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几乎同时迈入了教育的大众化时代，这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彼得·曼德勒《优绩主义的危机：“二战”以来英国向大众教育的转型》一书是对英国教育大众化现象的研究，他以细腻的历史分析揭示了英国如何完成大众化转型以及这一转型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其思考和结论或可予同样身处教育大众化洪流中的中国学者及民众以启迪。若用最简洁的话语总结，笔者以为，他最具启发性的思考与分析是两点，其一，他通过细密的历史爬梳指出，推动教育大众化的主要力量并非来自官方，而来自民间；其二，他将“教育与社会流动”这一经典议题置于长时段中分析，从而提供了更全景的视角。同样重要的是彼得·曼德勒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启示我们，在研究复杂问题时，叙述本身就具有力量，真正的洞见并不源于数据堆砌和复杂的模型，而源于扎实的、绵密的叙述，这种手工匠人式的慢功夫可能将我们带回历史深处，带回事实本身。
重审推动教育大众化转型的力量
曼德勒全书的核心问题是，“二战”以后英国的教育大众化是如何实现的？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但主要诉诸政策分析，认为是政府出台的系列政策推动了转型的发生，“我们对教育史的叙述一直都是巧妙地适应着这些政治里程碑”。这实际上也是笔者多年前学习外国教育史时的基本感受，一个个法案或政策成为需要记忆的关键点，它们串联起来，即成历史。教育大众化转型真的是如此发生的吗？曼德勒巧妙地运用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及各类史料，通过细密爬梳，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叙述，揭开历史的一角，指出推动教育大众化转型的力量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
《优绩主义的危机：“二战”以来英国向大众教育的转型》
1944年的《巴特勒法案》将普及的、免费的中等教育与“优绩主义”（meritocracy）共同确立为基本原则。“优绩主义”的核心意涵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应基于社会阶层，而应基于个人的“能力”与“努力”。个人的“能力”与“努力”当然存在差异，因而优绩主义原则下的教育资源分配一定是非均等的，在优绩主义的倡导者眼中，这种非均等被认为是真正的“公平”。英国的情境中，这意味着孩子将通过“11+”（被视为能衡量“能力”与“努力”）被分配至文法学校、技术学校与现代学校（当然，曼德勒揭示出，在现实中，很可能只存在文法学校与现代学校的双轨制）。理想的假设是，三类（两类）学校之间享有同等地位。在官方和长期以来教育史的叙述中，“优绩主义”及三轨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遭遇挑战，并逐渐被瓦解。
曼彻斯特文法学校内，一名教师正在指导学生学习使用机床。
然而，这是对历史的极度简化，甚至是误读。20世纪以来，英国已逐渐成为民主国家，“民主”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可以参与选举与投票，更是社会意义上的，在民主国家，医疗、就业、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被视为平等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二战后，英国更是迈入社会保障充分的福利国家时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人民对未来的预期趋于乐观，这自然导致了“婴儿潮”与人口膨胀的出现，同时，人们期待自己的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教育既被认为是通向更好生活的主要途径，也被视为更好的生活本身，这使得接受教育的需求大幅上升。更关键的是，福利国家的发展形塑了新的民情，民众心中对教育、医疗等事业有了更高的期待与要求，在教育方面，如若用中国的俗语——他们不仅要求“有学上”，更要求“上好学”。三类（两类）学校并未享有同等地位，文法学校显然最受尊崇，而且，只有迈入文法学校的孩子未来才有机会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因而，家长们自然会期待自己的孩子能上文法学校，曼德勒书中有十分形象的说法，“没有人建议一些人应该去好医院，而其他人应该去一般的医院，为什么在中等教育中要给家长这样的选择”。而且，在一个日益民主化的时代，随着相关社会研究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孩子在早期选拔测试中所表现出的“能力”与社会出身高度相关，这就挑战了“11+”这种能力测试及后续差异化分配的合法性。
正是人口膨胀、更多的教育需求以及福利国家所形塑的民情推动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一，选拔的时间点一再推迟，地方教育当局在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废除“11+”，随后进一步淡化16岁时的选拔，最后将选拔推迟至“18+”。其二，中等教育阶段学校的差异日渐抹平，三轨体系或双轨体系被综合学校取代。其三，高等教育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罗宾斯原则的核心在于，高等教育应该提供给所有有能力、有意愿追求高等教育的人。
这就是优绩主义的危机与教育的大众化——当然，上述概述是一个过于简化的版本，已失去了原书的滋味。驱动这一转型的力量是“无声的革命”，这些力量并没有写在官方法案或政策里，甚至从未形诸文字，而是一股无法阻抑的暗流，悄然改变着一切。马金森指出，在达到最低富裕程度（minimum affluence）的国家中，相比政策驱动和经济需求，城市中产阶级对高等教育的追求（因对社会机会和社会地位的追逐而生）是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的主要解释因素（Marginson, 2016），曼德勒基于英国案例的分析为此议题提供了更具体的洞见。
在长时段中认识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
教育大众化可能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社会流动是其中之一。曼德勒全书潜藏的另一条暗线即是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这是教育社会学的经典命题，相关研究同样汗牛充栋。自2018年进入高等教育社会学领域，笔者就不断接触这一话题（虽然出于多种原因，并未研究过它）。曼德勒对此话题独特的贡献在于，他将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置于长时段中分析，尤其是涵盖了英国社会流动的黄金时代和黄金时代之后，这就提供了一个看待问题的更全景的视角。
在英国社会流动的黄金时代（20世纪50-80年代），因为社会结构的改变（专业的、管理性的工作比例增加，体力工作的比例在减少），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大多数人都经历了向上流动——至少是短程的或阶段性的流动。而且，随着这一时间段教育机会的扩张，教育确实促成了社会流动。虽然优势阶层在教育扩张中更可能利用其文化资本抢占优势，比如，哈尔西的研究发现，高阶层（工薪阶层）只占总人口的10%-15%，在进入大学的学生中却占52%，“但这并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进入了第一类阶层，包括几乎所有来自工人阶层背景的人”。
在黄金时代之后，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开始缩减，这是因为上层就业机会减少，还是由于“构成效应”（compositional effect），还是由于向下流动不足，抑或是由于其他因素（比如教育）？显然，机会缩减并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都在发挥作用，但前三个因素棘手或令人不快，于是，政客们在经济学家的帮助下将目光转向了教育，乔·布莱登和斯蒂芬·梅钦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教育不平等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尽管其后经济学家的观点也有所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社会中曾洋溢的乐观与进步情绪开始消退，对社会流动性的担忧在大众中也开始急剧增长，对各党派来说，教育在此时更是成为一个趁手的、易于获得选民支持的工具，他们趁此推出了各自青睐的教育方案——无论这些方案是否可能真的促进社会流动。右翼自然将社会流动性下降归咎于综合学校，因而希望重振文法学校——这意味着优绩主义有抬头之势，但“民主”的力量仍然主导着教育方案的制定，维持中等教育的高标准，解决学业成就差距，捍卫罗宾斯原则仍然是政客们重要的工作。
英国吉尔福德文法学校。该校历史可追溯至1509年罗伯特·贝克汉姆去世后，于1512年成立管理机构。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很难以“促进”或“不促进”这样简单的命题回答（遗憾的是，很多统计分析最后得出的都是这样的结论），它随着不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境而有所变化，长时段分析的优点正在于能提供对复杂问题更全景的认识。曼德勒也特别提醒我们对2008年以后的情况慎下判断，因为我们距那时还不够远，还不足以摆脱“在教育议题上司空见惯的即时性文化评论”。
如何研究复杂的问题？
前述深具启发性的思考是如何得出的？曼德勒想必是花费了很多功夫的。坦白来讲，翻译这本书并不容易，因为其中涉及的时间段很长，细节也非常多。我很快就把握了全书的主线，但一度被各种细节所窒息——我不得不周旋于多塞特郡和莱斯特郡向综合教育的转型有何区别，不得不试图理解基思·约瑟夫等政客的想法究竟如何变化。然而，正是这些横跨了多个时期的细节支撑起全书的结论，让我们触碰到历史的真相。2025年，我两度静下心来，一句句仔细地校对，恰逢武汉最炎热与最寒冷之时，读进去后，这些细节忽然活灵活现，让我身临其境，重返历史，忘了寒暑。
或许，越是面对复杂的研究问题，曼德勒这种文火慢炖式的分析方法就越有价值，他没有诉诸任何炫酷的方法技巧，更没有使用任何看似科学的统计模型，而是在综合三十多年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研究和各类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绵密的叙述本身将我们带回历史深处。“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复杂的研究问题，因为教育并非遗世独立的乌托邦，而是深嵌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中，故而对教育的研究尤其需要综合跨学科视角、多维度资料与长时段分析。然而，今天的教育研究或许过于被简化的方法模型所统治，曼德勒对英国当代社会科学的评价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教育研究：
遗憾的是，当代社会科学并没有起到同样的作用。它变得更加专业化，更少历史色彩，更加侧重量化分析。社会科学家越来越致力于向政治家献媚，尤其是通过沉迷于“循证政策”的时尚。谁会反对呢？但实际上，过去的政策比现在的往往更“基于证据”；只是现在有一种新的证据获得了特权——这通常是受到越来越复杂的统计分析影响的庞大的定量数据库……而看近期的报告通常是由数据驱动但华而不实的小册子，带着确定主义的口吻，其结果是远离了对人类行为的综合解释，当然，也远离了对历史变化的探讨，除非这些历史变化可以被简化为一系列严格可比的纵向数据点。
数据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曼德勒的研究也极大受益于英国出生队列研究所形成的庞大数据库，但如何使用数据而不局限于确定但无聊的统计模型，如何将数据与其他资料合而观之，如何透过数据与相关资料形成具有洞见的综合性解释，是教育研究者必须锤炼的功夫，因为复杂问题是我们绕不开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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