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要解放女工，必先解放她们的孩子”
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日夜流淌，有一段穿过沪西小沙渡、长寿路等区域。由于水运方便，不少商人抢地利之便，沿河建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厂房林立，是上海棉纺工业最密集的区域，沿岸有内外棉五厂、申新九厂、信和纱厂等数十家纺织厂，两万多名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劳作。
她们大多来自江浙农村，背井离乡来沪讨生活，每天上工十二小时以上，还要上夜班。最让她们揪心的，是家中嗷嗷待哺的婴儿、读不起书只能留在家中。为了生活，她们只能硬起心肠，把孩子锁在阴暗的阁楼里，捆在床上；或把孩子偷偷带进轰鸣的车间，背着上班；或让他们在棉絮与噪音中嬉闹，以致险象环生。有孩子摔下床受伤，或擅自外出走失，有跌入河中溺亡……
女工们说：“不干活要饿死，去干活，担心死！”这些话，深深刺痛了教育家陶行知。1931年10月，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大场农村办了山海工学团，为改造农村作探索。他提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以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以智之”，认为改造环境只有教育。关心农民的同时，他注意到众多产业工人。他在苏州河畔办起女工读书班，希望以教育改变女工的命运，但少有人报名。不收费，送上门的读书班为何无人问津？
陶行知
1934年初，陶行知多次深入沪西工厂区走访，他亲眼看见女工背着孩子上工，看见幼小的生命在危险的机器旁哭闹，看见无数家庭因为无人带娃而陷入两难。他还目睹因孩子吵闹而被监工责打，在一旁的孩子妈妈只能默默垂泪；看见无人烧饭饿慌的孩子在垃圾箱翻找，看见一个年轻女工因走失孩子痛断肝肠的眼泪……原来，女工不是不想读书，而是无力兼顾。他写下《幼稚园之新大陆》一文，明确提出：“工厂与农村，才是幼稚园最应该扎根的地方。”他说，“女工最苦的，不是工时太长、工资太低，而是做工时孩子无人照管。要解放女工，必先解放她们的孩子。”
“把自己预备好，等候着做它的接生婆吧”
他致信他的弟子孙铭勋、戴自俺。
儿童年已经过了十二天。它和儿童节一样，是踏上了少爷年和小姐年之路。这也不足怪，在老爷、太太的手里，是不会造出别样的东西。我们不可以袖手旁观了。
近日所谈的劳工幼儿工学团，应是儿童年中最大的贡献。我们必须在这一年里，聚精会神的创造出一个真正工人的幼儿工学团。这事虽由我们发动，但主体是工人，管理权须在一年半载之内移转于工人之手。我们在开办时即须有此认识，从第一天起便须引导工人自己主持。艺友也要在女工的队伍里物色。
这个幼儿工学团要包含寻常托儿所及幼稚园之优点，而肃清它们的流弊。说得更确切些，我们要跳出传统的托儿所及幼稚园的圈套，而创造出一个富有意义的幼儿工学团。
我希望你们草拟一篇宣言、一套计划、一个预算，在一星期或三天内完成，使我能和朋友们作具体之接洽。在我接洽的时候，你们可以在劳勃生路或曹家渡一带女工区内，探访合宜的地点，以靠近女工住所为最好。
在草拟计划之前，可托人带你们见钟女士，托她介绍你们和几位有孩子的女工谈谈。这计划应当在女工的指导下产生。
我希望今年儿童节是第一个劳工幼儿工学团之生辰。我们把自己预备好，等候着做它的接生婆吧！
陶行知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三日
孙铭勋和戴自俺是陶行知的核心弟子。孙铭勋（1905—1961）贵州平坝人，陶行知创建的晓庄师范学生，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的坚定践行者，中国早期平民幼教开拓者，中国早期幼儿教育家，幼儿教育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中国儿童文学的开拓者。戴自俺（1909—1994） 贵州长顺人，也是晓庄师范学生，是平民幼教与陶研工作重要推动者，曾参与创建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陶行知这封信，言辞恳切，字字千钧，道出了陶行知创办劳工幼稚园的初心，真正要为女工、为弱小的孩子撑起一片天。此信成为这所幼稚园最珍贵的历史文献。
孙铭勋
戴自俺
陶行知认为：“幼儿比如幼苗，培养得当，方能发荣滋长，若幼年受了损伤，不夭折，也难成材。”女工的孩子活得艰难，遑论教育？要“救救孩子”，为他们办幼稚园。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劳工幼稚园，在苏州河畔应运而生。
1934年4月1日，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鸿寿坊235号，劳工幼稚园在一幢石库门里正式挂牌。这所幼稚园不收学费，不设门槛，专门招收苏州河沿岸纺织厂女工的孩子，从断奶婴儿到八岁儿童，全部可以入托、免费教育、免费照看。它的创办，彻底解决了女工们最大的后顾之忧。
劳工幼稚园原址已不存在，只留下一个弄堂名字（长寿路上的鸿寿坊现貌）。
这所幼稚园的灵魂人物，是陶行知。而具体主持、日夜坚守的，是他最得力的两位学生——孙铭勋与戴自俺。
劳工幼稚园开办后，受到各方关注，许多有识之士、陶行知的朋友纷纷参与进来，以各种方式予以支持。陶行知坚持办平民教育，但他没有钱，只有一颗爱心。他四处奔波，不断克服困难，坚持一年又一年。办劳工幼稚园同样如此，经费从何而来？他们的创举让人们看到了平民教育的必要性，认识到教人要从小教起；更看到了教育的希望。故有许多人慷慨解囊，成为劳工幼稚园的坚强后盾。
从经费到师资，皆辛苦“众筹”
劳工幼稚园创办之初，经费主要来自社会贤达、商界名流及公益组织的定向捐助。他们中有：
史量才，《申报》总经理，报业巨子，他曾为陶行知“科学下嫁”运动及劳工幼稚园前身的幼教项目提供大额启动资金十万元，还按月提供教育津贴，是陶行知在沪开展教育事业的最主要资助者。
程霖生，安徽歙县旅沪徽商，上海“地皮大王”，1931年前曾大额资助山海工学团，后虽已破产，仍为陶行知提供住所庇护。
汪孟邹，亚东图书馆创办人，长期稳定拨款支持陶行知平民教育与幼教事业。
郑鉴源，上海“茶业大王”，专项捐助劳工幼稚园校舍修缮、教具购置。
詹沛霖，上海“纸业大王”，捐助幼稚园日常运转物资。
周宗良，沪上知名颜料大王，为劳工幼稚园提供大额专项捐助。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由劳工部主任邓裕志牵头，按月拨付固定经费，覆盖园舍租金、教师基础津贴、儿童伙食及基础物资，是幼稚园最稳定的长期经费来源。
周边工厂女工、市民也有少量捐助。
幼稚园有课程、有自编教材，但不是传统“课本”，只教生活基本知识。有卫生健康课：洗手、洗脸、剪指甲、刷牙、不随地大小便；分食、不抢食、不挑食；灭虱、防蚊、防传染病。有国语课：日常用语、礼貌话、简单儿歌、短故事；大字卡片、墙报、实物认字。有常识课：认识花草虫鸟、日月风雨、四季变化；认识工厂、机器、工人劳动、父母工作。有游戏、唱歌、舞蹈课：丢手绢、捉迷藏、简单集体游戏。有手工、劳作课：折纸、泥工、捡树叶、简单编织、扫地、浇花、喂小动物。每天都有2-3节正式小课，每节20-30分钟。
“教材”不是统一课本，是自编简单句子、儿歌、看图短文。强调在做中学、“生活即教育”，实物、图片、墙报、环境都是教材。
一节课怎么上，孙铭勋曾上示范课。老师：“小朋友看，手脏不脏？怎么办？”教洗手：开水龙头、湿手、擦肥皂、搓、冲、擦干净。出示大字卡片：手、水、洗，教念、教认字。又念儿歌：“小手小手洗一洗，干干净净不生病。”幼儿练习（8分钟）排队轮流洗手，老师纠正，指认卡片：“哪个是‘洗’？”再念儿歌，检查小手。幼稚园的课上得生动活泼，易学易记，受到幼儿欢迎。
幼稚园志愿者，山海工学团小先生沈增善（右）。
幼稚园反对“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为工人服务，提倡省钱、中国化、生活化，做中学、玩中学、生活中学。
劳工幼稚园的师资也是各方支持，除孙铭勋、戴自俺外，还有，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主任邓裕志、劳工部干事钟韶琴、幼教干事陈善祥、上海女青年会干事徐明清（中共党员），他们负责师资协调、日常教学协助、课程设计及幼儿保教指导与师资培训、还各自义务任教，并兼顾幼儿教学与秘密掩护革命同志工作。
山海工学团“小先生”沈增善、张健、侣朋也承担幼儿日常教学与看护工作。
上海英美烟厂女工朱冰如、张德珍，均为中共党员，是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小先生，也来当志愿教师。
志愿者教师，左起依次为徐明清、邓裕志、钟韶琴
陶行知的学生都关心、支持劳工幼稚园，以各种形式参与，张宗麟就是其中一位。他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师从陶行知，是中国第一位有大学学历的幼儿男教师，他常来幼稚园培训教师。幼稚园因陋就简，也没有现成教材，他们自己设计了教案。这些课程既顾及孩童的实际情况，又引进了幼儿教育的先进理念，即使在百年以后的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我是他们的‘陶外婆’”
幼稚园受到苏州河沿岸女工的热烈欢迎，短短数月，入园儿童就达到近百人。教室狭小，他们把院子当课堂；玩具匮乏，他们用废纸、木块、泥土自制教具；师资不足，他们推行 “小先生制”，让大孩子带小孩子，互相照顾、共同成长。孙铭勋每天最早到最晚走，给孩子穿衣、喂饭、洗脸、讲故事，他温柔细心，像母亲一样守护着每一个幼小的生命，被大家称作“孙妈妈”。戴自俺则四处奔走，帮助陶行知筹措经费，精打细算维持运转，再苦再难也从不让幼稚园断炊、停课，他被孩子们称作“戴爸爸”。
陶行知也常常来园里，看孩子们唱歌、游戏、识字，有时亲自上课。看到幼儿喜欢吮手指，他请科学家高士其画了图，把细菌放大，形象地告诉孩子，手很脏，不能吃。直观的科学普及让幼儿改掉了坏习惯，连同他们的父母也懂得了经常洗手的好处。孩子们喜欢这位毫无架子，和蔼可亲的先生，把他称作“外婆”。他笑着说：“我是他们的‘陶外婆’。”他亲自教孩子讲文明、懂礼貌，更重要的是，让这些工人子弟从小就在温暖、尊重、平等的环境里长大。这在当时的上海，是绝无仅有的。
没想到，这所生气勃勃的幼稚园办了一年，就遇到了巨大困难。最大的资助者，史量才于1934年11月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其提供的大额资金与月度津贴彻底中断，劳工幼稚园失去最重要的资金支撑。
徽商群体也无力续捐。1931年程霖生破产；1935年上海爆发白银风潮，房地产与工商业全面崩盘，徽商或资金链断裂、或产业萧条，自身难保，彻底失去捐助能力，只能停止对幼稚园的捐助。
1935年，受美国大萧条余波影响，海外捐款大幅缩水，女青年会自身经费严重短缺，被迫缩减各种项目开支；又因劳工幼稚园教师多为中共党员、进步左翼人士，被国民党当局与租界工部局重点盯防，女青年会为保全自身，于1935年下半年正式停止对劳工幼稚园的所有经费拨付。
国民党当局严厉打压左翼教育事业，明令禁止商界、公益组织资助带有红色色彩的机构，各方捐助者不敢再提供任何形式的捐助。
1935年下半年，随着所有外部资助彻底断绝，陶行知心急如焚，四处奔波，“要饭办学”，仍无力回天。
对苏州河畔的纺织女工而言，这所幼稚园不仅仅是托儿所，更是她们的精神依靠。有了劳工幼稚园，她们上白班不用牵挂家中，上夜班不会提心吊胆，不仅进车间可以安心操作，还有时间进夜校读书。她们中的许多人，正是因为孩子有人照管，才敢参加罢工、游行、读书会，才敢站出来反抗压迫、争取权益。劳工幼稚园后来与陶行知办的女工读书班相辅相成，一个守护孩子，一个唤醒母亲，共同点亮了苏州河畔的希望之光。
这样一所充满善意与正义的幼稚园，却只坚持了一年多，便在1935年秋天被迫关闭，成为一段悲壮而珍贵的历史。它的关闭，并非无人支持，而是迫于时代的重压。
存在一年半，却成为长久照亮苏州河畔的教育曙光
幼稚园参与者，有不少是中共党员，收的幼儿不仅有女工的，还有革命烈士子女，如项英的女儿项苏云等，因此被租界当局视为“赤色活动据点”。他们以“未注册、非法办学、宣传赤化”等罪名，多次上门警告、骚扰，一次次把孙铭勋带去问询，加以威胁，最后强行勒令停办，查封校舍。
骨干被迫撤离。为了保护孙铭勋、戴自俺等人的安全，陶行知紧急将孙铭勋调往广西南宁继续从事幼教事业，戴自俺也被迫转入地下。慕陶行知名来幼稚园工作的志愿者，迫于形势，也纷纷撤离，在上海的也不敢再来。核心教师与大力支持的志愿者一走，幼稚园再难支撑。
最后，是棉纺业萧条，生源锐减。1935年上海纱厂大批倒闭，女工失业，许多家庭被迫离开上海，幼稚园生源大幅减少，最终不得不宣告结束。
这所照亮了苏州河畔的劳工幼稚园，从1934年4月创办，到1935年秋关闭，仅仅存在一年半左右。但它点燃的教育曙光，却长亮近百年。
它是中国第一所真正为工人及劳苦大众创办的幼稚园，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最动人的实践，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劳工维权、平民教育史上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它证明了教育不是富人的专利，孩子不是女工的拖累，弱者也能被温柔守护，再黑的夜也能开出希望之花。
今天的苏州河早已水清岸绿，厂房变园区，老街成风景。爱满天下的“陶外婆”已离去80年，“孙妈妈”“戴爸爸”也已成了背景，劳工幼稚园原址早已淹没在岁月风尘中。但人们依然记得，在近百年前，有一群纺织女工在河畔日夜辛劳，有几位教育家为了她们的孩子点燃烛火，有一所小小的幼稚园，曾用最朴素的爱，温暖过一座城市最苦难的角落。
苏州河记得，那所诞生在苦难里、坚守在风雨中、熄灭在压迫下，永远活在人们心里的劳工幼稚园。
如今，苏州河畔竖起了一块铭牌，记载了这个小小的壮举：“上海第一所劳工幼稚园遗址长寿路235号（劳勃生路鸿寿坊明德里）。1934年夏，陶行知在沪西教育工作者联盟和中共国难教育社沪西支部支持下，在鸿寿坊明德里开办上海第一所劳工幼稚园，专门招收沪西地区劳工的幼儿子女。”这块熠熠生辉的铜牌，成为劳工幼稚园永远的纪念。
原标题：《记住苏州河畔的教育曙光，记住“陶外婆”》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伍斌 图片来源：均由本文作者提供
来源：作者：叶良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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