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岂容佞人亵渎，大寨精神万古长青！|大庆|建国

一、一声号召，响彻神州

1964年，是一个值得铭刻在中国农业史上的年份。这一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同年5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亩稳产高产田”。同年12月，周总理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

这声号召，不是一纸空文，更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周总理在报告中把大寨精神概括为三句话——“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三句话，字字千钧，句句铿锵，道出了“农业学大寨”的本质与灵魂。

二、大寨之路：用双手改天换地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依虎头山而建，人称“穷山恶水”。全村700亩土地，“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块散布在一面坡上”。亩产不到200斤，十年九旱，雨季山洪暴发，全村顷刻之间沦为汪洋。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1953年，大寨人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向穷山恶水宣战。他们制定出十年造地规划，凭着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镢头、两个箩筐，不分昼夜地苦干。从1953年到1962年，大寨人把200亩山梁地大部分围起二尺高的地埂，400亩坡地修起道道堰，变成水平梯田，7条沟里全打出道道石坝。

最感人至深的是“三战狼窝掌”的故事。1955年冬天，陈永贵带领全村58名劳力上了工地，“天不明到工地，星星出来才回村”，整整干了一个冬天。谁料一场暴雨过后，山洪暴发，25道大坝全部被冲垮。陈永贵不服输！1956年秋后再次动员全村劳力再战狼窝掌，把坝基挖得更深，采来更大的石块重新垒坝。谁知1957年夏天雨更大、山洪更猛，工程再次被冲垮。两次失败，人心浮动，有人打退堂鼓说“人不和水斗，猫不和狗斗”。可陈永贵绝不甘心失败，决心第三次再战狼窝掌。正是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最终让狼窝掌变成了良田。

十年的功夫，大寨人改造了七沟八梁一面坡，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每年上缴国家20多万斤余粮。1962年，在全国大灾的困难年景下，大寨粮食亩产达到774斤，高出同县平均产量530斤。1963年大寨遭遇特大洪灾，他们硬是做到了“三不少”——大灾之年卖给国家粮食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积累不少，和“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

大寨人没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完全凭借自己的双手，埋头苦干、拼命实干，终于实现了年年大丰收的夙愿。这才是大寨精神的真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迎难而上、愚公移山、永不服输！

三、学的是什么？精神而非形式

“农业学大寨”号召的是什么？是让全国农民都去修梯田吗？是让平原地区也去造山吗？当然不是！

周总理概括的三句话清清楚楚：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这才是学大寨的核心内容。

毛主席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强调的是一个“精神”。什么精神？是不等不靠、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是苦干实干、奋发图强的精神，是热爱集体、顾全大局的精神。

大寨精神和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一样，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培育的时代精神。大寨精神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民族精神和我党倡导并实践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相结合诞生的时代精神。

有人说什么“平原硬造梯田”，这本身就是对“农业学大寨”的歪曲和误解。大寨是在太行山区，七沟八梁一面坡的自然条件下改造山河。各地学大寨，学的是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而不是照搬大寨的具体做法。正如一位亲历者所说：“我们这里就是平原，那时候学的就是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艰苦奋斗精神，从来没有人号召修梯田！”这话说到了根子上——学的是精神，不是形式。

事实上，全国各地在学大寨过程中，也都是从本地实际出发的。比如坝区大搞土地平整和田园化、条田化的农田基本建设；有的地方大办水利建设、改善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这才是因地制宜的正确做法。

四、杨显东其人：从留美博士到“揭开盖子”

那个被某些人奉为“揭开大寨盖子”大功臣的杨显东，究竟是何许人呢？杨显东，湖北仙桃人，民国时代毕业于金陵大学农科，后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农业学院博士学位。1933年拿到博士学位，放弃美国高校的工作邀请，回国后服务于国民党政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农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从履历看，他确实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农业专家。

然而，正是这位“洋博士”副部长，在1979年全国政协小组会上，第一个带头“揭开大寨的盖子”，声称“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

杨显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1978年7月，中国农学会在太原开会，杨显东带领800余名代表到大寨参观，认为大寨“无科学”，决心揭开大寨的“盖子”。

但问题是——杨显东1978年到大寨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般的看一眼，就能够深刻体会到大寨社员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因为不深入调查、相信群众、了解群众、依靠群众、同甘共苦、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视人民群众为下等人，一心鸡蛋里面挑骨头，是不可能获得正确的调研答案的？八百多人的浮光掠影视察闲聊、谈笑风生到底会是怎样的调查结果，无须我多言，大家都心知肚明。

五、前后不一：杨显东的“变脸”

更令人深思的是，杨显东对“农业学大寨”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在60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之初，作为农业部副部长的杨显东并没有提出异议。农业部还专门派出调查组到大寨作全面考察，并在调查报告中肯定了“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杨显东当时作为农业部的主要领导之一，对此是知晓且认同的。

可是到了1979年，他却突然变脸，不仅全盘否定“农业学大寨”，还尖锐批评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这种前后不一的态度，不得不让人质疑其动机。有人说是“求实”，有人说是“勇气”。但也有人说他是“附炎趋势的投机分子”。为什么60年代不敢说、不能说，到了1979年就“勇气”百倍了？是因为时代变了、风向变了，所以人也跟着变了？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在任何时候都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而不是随风倒，墙头草。

更值得警惕的是，杨显东的批评矛头不仅指向大寨本身，更指向了“农业学大寨”这个由人民领袖毛主席发出、周总理概括出来的伟大号召。他揭批“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实际上是在否定一项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倡导的全国性运动。这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畴，触及了政治立场问题。

六、用微观否定宏观，何其荒谬

杨显东之流最致命的逻辑错误，就是用局部的偏差来否定整体的正确，用执行中的问题来否定政策本身的价值。

试问：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再好的政策在执行中也会有个别偏差，再严格的法律也会因个别人的错误而出现冤案。难道因为有“偏差”、有冤案，就把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全部都否定吗？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地方不顾实际条件盲目模仿，有些地方在学习过程中走了弯路。但这能成为全盘否定“农业学大寨”的理由吗？

按照这个“东施效颦，罪在西施，西施当诛”的混蛋逻辑，2018年全国还有823个贫困县，难道可以因此而否定建国70年的全部功绩吗？难道可以因此而否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吗？用微观否定宏观，用局部否定整体，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数以亿计的农民群众斗志高昂地投入农田水利建设，治理江河，平整土地，改造盐碱地，修建水库水利工程，对后来多年的农业增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伟大成就是靠什么取得的？靠的就是大寨精神所代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奋发图强精神！

大寨精神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也是不能忘记的。

七、红旗不倒，精神永存

值得欣慰的是，党和人民从来都没有忘记大寨精神。

大寨精神已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大寨精神和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等伟大精神一样，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培育的时代精神。贺国强同志曾指出：“大寨这面旗帜讲的就是怎么克服困难，怎么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所以大寨精神要一直学下去，一直发扬下去。”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学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没有过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不等不靠、奋发图强的精神。

八、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大寨人用一双手、两个肩膀、一把镢头、两个箩筐，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创造了人间奇迹。他们不向国家伸手，不向困难低头，用十年的艰苦奋斗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还每年无偿上缴国家20多万斤余粮。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任劳任怨的民族精神，这是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

那些全盘否定“农业学大寨”的人，那些把大寨精神污名化的人，那些用运动后期的偏差来否定精神本身价值的人——他们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一代人的奋斗，否定的是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否定的是一段不容抹杀的历史！

杨显东之流，不过是一些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60年代“农业学大寨”如日中天时，他们噤若寒蝉；改革开放后风向变了，他们就跳出来“揭盖子”、表忠心。这种人的话，能信吗？这种人的论断，能服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