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缯地曾国探论|世本|卜辞|司马迁|商朝|战国|西戎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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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文献和商周古文字资料中的缯地、曾国，历来争议颇大。文献和考古学资料更加支持《夏本纪》所记缯氏早期居地在今河南方城缯关一带，《春秋》经传所记今山东兰陵之姒姓之鄫与《夏本纪》所记缯氏东迁有关。卜辞之曾地望待考，但大体可以推断，其不大可能位于今河南方城缯关一带。湖北随州叶家山M65所出青铜器铭文可以证明位于今湖北随州一带的姬姓曾国似至迟于西周康王时期即已存在，西周晚期联合申国召犬戎伐周的缯，可能就在今湖北随州一带。

关键词：缯氏；鄫国；缯关；曾国

古代文献和古文字资料中屡有商周时期缯、曾地、曾国的记载。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对上古时期曾族的渊源、族姓、居地及历史文化进行过较为缜密系统的考察，并提出一系列自成一系的有价值的论断。然而，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与先秦史研究的全面深入，学术界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少分歧，不断引起学者更为深刻的思考，显然，在新的学术背景下，有关商周时期曾地、曾国的一系列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一、《夏本纪》缯氏早期居地及缯氏东迁说的讨论

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较早在《史记·夏本纪》颇为明确地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如果按照以上记载，则缯氏当出于夏族，缯人应为姒姓夏人之后。司马迁的以上记载，或出自《世本》，《通志·氏族略》卷三引《世本》所记“曾氏，夏少康封其子曲烈于鄫，襄六年莒灭之”，可以为其提供有力的支持。以后，王符在《潜夫论·五德志》中说：“（禹）十有七世而桀亡天下，武王克殷而封其后于杞，或封于缯。”紧接着，王符又说：“姒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寻、泊□、辛、褒、费、戈、冥、缯，皆禹后也。”王符所举夏后之氏，与《史记·夏本纪》略有出入，如漏言以后在文献中屡屡提及的杞氏；“泊□”则似转写之误，清代学者汪继培所作《潜夫论笺》说：“泊□不见于《史》，盖即彤城之误解”，可备一说。结合以上分析，则不难获知，王符《潜夫论·五德志》的相关文字基本上袭自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迄清代，始有少数学者开始对《夏本纪》所举夏后各氏的记载，产生怀疑。如梁玉绳说：“《潜夫论》及《路史》载禹后诸氏增多于《史》，而字亦各异，谱牒茫昧，莫知孰是。”崔述亦怀疑说：“此所记禹之后裔，得失参半。有扈氏为启所伐，戈为殪所封，其非禹后明甚，疑司马氏误也。辛、冥、有男、彤城，亦莫知其所本，姑存之以备考。”总的来看，除少数学者对《夏本纪》缯为姒姓夏族之后的记载半信半疑外，绝大多数学者基本对其持肯定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夏本纪》和较早的《世本》均言及曾为姒姓夏人之后外，《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和相关金文资料中亦屡屡透露出曾族为姒姓夏人之后的历史信息。《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载：“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周公、成王之命祀。’”《国语·周语中》和《周语下》亦分别言及：“杞、缯由太姒”及“有夏虽衰，杞鄫犹在”。显然，东周时期的人们是颇为肯定杞、缯均为姒姓夏族之后的。不惟如此，曾子斿鼎径云：“曾子斿择其吉金。用铸□彝，惠于剌（烈）曲。”马承源先生以为，“烈曲”当即文献“曲烈”之倒文，杨宽先生以为马氏“论证甚确”，并另推测，《世本》“曲烈”可能是“烈曲”之误。综合以上记载及专家的分析可知，除了司马迁缺乏科学的历史观念，误用西周、两汉时期的封建政体解释传说中大禹时期的历史传说，是错误的，但他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与民间的古老传说，以为缯氏是从姒姓中增殖裂变出来的，大体符合历史实际，应当可信。

夏代缯氏居地，《史记》三家注均未作出准确解释，因而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悬疑。其中值得注意的，夏族之后的姒姓鄫国的史迹，屡见于先秦时期的文献，《左传》中有以下几条记载：

《左传》僖公十四年：“鄫季姬来宁，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

《左传》僖公十六年：“十二月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城鄫，役人病。”

《左传》宣公十八年：“秋，邾人戕鄫子于鄫。”

《左传》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

《左传》襄公六年：“莒人灭鄫，鄫恃赂也。”

《汉书·地理志》东海郡缯县下说：“故国，禹后，莽曰缯治。”许慎《说文·邑部》：“鄫，姒姓国，在东海。”《春秋》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一语下，杜预注曰：“鄫国，今琅邪县。”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山东三·兖州府·鄫城》条云：“春秋时小国也。僖十四年，鄫子来朝。襄六年，莒人灭鄫。昭四年，取鄫。······汉置缯县，属东海郡。后汉属琅邪郡，晋因之，后废。”春秋时期鄫国都城遗址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位于山东省兰陵县向城镇鄫城后村与鄫城前村之间，故城系土城，北城墙长435米，南城墙长455米，东城墙长600米，西城墙长414米。四周城垣断断续续，高低不一，东南角高9.2米，东北角高10米，西北角已成为平地。中间偏西有一高台区，与东城墙相接，东西长300米，南北宽40米，高8米，为宫殿故址，墙基尚存。出土鬲足、陶豆柄、铜镞、圆瓦当、半瓦当等。综合以上记载可知，春秋时期，今山东兰陵县的确存在一个夏族之后的姒姓鄫国。

综上分析，《春秋》经传所记姒姓之鄫为《夏本纪》所记缯氏之后，显然并不存在问题。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尚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夏本纪》所记缯氏的早期居地就在今山东省兰陵县一带。目前，学术界基本赞同少康以后的考古学文化即二里头文化。结合现藏天津博物馆的一件相传来自商丘的二里头文化铜爵，以及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在豫东地区犬牙交错、往来割据等情况看，现在还不能排除“二里头文化一度分布到了商丘地区的可能性”，但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科学发掘和田野调查，目前能够肯定的，二里头文化往东至少“分布到豫东开封地区”。与历史上记载的夏纪年基本吻合的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遍及山东全省和苏北、豫东地区。显然《春秋》经传所记周代姒姓鄫国所在，今山东兰陵县一带，于整个夏代基本处于岳石文化的覆盖范围之内，显然《夏本纪》所记姒姓缯氏的早期居地不大可能在此。

早在清代，高士奇即曾推测：“（《左传》）哀四年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岂得（鄫）故墟乎？其徙于琅邪也，不知在何时，当亦如杞自雍丘徙至东国耳。”无独有偶，雷学淇也有类似的看法：“此缯关当是缯之故国，乃国于方城之内，与申接壤者，故《国语》以申缯连文，迁其峄东，当在春秋之初。迨鲁庄公时，楚灭申而守方城，此时缯已不在南土矣”。迄20世纪30年代，徐中舒先生也颇为肯定地指出，《正义》引《括地志》“缯县在沂州承县，古侯国”之说“其误甚明。······《左传》哀公四年载：‘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致方城之外缯关。’此缯在楚北方城之外，与申地毗连，当即缯国故地所在”。徐氏推测，夏族之后的杞、鄫二国的故地，“皆当在河南”，“又同由西东迁”，进一步完善了清代学者提出的缯国东迁说。清代以来不少学者以今河南方城缯关一带为《夏本纪》所记夏族之后缯氏的早期居地，而山东兰陵一带的姒姓鄫国与缯氏东迁有关的推断，长期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缯氏东迁说也一度受到个别学者的质疑与批判。如杨宽、钱林书先生并不赞同缯国东迁说，相反却提出了“古代有两个姒姓曾国，一个在东方，即在今山东苍山者；另一个在南阳盆地，与申相邻。并不是一个曾国从南阳远迁到了东方”的不同观点。相比之下，河南方城一带的夏代田野考古资料日渐为清代以来学术界提出的缯氏东迁说提供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

1994年4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方城县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位于方城县西南近4公里的八里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遗物中以陶器为大宗，其中夹砂陶明显多于泥质陶，多为灰色陶，其次为黑陶，有一定数量褐陶。纹饰以绳纹居多，其他还有附加堆纹、旋纹、压窝纹、鸡冠耳、花边口、刻槽等装饰。器形以鼎、夹砂中口深腹罐、刻槽小罐、豆、爵、大口尊、盆、瓮、缸等构成器物群。这些特征与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相符合，因此判定其文化性质属于二里头文化。考古学家认为，虽然当地二里头文化遗存在总体文化特征上与偃师二里头三期相符合，但这里发现的直筒状、平底或尖底灰坑；制陶工艺中诸如黑陶、黑皮红胎陶、和大口尊、瓮、盆肩部饰牛鼻形耳、贴小泥饼饰相对比例较高；尊、罐出现折叠口沿和带气孔的盖钮构成了地方特点。有的学者推测，“八里桥遗址为夏代古缯国遗址的认识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由此推断，方城八里桥遗址很可能与《夏本纪》所记夏族之后的缯氏有关。综合以上分析，似可推测，河南方城缯关一带极有可能即《夏本纪》所记夏族之后的缯氏的早期居地，清代以来学术界提出的缯氏东迁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甲骨文曾地不大可能在今河南方城缯关一带

等形······即曾之初文。”丁山先生以为：“‘读为潧’。《水经》：‘潧水出郑县西北平地，东过其县北，又东南过其县东，又南，入于洧。’郦注云：‘史伯答桓公曰，君若克虢郐，主芣騩而食潧洧，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按：此本《郑语》，《诗》所谓潧与洧者也。潧洧，今《毛诗》本作‘溱与洧者也。’溱水介于现今的河南省新郑与密县之间，正是周初经营南国必经之路，《中甗》所谓‘在’，应该在此；卜辞所谓‘王于’，也该在此。”丁氏的以上解说，一度在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如郑杰祥先生推测：“早期曾地或在今河南密县、新郑间的潧水流域，后迁于方城县境内。”此后，不少学者赞同丁山和郑氏的推断，甚至有的学者十分肯定地断言：“上古时期，以制甑闻名的曾人生活在中原潧（溱）水流域”，“河南省新密市溱(潧)洧流域是中华曾姓的祖居地，也即曾姓的起源地”。然笔者以为，曾、潧（溱）二字分别为蒸部精母及真部庄母，很难从语言学方面寻找到曾、潧相通的有力证据。因此，就连郑杰祥先生也在其以后的论著中实事求是地说，卜辞“曾地所在地望不详”。因此，丁山先生早年所作“缯关不如潧水名字较古，不如说在潧水流域，更为合理”之推断，与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并不相符。同样，近年来有的学者所作中原曾人的居住中心“很可能也就是秦汉时代的苑陵故城，当今新郑县龙王乡古城师村，西距梅河不远”的推断，自然就没有商榷的价值了。

值得注意的，《合集》06536记载：“王次于曾”，《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公羊传》庄公三年：“次者，兵舍至之地名。”古人称军旅屯驻为次，显然商代晚期，曾地当为商王屯驻军旅之地。另值得注意的，卜辞之曾与方见于同版卜辞，则卜辞之曾似与方，相去不远。显然，搞清楚方所在，有助于探寻卜辞曾之地望。方屡见于卜辞记载：

贞今当王伐方，(登)人五千乎（）。(《合集》06540)

贞勿登人五千。

贞勿伐方。

贞王伐方受□又。

贞弗其受□又。（《合集》06541）

□□（卜），争贞，今王伐方受（□又）。（《合集》06542）

壬寅卜，争贞，今王伐方受□又。十三月。（《合集》06543）

······伐方受□又。（《合集》06544）

目前，方之，古文字学家迄今尚未能作出准确解释，但综合甲骨文中有关方的记载，似乎可以找到一些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方于商代晚期屡屡受到商朝征伐，甚至商王征方“登人五千”，可以想见战争规模之大。综合文献记载、古文字资料及田野考古材料，不难获知，商代晚期大规模用兵的区域主要为商朝西北和东部地区。

卜辞中商王征伐“登人”五千乃至万人的记载有：

王供人五千征土方。（《合集》06409）

贞登人五千乎见方。（《合集》06167）

登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合集》39902）

以上卜辞所记土方、方地望虽迄今学术界尚有争议，但其大体位于商朝的西北方向，则似大体不误。郭沫若先生曾综合有关征伐的卜辞材料，对商代晚期军事斗争形势作过如是推测，殷卜辞所见“大抵乃西北方之敌，其劲敌多在于是”。显然，土方、方等族所在之西北地区为商朝晚期大规模用兵的重要区域之一，这也与《后汉书·西羌传》所记“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之军事斗争的形势颇相吻合。

商朝中晚期大规模军事用兵的另一个重要区域则是今山东一带。《后汉书·东夷列传》简略记载仲丁以后的军事斗争形势：“至于仲丁，蓝邑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濅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商代晚期，商朝大规模平定东夷、淮夷的军事行动，甲骨卜辞记载，不胜枚举，尤其是帝辛十年征人方的战争，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在商代战争史上，几无前例。从田野考古资料看，与早、中商相比，商代晚期的商文化分布范围与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西、南两面大大收缩”，“位于山东境内商文化向东保持着微弱的进去势头”。

卜辞中两次提到“齐”：

癸巳卜，贞王旬亡。在二月，在齐，隹王来征人方。三（《合集》36493）

［癸］巳王卜，贞旬亡。王占［曰］：［吉］。［在］□月。在齐，隹王十······（《合集》36805）

以前，董作宾、郭沫若、林泰辅等学者均以卜辞之“齐”为山东临淄，以后学者逐步加以纠正。如郑杰祥先生说：“此齐地应当指的就是济地，此济地可能就是后来的临济古城”。近年来亦有学者认为，“齐”即菏泽定陶西的古济水之滨。笔者以为，“齐”是否就在古临济城，犹可作进一步探究，但其在古代济水流域似不应有疑问。卜辞之，罗振玉读为“次”，显然以上所记商王征人方，设立“齐”和《合集》06536“王次于曾”的性质和意义，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结合文献记载、古文字资料及田野考古资料推测，卜辞方及《合集》06536“王次于曾”之曾，位于商之西北及今山东省境内均有可能，惟目前我们掌握的文献与古文字资料颇为有限，迄今尚难以准确判定卜辞之曾与方的确切位置。然综合相关文献记载、古文字资料及田野考古资料则大体可以肯定，郭沫若先生早年“殷人南方无劲敌，与周人屡与‘南夷’构兵者适相反。盖世与周为寇雠之‘南夷’，在殷则殷之同盟也”的推断，较为符合商代晚期的历史实际。由此可以推测，卜辞之曾不大可能位于今河南方城缯关一带。

三、西周曾国铜器的新发现及西周晚期召西戎伐周之缯的地望

戈一。1976年湖北随县出土曾大保（？）□簋二。1979年湖北随县出土曾大工尹季怡戈，1982年湖北枣阳出土曾侯絴伯戈。尤其是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发掘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更证明了湖北随州一带是周代曾国之所在。季氏梁季怠戈、曾侯作叔姬簋、曾仲姬壶等器铭文资料显示，周代江汉一带曾为姬姓国。近年来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以来，西周时期曾国族属及地望问题再度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黄凤春先生结合大盂鼎铭文并综合年代分析，认为曾侯犺与盂可能为叔侄关系，如此则叶家山所发现的西周早期曾国应为姬姓，李学勤先生以为，叶家山M65如简报所说，确可能是西周早期曾侯谏的墓。曾侯谏簋应属成康时，似即第一代曾侯，与此同时，李先生再次重申其早年提出的“曾国即文献所见之随国”说。以上新出西周金文资料，纠正以往学术界所作“目前所见性质明确的周代曾国青铜器，早至于西周晚期，最晚延续至战国中期”的推断，位于今湖北随州一带的姬姓曾国似至迟于西周康王时期即已存在，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以往学术界通常认为，西周王朝对南土的经营不会早于昭王南征，《左传》昭公九年所记詹桓伯“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之辞，似当有较为可靠的历史依据，较为可信。西周时期在今湖北随州一带分封姬姓曾国的史实，也进一步印证了徐中舒先生早年所作“西周之初对于南土之经营，实为其屡代一贯之国策”，“西周一代及其开国期，确有经营南土之事”的论断。

《史记·周本纪》记载有西周末年“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之事。申国古代文献屡屡申、缯并举。如《国语·郑语》：“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国语·晋语一》：“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西周末年，申人缯人召西戎伐周，则申、缯二国似当相去不远。周宣王时期将王舅改封于谢，建立申国，使之“维周之翰”，“式是南邦”，“南土是保”，《诗经·大雅·崧高》记载颇详。1981年2月，河南南阳北郊砖瓦厂发现墓葬一座，出土青铜器一组，计有鼎、簋、盘一及车马器若干。有的学者以为，所出簋铭之仲爯父为宣王从弟，生活于西周晚期。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均证明，西周晚期周宣王改封申国于谢，就在今河南南阳一带。以往不少学者均据此推测，西周晚期召西戎伐周的申、缯二国，则更大可能均在今河南南阳一带。如清代学者高士奇即曾推测：“《史记》申侯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杀之骊山下，当是时，申国初受改封之命，国于谢，在楚方城之内，度缯国必与之相近，故得偕举兵。”此后，徐中舒先生也讲到：“申缯同攻幽王，其地必与申国镐邑相近。”然以上学者均以为此与申国相近之缯国即在今河南方城缯关一带，则颇为值得怀疑。因为河南方城缯关一带除了《左传》哀公四年中记载下了惟一的与曾有关的地名外，再无任何文献（包括方城县志）、古文字资料和田野考古材料能够支持西周时期曾在该地分封过曾国的事实，相反，宋代以来出土的与曾有关的周代青铜器铭文资料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田野考古资料均可证明西周时期分封的姬姓曾国就在今湖北随州一带。周代曾国青铜器铭文资料表明，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位于今湖北随州一带的姬姓曾国一直是江汉地区势力强大的南土方国，且其与西周晚期位于今河南南阳一带的姜姓申国，相距不远，申侯联合曾侯召犬戎伐周，极有可能。

长期以来，学术界另有学者并不赞同西周晚年与西戎共灭周朝的申国，在今河南南阳盆地。如童书业先生即曾认为，与西戎、缯人共灭西周之申，“盖申国本支在西者”，“其邑谢之申，则申人之东迁者，固无与亡周之事也”。以后，石泉先生亦赞同童氏旧说，认为与西戎共灭周幽王的申国是西申，在今关中西戎处，因此缯国“自当在关中邻近西申与西戎处，从而不是南阳盆地之曾国。”这里应该肯定的，石泉先生以为与申、西戎共灭周幽王之曾国，不在今河南南阳盆地，毫无疑问是对的，而其坚持童氏旧说，以为与西戎共灭周幽王之申为西申，不在今河南南阳盆地，从而断言与申、西戎联合灭周幽王之缯在“自当在关中邻近西申与西戎处”，则显系臆说，缺乏足够的历史根据。倘若我们认真注意《国语·郑语》中史伯所言“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申、缯、西戎方强”，“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吕方强”等语，则不难确知，杨宽先生所作“这个作为外舅家的申侯，肯定是在南阳盆地，作为强大诸侯的申，不可能是留在西方被称为‘西戎’的西申”的论断，是正确的，唯杨氏终囿于清代以来学者以西周晚年与申侯西戎共灭周幽王之缯在今河南方城缯关一带的臆测，继续断言，“跟从申一起召来西戎的缯或鄫，也只能是南阳盆地的曾国”，则终究未能将长期困扰学术界的这一问题，说个明白。

作者：周书灿

来源：《中原文物》2015年第5期

选稿：耿曈

编辑：江桐

校对：宋柄燃

审订：耿曈

责编：江桐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