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北的大片湖荡与沼泽中，有一个小小的县城，叫兴化。因其交通的闭塞，赢得了“自古昭阳好避兵”的名声。说是一个县城，其实不见得比很多江南市镇大，商业发展更因交通不便而比江南稍显迟滞，而米业独盛。这里有很多故事可讲，但大多以名人为箭垛，如郑板桥之类。笔者无意重复那些正统化的故事。本文故事的主角是这个县城北门外一条长度不过百米的小巷，小巷早先叫薪谷巷，后因其巷口有一典当，改称当典巷。笔者在这条小巷中长大，眼见巷中从人来人往转作路灯空照。
史家下笔，需少身世之感，故陈寅恪先生曾讳言戊戌年间事。本也无心写下这些文字，直至近期在档案馆中阅档，看到兴化姚源昌香号的名片，其地址在“北门外当典巷内六号”。即使在父母辈的记忆中，巷内也并无店铺，直到祖辈缓缓讲来，才知始末。只言片语中，一条小巷乃至一个市镇的兴衰史，跃然纸上。于是有不得不写之感，虽不能至寒柳堂记梦之境界，或可为大历史补充些鲜活的碎片。
兴化姚源昌香号名片
南北塘与兴化所
今日兴化城中依然流传着“金东门，银北门，鬼西门，失火朝南门”的俗谚。这一俗谚文本的定型时间大约是民国，反映的是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中叶以后的兴化城市样貌，即东、北门盛而西、南门衰。揆诸千年之前，此地的面貌则全然不同。
直至五代杨吴建县之前，兴化只是黄海之滨的一个榷盐之所，名为“招远场”，相关记载更是寥寥。据南宋《舆地纪胜》转引的隋唐时期《南兖州记》记载，兴化南有白沙湖（今兴化市竹泓镇白沙村），因“湖岸有白沙”而得名。白沙即贝壳堆积物，是该区域海洋历史的证明。
随着唐宋以降的海岸东迁与国家经济重心南移，这一区域的开发重点转向农业。因为“土沃而多旷”，以致“人且耕且种，不待耘耔而其收十倍”，甚至江南民众每至秋收便移舟淮上，帮助田主收割，能得到半数收成的酬劳。（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8《陈子长筑绍熙堰》，徐规整理，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第133页）在此基础上，欲求进一步的精细化开发，必先修水利。南宋绍熙五年（1194），淮东提举陈损之上奏，在苏北一带修筑绍熙堰。
高邮、楚州之间，陂湖渺漫，茭葑弥满，宜创立堤堰，以为潴泄，庶几水不至于泛溢，旱不至于干涸。乞兴筑自扬州江都县至楚州淮阴县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邮、兴化至盐城县二百四十里。其堤岸傍开一新河，以通舟船。仍存旧堤，以捍风浪，栽柳十余万株，数年后堤岸亦牢，其木亦可备修补之用。兼扬州墟镇旧有堤闸，乃泰州泄水之处，其闸坏久，亦于此创立斗门，西引盱眙、天长以来众湖之水，起自扬州江都，经由高邮及楚州宝应、山阳，北至淮阴，西达于淮。又自高邮入兴化，东至盐城，而极于海。又泰州海陵，南至扬州泰兴而彻于江。共为石鿎十三，斗门七。乞以绍熙堰为名，鑱诸坚石。（《全宋文》卷5804《乞于高邮楚州间创立堤堰奏》）
绍熙堰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扬州到淮安，这也是后来明清里运河的主体部分；第二部分从高邮到兴化再到盐城海边，这部分与兴化有关；第三部分从扬州到泰州再到泰兴江边，也是后世通扬运河与南官河的一部分。
绍熙堰的修筑大获成功，朝廷认为该堰“灌溉为千万顷之利，农商俱济，旱涝无虞，使客漕运之往来，咸有赖焉”，陈损之因此“除直祕阁”。（楼钥著：《楼钥集》卷35《淮东提举陈损之创立绍熙堰除直祕阁》，顾大朋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57页）后人在绍熙堰的基础上不断修补完善，如明成化间知县刘瓒基于绍熙堰修筑刘堤，又如明嘉靖间西鲍鲍氏修复土桥，“在上为南北陆走之会，下为灌沟以东诸水之所趋。旱则塞其下流，以妨走泄，以资灌溉。水则决而泻之，以杀奔溃之势。舟楫之东、西行，又多问津于是。一举而三利具”，（嘉靖《兴化县志》卷4《词翰·文·修复土桥记》）使得此堤维系着水利枢机与交通要道的地位。
绍熙堰的修筑，不仅保障了兴化一带的农业生产，更是改变了兴化城市的格局。兴化本是古射阳湖畔的沙嘴，城东与城北均为大湖，因此市镇龟缩在西南一隅。绍熙堰的修筑，重塑了市镇的骨架。绍熙堰沿高邮北澄子河往东，至陵亭与卤汀河、蚌蜒河交汇，沿卤汀河西往北至兴化。此时的兴化尚无城墙，市镇的主街当是日后的城内南大街、城内西大街与城内东大街的一部分，为丁字形，绍熙堰沿城内南大街至城内东大街折向北，一路向东北方向至盐城。主街的格局转变为Z字形，日后繁盛的北门一带开始有所开发。
南宋宝庆元年（1225），知县陈垓筑土城，开辟四门，北门一带部分被纳入城内。自此，南门外的绍熙堰被称为南塘，北门外的绍熙堰被称为北塘。时至元末，淮张政权与朱元璋政权在苏北反复交战，兴化城未受波及，却也城墙圮废。明初全国推行卫所制度，扬州卫兴化所驻兴化城。千户郭德、蔡德、刘人杰重建城垣，并给土城包砖。千户所在城内设置三营，分别是西营、中营和东营。东营街在北市河东侧，与市河西侧的北大街基本平行，今尚存部分。考察现存的东营街，可见其巷道平直，极少东西支巷，依稀旧时卫所面貌。东营的设置，意味着城内北大街的街区开发几近饱和。嘉靖年间，为防城内水患，知县傅珮希图在北门内修筑沟通城西北的海子池与北塘外官河的玉带河，士绅耆老劝阻的理由是“军民参错庐其上，弗可以轻徙”，可见一斑。相形之下，军营圈地以外，城外北大街尚少开发。
从薪谷到典当
如果一个明万历时代的人出兴化城往北，数百米后他将看到北塘上的北闸，那是一座减水闸，用来调控内外河的水位。复行数十步，洪武初年设置的邑厉坛赫然眼前。厉坛北侧是北郭军舍的隙地，嘉靖年间被设置为义葬园。明后七子之一宗臣之父宗周曾有《义葬园记》记录相关事宜。
嘉靖戊戌，侍御杨公奉命按扬，时水旱相仍，流离殍馑相望。公行部，见槁骨蔽野，心甚恻恻，乃檄各属，于境郭外隙处用罚锾置义葬园，咸收葬之，仍给工值，斯即我圣祖设厉坛意也。吾邑地邻海，恒水，贫民往往瓮于沟壑，缘堤为陇，一遇岁歉，横尸枕藉。何辜斯民，臻斯极也。河南裕州马侯新任予邑，爱惜元元，移檄适至，即诣北郭军舍左，得隙地东西二十一丈五尺，南北二十一丈五尺，围墙置门，竖石以志。且与厉坛甚迩，不特道路死者得所，而岁时厉祭，旅魂相依来享，可不为厉矣。昔周文王葬枯骨，谓寡人固其主也。我圣祖厉坛之设，其符文王之心于千古乎！（嘉靖《兴化县志》卷4《词翰》）
清代此地变为普济堂，近代公产兴学中改普济堂为学校，今为兴化图书馆。馆内花圃中有一百年女贞，前些年台风过境，吹倒树木，工人们深挖树坑时见累累白骨，恰与义葬园记载对应。厉坛今为行宫巷。所谓行宫，即城隍行宫，厉坛每年需要祭祀三次，分别在清明、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城隍祭祀参与其中。厉坛祭祀时，城隍牌位要被安放在祭坛中间。（刘永华：《帝国缩影：明清时期的里社坛与乡厉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民众往来活动于城隍庙与厉坛之间的赛会，北城外不再仅是北塘行旅所及之地。
义葬园北数百米即是北窑。窑口不知设于何时，明初即被称为“古窑”。明永乐间，邑庠生陈本筑园于窑南，其园占地八十余亩，“溪水环绿，松桧结阴”。这片区域直至21世纪初开发时仍是一派田园风光，间有工厂点缀其中。窑北则是茫茫乌巾荡，该荡本在“县西半里”，“接海陵溪”，然而迭经隆庆、万历年间的黄淮洪水，北塘已然圮坏，乌巾荡串联起县西的海陵溪与县东的官河。行人至此，被迫去陆登舟，沿北塘延展的城外北大街/北窑街也在此收束。
显然，在北城外这片区域中，最可开发之地为北城门至北闸桥一段。随着明清时期下河农业的发展与区域市场的形成，兼得官河与北塘之利的兴化城外北大街逐步形成街区。街区形成的直接动力或许是明代设置的仓储。明洪武年间，官府在北门外利民坊设置预备仓，以备灾荒，很快废弃。明代漕运运法屡变，宣德以后，运法逐步从兑运、支运混合转向改兑为主，州县水次仓兴起。（吴滔、张春芳：《明代漕运“运法三变”新探》，《史学集刊》2023年第4期）兴化县在南、北门外分别设置便民仓一所，以便四乡民众贡赋。一乡米粮，至少有一半汇聚于北便民仓。围绕交粮产生的种种贸易行为，推动了市镇街区的发育。万历以后，县官裁废南北便民仓，大修西门的永兴仓，以其作为县内唯一的水次仓。建成后的永兴仓“凡为厫十二楹，可受岁漕十余万斛，建厅事中央，以司出纳，左右为预备仓二，当甬为永兴坊一，周遭为高垣，可八十丈”，容纳一乡漕粮。（欧阳东凤：《重修永兴仓碑记》，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3《食货志·仓储》）北仓遗迹在民国地图中被标记为“古北仓巷”，今为古仓巷。
不过，北仓的裁废并未影响北门外的持续繁盛。或许是出于惯习，或许是水路影响，东乡和北乡乃至里下河周边州县的民众依然会在北门外的码头登陆，进行贸易。1876年，日本人曾根俊虎记下了兴化县城外的水路交通：
前行数里，从北方用望远镜可以看见兴化县的高塔和旗杆。两点后抵达县城之南，前面望见的高塔在船的左边，船沿着东面城墙前进。河宽七十余米，河深六七尺，水色稍浑，泊舟如织。左边家屋宏壮，行人杂沓，可见殷富繁荣之景象。右边为耕地，远近有村落。既而绕到城的背后，朝西北方向前行，有一片周围数百米（笔者按：此处记录有误，乌巾荡阔三里有余）的湖水，平波渺漫，帆舟点点，白鸥双双。回首望去，临水楼阁，涵城碧水，其景色虽不及西湖、黄鹤、蓬莱之佳趣，而足慰吟怀。四点后，穿过此湖，进入（纱）[沙]沟河。（《北中国纪行》）
曾根俊虎自泰州沿南官河至兴化后，往沙沟的最快水路是翻过南门老坝，沿城西直插乌巾荡至下官河（即日人所谓沙沟河）。然而曾根俊虎的小船选择了沿城墙折向东北，沿着东侧城墙至北城外。在曾氏眼中，北城外“家屋宏壮，行人杂沓”，“殷富繁荣”。绕过北窑尾的大王庙或是穿过北闸桥后，船依然贴着城厢前行，直至拱极台城墙附近，从此横渡乌巾荡。从地图上看，这条费时两小时有余的水路极尽迂曲。固然曾根俊虎的考察含有军事侦探的性质，但曾氏身份并未公开，且行船者为其在南通雇佣的船民，不太可能在他乡故意绕远，因此这条水路很可能是北去的常见水路。
清代以降，兴化北泄水道主要为上官河和下官河，前者通海，后者入射阳湖。二者自城北乌巾荡开始分岔，以是乌巾荡水量极大，“风浪极险，夜行船，莫知所向”。往沙沟一带的船只至拱极台再横穿乌巾荡，沿荡西岸一路航至下官河中，比自西城外横穿乌巾荡，或能减少航行风险。而往盐城方向的船只本就要过北门沿下官河航行。由是可见，旧时途经兴化、南来北往的船只，均要经过北门一带。据笔者外公回忆，1930年代以降，北乡一带的船只会在北闸桥码头上岸，而东乡的船只则沿白涂河横跨上官河后，从城外北大街当典巷东的码头上岸。无数过路的行旅与进城的农民，推动了“银北门”的形成。
21世纪初，在乡土中国逐渐退场的大背景下，城外北大街上还有皮匠店、篾匠店、香烛店、茶食店、酱园等店面。倒溯至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中叶以降，行业种类更加多元，市面熙熙攘攘。街区随着商业扩展，人们先是沿着北塘堤沿造房，随后逐步往官河边拓展。数百年的填地后，北大街东侧岔出了多于西侧的小巷，这些小巷又通往河沿的另一条新街。该街以北闸桥为界，北称北上河边，南称南上河边。南上河边以外，便少成片的民房，除了客运码头外，多是竖条状的仓库和货运码头，这些仓库和码头彼此的边界自街西民房界延伸出来。
随着街区的扩大，不同巷弄之间出现了功能的分化。一般来说，大街多铺面，小巷多住家。就兴化北城外而言，当典巷南的湾巷就是纯粹的居住区，当典巷则不同。它与北大街的交接处有一个三路三进的典当行“万兴大典”，巷中还有莫家苏货店、杨家豆腐店、姚源昌香号等商铺，热闹非凡。巷弄的商业化，与巷口的典当关系紧密。该典当行不知起于何时（地方学者乐称的清广西苍梧道守王志广开设万兴大典一说缺少实质证据），在晚清民国的地域社会内影响较大，东乡民众自巷东的码头上岸，往往是为了来典当物品，以换取活钱。不知何时，巷名也从原先的“薪谷”改为“当典”。这是一个关于市镇的绝妙隐喻，薪谷入，典当出，出入之间，明清中国地方市场的财货流动就此完成。
典当旧照
巷中旧家
商业社会，人来人往，巷中人家也变动无常。1931年，正对典当东路的当典巷七号宅迎来了新的主人——米业商人徐诚之（1885-1969）。后来迭经世变，县委党校入驻典当，党校搬离后烈属进入，巷中多了新来的工人，也有原先南上河边的住户。截至目下，徐家成为仅存的两户民国旧家之一，另一家是原先在巷北侧开苏货店的莫家。徐家与当典巷的因缘，要从一个特殊的仪式开始说起。
徐诚之
笔者幼时常疑惑，每逢春节前夕，家中均于腊月二十三祭灶，与巷中别家腊月二十四祭灶不同。外公对此的说法是“军三民四”。按此说始于清初，曾参与下河治水的孔尚任称祭灶有“军祭三，民祭四”之别，仪征（清代扬州府属县之一）人厉秀芳有《真州竹枝词引》，内记“卫籍与民籍分两日，俗所谓军三民四也”。（徐晓青、刘德增：《祀灶时间：“北三南四”“军三民四”与“官三民四”及其他》，《节日研究》2023年第1辑，第62-64页）也就是说徐家祖上可能是军籍。
另外，外公这一辈老人均说老祖先是徐达，又说祖先是徐达的部将，战死时无头。而至少从徐诚之开始，徐家还称自己为石麟堂徐氏后裔，外公曾随祖父徐诚之去过一次东门小尖上的徐氏宗祠。然而，石麟堂徐氏先祖并非徐达，持此说法恐怕依然和祖先的军户记忆相关。也就是说，徐诚之的祖先很有可能是明初军户，在清初的卫所裁撤中，因为漕运的关系，兴化所得以保留，卫所兵丁转为运军，徐家开始在运河上奔走，直至清末河运被取消。当然，也有可能是徐氏的先祖攀附军户家族，参与到清代的漕粮运输中，从而有了祖先是徐达、“军三民四”等家族记忆。
无论如何，到了清季，河运解体，运军失却了生计，徐诚之开始从事与祖先生计相关的米业生意。他最早在别人的米店中做伙计，后来在北城门口与赵家合伙开了一家米店，再后则在城外北大街独自经营。店面位于当典巷口北不远处，店面正门朝东，南侧为清广西苍梧道守王志广的旧宅“王府”，西通王家码头巷。店面分作两个功能区，前面是米店，后面是砻坊。
当他小有资本后，希望与本地有声势的徐氏联宗。彼时的兴化徐氏中，庆云堂徐氏最为显赫，是该地明清八大家之一，明初以军户出身，明代出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徐谧，清代出广东巡抚徐炟，谱系传承有序。稍有货赀的徐诚之未能与之联宗。兴化最发达的米市在东门外龙津河至米市河一带，石麟堂徐氏的宗祠恰在龙津河畔的小尖上。或许是做米业生意多次路过宗祠，或许是早已相识石麟堂徐家人，总之徐诚之最终与石麟堂徐氏联宗通谱，他的子孙也采用石麟堂的字辈取名。彼时兴化石麟堂徐氏的字辈是“黻冕通宸极，文章教尓超”。徐诚之的父亲名为徐香伯，生有三子，徐诚之为第三子，其余二子的情况不详。徐诚之在通谱后有了谱名“徐明冕”。徐诚之有五子一女，子女命名使用了“通典”“通训”这类较为雅驯但尚少文气的词语。
1931年长江、黄河、淮河等多流域暴发特大洪水，里运河先开三坝，继而决堤，里下河地区一片汪洋，地势低下的兴化受灾尤其严重。时人有记：
八月二十六日，飓风暴雨，运堤崩决，万丈洪涛，奔腾下注，吾兴首当其冲。灾民初或架木以居、以舟作室者，至是扶老携幼，仓皇逃避，均失栖止，惟闻风声、雨声、波浪声、呼号声、屋宇冲毁声、城垣倒塌声，相互嘈杂，彻夜不休。其有泅登屋顶、攀援树杪以求救者，率被风雨倾折，汨没波涛之中。人畜房屋损失不计其数。全境沦陷，仅一角孤城，半浮水面而已。（《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赈务分会赈务纪要》）
水灾中的人间惨状，几乎无法用文字容纳。在这一角孤城中，东门外兴盛的米市尽数下水，水退后一片凋零。徐诚之开设的米店位于作为北塘堤身的城外北大街上，地势高亢，幸免于难。时值秋收，东门下水的木砻无法参与稻谷脱壳，大量稻谷涌入徐家砻坊进行加工。加之水灾发生后粮食紧缺，不管是售卖存粮还是从外运粮存放，徐家米店均沾先利，徐诚之由此发家。
此前徐诚之已有两处宅院，在发家后又以数百担稻的价格购入当典巷七号的宅第。该宅共两进，前窄后宽，形似棺材。因此，彼时不明就里的市面传说是，徐诚之的发家正与此宅风水相关，又言宅中地下有一对玉兔恰为徐诚之所得，其变卖后发家。宅院在巷南，大门朝北，入门后为一长过道，至小天井，东侧是厨房（分煮饭间与烧菜间）与柴草间。西行过二道门头，东西并排六开间，共两正屋，正屋各有一堂屋与两侧屋。二房住在东正屋西厢，三房住在东正屋东厢，西正屋西厢归徐诚之住，西正屋东厢归大房住。
此后，徐诚之生意继续扩大，又在北乡蛤蟆舍、南乡郭家舍购入田产，在当典巷东首的官河边开设了徐家米厂。徐家米厂北侧有一官河边的夹港，外为荒垛，正利于农户小船驶入卖米，比之北大街上的店面，省却了转运的环节。旧日的木砻也被新式机器替换，处理稻米的效率大幅提升。徐家米厂规模不大，徐家需与工人们共同做事，吃饭时工人会到主家挑饭菜。在这段时间内，孙辈们也陆续出生，他们被冠以“选宸”“觐宸”“茂宸”的名字。
1931年兴化东门米市水灾景象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江南难民逃难至苏北。1939年，随着苏北日占区的扩大，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被迫迁入水网深处的兴化。大批外来人口的到来，给这座市镇带来了短暂的战时繁荣。时人有记：
谈到避难最安全的区域，……假如以江苏省来做单位的话，我要推崇江北的兴化。……这里不是什么兵家必争之地，既没有铁路及公路，也不依傍长江，更不接近海岸。
……那里的人口是突增了七八万，城厢里简直容纳不下，街上是肩摩踵接，挤得水泄不通市面也特别的繁荣，没有一件行业不是利市三倍。
那里的生活程度在江北可算是达到最高点了，无论什么，都高抬其价。猪肉在别处只有一角钱一斤，在兴化却是四五百。菜馆里三角钱的客饭，现在是四角。总之，那里已经成为天之骄子，绝不是什么穷措大所能问津的。（劫余：《江北兴化的畸形》）
养和园等今日“老字号”饭馆正是在此时大显身手，想来徐诚之的米店也能有一定收益。日军频繁空袭，省政府的工作人员散入城外各地，其中部分财政人员借宿徐诚之当典巷的宅第，在堂屋中搭通铺，空袭紧张时，徐诚之家也会离宅下乡躲避。等到日军第二次攻占兴化后，米业生意不复从前。加之抗战结束后徐诚之全家曾在泰州寄居一年，花费至少一坛钱财，回乡时已无力维系多达五房的大家族，于是父子分家，各房自谋生计。
1947年的国统区已经财政崩溃，物价飞涨，徐诚之的三子徐通训（1913-1954）独立后，与人合伙经营将米贩运至江南的生意。不意合伙人至江南后流连市井，耽搁一日，再去市场时已然无力回本，未曾远出的徐通训经此一遭，宣告破产。更兼社会秩序紊乱，强盗上房揭瓦后入室抢劫，已然心力交瘁的徐通训受惊后卧床不起，无力养活妻子与四子一女。因为已然分家，又或是乱世自顾不暇，各房并未对三房伸出援手。三房长子徐觐宸（1933- ）也即笔者外公必须要担负起家庭重任。于是，1948年，16虚岁的他，便成为一家布店的学徒，学做生意。其中艰难，不言而喻。1948年12月，国民党100军不战而撤，解放军入驻兴化县城，苏北市镇中的人们翻开了命运新篇章。
徐通训
1950年代后，当典巷七号的房屋一分为二，里面一进仍归徐诚之自住，外一进租给两户人家，以补贴家用。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动，房屋产权归公，徐诚之住在里进东厢房。徐诚之去世后，所有房屋均被公家租出。改革开放后政策落实，里一进被发还徐家。1985年，随着城内妻家房屋的拆迁，徐觐宸一家搬至此处，居住至今。这栋建筑在2020年被兴化市政府列入兴化市历史建筑。旧家的米业故事，随着远去的洪水，一同被淡忘。唯有日渐残损的花墙与地砖，曾见证过米业市镇的兴衰荣辱。
余音
明清两代，兴化县的漕粮正额一直都是五万余石，比之江南各县，自不为多。不过考虑到明中叶以降频仍的黄淮洪灾，则不为少。明万历十七年（1589）以后的漕粮永折给了此县民众一定的喘息空间，也推动了作为米业市镇的兴化县城的发展。市镇中太多像徐家这样依靠米业生意过活的普通人家。相比灾年流离失所的农户，他们或许尚能保障衣食；但比之荫贵数百年的县城“八大家”士绅，他们则可谓夹缝求生。
可惜的是，在以往的地方文史书写中，他们的身影被隐去。自然，“八大家”留存的文献更多，可解读的历史信息更丰富。可是，唯有通过一个个徐家的故事，我们才能窥见一条小巷、一片街区乃至一个市镇的血肉肌理。这些血肉肌理，承托起十六世纪以降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剧烈变动，孕育出今人熟知的传统中国的基本面貌。从薪谷到典当，正是一个苏北市镇的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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