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印度移民工人遭受极端剥削和虐待：他们在海湾国家因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而丧生；几年前，他们又曾在卡塔尔为世界杯修建体育场时死于高温衰竭；2023年10月后，他们被招募去填补以色列建筑工地上巴勒斯坦工人留下的空缺；还有人被困在意大利农场的现代奴役之中。
这并非偶然，而是一种结构性安排。要理解为什么印度人会持续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从事最不稳定、报酬最低的工作，就必须从印度国内看起：从比哈尔邦的达利特聚居区、安得拉邦清理粪便工人的社区，或贾坎德邦的阿迪瓦西村庄开始。
全球资本所看重的那种“顺从”的印度劳动力，首先是在印度国内被塑造出来的。它通过种姓结构、失地状态以及系统性的非正规化用工运转，并被一种社会秩序所固化。在跨越国境之前，这套秩序就已经把这些工人视为可被消耗的人。印度的非正规部门雇用了约4亿至5亿人。这意味着，他们没有书面合同，没有可执行的最低工资保障，没有病假工资，没有产假，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也没有防止被随意解雇的法律保护。
2017年至2020年间，印度登记工厂平均每天有3名工人死亡、11人受伤。到2024年12月，全球产业工会联合会已记录到当年制造业、采矿业和能源部门至少240起工作场所事故，造成400多人死亡、850多人重伤。2025年6月，特伦甘纳邦西加奇工业公司一家工厂发生爆炸，至少54名工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北方邦、比哈尔邦和奥迪沙邦的移民工人。这家工厂的所有者是一家上市制药企业，产品出口到数十个国家。遇难者家属称，关于设备陈旧的警告早已提出，却被忽视。
特伦甘纳邦首席部长宣布，每名工人的赔偿为1000万卢比。但西加奇公司在法庭上辩称，其赔偿责任上限为420万卢比，其余部分应由邦政府承担。该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则执行严格得多的安全制度。这种劳动体制还通过绝望制造死亡。自2019年以来，日薪劳动者自杀人数上升了45%，平均每天报告129人死亡。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印度意外死亡与自杀》报告，2023年共有47170名日薪劳动者自杀。
而这些还只是被记录下来的案例。在一个层层转包、瞒报普遍、执法薄弱的劳动体制中，真实规模只会更大。如今，气候变化又叠加了一层风险。农业工人、建筑工人和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因高温死亡的情况，甚至都没有得到可靠统计。因此，不能把印度劳动的非正规化仅仅视为技术性或行政性问题。它是种姓劳动秩序的一部分。在这套秩序中，不安全被常态化，责任被层层分散，工业死亡在政治上变得可以承受。
正如全球产业工会联合会的高塔姆·莫迪所说，印度仍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工作场所，工业死亡人数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多”。博帕尔灾难过去40年后，免责结构依然完好无损。2025年11月，印度政府让4部新的劳动法典生效，取代原有29部劳动法。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这将简化制度、理顺规则，并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但印度工会运动对这些新法典的解读是：它们实质上是在把劳动法的平衡进一步转向雇主，只是披着“灵活”和“便利营商”的外衣。
就连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有关联的工会“印度工人联合会”也反对这些法典。因此，反对声音几乎遍及印度劳工领域，其中还包括一些并不容易被简单归为“反莫迪政府”的组织。其中一些变化非常具体。按照《劳资关系法典》，企业只有在雇员达到至少300人时，裁员、解雇和关闭才需要事先获得政府许可；此前的门槛是100人。同一套法律架构还扩大了固定期限用工的适用范围，让雇主能够在更长时间内维持临时化劳动力。
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措施削弱了工作保障，减弱了工人的集体谈判能力，也让劳动力变得更容易被替换和抛弃。新制度也改变了安全监管的背景。新法典把劳动监察重塑为一种更强调“合规”的框架，而《职业安全、健康和工作条件法典》的规则草案则允许每季度最多125小时加班。在一个本就充斥工业疏忽、长期执法不足的国家，这类所谓“灵活”措施实际上把风险进一步向下转嫁给工人，并为这种脆弱性的法律重组提供了正当化理由。
除了推行这些法典，莫迪政府还废除了那部保障工人按需获得就业机会的农村就业法。2025年12月，印度议会通过《VB-G RAM G法》，取代了2005年的《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这一变化把原本由需求驱动的就业体系，改造成一种更集中化的农村劳动力供给架构。
近20年来，尽管存在种种缺陷，《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一直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印度最贫困农村劳动者的生计。它并没有消除种姓压迫，也没有瓦解地主权力。但它确实让无地者和受种姓压迫的家庭，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拒绝最低水平的农村工资。
削弱这一保障，会改变乡村社会的力量平衡。结果便是，一个国内劳动体制正在形成：工人更便宜，更容易被管控，也更容易被抛弃。要理解近年印度劳工外流的浪潮，不能只看他们去了哪里，还要看他们为什么在那里被需要。在一个又一个案例中，印度工人并不只是填补某种自然形成的劳动力短缺，而是被嵌入尚未解决的劳动、土地和政治冲突之中。在这些地方，原有劳动力要么被移除，要么被排斥，要么在政治上变得“不方便”。
在英国，脱欧之后，英格兰成人社会护理行业需要填补约165000个岗位空缺。政府通过护理工签渠道扩大招募，但又把工人绑定在担保雇主名下，使虐待更容易在结构上发生。英国政府自己也承认，自2022年以来，已有470多家护理服务提供者的执照被暂停，导致28000名工人失去原有工作安排。
英国政治话语起初把这些遭受剥削的护理工人称为“不可或缺”，但后来又把他们变成收紧移民制度的象征性理由。雇主如何虐待工人、签证制度本身如何建立在依附关系之上，以及社会护理行业如何长期低薪，这些问题都逐渐淡出视野。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移民政策下“可被消耗的劳动力”如何运作的方式：招募、绑定、剥削、丢弃。
围绕印度移民劳工的全球讨论，几乎从不点明种姓问题。这正是最核心的回避。那些被招募到以色列建筑工地、被推入与战争相关的强制性路径、在海湾担保制度下被管控，或被吸纳进英国护理行业的工人，并不是从社会真空中出现的。他们大多来自这样一些群体：在这些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基于种姓的排斥、失地、羞辱和经济胁迫依然存在。
雇主于是把一支长期在深度不自由条件下求生的劳动力，看作灵活、能忍耐，而且廉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劳动力的输出并不只是一个移民故事。它也是一个种姓结构化社会秩序如何被转化为跨国经济价值的故事。但在这个故事里，存在的不只是顺从，也有反抗。诺伊达及其他工业带近期发生的工人抗议表明，即便面对不断加深的不稳定处境、雇主打压以及劳动保障的持续削弱，工人仍在继续斗争。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甚至是在没有正式工会支持的条件下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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