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赵丹传》《我的父亲赵丹》（赵青著）《黄宗英文集》《地狱之门》（赵丹著）《中国电影史》相关章节、杜宣回忆录相关记述及民国时期文艺界史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5年深秋，昆明。
西南联大附近的街道上，黄桷树的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发出细碎的声响。
这座城市在抗战八年里收留了大批从北方和沿海涌来的流亡者，教授、学生、文人、艺术家，把各自的行李和各自的命运一并带了进来，在这里挤成一团，熬着这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的战争。
街边的茶馆从早开到晚，坐的都是面色疲倦的人，各自低着头，各自想着心事。
一个男人从重庆赶来，风尘仆仆地走进一条不起眼的街巷。
他叫赵丹，六年前是上海滩票房最高的电影明星，六年后从新疆的监狱里走出来，两腮深陷，颧骨突出，长衫洗得发灰，领口磨出了毛边。
他在新疆的铁窗里撑了将近六年，靠着一个念头活下来——回家，见叶露茜，见他的两个孩子。
在重庆，好友金山见到他时说话吞吞吐吐，几次开口又停下来，神情古怪，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不肯说出来。
赵丹不相信自己隐隐察觉到的那个可能，他不肯往那个方向想，他要亲眼看一看。
他专程从重庆赶到昆明，找到了叶露茜居住的地方。
那扇门推开的瞬间，他看见了叶露茜，支撑他在新疆活过六年的那根弦，在那一刻，悄无声息地断了......
【一】扬州少年与他的黄金年代
赵丹原名赵凤翱，1915年6月27日出生于江苏扬州。
扬州这地方，运河穿城而过，商贾文人在这里来来去去几百年，把一种对戏曲、对表演的亲近感浸进了这座城市的骨子里。
赵丹的父亲赵子超在当地做些文化方面的营生，家境算不上富裕，但家里有书，有戏可听，子女从小在这种氛围里耳濡目染，对艺术有一种很自然的亲近感。
赵丹打小就对舞台有一种不寻常的迷恋，跟同龄孩子的那种普通喜欢不一样，他是真的沉进去了。
七八岁时就会坐在戏台下看上整整一个下午，看完了还要在脑子里把刚才的东西一遍遍过。
他不只是看热闹，是真的在研究那些演员怎么用眼神、用身段、用一口气的轻重把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这种从小养出来的细致观察的习惯，后来成了他表演技术的真正底子。
十几岁时，家里迁居山东临沂，赵丹跟着去了。
在临沂，他参加了当地一个业余话剧团，开始正式接触话剧表演，从跑龙套做起，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争取配角，一步一步把技术打磨出来。
他在临沂那几年虽然默默无闻，却是他后来能在上海站稳脚跟的重要基础。
1933年，十八岁的赵丹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戏剧学校，从此正式踏入上海这个当时中国最繁华、也最复杂的文化场域。
上海戏剧学校在那个年代的演艺圈里地位不低，与赵丹同期或前后入学的有郑君里、顾而已、王为一、魏鹤龄等人，这些名字后来都与中国早期电影的黄金时代紧紧捆绑在一起。
这些人在学校里一起练功、一起排戏、一起为了同一个舞台争抢角色，后来又各自在不同的命运轨道上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赵丹在上海戏剧学校读书的那几年，上海的电影工业正处于一个快速扩张的阶段。
明星公司、联华公司、艺华公司在市场上争相竞争，新片接连不断，对演员的需求量很大。
赵丹凭着在学校里积累的扎实表演功底和那张有强烈辨识度的脸，很快引起了制片方的注意，还没毕业就已经开始接洽拍片的事情。
1934年，赵丹在影片《琵琶春怨》中正式出镜，开启了他的银幕生涯。
这部影片虽然算不上大制作，却给了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银幕历练。
此后几年，他陆续出演了《上海二十四小时》《逃亡》《十字街头》等多部影片，一部接一部地拍，一部接一部地在观众中积累印象，慢慢把自己的位置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圈子里站稳了。
他的表演风格，从一开始就与同时代许多演员不太一样。
那个年代的电影表演，受舞台表演的影响很深，不少演员习惯大开大合，台词要抑扬顿挫，动作要够大够明显，让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也能看清楚。
赵丹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喜欢在细节上做文章，喜欢用很细微的眼神变化、一个动作里恰到好处的停顿来传递人物内心的状态。
他的表演看着轻描淡写，但那个劲儿是真的能钻进人心里去的，让观众觉得银幕上那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不是演出来的。
这种风格，在1937年的《马路天使》里达到了他早期演艺生涯的一个高峰。
《马路天使》由袁牧之编导，故事发生在上海底层市民的日常生活里，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真正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的作品。
赵丹饰演的小陈，是个走街串巷靠吹小号卖唱为生的贫苦青年，整天嬉皮笑脸，玩世不恭，可骨子里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
这个角色的难度在于分寸感——演得太苦显得刻意，演得太轻佻又失了真实，拿捏不好就会变成一个扁平的符号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赵丹把这个分寸处理得极准。
他把底层小人物在困境里那种不认输的生动劲儿演出来了，让观众看着他笑，却笑着笑着眼眶就热了。
与他搭档的周璇饰演歌女小云，两个人的对手戏产生了真实的化学反应，至今仍被电影史学者反复拿来分析研究。
《马路天使》上映之后在全国引发轰动，票房和口碑双丰收，赵丹的名字从此在普通观众中间叫得很响，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那年他二十二岁，站在了自己演艺生涯的第一个高峰上，前途一片开阔。
也是在这一时期，他遇到了叶露茜。
叶露茜是当时颇有知名度的电影女演员，出演过《压迫》《生路》等多部影片，在圈子里有自己稳固的位置，不是靠着谁的光芒才显眼的那种，是凭着自己的实力站在那里的。
两人在上海文艺圈的各种场合里相识，都是做表演的人，共同话题多，彼此欣赏，感情自然地发展起来。
1938年，赵丹与叶露茜在上海正式结婚。
婚礼没有大操大办，但两个人都是真心实意地走到一起，没有什么将就或凑合在里头。
婚后，叶露茜先后生下长女赵青、幼子赵茅，一家四口，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一种那个年代年轻文艺人特有的热气腾腾的劲儿。
那段时间，赵丹的事业也在继续向前。
他出演了《中华儿女》等多部影片，同时积极参与左翼文艺运动的相关活动。
他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拍戏，还频繁出现在各种文艺集会和讨论场合里，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对"文艺能做什么"这个问题有自己认真的思考。
正是这种积极参与的性格，把他推向了1939年那个彻底改变他整个人生走向的决定。
【二】西行入疆，一去六年
1939年，赵丹做了一个决定——去新疆。
这个决定不是一时冲动，有它清晰的时代背景和内部逻辑。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在淞沪会战后相继沦陷，大批文艺工作者流离失所，散落在各处，整个文艺生态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与压迫。
在这种处境下，有一批年轻的文艺人开始思考，文艺能为抗战做什么，自己能去哪里做些实际的事情。
1939年，赵丹与郑君里、徐韬、端木蕻良等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计划赴新疆开展抗日戏剧宣传工作。
这个计划在当时的文艺圈子里有一定的响应，大家觉得去新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能做点实实在在的贡献，比留在内地无所事事要强。
叶露茜当时也随队同行，一家人一起出发。
然而这支队伍踏入新疆境内之后，局势迅速变得凶险起来。
当时主政新疆的军阀盛世才，早年打着开明旗号大量引进进步人士，营造出一副欢迎之态。
但进入1940年代前后，他的政治立场开始向国民政府靠拢，对此前引进的进步力量产生了严重的忌惮，随即展开了针对性的大规模清洗。
赵丹这批从内地专程赶来的文艺工作者，在盛世才眼里成了不折不扣的威胁。
1939年，赵丹与郑君里等人被盛世才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投入迪化（今乌鲁木齐）监狱。
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在关押的那一刻起被完全切断——没有书信往来，没有任何形式的探视，没有任何消息可以传进来或传出去。
叶露茜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赵青和赵茅，被迫和赵丹分开。
这一关，就是将近六年。
新疆监狱里的条件极为恶劣。
迪化的气候严酷，冬天漫长而寒冷，夏天干热难耐，监狱里的饮食极度匮乏，卫生条件几乎谈不上。
赵丹后来在《地狱之门》里记述了那段岁月的真实片段：饥饿和寒冷是常态，与外界完全隔绝带来的精神压迫是另一种折磨，更难熬的是那种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的彻底茫然。
被关押的人里，有人扛不住病倒了，有人精神出了问题，有人在那段岁月里悄无声息地没了。
赵丹和郑君里等难友在狱中相互支撑，用仅存的精神力量帮彼此撑过一天又一天。
赵丹在狱中坚持绘画和写作，用能找到的一切材料，把自己看到的人和物用线条记录下来。
这种坚持不只是消磨时间，是他在那种极端处境下维持精神不彻底崩溃的一种方式。
赵青后来在回忆文章里专门提到，父亲从新疆带出来的那批速写，是他在那段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岁月里留下的少数实物证明，也是他自己活下来的精神印记。
而在监狱外，叶露茜和两个孩子正在经历另一种性质的地狱。
【三】叶露茜在乱世里的绝境与抉择
赵丹被捕的消息传回内地之后，叶露茜没有坐在那里等，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辗转赶赴新疆，想尽一切办法打探丈夫的下落，四处奔走，托人疏通关系，试图争取哪怕一次的探监机会。
盛世才当局对她的奔走毫无回应，刁难推诿，让她一次次碰壁，一次次无功而返。
在反复折腾之后，她和孩子被当局强制驱逐出新疆，遣返内地。
回到内地之后，叶露茜带着两个孩子辗转来到大后方，落脚于重庆一带。
她继续通过能找到的各种渠道打探赵丹的消息，却始终得不到任何确切的回音。
与此同时，生活的重压全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两个年幼孩子的衣食起居、日常开销，在那个战乱年代里，没有任何来自外部的保障，全凭她一个人苦撑。
就在这种煎熬之中，1943年，内地突然流传出一个消息：赵丹已被盛世才枪毙。
这个消息在当时的文艺界迅速传开，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与赵丹相熟的文艺界朋友们信以为真，在重庆为他举办了一场追悼会，以一种公开的仪式送别这位被认为已经罹难的同行和朋友。
叶露茜以遗孀的身份出席了那场追悼会。
她当时的状态，被当时在场的亲友描述为"万念俱灰"。
赵丹被捕、音讯全无已经让她承受了将近四年的煎熬，此后又等来了丈夫被枪毙的噩耗，三年多的等待和千里奔走换来的是这样一个结果。
据亲近的朋友回忆，叶露茜在那段时间里一度产生了殉夫的念头，是身边的亲友以两个孩子还需要她为由，一次次反复劝阻，才把她从那个极端的边缘拉了回来。
就在这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剧作家杜宣出现在了叶露茜的生活里。
杜宣，原名傅增湖，1914年生，是当时在大后方文艺圈里相当活跃的剧作家，写过多部有影响力的话剧作品，与赵丹和叶露茜都是多年的旧识。
赵丹入狱之后，杜宣是少数几个持续关注叶露茜母子处境的朋友之一，在经济上接济，在生活上帮衬，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实实在在地出现在她身边。
这种陪伴，在特殊的处境下有了特殊的分量。
叶露茜在那段时间里经历了什么，外人很难真正体会。
丈夫被捕生死未卜，带着两个幼儿四处奔走营救却无功而返，等来的消息是丈夫已经枪毙还要出席追悼会，此后要一个人养活两个孩子在战乱年代里熬下去。
在这种积压到极限的处境下，她选择了接受杜宣的情感，也接受了这段关系能给她带来的依靠。
在众多亲友的撮合之下，叶露茜与杜宣走到了一起，后迁居昆明，以夫妻之名共同生活，赵青和赵茅也跟着一起生活在那里。
1945年，叶露茜怀上了杜宣的孩子，已是临近产期。
而这一切，远在新疆铁窗之后的赵丹，一个字都不知道。
他在那个昏暗的牢房里，靠着回家见叶露茜、见赵青和赵茅这个念头，一天一天地撑过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模样。
【四】昆明，那扇门打开的瞬间
1945年，张治中主政新疆，着手释放此前被盛世才关押的政治犯，赵丹与郑君里等人终于走出了那道关押他们将近六年的铁门。
出来的那一刻，赵丹在《地狱之门》里用了极克制的笔墨记录——没有大段的情绪渲染，只是说，出来了，活着出来了。
他们从迪化一路跋涉，辗转回到内地，赵丹先到了重庆。
在重庆，他见到了老朋友金山。
金山见到他，神情有些不对劲，说话吞吞吐吐，几次开口又停下来，讲了两句话锋又转走了，前后绕了好几个圈子，就是不肯把话说清楚。
赵丹问叶露茜的事，问孩子的事，金山的回答含含糊糊，说叶露茜在昆明，其他的话说得不明不白。
赵丹的心里已经隐隐察觉到了什么，但他不肯接受那个可能成立的答案。
他在新疆的监狱里靠着回家这一个念头撑过了将近六年，这个念头是他所有力气的来源，他不相信这个念头背后的东西已经变了。
他从重庆专程赶赴昆明，要亲眼看一看。
他找到了叶露茜居住的地方，走上去，敲了门。
门开了。
叶露茜站在里面，腹部高高隆起，已是临近产期的样子。
赵丹在那一刻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也没有说话。
六年前他离开上海时，叶露茜送他出门的样子，和眼前这个场景叠在一起，产生了一种他没有办法用任何语言描述的错位感。
屋子里的空气像是凝住了。
他很快便知道了孩子的父亲是谁，以及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真相像骨牌一样在他面前一块一块地倒下去，每一块都比上一块更沉，倒到最后，他站在那扇门口，六年里用来支撑自己活下去的那根弦，在那一刻彻底断掉了——
而当叶露茜看着他的眼睛，缓缓开口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没有人能预料到，这句话会成为赵丹此后三十五年里始终压在心底最深处、用尽全力也无法真正释怀的一道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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