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六点多,我刚从工厂回来,车还没停稳,就看见院子里堆着几个大行李箱。

我心里咯噔一下。

走近一看,是我的衣服、包包、化妆品,全被人塞进了箱子里,连那件结婚时穿的旗袍都被随意揉成一团,露出半截在拉链外头。

婆婆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嗑瓜子,看见我,瓜子壳"啪"地一吐:

"秀兰啊,你也别进屋了。建国说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你收拾收拾走吧。"

我愣在原地,手里还拎着给小姑子买的那盒蛋黄酥,纸袋子上的水珠顺着我的手腕往下滴。六月的天,闷得很,蝉在墙头那棵老槐树上叫得人心烦。

"妈,建国呢?"我声音有点抖。

"在屋里。"

我推门进去,我老公李建国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烟灰缸里堆了半截。看见我,他眼皮都没抬,就把一张纸推过来。

离婚协议书。

我盯着那五个字,足足看了一分钟。

"建国,你跟我说清楚,到底为啥?"

他终于抬起头,眼睛里有种我没见过的疲惫和厌恶:"秀兰,咱俩离了吧。我受不了你了。"

我叫张秀兰,今年四十,皖北人,嫁到苏南这个小镇上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我嫁过来的时候,李家穷得叮当响,建国在镇上的五金厂当工人,一个月八百块。我不嫌弃他,跟他一起吃苦,白天在服装厂踩缝纫机,晚上回家还要伺候他瘫痪在床的老爹三年,端屎端尿,没说过一句怨言。

老爷子走的那年,我跟建国说,咱不能一辈子这样过。我把陪嫁的金镯子当了,又跟我娘家借了两万块,盘下镇上一间小门面,做女装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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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三年,我天天五点起床去常熟进货,一个人扛着大包小包挤大巴。建国呢?嫌做生意丢人,还在五金厂上他的班。

后来我做大了,开了厂子,专门做中老年女装,给全国的批发市场供货。去年一年,光是流水就过了两千万,净利润一千多万。

我成了镇上人人羡慕的"张总"。

可建国,越来越不像我老公了。

他不去上班了,整天在家打麻将,输了钱就找我要。我给他在厂里安了个副总的位子,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下面的人都不服他。

婆婆呢?以前对我客客气气,现在张口闭口"你那点钱算啥"。小姑子结婚,开口就要我出二十万彩礼钱,说"嫂子你不差这点"。

我都忍了。

可我没想到,今天会被扫地出门。

"建国,你给我个理由。"我把蛋黄酥放在桌上,坐到他对面。

他掐灭烟头,冷笑一声:"理由?张秀兰,你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你现在还是我老婆吗?你眼里还有这个家吗?一年到头在外头跑,回来就跟我谈业绩、谈报表。我跟你说句话,你眼睛都不离手机。"

"我赚钱不是为了这个家?"

"为这个家?"他声音突然大起来,"你赚的钱,我花一分都得跟你打报告!上个月我跟兄弟出去喝酒,刷了八千块,你跟我念叨了半个月!秀兰,我是你老公,不是你雇的伙计!"

我心里一抽。

这时候婆婆也进来了,叉着腰:"秀兰,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女人嘛,挣再多钱有啥用?建国是要面子的人,你天天在外头风风光光,他在家里抬不起头。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看着这对母子,突然觉得特别可笑。

二十年前我端屎端尿的时候,怎么没人嫌我?我借钱开店的时候,怎么没人说我抛头露面?现在我赚了钱,反倒成了罪过?

我站起来,走到那堆行李箱前,慢慢拉开拉链,把衣服一件一件抚平、叠好。

"建国,"我头也不回地说,"协议我签。但是有一条,厂子是我婚后开的,按法律得分一半给你,对吧?"

他眼睛一亮:"那是当然。"

"行。"我转过身,"那咱就上法院。我这二十年的账,包括你妈住院我垫的医药费、你妹结婚我给的彩礼、你打麻将输掉我替你还的赌债——一笔一笔,我都有记录。"

"还有,"我看着婆婆,"妈,您住的这套房,是我五年前全款买的,房产证上只有我的名字。麻烦您也收拾收拾。"

婆婆脸"唰"地白了。

建国也愣住了,嘴张着,半天没说出话。

我提着一个小箱子走出院门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槐花的香味飘过来,混着邻居家炒菜的油烟味儿。

我没哭。

走到巷口,我给厂里的会计小王打了个电话:"明天一早,把这些年的账目整理一份给我。还有,联系一下我那个律师朋友。"

挂了电话,我抬头看了看天。

人这辈子啊,最难的不是从一无所有打拼到家财万贯,最难的,是看清身边的人到底图你什么。

我四十岁了,不年轻了,可也不算老。

往后的路,我一个人走,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