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生，今年是我来东京读研的第二年，为了补贴高昂的生活费，我在东宝电影院附近的一家全家便利店上夜班。
这份工作让我见识了东京最隐秘的夜色。凌晨两点，电车早已停运，醉汉、流浪汉、陪酒女和下班的黑工构成了这条街的底色。但在这些面孔中，最让我无法移开视线的，是那些女孩。
她们往往三三两两，或者独自一人，站在药妆店闭门的卷帘门前，或是电影院旁边的夹缝里。她们看上去太年轻了，有的穿着并不合身的宽大制服，有的化着拙劣而浓重的妆容，试图掩盖脸上的稚气。最显著的特征是，她们脚边几乎都放着一个行李箱，或者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号帆布袋。
十二月的东京，夜风夹杂着刺骨的寒意。她们就在那里站着，低头刷着手机，偶尔抬起头，用一种怯生生又带着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路过的中年男人。
我问过带我倒班的店长松本先生，这些女孩大半夜不回家，站在街上干什么。
松本正在整理货架上的便当，头也没抬地吐出四个字：“神待少女。”
那天深夜的时候，便利店的自动门发出“叮咚”一声。一阵冷风卷着几片落叶吹进来，一个女孩裹着一件明显有些年头的黑色羽绒服走了进来。
她看起来只有十八九岁，头发染成了枯黄的颜色，发根处已经长出了一大截黑发。她手里拖着一个轮子有些发涩的小行李箱，走起路来发出“喀啦喀啦”的声响。她在货架前徘徊了很久，最后拿了一个最便宜的盐饭团，走到收银台前。
“一百一十日元。”我扫了条码。
她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把零钱。一枚五十日元，几枚十日元，还有一堆一元硬币。她低着头，手指冻得通红，有些笨拙地把硬币推到我面前。我数了数，刚好一百一十日元。
她拿起饭团，却没有离开，而是走到便利店靠窗的休息区，坐了下来。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数据线，给手机充上电，然后小心翼翼地撕开饭团的包装，小口小口地咽着。没有买水，她吃得很干，好几次都噎得直皱眉头。
凌晨四点，店里没有别的顾客。我倒了一杯关东煮的免费热汤，装在纸杯里，走到她桌前放了下去。
她吓了一跳，像一只受惊的猫一样缩了一下肩膀，抬头警惕地看着我。她的眼妆有些晕染了，眼圈周围黑乎乎的，但眼神里透着一种本能的恐惧。
“店里送的。”我用日语轻声说，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毫无波澜。
她盯着那杯冒着热气的汤看了几秒，咽了一下口水，小声说了一句“谢谢”。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她成了便利店的常客。她总是凌晨出现，买一个最便宜的饭团或者一块面包，然后坐在窗边充电、吃东西。我偶尔会把店里快要过保质期、按照规定必须报废的便当偷偷留下来，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后递给她。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太多交流，她总是低着头看手机，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滑动。但我注意到，她的行李箱越来越脏，身上的衣服也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霉味。
一天深夜，外面下起了冻雨。由纪推开门走进来时，整个人都在发抖。羽绒服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她照例走到休息区，插上充电线，然后趴在桌子上，把头埋进臂弯里。
我拿了一盒温热的炸鸡块走过去，放在她手边。
她抬起头，眼睛红肿得厉害，显然是刚哭过。那天夜里，或许是雨声掩盖了城市的喧嚣，或许是冻雨让她彻底感到了绝望，她第一次向我开了口。
“我的推特账号被封了。”她的声音很沙哑。
我拉开她对面的椅子坐下，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
“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呢？”我终于问出了那个在我心里盘旋了很久的问题。
由纪愣住了。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荒凉。“家？”她扯了一下嘴角，“我没有家。那个房子里，只有我妈妈，和她换了第四个的男朋友。”
由纪的经历，是那群神待少女最典型的缩影。她的生父早年不知所踪，母亲整日酗酒，靠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周旋来维持生计。最新的这个继父，总是在喝醉后会用皮带抽她，甚至在母亲不在家时，用那种令人作呕的眼神打量她。
她向母亲求助过。但母亲只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说：“你要是把他赶走了，我们就只能去睡天桥，你忍一忍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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