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1934年那个夏天，搁今天的话说，就是老天爷把江南扔进了一口大蒸锅里，盖盖儿闷着。从六月份开始，天就跟漏不了似的，一滴雨星子都没有。上海徐家汇那会儿有个天文台，老牌子了，记录了几十年的气温，可那一年愣是给顶破了天花板。七月十二号那天，水银柱直接飙到四十度二，这还不是乡下土办法量的，是正儿八经仪器测出来的。你琢磨琢磨，那时候连电扇都是稀罕物，更别提空调了，人待在屋里就跟在烘箱里没啥两样。有报纸上写，说桌椅板凳摸上去都烫手，坐着不动汗珠子就顺着脖子往下淌，衣裳片子贴在身上就没干过。
城里人尚且如此，乡下就更惨了。田地晒得裂开了口子，能往里塞进去拳头。禾苗不是长出来的，是干枯在地里的，黄焦焦一片，划根火柴就能燎着了。河床露了底，鱼虾直接晒成了干。苏州河那会儿就开始泛臭，水位一降，河底子的烂泥都翻上来。黄浦江上的船老板急得跳脚，水太浅，重船动不动就搁浅，货走不了，日子也就卡在那儿了。自来水厂取水口够不着水，全城用水都成了问题。你想想，几百万人的大上海，水龙头里流不出东西来，那是什么光景。
人一到了没辙的时候，就开始往回找补，找老祖宗留下的法子。什么叫没辙？就是什么招都使了，车水车到人昏过去，地里的苗还是照样枯死，这时候你就只能信别的了。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这时候就派上了用场——祈雨。
那一年上海的祈雨，跟往常不一样，不是哪个村子关了门自己折腾，是全城齐上阵。你走到哪儿都能看见扎草龙的，沪西那边农村的乡亲手巧，竹篾子一弯，稻草一捆，一条龙就出来了，浑身上下插满了香火，点了以后浓烟滚滚的。到了晚上，火光星星点点的，锣鼓敲得跟不要命似的，一群人扯着嗓子喊“雨来了！雨来了！”，那阵势，不明所以的还以为哪儿在唱大戏呢。要说他们心里真信这么一闹腾就能下雨？也未必全信，但总得干点啥吧，干等着那滋味更难受。
这还只是老百姓自己的折腾。上海滩的绅商名流们，那讲究的是排场和体面。你说他们比乡下人聪明多少？也未必，但他们手里有资源。眼看着天旱下去了，市面上人心浮动，这个时候不出来做点什么，面子上挂不住，里子更撑不住。于是，这帮人攒了一个大局。具体谁牵的头？有银行经理，有慈善会的头面人物，都是当时喊得出名号的。他们凑在一起商量，说咱们得来点像样的，不能跟乡下一帮人扛着草龙满街蹿，那不成体统。
地方选在了四明公所，这块地在当时的老南市，是宁波商帮的老产业，地方宽敞，又有面子。这帮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搭了一座金碧辉煌的法坛。怎么个辉煌法？黄布扯起来，杏黄旗挑得高高的，雨坛摆上，供品全是素的，干干净净的。还请了一百单八个道士，穿得齐齐整整，设坛开法会，锣鼓家伙一响，经文一念起来，那排场，在当时算是顶了天了。七天七夜，不间断地在那里折腾。你说这钱花得值不值？从求雨的角度讲，一分不值。但从安定人心上讲，这钱花得值。因为老百姓看见这些有钱有势的爷都在跪着磕头，心里就踏实了，觉得这场旱灾有人管，不光是他们自己在那儿瞎着急。
有意思的是，那一年恰好有两位真正的大人物在上海。一位是道教的天师，第六十三代张天师，那是正儿八经有传承的，人家手里有印有剑有符箓。另一位更了不得，是西藏来的班禅大师。这两位平时你请都请不动，可那年旱得实在太邪乎，全城都盼着能有什么灵验的法子。于是张天师被请出来主持了一场净坛法会，又是发符又是上表，底下跪了一片善男信女。班禅那边则带着喇嘛在城外找水边做法，又是取水又是泼洒，围观的百姓人山人海，都等着看活佛显灵。报纸上天天登这些事儿，写得活灵活现的，老百姓读了，心里那根绷着的弦多少就能松一松。
不过在那片乌泱泱跪着的人群里，我总惦记着两桩事。一桩是宁波那边，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姓陈，日子过得挺好的，儿女也都成家了，按理说旱灾再厉害也饿不着她。可她看着天旱不雨，心里过不去那个坎，竟然一个人跑到河边，更衣沐浴，辞拜了祖先，投了水。这就是要拿自己的命去换一场雨，舍身祈雨。你说这能叫迷信吗？我觉得不全是，里头有股子悲壮的劲儿，是她用自己的方式去承担她根本担不起来的责任。还有一位银行家的太太，也是去进香的半道上跳了江，好在被人救起来了。这俩人的事搁在一起看，你能感觉到那个年头人心里的煎熬，那种眼看着万物枯死却无能为力的焦灼。
当寻常百姓把最后的力气都耗尽了，当地面上的法子都试遍了，他们只能抬头看天。天不说话，他们就替天做主，给自己找一个精神上的出路。这出路也许不通，但至少在路上，他们心里是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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