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蒋方舟去日本访问，报销蒋方舟的衣食住行所有生活花销，再付研究费每月2万元[1]。2016年4月结束，共5个月，约10万元。
2017年，蒋方舟出版了一本书《东京一年》，开了签售会，豆瓣评分6.9，2.4万人读过[2]。可见天才作家、《新周刊》副主编的名头还是很有号召力的，宣传了一波日本文化。
问题来了，书里到底写了什么？蒋方舟有没有保持客观中立，有没有刻意夸奖、赞美日本？
我把《东京一年》下载下来，花一天时间读完。《东京一年》不是长篇小说，而是46篇日记，蒋方舟在日本14个月的流水账。第一篇日记2015年12月16日，最后一篇日记是2017年1月17日。日历图中，标蓝的日期有日记↓↓↓
标蓝的日期稀稀拉拉，可见蒋方舟的写作工作并不重。日记集中在前5个月，后面9个月，蒋方舟搬离日方安排的酒店，自己租住小公寓，自费游玩[1]，因此日记写得少。
蒋方舟说[1]：“书籍出版为正常商业出版，从书写到出版过程与国际交流基金会无关，我与邀请方也没有进行任何层面的交流。”但从写作频率来看，前5个月密集写作，好像有任务在身。
蒋方舟把父母带到日本，借着游玩日记，详细描述日本的著名景点、名人、著名小说漫画，还有特色文化，例如无性婚姻、看脱衣舞。
粗略浏览一遍，我已经了解到很多日本文化，必看景点有浅草寺、明治神宫、歌舞伎座，到居酒屋喝酒，到皇居跑步。蒋方舟的宣传做得很成功。考虑到蒋方舟的名气，读者很多，日本的外宣KPI超额完成了吧，赢麻了。
把46篇日记描述的日本文化符号制作成表，共123个↓↓↓
蒋方舟的硕士导师，人大阎连科教授跟日本学界的联系挺紧密。2016年11月8日，阎连科的小说《年月日》日文版出版，阎连科亲自到东京大学开讲座宣传。蒋方舟受邀去东京游玩写作，不知道阎连科是否发挥了作用。
蒋方舟在书中有意无意地夸奖日本。
《东京一年》序言里写道：“2016年，我独自一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夸东京的同时，引人乱想，哪个城市伤害了蒋方舟？
2015年12月16日写道，在烤肉店里，“因为喝了点酒，更加开心。并不清贫的独身女学生，真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了”酒后吐真言，东京是最理想生活。
2015年12月18日，蒋方舟写：“东京是一个没有人打搅，也不必打搅别人，就能够活得很好的城市。”
2016年1月6日，蒋方舟送爸爸去机场，临走前问爸爸：“你对日本印象怎么样？”蒋爸回答：“真干净啊。地上一个烟头都没有。”哪里不干净呢？哪个城市有烟头？
2016月1月24日，D小姐说“在30岁的时候抛下国内的一切来日本生活是她做过最正确的决定。”D小姐是蒋方舟的前同事，D小姐在广州总部，而蒋在北京办公。2015年，D小姐放弃在国内舒服安稳的日子，来到日本独自生活。
借D小姐之口呼吁中国中产去日本打工？
2016年2月18日，蒋方舟点名批评中国的奶粉、疫苗、空气质量。不好的东西应该批评，但同时夸日本是什么意思？
日本以及西方的上班族开始追求一种戒糖、长跑、岁月静好、去政治化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某种社会规则已经成为共识。而在中国，这种规则与底线并未形成，当奶粉出现问题，中产开始寻找代购；当疫苗出现问题，中产去香港打疫苗；当空气出现问题，中产戴上口罩继续长跑。
2016年2月19日，蒋方舟写华东师范大学老师死亡事件，貌视在阴阳什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江绪林老师的死，并不是因为无法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而是因为无力捍卫社会美好的失望。”
2016年2月20日，蒋方舟夸日本是自由社会，墙内生活扭曲。
虽然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但是在这个不一样的自由社会中，身为“流亡者”，我唯一的财富就是墙内生活所造成的扭曲。自由社会对我的好奇，就像帝国主义时代的野蛮部落展览。
2016年7月26日，蒋方舟写3页长文，探讨大屠杀，提到为大屠杀开脱的观点。“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提出了一个发现：屠杀并不是现代性的倒退，而是现代性的证明。”中日之间的一个敏感话题是南京大屠杀，蒋方舟不知道？
2016年4月7日，蒋方舟去看脱衣舞，而且是和大男人L先生一起看，日记写了6页，炸裂！
此前，在莫斯科时，蒋方舟和十几个人组团去白熊酒吧看过脱衣舞，脱衣舞娘有6个，“她跨坐在我身上，把我的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在巴黎时，蒋方舟一百多欧元坐第一排看疯马秀。
疯马秀的开场就已经无衣可脱，用一种欢快的、没有道德感的方式展现赤裸——舞台上的姑娘就像幼童，没有意识到自己裸体的羞耻感，天真得不像话。
蒋方舟在日本看脱衣舞的地点是浅草的隐蔽小剧场，65岁以上的老人半价。蒋方舟觉得日本的脱衣舞比莫斯科好，“编排整齐”。蒋对日本脱衣舞的定性为“没有任何淫荡的感觉：一种极其严肃而又孩童般的行为，一种对女性器官的镜像的绝对着迷…不能简单地用变态两个字概括”。
什么样的价值观才能说出这样话，爱屋及乌吗？
全文完。求关注，求转评赞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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