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宴设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八张桌子摆得齐齐整整，红纸写的菜名贴在厨房门板上，风一吹哗啦啦响。周小麦在后厨忙活，我正给二大爷敬酒，就听见门口“哐当”一声——村长刘大柱带着两个村委委员进来了，手里拎着半瓶没喝完的白酒，往我们主桌上一撂，酒瓶子砸翻了四喜丸子，汤汁顺着桌布往下淌。

“柱子哥，这是……”我话没说完，他伸手一掀，整张桌子上的盘碗筷子稀里哗啦碎了一地。院子里瞬间静得只剩知了叫。

刘大柱拿手指着我爹：“老赵，你家这宅基地，批的是三间，你盖了四间，后檐滴水还往外扩了半米。办喜事？先把违建拆了再说。”

我爹脸色铁青，嘴唇哆嗦着没出声。周小麦从厨房冲出来，围裙上还沾着面粉，刚要张嘴，被我娘一把拉住了。我娘谁也没看，转身进了屋。

我跟着进去，看见她从衣柜最底层的樟木箱里翻出个铁盒子，盒盖锈得看不出颜色。她取出一个号码本，塑料皮都粘在一起了，翻到某一页，用手指头把那行字摸了又摸，然后拿起炕头那部黑色转盘电话——那电话装了八年，除了我爹偶尔打给亲戚，几乎没响过。

娘的手指在转盘里拨了七个号，每转一下，拨号盘“嗒嗒”地响，像雨水打在铁皮棚上。电话通了，她说：“哥，我是小梅……我儿子今天结婚，刘大柱来掀桌子了。”

她没说第二句，挂了。

院子里，刘大柱还在嚷嚷，说镇上国土所的人下午就来丈量。宾客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有人悄悄把自家带来的礼盒往回拿。周小麦站在我旁边，攥着我的手，手心全是汗。

二十分钟后，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村口。车门打开，下来个穿白衬衫的中年男人，戴着金丝眼镜，后头跟着两个年轻人，一个拎公文包，一个扛摄像机——是县电视台的。中年男人走到院门口，刘大柱一回头，脸上的横肉瞬间僵住了。

“刘村长，”那人推了推眼镜，“我妹夫家盖房子，当年是我帮着画的图、批的条子，四间里有半间是储物偏厦，不算正房。你要是有异议，咱去县里调档案。”

刘大柱嘴唇翕动了几下，挤出个笑：“郑……郑站长，您咋来了……”

“我外甥结婚，我不能来？”那人拍拍我肩膀，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是我娘的亲哥，我的大舅，在县自然资源局当副站长，但我娘从不提，我也从没见过。他只在我小时候来过一次，送了那个铁盒子，说“有事就打电话”，然后就再没露过面。

刘大柱赔着笑，把掀翻的桌子扶起来，又招呼人扫碎盘子。我娘这时才从屋里出来，端着一碗新炒的木须肉，放在重新支好的桌上，对大舅说：“哥，坐下吃口饭吧。”

大舅没坐，从公文包里掏出个红包塞给我：“好好待小麦。”又转头对我娘说，“小梅，你当年非嫁到这村来，爹妈气得不管你。可你是我妹，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说完他上车走了，桑塔纳卷起一阵黄尘。

那天下午喜宴重新开席，炸丸子重新炸了一锅，周小麦又给我碗里夹了一颗，凑到我耳边说：“你娘真厉害。”

我回头看娘，她正坐在灶台边择豆角，手指飞快，脸上的表情像啥也没发生过。但我知道，那部电话从今往后，会一直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