来，病房里第一次出现真正的沉默。邓颖超明白，自己的假名已经难以再掩护行动，况且延安更需要她。她在夜里收拾行李，只留下几封信、一块用线缝好的红军袖标，以及那块曾陪她晨练的西山石。临行前，胡杏芬拉住她，“妈，要再回来啊。”邓只说了一句，“照顾好自己，革命胜了再见。”
数日后，福寿岭的床位被伤兵占满，原来的病友各奔东西。有人去了天津，有人随医院南迁，有人留守北平自救。关于那位“李太太”，后来的传说五花八门：有人说她是地下交通线的组织者，有人说她是大人物的夫人。直到多年后，人们在延安旧址的影像里，才认出那位曾在松林里带头唱体操口令的年轻女子。此时再追问“李太太”是谁，已无意义；可她留下的募捐表、胡杏芬珍藏的那块石头，依旧在提醒人们：硝烟四起的年代，病房也能成为前线，微弱的咳嗽声背后，是一颗颗同呼吸共命运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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