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天，台北松山机场的候机厅弥漫着咖啡香。一位瘦高的老人攥着一封泛黄的信，在座椅上踱来踱去。他叫柳卓寿，57岁，离乡整整34年，这一纸家书把他从熙攘的西门町推回了黄海之畔的青岛老家。信里说，老母亲常年糊涂，却还时时念叨“寿儿”，又问街坊“他咋还不回来”。
时间拨回到1949年初夏。那时的山东胶东半岛炮声连天，国民党守军一路南撤，抓壮丁成了补充兵源的惯用手法。22岁的柳卓寿原本在青岛一家被服厂做缝纫，去姐姐家串门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姐姐眼尖，赶紧把弟弟塞进地窖，才躲过搜捕。可是逃得了一时，却挡不住一天后姐夫归来——他是国民党某团连长，奉命随部队撤往台湾。
姐夫劝他同行：“留在这儿迟早也得上前线，与其当无名炮灰，不如跟我去那边，等安顿好了，再想办法接家里。”柳卓寿想着家中妻儿，犹豫再三，可枪炮声近在耳畔，前路虽然茫茫，眼前却是生死抉择。终究，他咬牙提着一只破旧包袱，随潮水般的退兵登上了驶向基隆的运输船。
浪花拍打船舷，夜色黝黑。柳卓寿心里翻腾：这一走会有归期吗？他把问题压进心底，日后在台北做了勤务兵、学了西服裁剪，又辗转开店谋生。靠着一把剪刀，他勉强在拥挤嘈杂的街巷里站稳脚跟。岛上生意不好做，他赔了本，再借钱重来，幸得姐夫扶一把，才逐渐起色。
转眼到1954年，台北街头的霓虹灯第一次亮起，西装生意旺了。柳卓寿租下小店，凭着勤勉加手艺，日子从勉强到宽裕。乡愁却像针脚，密密缝进每一个夜晚。与山东老乡偶尔小酌，酒杯一碰，思乡之泪就簌簌滚落。
青岛的妻子与三岁儿子的身影，在梦里愈发清晰。可海峡对峙，来回阻断，消息难通。友人劝他在台湾成家，“人往前看吧”。他扛不住孤独，也不忍拖累对岸，于是娶了本地女子，生下两子一女。外人看，他在台北风生水起，店面越做越大，孩子读书成才，可他心口始终空落。
1983年初，他终于拿到了那封来自故乡的信。儿子笔迹工整，讲述家里得分地、日子渐丰的近况，也告诉他母亲已八旬，脑子糊涂，却常在黄昏时盯着门口发呆。柳卓寿反复读信，泪水把墨迹晕开，决定不计代价回去一趟。
辗转美国、日本，他抵达青岛。老屋斑驳，石阶却仍熟悉。推门那一刻，故乡的腥咸海风扑面而来。昔日妻子鬓间银丝闪现，儿子成了壮年，孙娃牙牙学语。母亲佝偻地坐在炕头，目光浑浊。柳卓寿扑通跪下，“娘，我回来了！”老母亲怔怔看他，迟疑片刻，低声嘟囔：“你是谁？寿儿没回来啊。”
那一夜，他在母亲榻旁支起行军床。老母亲时而喃喃，时而沉睡。清晨醒来，她拍着席子问媳妇：“这人咋还不走？我不认得呀。”柳卓寿心口一颤，却只能苦笑。午后，他抱着母亲晒太阳，轻声讲起儿时在胶州湾赶海、在盐碱地撒野的往事，老人偶有闪光的片刻，随即又陷入迷雾。
手续所限，他只能逗留一个月。临行前夜，母亲突然清醒，握住他的手：“你是寿儿？好好的。”话音未落，老人又迷糊过去。柳卓寿暗暗发誓，要常回来。可第二年，老家传来噩耗，母亲病逝，享年85岁。他跪在台北家中，面北长跪不起，泣不成声。
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往返容易多了，他与山东的通信频密，却常被生意牵住脚步。1997年铺子转手，他萌生返乡定居的冲动。台湾太太体谅他的牵挂，主动提出：“要不把嫂子接来，我们一家住在一起。”
手续办了两个月，大陆妻子登上飞往桃园的航班。这位曾在乡间独守半生的女子，第一次看见岛上的高楼霓灯，有些局促。台湾太太笑着迎上去，叫她“姐姐”，孩子们也礼貌称“大妈”。一切看似和睦，暗潮却在日常里翻涌。
柳卓寿与青梅竹马聊天总有说不完的话，偶尔提起旧时院子的石榴树便眉飞色舞。台湾太太听在耳里，心头隐隐发酸，转身只说一句：“水开了，我去厨房。”小小情绪在餐桌间回荡，空气里多了尴尬的静默。
半年后，山东媳妇把行李收好，轻声告诉柳卓寿：“我还是回村里吧，你两头跑太累，我在这儿也不自在。”他挽留未果，只得点头。那天送机回来，台湾太太红了眼眶，却倔强地说：“家里菜要不我去买，你好好歇着。”
往后的岁月，柳卓寿像候鸟，青岛、台北两头飞。给大陆儿孙盖房、购车，也在岛上陪外孙学步、上学。身体一天天衰弱，他仍抱着日历盘算下一程机票。
2005年冬，他病重住院，两边的孩子纷纷赶到病房。柳卓寿拉着青岛儿子的手，又摸摸台北女儿的头，嘴里只断断续续地念：“家还是那个家，人却走散不得。”灯光下，他的目光安静而悠长，仿佛等车进站的旅人，终于在心里补齐了来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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