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深圳游泳教练确诊艾滋病，痛苦坦言：早有异常，当时没在意

我叫周海生，今年三十八岁，在深圳南山一家游泳俱乐部做教练。三个月前，我拿到了自己的HIV阳性确诊报告。那天深圳下着暴雨，我坐在车里把报告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直到纸边被手汗洇湿，直到停车场里只剩下我一辆车。

其实身体早就给过我信号了，只是我不当回事。

我的生活看起来和所有在深圳打拼的中年男人没什么两样。离异，有个八岁的女儿跟着前妻在惠州，每个月见一次。在南山租了个四十平的单间，月租四千二，房间小得转不开身，好处是离游泳馆近，骑电动车五分钟就到。工作不算轻松，但稳定，加上私教课的提成，到手能有一万出头。在深圳这不算什么，可我一个专科毕业的体育生，能混成这样，说句实话，挺知足。

问题是从去年十月开始显现的。有天带完最后一节课，浑身没来由地酸痛，那种感觉很奇怪，不像平时运动后的肌肉酸痛，而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疼。我以为是换季着凉，在药店买了盒布洛芬，吃完睡了一觉。第二天照常上班，该下水下水，该示范示范。布洛芬确实管用，疼痛减轻了七八成，我就更没往心里去。在游泳这行干了十二年，我对自己的身体一直很自信，觉得不过是年纪大了，抵抗力不如从前。

紧接着开始发低烧，每天下午准时来，三十七度五，不算高，但脸发烫，手脚冰凉。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周。同事老孙看我脸色不好，说海生你去查个血吧，别是什么病毒性心肌炎。我嘴上答应着，转头就忘了。私教课排得满，周末还有两个准备中考游泳特长的学生要加练，哪里有时间去医院排队挂号。我当时想，三十八岁的人了，发个低烧算什么大事，扛一扛就过去了。

现在回过头看，那些被我忽略的信号，每一个都是身体的求救。发烧、酸痛、晚上睡觉盗汗把枕头浸透、体重在三个月里掉了将近十斤。我归结为工作太累，归结为深圳的回南天让人不舒服，归结为吃的外卖不干净。反正怎么着都行，就是不肯往那个方向想。

十二月份脖子上摸到两个淋巴结，花生米大小，按着不疼，但硬硬的。我洗澡的时候对着镜子摸了好久，心里犯起了嘀咕。可人就是这么会自我欺骗，我打开手机查了查，百度说是淋巴结炎，说上火熬夜都可能引起肿大。你看，不是大问题，我对自己说。买了蒲地蓝消炎片，吃了几天，淋巴结确实小了点，这事又翻篇了。

真正让我没法再糊弄自己的，是今年一月底的那次口腔感染。舌头两侧和上颚长满了白色的斑块，用棉签刮不掉，吃东西的时候疼得像在嚼玻璃碴子。别说上课示范了，连喝口水都疼得直皱眉。俱乐部的前台小姑娘看我龇牙咧嘴的样子，硬拉着我去了附近的社康中心。社康医生拿棉签在我嘴里转了一圈，又看了看我的脖子，脸色就变了，说你这个情况不太好，我建议你马上去三甲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我问什么检查。

医生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现在还记得，有种不忍心又不得不说的复杂。他说，查一下免疫系统相关的指标吧，你的口腔念珠菌感染对于你这个年龄段的男性来说很不寻常，通常是免疫力严重低下的时候才会出现。

免疫力严重低下。这几个字像一颗石子扔进水里，在我脑子里荡开一圈圈涟漪。我想起去年的低烧，想起莫名其妙的体重下降，想起半夜湿透的枕头。所有被我拆解开来看似无关的症状，在这一刻突然串成了一条完整的锁链，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去拿确诊结果那天是二月十四号，情人节。医院门口的广场上有人在卖玫瑰，有个小伙子捧着花束蹲在地上给女朋友系鞋带，阳光很好，一切都暖融融的。我拿了化验单，HIV抗体阳性，CD4只有二百一。医生说需要再做一次确证实验，但基本可以确定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像一个见惯了生死的舵手在告诉乘客船遇上了风浪，语气里带着职业性的温和和克制。

我第一反应不是哭，也不是崩溃，而是一种极度荒谬的不真实感。我盯着化验单上的“阳性”两个字，反复确认了好几遍，甚至有一瞬间怀疑是不是同名同姓搞错了。然后脑子开始飞速运转，像一台突然通电的机器，疯狂回溯过去两年里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次疏忽、每一段我试图忘记但从未真正忘记的经历。

说起来不光彩，但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

离婚以后我的感情生活一直处于一种无法定义的状态。说乱吧，也没有天天换人；说干净吧，也确实没做到洁身自好。寂寞这件事很奇怪，白天被工作和社交填满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但晚上回到那个四十平的出租屋，打开灯看到沙发上堆着的脏衣服和茶几上昨晚吃剩的外卖盒，那种铺天盖地的孤独感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你吞没。

我开始用交友软件。起初只是想找人说说话，但聊着聊着就容易越过那条线。成年人之间的事情，你情我愿，我从来没有强迫过任何人，也从来没有把人往家里带。多是约在外面的酒店，完事了各走各的，连名字都不一定问清楚。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光彩的事，但在当时那种心理状态下，它确实像一个出口，让我可以短暂地逃离孤独。

安全措施的问题，说实话，不是每次都做到位。年轻的时候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远，那是新闻里才会出现的东西，是特定人群才需要担心的事情。我自认为不算是高危人群，没碰过毒品，也从不参与乱七八糟的多人聚会，最多就是偶尔约一下。可现在回头想，这种事情跟次数没关系，一次就够了。就像被毒蛇咬一口，你不需要被咬十口才会中毒，一口就够。

在疾控中心做确证检测和登记的时候，工作人员问我要不要进行伴侣通知。我愣了一下，翻遍通讯录才发现，有些人我根本联系不上，甚至有几个连真名叫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只通知了两个还能找到联系方式的人，发完消息后对方回复了什么我没敢看，直接删了对话框。那种愧疚感和羞耻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把我整个人泡在里面，喘不过气。

确诊后的第一个礼拜我几乎没有出门。跟俱乐部请了病假，说胆囊炎犯了要住院，老孙在电话里让我好好休息，说课他先帮我顶着。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轮番上演各种最坏的结局。丢了工作怎么办，被别人知道了怎么办，女儿要是知道她爸得了这个病会怎么看。想到女儿的时候我终于没忍住，把脸埋在枕头里嚎啕大哭。

隔壁住的是一对年轻情侣，大概是被我的动静吓到了，女生来敲门问我没事吧。我隔着门哑着嗓子说没事，做噩梦了。

那几天我把手机里所有交友软件都卸载了，不是为了什么高尚的理由，纯粹是因为看到那些图标就觉得刺眼，觉得恶心。我不是恶心那些软件，我是恶心自己。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确诊后的第十天。我把自己关到实在受不了了，跑到蛇口海边走了一整个下午。二月份的深圳海风湿湿的，吹在脸上又凉又黏，我沿着栈道来来回回走了两万多步，从下午一直走到天黑。海对岸是香港的灯火，脚下是黑漆漆的海水拍打着礁石，我就站在那看，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很朴素但很有力的念头——我还活着。

是的，我还活着。没有立刻死掉，没有突然倒地不起。海浪还在拍，路灯还在亮，远处货轮的汽笛声低沉地响着。这个世界还在运转，而我还在这个世界里。

从那天起我开始规律地去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复查。市三院是深圳艾滋病定点治疗医院，感染科的医生和护士态度都很好，没有让我感觉到任何异样的眼光。医生跟我说，现在的抗病毒治疗已经很成熟了，只要按时吃药，把病毒载量控制在检测不到的水平，免疫功能可以逐步恢复，寿命和生活质量跟普通人不会有太大差别。他还特意强调了一句，当病毒载量持续检测不到的时候，就不具备传染性了，也就是所谓的U=U。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愣了很久。在此之前我对艾滋病的认知基本上停留在二十年前中学时期健康教育课的水平——绝症、死亡、不可接触。U=U这个词让我重新开始审视这个病，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吃药的第一周副作用不小。头晕、恶心、做极其逼真和混乱的梦。有一天半夜梦到自己变成了一条鱼，在巨大的鱼缸里游来游去，玻璃外面站满了人对着我指指点点，我想喊喊不出来，嘴巴一张一合全是气泡。醒来以后浑身是汗，跑到卫生间干呕了半天。

但身体适应得比我想象中快。一个月以后副作用基本消失了，CD4也涨到了三百多。两个月后病毒载量从原来的几十万降到了两百以下。医生看了化验单说效果很好，继续保持。那一刻我说不清是什么感觉，像是一个差生终于考及格了，但这份成绩单不能贴出来给任何人看，只能自己偷偷高兴。

最难熬的不是身体上的反应，是心理上的。你带着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过日子，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件事情。刷牙的时候想，吃饭的时候想，站到泳池边看着水里扑腾的孩子们的时候也在想。想那些孩子多好啊，无忧无虑，身体干干净净健健康康，而自己站在岸上，看起来四肢健全，内里却像是一座被白蚁蛀空了的房子。

我开始在网上找一些HIV感染者的社群。加了个微信群，群里什么人都有，大学生、白领、外卖员、退休的中学老师。有人在群里分享每天吃药打卡，有人问哪种组合副作用小一些，也有人什么都不说，潜水到底。我属于最后一种，但光是看到那些人每天在群里正常聊天，聊工作、聊感情、聊中午吃了什么，就已经让我觉得莫大的安慰。原来得了这个病的人不是只能躺在病床上等死，他们也在上班，也在谈恋爱，也在为下个月的房租发愁。除了每天吃几颗药，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我试着把自己的生活拉回正轨。三月初正式回俱乐部上班，老孙见了我第一句话是瘦了，第二句话是精神不错。我说在医院好好养了一阵。他说那就好，这个月私教课又排了几个新学员，等你接手呢。

跳进泳池的那一刻，水从四面八方裹住身体，我的眼眶突然就湿了。好在水里谁也看不出来。我在水下游了整整五十米才冒头换气，肺部胀得生疼，但那种疼让我觉得真实，觉得活着。游泳这件事救过我很多次。十七岁那年父母离婚，我每天泡在泳池里游到筋疲力尽，游到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回去倒头就睡，就这样熬过了最难的那段日子。现在想来，也许这次也一样。

女儿四月份生日，我坐高铁去惠州看她。前妻知道我生病请过假，但不知道具体什么病，我也没打算告诉她。她有了新的家庭，我不想给她添麻烦，更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影响我看女儿。我给女儿买了个巨大的星黛露，她抱着玩偶高兴得原地转圈，说爸爸最好了。前妻的现任丈夫客气地留我吃饭，我婉拒了，说晚上还有课要赶回深圳。

走的时候女儿在门口喊，爸爸你下次什么时候来。

我说下个月，爸爸一定来。

转身下楼梯的时候眼泪又掉下来了。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害怕。害怕自己等不到她长大，害怕有一天这个秘密兜不住了，她看我的眼神会从崇拜变成嫌弃。我扶着楼梯扶手站了很久才平复情绪，然后给了自己一巴掌，对自己说，周海生，你他妈吃药了，你不会死，你会看着她长大，看着她穿婚纱，你别在这儿自我感动。

是的，吃药。每天一颗，雷打不动。我的手机设了两个闹钟，一个早上七点，一个晚上七点，闹钟标签写的是“维生素”。药片装在一个维生素B族的瓶子里，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没有人知道那里面装的是替拉依组合，除了我自己。

五月份病毒载量检测不到了。拿到报告那天我破天荒地去吃了一顿好的，一个人，在海岸城的一家日料店，点了刺身拼盘和烤鳗鱼，花了四百多。旁边桌是一对情侣在庆祝纪念日，女孩笑得眼睛弯弯的，男孩不停地给她夹菜。我举起茶杯对着空气轻轻碰了一下，跟自己说，恭喜你啊，活下来了。

生活好像渐渐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但也只是好像。有些东西变了，比如我再也无法心无挂碍地去赴任何一场约会。不是没有机会，确诊之后其实也有过几次别人示好，俱乐部的学员，朋友介绍的朋友，约我吃饭看电影。每一次我都找理由拒绝了，实在拒绝不了的就去，但全程保持距离，吃完饭各回各家，绝不越界半步。后来人家觉得我冷淡，渐渐也就不联系了。

这大概是这个病带给我最大的改变——它夺走了我建立亲密关系的勇气。不是生理上的，是心理上的。你让我跟一个人朝夕相处，同床共枕，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在每天早上偷偷摸摸吃药的时候假装无事发生，没有办法在对方问“你怎么了”的时候笑着说什么都没事。我不是一个擅长撒谎的人，而带着秘密去爱一个人，太累了。

与此同时，那些因高危行为而感染艾滋病的故事与数据一样，一直在我的视线里持续被推送着，每一篇都像一面镜子，照得我无处可躲。

九月份，俱乐部来了个新的兼职教练，姓林，二十六岁，刚从体院毕业。小孩人不错，嘴甜腿快，见谁都笑嘻嘻的。有一次下班后他约我吃烧烤，几瓶啤酒下肚，话就多了起来。他说他前女友嫌他穷，跟一个开宝马的跑了，他难受了大半年，现在只想搞钱。

我听着他说，喝着啤酒，突然有一种想倾诉的冲动。不是想倾诉自己的病，而是想告诉他，年轻人啊，感情的事别太当真，也别太不当真，保护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一个感染者在烧烤摊上教育别人要保护好自己，听起来多讽刺。而且话说出去了，万一他顺着往下问，我怎么说？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收不住了，而我还没准备好面对那个后果。

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都会好起来的。

他说，生哥你就是活得明白。

我笑了笑，把杯子里的啤酒一饮而尽。活得明白，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比这更不适合用来形容我的词了。

前两天带孩子去大梅沙，女儿在沙滩上堆沙子城堡，我坐在旁边看着。阳光洒在她脸上，细细的绒毛泛着金色的光，她认真地往沙堆上拍水，嘴里念念有词，说这是公主的城堡，爸爸你是骑士，你要守在门口。我说好，爸爸守着你。她说不对，是守在城堡门口，公主在里面，骑士不能进来。

我笑出了声，笑着笑着眼眶又热了。可能是年纪大了泪点低，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看什么都觉得珍贵。以前总觉得来日方长，女儿才八岁，以后有的是时间。现在知道了，来日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好。我能做的只有每天好好吃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把自己这具身体当成一座需要精心维护的房子，一块砖一块砖地修补，不奢望它能恢复如初，但至少要让它能够遮风挡雨，能够让我多陪她几年。

深圳的冬天又来了，但今年没那么难熬了。也许是身体适应了药物，也许是心态慢慢在调整。偶尔还是会半夜惊醒，梦到自己站在医院走廊里，手里捏着一张看不清内容的化验单。但醒来以后不像以前那样恐慌了，我会打开手机看看女儿的视频，或者起来喝杯水，在阳台上站一会儿。楼下的城中村凌晨三四点还有大排档亮着灯，有人喝醉了在唱歌，有人骑着电动车飞快地掠过。这座城市的夜从来不安静，但我不再觉得孤独了。

也许是因为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艾滋病毒摧毁了我的免疫系统，但它没能摧毁我。它还在这儿，我也还在这儿，我们共存，像两个被迫住在同一间牢房里的囚犯，互相敌视又互相适应。我不奢求从这间牢房里出去，但我可以在里面看书、写信、做俯卧撑，我可以把日子过下去。

写下这些，不是为了博取同情，也不是为了警示世人。我没那么高尚，也没那么自恋。我只是想找一个出口，把这些憋了太久的话倒出来。如果你碰巧看到这里，我想说，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请务必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它比你想象中脆弱，也比你想象中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