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过去那天，他在我跟前跪下，指着天发誓，说迪拜郊外那片黄沙底下，藏着他爷爷留下的金矿。
我信了。
三个月后，我站在漏雨的出租屋里，看着他躲闪的眼神，才明白那不过是他爹画了一辈子的饼。
可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他说回国等他爹的遗嘱。
我跟着他回来了，住进那栋墙皮脱落的二层小楼。
公公躺在床上，瘦成一把干柴，拉着我的手说矿是真的。
婆婆在厨房偷偷抹泪。
我在公公枕头底下翻出一本旧账本，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最后一页写着：欠董长顺一套房。
妹妹蔡妍从上海赶回来，跟我吵了一架。
我还没来得及理清头绪，公公就走了。
葬礼那天下着大雨，律师董长顺来念遗嘱，全家人到齐。
遗嘱念到第三条，我手里的存单掉在地上。
那里面藏着一个秘密，一个比金矿更大的秘密。
01
我叫谢梦琪，那年刚满二十八岁，在一个小县城的超市当收银员。每个月工资两千出头，除去房租和吃饭，剩不下几个钱。
我妈走得早，是我爸一手把我拉扯大的。
我爸谢博超是个退休工人，脾气倔，嘴硬心软。
他这辈子最恨的事情，就是我妈当年被一个外地男人骗光了积蓄，后来郁郁寡欢，没几年就走了。
所以我到二十八岁还没嫁出去，他嘴上说急，心里其实舒了口气。他觉得与其找个不靠谱的，不如一个人踏实过。
我是在一个婚恋网站上认识蔡光霁的。
他的头像是一张在西餐厅拍的半身照，穿着白衬衫，背景是暖黄色的灯光，笑得温文尔雅。
他主动给我发消息，说看了我的资料，觉得我是个实在人。
我们聊了一个星期，他每天都给我发消息，说他生意上的事、说他在迪拜的生活。
他说他爹是做生意的，在迪拜郊外有一座金矿，爷爷那个年代发现的，传了下来。
他爹身体不好，等着他回去接管。
“一年利润几百万吧，”他打字很快，“但我不在乎那个。我在乎的是能找到一个真心对我的人。”
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迪拜找。他说那边的人太现实了，看上的不是他的人，是他的钱。他想要一个踏踏实实的女人，能跟他一起过日子。
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他有没有发消息。
有时候他忙，一整天不回，我就坐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看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看小说一样。
半个月后，他提出见面。我犹豫了三天。我爸知道这件事，黑着脸说网上能有什么好人。我没理他，去见了。
那天他包了县城最好的一家西餐厅。
我到他先到了，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深蓝色的西装外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看到我进来，他站起来，笑着冲我招了招手。
他点了一桌子菜，牛排、红酒、沙拉，摆了满满一桌。他自己不怎么吃，一直劝我吃，还给我夹菜，动作很自然，像我们认识了很久一样。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会直直地看着我，很真诚。
他说起矿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别人听到：“那座矿是我爷爷在民国时候发现的，那时候战乱，他谁都没说，把地契藏在了老家房梁上。后来传给了我爸，我爸等我成年了才告诉我。”
他说的每一个细节都很具体，具体到矿的深度、矿道的走向、矿石的品位。我听得入了迷，觉得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他握着我的手，说：“梦琪，我喜欢你，想娶你。”
那瞬间，我觉得心跳加速。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爸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关着声音，屏幕上的光影一闪一闪的。他手里夹着烟，已经抽到了烟屁股。
“见了？”他头也不回地问。
“见了。”我换了拖鞋，准备回房间。
“他什么人？”
“做生意的，家里条件不错。”
我爸掐灭烟头，站起来看着我：“你别跟你妈一样。”
我站在楼梯口，回头看着他：“我不会。”
第二天，我答应了蔡光霁的求婚。
他说他马上飞回来，带我去民政局领证。
他果然第二天就到了，穿着一身崭新的白衬衫，手里捧着一束红玫瑰。
我们去民政局排了一上午的队，拿到红本的时候，他亲了一口，笑了。
我爸没来参加我们的酒席。我妈留下的那枚银镯子，被我戴在左手腕上，冰凉的触感一直印在我皮肤上。
02
飞迪拜那天，阳光很好。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地面的房子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片模糊的颜色。
蔡光霁坐在我旁边，翻着手机里的照片给我看，都是他以前在迪拜拍的。
有一张是他站在一栋白色小楼前面，楼后面是一片黄沙，远处的天际线模糊不清。
“这就是咱们家，”他指着那栋白色小楼，“后面那块地就是矿。等到了我带你去看。”
他把照片放大，指着远处一个模糊的轮廓：“看到没有，那就是矿道入口。”
我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只看到一片黄色，什么都看不清。但我点了点头，笑了。
飞机落地是凌晨，迪拜的空气又闷又热，像一块湿毛巾捂在脸上。
他拦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叽里咕噜说了一串阿拉伯语，司机点了点头，车开了出去。
我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从霓虹闪烁的高楼到越来越破败的街道，路灯越来越暗，路面的坑洼越来越多。
出租车在一个小区门口停下，我下了车，抬头看到一栋灰扑扑的居民楼，外墙的漆掉了一半，露出灰褐色的水泥。
“别墅呢？”我站在楼下，看着那扇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声音发涩。
他提着箱子往楼里走，没有回头：“装修队在翻新，先住这边，过一个月就好了。”
我跟在他后面，爬了三层楼。
他掏出钥匙打开一扇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屋子不大，一室一厅，沙发破了皮，茶几上落了一层灰。
电视柜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老照片，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藤椅上。
“这是咱爸妈。”他把箱子放下，“先凑合几天。”
我在那张破沙发上坐了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早，他出门了，说去处理生意上的事。
我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把每一个抽屉都翻了一遍。
衣柜里挂着几件旧衣服，抽屉里有几张水电费的缴费单，还有一些零散的票据。
我在床头柜的夹层里找到一张照片，是蔡光霁和一个扎辫子的小女孩的合影，两个人站在一个花坛前，笑得很开心。
照片背面写着：光霁和妹妹蔡妍，2008年。
下午，门铃响了。我以为是蔡光霁回来了，打开门，看到一个穿着灰色短袖的中年男人，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蔡老板在家吗？”
“他出去了。”
那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他欠的钱，三个月没还了。”
我接过那张纸，手指冰凉。上面用黑色圆珠笔写着：蔡光霁今借到刘文义现金三十万元，承诺三个月内归还，逾期加收利息。
我看了一眼日期，已经过了五个月。
“你是他老婆？”那男人打量着我。
我点了点头。
“转告他，再不还钱，事就不好办了。”
他转身走了。我靠着门框，腿发软，慢慢滑坐到地上。
晚上蔡光霁回来了，提着一袋子菜。我把那张借条拍在桌上，手在发抖：“这是什么？”
他看了一眼，脸一下子白了。
沉默了很长时间，他坐到我旁边，声音沙哑：“矿被我爹抵押给银行了，后来银行来收，我爹拿不出钱还。那些放贷的就开始追着我。”
他抱着头，声音闷在手里：“我不是故意骗你，我是怕你知道了……就不嫁给我了。”
我看着他，觉得那张脸很陌生。
03
那段时间，我把自己锁在那个破屋子里，不愿出门。
屋里的窗户很小，阳光照不进来，白天也要开着灯。
外面的声音隔着一层玻璃传进来，汽车的喇叭声、小贩的叫卖声、邻居家小孩的哭闹声，混合在一起，嗡嗡的，像一只苍蝇在我脑子里飞。
我不想见人，不想说话，连饭都不想吃。蔡光霁早上出门去“想办法”，晚上回来带着面包和牛奶，放在桌上，然后坐在旁边看着我吃完。
有一天早上，我蹲在马桶前干呕，胃里翻江倒海，什么都吐不出来，但就是不停地干呕。
连着三天都是这样。
我趁他出门，一个人去楼下的药店买了一支验孕棒。
看着验孕棒上那两道红杠，我坐在马桶上，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
蔡光霁回来的时候，我还坐在马桶上，手里攥着那支验孕棒。他看到，愣了愣，然后蹲在我面前，接过验孕棒看了看。
他哭了，跪在我面前，抱着我的腿：“梦琪，我对不起你。但孩子都有了，你总得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我爹身体不行了，他说等他走的时候，遗嘱里会写清楚矿的事。到时候咱们就有转机了。”
我看着他，问他：“你爹留下什么？”
他说他不知道，但肯定有东西。
他爹蔡宏达这个人，一辈子要面子，临走了不会给家里留一个烂摊子。
“他欠董长顺一套房，”蔡光霁说，“董长顺是我爹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后来我爹出事了他也没跑。我爹一直记着这笔账，他走之前肯定会交代。”
“交代什么？”
“交代怎么还。”
我沉默了很久。肚子里那个小东西像一根线，把我跟这个男人拴在了一起。我摸了摸还平坦的肚子，说：“好，我跟你回去。”
三天后，我们飞回了国内。
在机场等行李的时候，蔡光霁接了一个电话。
他站在角落，声音压得很低：“快了，等我爹走了，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站在几步之外，隐约听到那几个字，心里泛起一阵寒意。
从省城坐大巴到县城，又从县城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突突车，才到了蔡家老宅所在村子。
那是一个被群山包围的小村庄，村口有一棵老榕树，树下几个老人坐着聊天，看到我们走进来，目光都投了过来。
蔡光霁的妹妹蔡妍在村口等着。她穿一件白T恤，牛仔裤，头发扎成马尾，脸上没什么表情。看到我们，她只是点了点头，转头就走。
“你妹妹好像不太欢迎我。”我说。
蔡光霁没接话。
那栋二层小楼比我想象中更破。
墙上的白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
一楼大门漆皮剥落，露出锈迹斑斑的铁皮，推开的时候发出吱呀一声，刺耳得很。
屋里灯光昏暗，一盏白炽灯泡吊在堂屋正中央。
墙角放着一张木床，床上躺着一个老人，瘦得颧骨突出，下巴尖得像锥子，眼窝深深陷下去。
他睁着眼睛，浑浊的眼珠转了转，最后落在我身上。
“爸，”蔡光霁走过去，蹲在床边，“这是梦琪，你儿媳妇。”
老人嘴唇动了动，发出微弱的声音：“矿……是真的。”
那四个字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的胸膛剧烈起伏了几下，又平复下去。我站在两步之外，不知道该靠近还是该退开。
婆婆董玉璧从厨房走出来，端着一碗热水。
她穿着灰蓝色的旧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脸色蜡黄，眼角的皱纹很深。
她把水递给我，说：“闺女，一路辛苦了。”
她的手粗糙得像砂纸，虎口处裂着一道道口子，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灰色。
那一夜，我躺在二楼的硬板床上，翻身的时候床板吱吱作响。窗外虫鸣声很响，一浪高过一浪，像什么东西在叫。
我睡不着，起床下楼倒水。走到楼梯拐角，看到婆婆蹲在厨房角落，捂着嘴，肩膀一抽一抽的。我退了回去，假装没看到。
04
第二天早上，婆婆带我去镇上买菜。村子离镇上不远，走路二十分钟。路是土路，前两天下过雨，泥巴粘在鞋底，越走越重。
婆婆在一个菜摊前停下来，挑了三根黄瓜、一把青菜、半斤五花肉。
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零钱，五块、十块、一块的都有。
她一张一张数过去，抽出四十二块，递给摊主。
回来的路上，一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迎面走过来，嗓门很大：“哟，玉璧，这是你家儿媳妇吧？听说从迪拜回来的？”
婆婆笑了笑：“是。”
那女人上下打量我：“闺女，迪拜好不好呀？你们家那个大矿，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看？”
我挤出一个笑：“以后吧。”
那女人还想说什么，婆婆拉着我快步走了。
“别理她，”婆婆说，“村里的长舌妇。”
回到小楼，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口。一个头发梳得油亮的男人从车里探出头来，看到我们，笑了：“玉璧嫂子，买菜去了？”
婆婆脸色变了变，但还是笑着点头：“丁书记，你怎么来了？”
那个男人下了车，整了整衣服。
他五十多岁的样子，白衬衫扎在黑裤子里，肚腩微微突出，皮鞋擦得锃亮。
他冲我伸出手：“我叫丁鹏，村支书，跟你公公是老朋友了。”
我握了握他的手，掌心温热，带着一股烟草味。
“你公公身体还好吧？”丁鹏看向楼上，眼神闪烁。
“不太好。”婆婆说。
丁鹏点了点头：“那就让他好好养着。改天我再来看他。”
他上了车，发动引擎，临走前摇下车窗冲我笑了笑：“家里那座矿的事，改天咱们聊聊。”
轿车开走了，扬起的灰尘慢慢散去。我看着那个方向，心里泛起一阵说不清的不安。
那天下午，太阳很毒，院子里树上的知了叫得震天响。
我在院子里拔草，想把那条通向大门的小路清理出来。
蔡光霁蹲在一旁帮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讲他小时候的事。
突然，楼上传来一声闷响。
我扔下手里的草，冲上楼。公公蔡宏达从床上摔了下来，脸朝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床头柜上那个搪瓷缸子翻倒了，水流了一地。
“爸！”蔡光霁冲过去把老人抱起来，放到床上。
公公脸色惨白，胸脯剧烈起伏。他的右手死死攥着一个塑料皮封面的本子，关节发白，指甲都掐进了封皮里。
我凑过去，他睁开眼睛看着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急切，又像是哀求。
“账本……”他气若游丝，“藏好。”
他把本子塞到我手里，手指冰凉。
我低头一看，封面写着三个字：流水账。
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的蓝色圆珠笔字，有些地方字迹潦草到看不清。
我翻了翻，里面记着很多名字和数字，有三百的、五百的、一千的。
有些名字后面画了横线，有些没有。
我翻到最后一页。一个名字反复出现：丁鹏。
下面一段文字像是自言自语的记录：丁鹏借三万立厂，说好年底分红，分文未见。年底清算，账面亏空，我怀疑他做手脚，但没证据。
再下面几页，字迹越来越潦草，有些页面甚至空着大半，只写了几个字。
直到最后一页，一行端正的大字像用尽了所有力气：欠董长顺一套房。
城关镇解放路7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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