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主席获悉一位中将被分配为芜湖副书记，当场表示必须重新进行合理分配！
1973年初春，芜湖郊外的镜湖镇还带着湿冷的雾气，地委副书记王恩茂蹲在稻田边，挽起裤腿，和社员一起疏通灌溉沟渠。泥水没过膝盖，他抬头看了看远处的青山，沉默良久。身旁老社员憋不住问：“王书记，你真打算在这儿干一辈子水利？”他只是笑了笑：“只要组织需要，哪里都是阵地。”一句话说得云淡风轻，却也听得出几分埋藏得极深的失落。
这位被派来“抓农田、管渠道”的干部，若只看眼前光景，很难想象他的本事。他不到15岁就在赣南当了红军号兵，扛枪走完两万五千里，后来南泥湾开荒时，是他拿起锄头带着战士种下最早的一片小麦。1955年授衔那天，他年仅42岁，成为最年轻的开国中将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在1949年率部进新疆，整整驻守边疆20多年，用维汉双语与牧民磋商，用马背上的行程丈量天山南北。1962年伊塔事件风起云涌，他坚持“安人心重于拔刀子”，稳住局面，这份经验在当时全国都不多见。
政治浪潮却并不总顺着资历资质而来。1972年，他被打上“地方主义”“老疆独”一类莫须有的标签，突然接到调令，离开乌鲁木齐。新任职务听上去仍是副厅级，可新疆几千万平方公里的戈壁与雪山，瞬间变成了长江边几百亩稻田。外界议论纷纷，有人嗤笑他从此“归隐田园”。偏偏王恩茂每天早晨五点就站在圩田，亲手把竹桩插进泥里。后来那片新筑的防洪林，被乡亲们顺口叫“恩茂林”。芜湖民谣里唱过一句：“荒坡栽上青松柏，老王说话算数哩。”务实，是他给自己留下的底色。
可边疆的警讯没有停歇。1975年秋天，境外煽动暗流再起，新疆缺乏熟悉民族工作的老干部，防线一时吃紧。王恩茂在夜深人静时提笔给中央写信。信件说得直白：若新疆需要，他愿再披戎装；若组织另有安排，他也绝不叫苦。“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念头：把边疆守好。”这是他在信中的原话，笔划遒劲。
10月下旬，信件送到北京。工作人员念到“请准予回军”时，主席放下烟卷，沉声说道：“大材不可小用，立刻调回。”随行人员答了一声“是”，二话不敢多说。批示很快转到军委，12月，任命文件生效，王恩茂出任南京军区副政委。消息传到芜湖，和他一起挑过稻秧的老乡直愣愣站了半天，最后拍着大腿说：“难怪他干活不带架子，人家是条真汉子。”
真正的大考在三年后到来。1978年，中央决定调整新疆领导班子，需要一个既懂军政又懂民族工作的老将出面。邓小平拍板：还是老王去。于是，65岁的王恩茂背起行囊再次西行。那一年，新疆棉田受冻害、边境摩擦增多、南疆铁路久拖不决，生产建设兵团早已被撤散，局面复杂。王恩茂没先开会，而是坐上一辆旧吉普车，兜兜转转跑完伊犁河谷、塔城草原、阿克苏绿洲。他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大家还有什么难处？”牧民用维语回他，他就用半生不忘的土语作答，场面不乏真情。
不到两年，南疆铁路开工；又过三载，吐—库公路全线贯通，塔里木油田试采见油花。曾被取消的兵团在1981年恢复，返场的老兵把军被摊在新营房门口，风一吹，军绿色在大漠边缘铺成了一道长长的线。有人感慨：“王司令又把兵马拉回来了。”
对于新疆复杂的民族关系，他依旧主张“开门办公”，公开接待各族群众。“有事就说，别绕弯子。”他常这样劝来访者。短短几年，吐鲁番李子、阿克苏苹果、伊犁马奶子葡萄走出天山，登上全国市场；边境牧场添了诊所，乡镇多了双语小学。自治区党校有过内部总结——“稳定的密钥是一以贯之的信任”。
1985年，72岁的王恩茂主动请辞，但他没有离开立即回北京，而是把“最后一站”留在南疆，走完边防线才肯登机。16年后，2001年冬，他在北京病逝。遵照遗愿，家人把骨灰带回天山北麓。那天没有仪式，只有老兵们默默举手敬礼，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牧民各自诵经祈福。风起时，灰白色的骨灰随雪雾散去，仿佛又一次穿越戈壁的长征。
从稻田到戈壁，岗位几经更迭，王恩茂始终保持着那份“只要组织需要”的担当。边疆的每一次召唤，都恰好遇见了他尚未熄灭的军号回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