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巴枯宁著，1873年）、《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著，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文献》（1872年）、百度百科"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词条、百度百科"巴枯宁主义"词条、百度百科"第一国际"词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相关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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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瑞士境内一处靠近日内瓦湖的小屋。
屋子不大，墙壁已经有些发潮，窗棂上的油漆也剥落了。屋子里的家具简陋到极点：一张粗木桌，椅子，地板上到处摞着书和文稿。
几把
书页的边角被翻得卷起来，墨水瓶随手搁在桌角。一盏油灯把整个房间映得昏黄，灯芯烧了太久，带着淡淡的煤烟气味。
坐在桌子后面的是一个将近六旬的俄国男人。他身形魁梧，留着花白的浓密胡须，手掌宽大粗壮，像是干过体力活的人，而不是书斋里的学者。
他叫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年5月30日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特维尔省普列姆希诺一个贵族家庭，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
这一年，他正在写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发表于1873年，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无政府主义主要代表巴枯宁的政治学核心著作。书里有许多观点，但其中有一句话，像一枚铁钉扎进了当时整个欧洲工人运动正在争论的核心：
"如果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它去统治谁呢？"
这句话写下来的时候，巴枯宁刚刚被开除出他参与了多年的第一国际。
1872年9月，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一国际代表大会上，他因被指控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秘密组建平行组织，被大会表决开除。把这个结果推动下去的核心人物，是另一个男人——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特里尔城，此刻住在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他读到了巴枯宁的这本新书，找来一册，从头到尾批注阅读。他在书页的空白处留下了大量文字，有时是简短的反驳，有时是几行较长的论述。
这些批注，后来被收进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以《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为题，成为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写作时间一般认定为1874年至1875年初。
两个人，从1844年在巴黎初次见面，到1872年在海牙彻底决裂，再到1873年这场书页上的无声对话，前后将近三十年。他们争的，是一个关于国家、权力与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根本问题。
而这个问题，在那几行批注里，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答案？
【一】特维尔的贵族少年与特里尔的律师之子：两条完全不同的出发线
1814年和1818年，欧洲正处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前后的剧变之中。
旧的封建秩序在炮火里动摇，新的工业资本主义正在悄悄改变着城市的面貌，也改变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于财产、权力与自由的理解。
就在这个时代的缝隙里，巴枯宁和马克思先后来到了这个世界。
巴枯宁出生于1814年5月30日，俄罗斯帝国特维尔省普列姆希诺庄园。
他的父亲是一位退休外交官，曾派驻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多年，回到俄国后安顿在自家庄园，一度成为十二月党俱乐部成员，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后因沙皇尼古拉一世即位而放弃了政治活动，全心专注于打理庄园和关注孩子的教育，育有五儿五女。
巴枯宁是长子，在充满田园气息的庄园里长大，那里人烟稀少，周围居民不足五百人，有着繁茂的森林和大小湖泊，幽静美丽。
少年时代的乡居生活，让巴枯宁对俄国广袤土地上的农民处境有了直接的观察，这种了解后来渗透进他所有的写作和行动之中。
14岁时，按照贵族家庭的惯例，他被送往圣彼得堡，在炮兵大学接受军事训练。由于成绩不佳，1834年被学校开除，后被派往波兰边境哨所，再成为俄罗斯皇家卫队低级军官，派往明斯克。
然而戍边生活的枯燥让他难以忍受，1835年，他放弃了军职，前往莫斯科学习哲学，由此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思想生涯。
马克思晚巴枯宁四年出生，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王国莱茵省摩泽尔河畔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特里尔。
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特里尔城的律师，家境小康，供马克思接受了完整的中学教育。马克思中学毕业后进入波恩大学，随后转入柏林大学，接触到黑格尔哲学，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
1841年，他以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区别》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两个人的起点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都出身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都在青年时代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都在1840年代初开始向革命方向转变。
但两人的气质从一开始就不同。马克思是一个以严谨的理论建构为核心的思想家，他的所有判断都建立在大量阅读和缜密推论的基础上，他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泡了几十年，把欧洲所有主要语言的经济学、历史学文献都系统读过。
巴枯宁则是一个以行动本能为驱动的活动家，他的理论写作往往是对行动经验的事后总结，而不是行动之前的先验设计。
这两种气质，后来就直接体现在他们对"国家"这个问题的理解方式上。
【二】1844年，巴黎初遇：两个人第一次坐在同一张桌子旁
1844年，两个人在巴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集。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最重要的革命者聚集地，来自俄国、波兰、德国、意大利的流亡者都在这里找到了落脚处，在各种咖啡馆和小圆桌上谈论着变革欧洲的方案。
马克思当时在巴黎主持《德法年鉴》，巴枯宁在流离了几个城市之后也来到了这里。
两人当时都是《前进报》的撰稿人。马克思比巴枯宁年轻4岁，但在理论建树上已经显示出相当的深度。
关于这次见面，巴枯宁后来在回忆中留下了他的印象。他很敬佩马克思的渊博学识，但也认为马克思的性格与人疏远、冷淡。
马克思既严格又精细，深思熟虑，他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纯粹的思想认识。而巴枯宁认为，只有带感情色彩的东西才是好东西。
巴枯宁在巴黎还结识了蒲鲁东，在1845年那个时代，蒲鲁东的府上几乎被视为全世界革命人士的"圣地"，巴枯宁深深被蒲鲁东关于废除财产权、废除国家权威的理念所吸引。
蒲鲁东主张无政府主义，否定国家，认为一切权威都是对人类自由的压制。这个方向，与马克思后来发展出的通过夺取国家权力来推动变革的路线，走向了完全相反的轨道。
巴枯宁后来对马克思有过一段相对清醒的认识，他认识到马克思远比蒲鲁东和魏特林高明，是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最主要的领袖，甚至亲手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出版，并准备翻译《资本论》第一卷，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完成。
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深，也不完全赞同，他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却只是停留在谈论抽象的人性、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的水准上，追求的是绝对的个人自由。
两个人1844年的相遇，是一次真实的交流，但也是一次底层分歧的提前预演——只不过那时候双方还没到正面冲突的时候，各自都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去做。
【三】各自走过的二十年：从布拉格街垒到伦敦阅览室
1844年之后，马克思和巴枯宁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各自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而这段各自的经历，最终深刻塑造了两人在1860年代重新相遇时各自的理论立场。
马克思的这二十年，主要是写作与研究的二十年。
他辗转布鲁塞尔、科隆，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回到德国主持《新莱茵报》，参与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实践，但很快在革命失败后被驱逐，于1849年定居伦敦，从此再没有离开过。
在伦敦，他进入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系统研究，阅读了欧洲几乎所有可以得到的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文献，逐渐写出了他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在汉堡出版。
巴枯宁的这二十年，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
1848年欧洲革命的浪潮席卷大陆，巴枯宁积极投身其中。他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发表《新斯拉夫政策的基础》一文，宣扬泛斯拉夫主义，鼓吹建立斯拉夫联邦。
1849年5月，他参加并领导了德累斯顿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在奥地利遭到审判，被判死刑，后减刑并被引渡给俄国沙皇政府。
1851年，他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在狱中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写了长篇的《忏悔书》。1857年，他被判终身流放东西伯利亚。
在流放地，他度过了人生中相对安静的几年，娶了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妻子，生儿育女，等待机会。1861年6月，机会终于来了。他从流放地出逃，经由日本、美国横跨太平洋，最终抵达英国，在赫尔岑主持的《钟声报》编辑部找到落脚处，继续反对沙皇政府，宣扬泛斯拉夫主义。
这段从布拉格到德累斯顿、从彼得保罗要塞到西伯利亚再到伦敦的漫长经历，在巴枯宁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他亲身经历过什么是监狱，什么是流放，什么是国家机器对一个具体的人可以施加的各种力量。这些经验，构成了他反对国家权威的底层情感基础，让他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力都保持着根植于亲身感受的本能警觉。
相比之下，马克思的伦敦岁月尽管在物质上非常艰辛——他的家庭长期依赖恩格斯的资助度日，几个孩子中有几个夭折，他自己健康状况不佳——但那种对国家权力的直接肉身感受，他有过但程度不及巴枯宁那么深刻。他更多的是在理论层面构建对国家的认识，而不是在肉体层面感受它。
这个差别，后来在两人的理论分歧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四】第一国际的舞台：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
让两个人再次走到同一个舞台上的，是1864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第一国际"。
1864年9月28日，英国工会联盟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群众大会，来访的法国工人代表团出席，还有来自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的工人等人士。大会决定建立一个国际工人协会，选出一个21个成员的临时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作为大会仅有的两个德国人之一，被邀作为德国工人代表参加会议，进入专门委员会。由于马克思的学历为当年工人代表中最高，他被应邀参与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
这两份文件阐明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宣布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马克思的职务是总委员会委员、德国通讯书记，实际上他领导全部工作，是国际的真正思想核心。
1864年11月，巴枯宁在伦敦会见了马克思，加入了第一国际。他表示要不懈地为国际而工作。
但以后的行动证明，巴枯宁的加入，带来的不是简单的支持，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内部路线冲突。
正如马克思后来所指出的，巴枯宁参加国际的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第二个国际，即把第一国际变成实现其分裂路线的工具。
1866年，巴枯宁写成《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标志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已逐渐形成。
1869年9月在第一国际巴塞尔大会上，他要求把废除财产继承权问题列入议程，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和批判。
在第一国际内部，两种主张越来越明显地对立起来。
马克思的路线是：工人阶级要建立独立的政党，通过争取政权来推动社会变革，国家是历史发展某个阶段的工具，掌握它、改造它，直到阶级差别消失，国家才会自然消亡。
巴枯宁的主张是：宣扬任何国家"都是一种羁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因此要向一切统治、政治监督、领导和权威无情宣战，总之，要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
该书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和各阶级的平等。他说过一句话："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把摧毁现有秩序本身视为一种解放。
他宣称自己是"任何政权的敌人"，进而否认一切立法、一切权威、一切特权的影响，即使它是从普选中产生的。
两种路线，在组织内部体现为具体的路线争论，在议事规则、纲领草案、支部管理等各个环节上不断摩擦。围绕着第一国际的领导权，两个人和各自的支持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弥合。
1872年3月5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提出他和恩格斯写的、揭露巴枯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通告《所谓国际的分裂》，开始在组织层面正式清算巴枯宁的影响。
这场长达八年的内部较量，最终在1872年9月走向了终点。
【五】海牙决裂：1872年9月2日至7日，荷兰海牙
1872年9月2日至7日，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是两个人关系史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次正面交锋，尽管交锋的一方并不在场。
大会在海牙市政厅召开，来自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场气氛从第一天就充满对立的张力。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揭露巴枯宁派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
巴枯宁本人没有出席。原因很简单：他要去荷兰必须经过法国或德国，而这两个国家都对他有逮捕令。无政府主义派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输掉了海牙大会上的辩论。
会议经过激烈斗争，挫败了巴枯宁分子的分裂阴谋，决定把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大会同时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独立政党的决议。
大会之后，总委员会迁至纽约。
巴枯宁被开除的消息传出后，他的支持者们——主要是来自瑞士汝拉地区的联合会成员，加上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支持者——立即在瑞士圣伊米耶召开了对抗性会议，成立了另一个国际组织，自称"国际工人协会"，与第一国际分庭抗礼，史称圣伊米耶国际。
就在被正式开除出第一国际之后不到一年，1873年，巴枯宁完成并出版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把他对马克思路线的全面批判、对国家权力的彻底否定，系统写进了这本书里。
【六】书页上的那个质问，与一行批注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出版后，马克思找来一册，从头到尾认真阅读，并在书页上留下了大量批注文字。
这不是马克思第一次批注别人的著作。
他有系统阅读并批注重要文本的习惯，这些批注后来有很多都进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成为理解他思想发展脉络的第一手材料。
但批注巴枯宁这本书，有一种更直接的对话感——因为书里有大段文字是在点名攻击马克思，攻击他所主张的理论，攻击他在第一国际里的具体做法。
《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这本书，全面地反映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伴随着巴枯宁分裂国际的活动而出笼的。
书里，巴枯宁认为，国家是万恶之源。他写道："如果有国家，就必然有统治，因而也就有奴役"；"国家，即使叫它十遍人民国家，哪怕用最民主的形式把它装饰起来"，也都是建立在统治、暴力和专制基础上的，"对无产阶级来说也必然是监狱"，从而得出"国家就是坟墓"的结论。
书里，他把这种逻辑的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质问："如果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它去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
这个质问，是《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里最有穿透力的一句话，不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无懈可击，而是因为它把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最难以用逻辑封闭的那个环节，用一个简单的追问方式暴露了出来：从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那个位置的变换，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马克思在这句话旁边留下了批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中文版的记录，他写道："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
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在另一处批注里，当巴枯宁继续质问谁来参与选举、谁来掌握权力时，马克思回答："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这些批注被收录成文，以《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为题，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写作时间为1874年至1875年初。
然而，当研究者们把这些批注和原文对照来读，把马克思的每一行回答和巴枯宁的每一行质问逐字比对之后，那几行看似完整的答案背后所藏着的东西，却让所有人都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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