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的妻子买菜时遭售货员冷言冷语：冬笋价格太高，你买不起就别碰吗？
1931年秋，北京的梧桐叶刚刚泛黄，18岁的何泽慧提着书包走进清华物理馆时，被守在门口的助教拦下，“女生学物理多难啊，改去化学吧？”她抿嘴一笑，只回了一句：“哪门功课难，我就要学哪门。”话音不高，却像一记清脆的锤子，敲在那位助教的讶异里。
同班女生原本只有寥寥三五人，她干脆发动众人去找系主任理论。“凭什么女生就该退学？”众人七嘴八舌，主任沉默片刻，只丢下一句：“考得过，就读。”四年后，成绩榜上，何泽慧的名字始终排在最前列。整个物理系的男生服了气，师长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戴着圆框眼镜的姑娘，记笔记的速度和实验的耐心，谁也赶不上。
学位到手，她没有急着安逸，而是申请到德国洪堡基金的资助，1935年只身抵达柏林。欧洲正处在战云密布的阴影中，可她心里盛满的是中子散射、伽玛射线，那些闪着光的公式像磁石一样吸附着她。实验室里，午夜的台灯照在她身侧，白袍被药品熏出淡淡的酸味，她却把这味道当作“科学的烟火”。
就在柏林的显微镜旁，她收到一封来自巴黎的信。信纸上，钱三强的字迹刚劲：“研究顺利吗？有空来巴黎，我们还有好多问题要讨论。”两人原先在清华曾谋面，却因各自留学分隔两国，只能靠书信交流分裂能谱与原子核裂变的最新进展。1946年春，他们在巴黎市政厅注册结婚。仪式很简单，居里夫人夫妇到场祝福。合影里，年轻的两人并肩而立，神色平静，像两块将被投入熔炉的钢铁。
新中国成立后，核科学成为必须攻坚的新领域。1950年，夫妇俩拒绝了欧洲研究机构的挽留，带着一箱旧书回到北京，投入原子能事业。科研经费拮据，仪器得靠拆解旧设备拼装。钱三强每天拿着改锥和焊锡，弯腰在试验台下接线；何泽慧则反复运算，校正探测器灵敏度。“螺丝刀给我。”他喊。“来喏，小心烫。”她递过去，手心已被烙出红印，但眉眼分明带着笑意。
那时候，科研楼外是碎石小路，楼里却昼夜灯火。为了省钱，何泽慧常穿着打补丁的呢子大衣，午饭只要一碗素面。有人劝她申请补贴，她摆手：“钱得花在探测器上。”这种近乎倔强的节制，被不少学生偷偷议论——教授怎么过得比咱还清苦？
时间推到1978年立冬前后，北京菜价猛涨，冬笋最是金贵。一个周末清晨，何泽慧戴着旧呢帽，拎篮子去复兴门外的露天市场。她在摊前挑了两根瘦长的春笋，摊主抬眼，语气冷淡：“这可不便宜，看好了再动。”她嗯了一声，继续低头挑选。旁边一位买菜的大妈认出了她，小声嘀咕：“这是搞原子弹的那位何教授。”摊主一愣，脸色倏地涨红，“哎呀，早说啊！您随便挑，价钱好商量。”何泽慧只是笑笑，按标价付了钱，“不用找便宜，我买得起，也得守规矩。”
回家后，她把笋切成细丝，与几根豆芽一起下锅清炒，盐巴也只撒了两指。钱三强端着碗尝了一口，“味道真好。”她顺手擦了擦额头的水汽，轻轻应了声。窗外，初冬的风掠过操场，远处教学楼玻璃反出清亮的光，照在两位白发科学家略显佝偻的背影上。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出现在实验室门口，风衣仍旧旧旧的，神情却像几十年前初进物理馆时一样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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