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莉亚·金兹伯格（1916.7.14-1991.10.7）
当历史高歌猛进时，谁困在客厅里黯然承受？
在1948年妇女节的一次对谈中，意大利作家娜塔莉亚·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曾以一种令人战栗的意象描述战后意大利女性的生存处境：“女性有个坏习惯，她们经常会落入一口黑井中，她们会陷入一种可怕的忧郁，并在其中沉浮、挣扎，想要浮上来。”
这句“黑井”的隐喻，贯穿了她的中篇小说合集《瓦伦蒂诺》。合集收录了《瓦伦蒂诺》《母亲》《射手座》三篇作品，以旁观者的口吻、平白且精简的笔触，撕开中产家庭温情的面纱，将目光放在客厅、房间等私密空间，为我们呈现出战后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伦理困境与历史潜藏的复杂与荒诞，并最终以“弱”为方法，撬开与铭刻了那些繁荣表象之下女性的无奈与疼痛。
那么，这口“黑井”从何而来？女性的忧郁又是如何被造就？
《瓦伦蒂诺》，[意]娜塔莉亚·金兹伯格著，陈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丨群岛图书，2025年10月出版，187页，58.00元
无处不在的深井：三重困境中的女性坠落
最先砌起井壁的，是社会和客厅里那些不成文的伦理规矩。《母亲》中的女主是位丧偶的中年母亲，她试图追求个人生活，重新寻找情感寄托，却无法得到父母与孩子的支持与认可。深夜回家的她，会受到自己父亲的大声斥责与刻薄的羞辱，自己的母亲虽心里同情她，却同样无法理解她的选择；就连两个亲生孩子也渐渐与母亲关系疏远，甚至厌烦她的哭泣。最终，母亲与情人分手，在旅馆自尽。葬礼后，孩子们甚至不愿想起母亲，只觉得痛苦和羞耻，“那张脸逐渐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黄点，他们再也无法还原母亲的脸颊和轮廓”。
这篇小说出版于1948年，那时候的意大利，法律上白纸黑字写明了男女公民地位的平等，并且女性自1946起拥有了参与选举的政治权利。可在这里金兹伯格却直白地戳破了这份假象：纸面上的平等与解放实际上从未真正走进普通人的客厅与卧室。当一个母亲抛下家庭与孩子，走出家门去看电影、深夜访友，这些试图作为一个独立自我而生活的微小举动，在法律上无可指摘，却在社会伦理和家庭现实中，被轻易地判定为触犯了根深蒂固的性别红线，因为“有孩子的女性只能是母亲，不能是她自己”。更令人心惊的是，这种伦理困境并非来自激烈的冲突，而是弥散在日常家庭最细微的空气中。于是，在社会的伦理铁律、父母的道德审判、孩子们的疏离与羞耻感中，她沉默地走向了毁灭。
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提出：“从传统说来，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独身女人的定义由婚姻而来。”如果说《母亲》中的悲剧源于对母职身份与婚恋伦理的挑战，《瓦伦蒂诺》则为我们呈现出一种更为幽微，也更令人痛惜的坠落：一个女性并不是因为僭越世俗规范而受罚，相反，她走入了婚姻，履行了当时社会赋予女性的唯一命运，却依旧被推入了那口沉默的黑井。
在故事中，瓦伦蒂诺的家人始终认为他是为了钱财而娶马达莱娜，因为年长、貌丑且强势的马达莱娜并不符合世俗婚恋中的好妻子标准，她不过是用钱换来了一段婚姻、一个社会认可的妻子身份。可这场看似各取所需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布满裂痕。马达莱娜在婆家不受待见，始终像个外人；丈夫无心学业，终日沉溺享乐，两人关系冷漠而空洞，甚至最后落入无休止的争吵。直到马达莱娜的表哥基特自杀，她读了基特的遗书，并在对方的衣柜里，翻出了瓦伦蒂诺的照片与信件，才看清这段婚姻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从一开始，马达莱娜在婚姻中的角色便被默认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给瓦伦蒂诺提供经济支撑和社会地位，成为瓦伦蒂诺逃避责任、维持虚荣生活的工具。可悲的是，社会所宣扬的、马达莱娜所向往的爱与安稳并未兑现，她得到的反而是欺骗与利用，是作为一个女性、一位妻子被践踏和“谋杀”的尊严。
比欺骗更让人窒息的，是人们对这场背叛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首先在揭露瓦伦蒂诺与基特隐秘关系时，人们用的方式都无一例外地具有隐晦性，而在真相败露后，所有人也都默契地避开这件事。瓦伦蒂诺的妹妹和马达莱娜相处时，只会聊无关紧要的琐事，“那些真实发生的事情、真正的话都藏在心里”。这是因为马达莱娜所面临与落入的是二十世纪中期意大利的社会框架中，一个无法归类的空白地带——那个时代被污名、被压抑和被否定的群体。它无法被命名，自然也缺乏“合法”的听众。于是，马达莱娜的委屈与创伤便被逼入无可辨认、无可哀悼的境地，只能被迫咽下苦楚，独自承载着这个本与她无关的禁忌，坠入一个由谎言、沉默与伤痛编织的黑洞之中。
当女性走出客厅，走出婚姻，走进城市，又是否能够打开新的井口呢？1957年出版的《射手座》将视线拉到了意大利经济奇迹飞速发展的五六十年代。这时期，战后“经济奇迹”全面展开，人口大规模迁徙，消费社会初露端倪，描绘出人人都能跨越阶层、拥抱高雅生活的美梦。故事里“我”的寡妇母亲也从乡镇搬到了城市，她热爱文学与艺术，梦想着在城市开一家画廊，结识高雅人群。她结识了自称画家的西拉，两人合伙筹备服装店“射手座”，满心期待靠事业实现阶层跃升，却不料对方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卷走了寡妇的积蓄后消失无踪。故事的最后，西拉的漂亮女儿芭芭拉遭丈夫枪杀，母亲的长女朱莉娅因难产去世，母亲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化为了泡影。有读者曾评价寡妇母亲的经历为“包法利夫人式的孤独”，将失败大都归咎于她的虚荣、不切实际与识人不清。但母亲并不是一字不识的农妇，她了解艺术和现代文学的所有动向，是流通图书馆的会员，手上还持有价值不菲的邮票，她其实拥有追逐梦想的资本。那为什么母亲还会失败？当我们把眼光放置于时代，就会发现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二战后的意大利建立了共和国，颁布了民主宪法，历史学家圭多·克莱恩茨却尖锐地指出那其实是“冻结的民主”，法西斯时期残留着的官僚文化与控制机制，“使法律上承认的公民权利，被各种歧视性行为不断搁置”。经济繁荣许诺了阶层流动的可能性，给予女性的机会却实际上十分脆弱。当时大多数的职业女性收入微薄，在职场中也处于从属地位，同时，女性虽然教育程度有所提升，其职业路径仍被严格地性别化，教师依然是女性从事的主要职业，而这份职业会被接纳也是因为没有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观念构成太大的挑战。而真正属于艺术、商业、文化领域的生产、经营与评判，实际上仍几乎独属于男性。因而，寡妇的悲惨遭遇，不仅是个体欲望与现实的冲突，更是战后意大利经济腾飞背后无法忽视的矛盾：一个许诺自由与解放的时代，同时仍不断再生产着腐朽的阶级、性别与地域的不平等。
纳塔利娅·金兹伯格与莱奥内·金兹伯格1938年婚礼当天
“弱女叙事”的悲鸣与记忆的铭刻
译者陈英在翻译了多部娜塔莉亚·金兹伯格的作品后，将其小说内核精准概括为“弱女叙事”，与当下流行的“大女主叙事”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概括实则对应了两个维度：一是“弱女”作为叙述形式，指的是金兹伯格在大多小说中以“弱女”充当叙述者，以克制的姿态发出低语；二是“弱女”作为叙述对象，指小说聚焦于那些边缘、弱势、困于“客厅”的女性经验。
首先是叙事形式，《瓦伦蒂诺》和《射手座》都以家庭中的女儿作为叙述者，她们接受过教育，有维持生计的工作，和家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虽作为家庭中的一员，她们都或多或少地被短暂地卷入家庭风波，但大多时候，只是充当家庭中的观察者与记录员，目睹兄弟姐妹和父母的生活变故。同时，与大女主叙事用第一人称强势地重新定义自我和世界的方式不同，她们的叙述语调克制、内敛，不会刻意抢占话语中心，只是平静地还原记忆中的日常与情感的暗流，同时任由沉默、留白和无力感渗透进叙述的肌理。
作为叙述对象的“弱女叙事”，更具体地体现在金兹伯格笔下的女性角色上：《瓦伦蒂诺》中卡泰丽娜始终处于家庭边缘性地位，却被哥哥瓦伦蒂诺的命运所裹挟；马达莱娜以丰裕经济“换取”婚姻，却在丈夫的虚荣、无能与背叛下，坠入无处诉说、无法哀悼的创伤之中；《母亲》中寡妇试图追求个人生活，却被家庭伦理与母职规范所围困，最终服毒自杀；《射手座》中寡妇迁居城市、追逐梦想却沦为骗局牺牲品等等。她们实际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受难者，自身的性格里或多或少藏着怯懦、虚荣和执念。正如陈英在本书的跋中写道：“痛苦以不同的方式笼罩着金兹伯格笔下的人物，带来一种近乎麻木、迟钝的感觉，没有什么激烈的抗争。那些女人和女孩似乎都充满惰性，默默地接受时代、家庭的安排，或者机缘使她们遭遇的人和事。”但金兹伯格的重心不是批判人物的性格缺陷，而是希望展现这些“弱女”的群像身处的结构性困境，即她们或被排除在权力与话语中心之外，只能充当生活观众，或被社会框架所束缚与围困却无力抗争、心怀向往并为之实践却落入黯淡结局。换言之，那口黑井其实无处不在……
《瓦伦蒂诺》意大利文本
《瓦伦蒂诺》英文本
作为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娜塔莉亚·金兹伯格对暴力与压抑本质有着切肤之痛，法西斯统治时期作为“paria”（贱民）所处边缘空间的深刻体验，共同塑造了她独特的观察视角：始终警惕一切形态的压迫机制，尤其关切那些被主流话语系统性压制、抹除、噤声的个体。于是，在她笔下，没有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也不记录纷繁变革的政治斗争，而是退守一间间私人的客厅，用近乎波澜不惊的口吻讲述日常家庭的琐碎及悲剧的悄然生发。《剑桥意大利文学史》曾这样概括娜塔莉亚·金兹伯格创作的主题：“自我（尤其是女性的自我）的脆弱性，与中产阶级生活的表面稳固性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她独有的“弱女叙事”，正是对这一悖论的文学回应，当国家忙于重建经济、展示城市化与技术进步时，她却将镜头对准那些被忽略与排除在这套进步叙事之外的人，带我们看见客厅深处那些泛黄的日常光影里，一个又一个落入名为“忧郁”的深井的女性，呈现出惊人的敏锐与巨大的悲悯。
最后，金兹伯格创作最深刻的地方在于，她没有允诺光明的未来，甚至不赋予人物抗争的力量，但她并不止步于复现压抑，哀叹命运，而是从家庭伦理入手，以“弱”为方法，撬开由“抵抗”“进步”“繁荣”等宏大词汇所包裹的历史叙事，暴露出巨大裂痕，让人们看到那些被噤声的伤痛，那些吞没希望的黑井。与此同时，她还赋予了这些细腻缜密的女性，一种隐秘却通向永恒的抵抗形式——记忆。“记忆是个人存在的依据，承载着生命的历程。”由此，个人的创伤沉淀为了一段能被人们看见和读懂的集体时代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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