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4期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本期《天涯》
者按
2025年10月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202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26年7月3日，海南省新大众文艺创作与联络中心在《天涯》杂志的所在地海口市流芳路8号揭牌，这是全国新大众文艺业态蓬勃兴起的背景下，海南着力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举措。
新大众文艺之“新”，在于主体新、形态新、机制新。《天涯》2026年第4期“散文”栏目特别策划“新大众”散文小辑，邬霞、王业贵、程鹏三人的散文作品，凸显出“新大众”是这一具有包容性、流动性的集合体的身份主体。他们无论写故乡还是他乡，无论写自己还是身边人，都体现出《天涯》一直以来呼吁的“人民性”。
今日，我们推送原刊于2026年第4期“散文”栏目“新大众”散文小辑中的王业贵《半个村庄的名字》一文，以飨读者。
半个村庄的名字
王业贵
嗒、嗒、嗒
我们跪着，我和哥哥的食指、中指，摸着父亲的颈动脉。他搏动的血管，反弹着我俩的指尖，嗒、嗒、嗒……2021年6月30日11：06，父亲死了。
往后，我想到他，就会摸向那个地方。
我一直觉得父亲是一个很啰唆的人。他总是向我展示他非凡的交际能力——他跟路上碰到的朋友聊起天来，一说就是一个小时：远远地他喊住朋友，用脚顶住拖拉机的刹车片，将它推到最前的卡槽，调小扶手的油门，走下车去……
“这次你一定要去我家吃饭再回去！”父亲说。
“我刚从镇上和朋友喝酒回来……有时间去我那拿菠萝蜜，它们都挂在树上，没人吃嘞。”
“改天一定去……近些年，猪都不好养，我那头母猪只生了五头，还压死了两头，养着废食，明年就不留它了！他娘骂我都骂衰了，你别在大年初一吵架、扫地、摔破东西，会衰！衰一年！哎，你别笑，别不信！”
他的朋友又调侃起他：“你找的那头种猪，不是‘青年’的咯。”
父亲听后笑着，又转移到另一个话题：“美山西村那个阿田死了，你知道吗？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因为动了村里的阴地！”
他们探讨着养猪之经验、庄稼梳护之道、个人命运，又回到他的重头戏——预测明晚的“财富密码”。“我早就知道会开这个码！你听我讲26合……押上去，准中！昨晚我梦了1622，你明天押上去，连续押上一个星期，不中算我的！”父亲意犹未尽。彼时，我频繁地在他背后挠头，不耐烦地叫他离开，他也只是回了一句不懂事后，将我撇在一边。半小时后，他朋友的妻子打来电话，催他朋友回家，两人的聊天这才被迫结束。
当父亲回到拖拉机旁时，发动机也早已熄了火，他又从车座下拿出摇把，插入车头，转动，调大油门，叫我抓牢车架，出发前往镇上。路上，我跟他嘟囔着：“我再也不跟你出来了！”
我对父亲的另一个印象是偏袒。“都十点半了，还不起床？起床干活了！太阳都晒到魂了！”他催人起床的声音又准时在门外响起。我瞥了一眼时钟，六点五十多分，缩回被窝又睡。父亲每隔几分钟便喊一次，如此四五回后，撂下一句：“狗娘养的，我生错了儿子！”他知道，我听不得这话。我起来后，他又对我笑。但父亲几乎不叫醒哥哥，这种偏爱让我不悦。在我表达不满后，他也总拿一句“你们都这样比的话，我们都不活了”，便把我的话都堵了回去。下一秒，他又笑着将母亲布置给他的任务交给了我：“五啊，我有件事跟你说，你去把猪喂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父亲是不公的、烦厌的，但当一切重新回到原野中，我又感觉他是如此温暖。那一幅幅关于他的画面，也在我的记忆中铺展开来：我们在他搭建的两层简易的木楼里远远地吐荔枝核，楼下趴着两只土狗。他撑着一个橡皮圈，带着我蹚过池塘摘西瓜，在池塘里，我们一起笑着。收获西瓜时，他用拖拉机运了一车的西瓜到镇上去卖，三舅把他的车停在侧边，小偷偷走了他唯一的一辆灰白色的摩托车，他回来时假装说没事，又摸了我的头。摘辣椒到中午时，他追着那辆“不灵”的凤凰单车，买包子和雪糕给我们吃。包子有胡萝卜馅的、韭菜馅的、鸡蛋馅的，雪糕有带顶和不带顶的。我们吃得很满足。有时，他又出现在苦瓜地里，苦瓜花落在他的肩头。
父亲在村庄中劳作、生活着，他爱着那些生长之物。有时，他俨然成了庄稼的一部分，村庄上的一道车辙。我常看见他驮着药罐将药水洒在稻禾上，驾驶着拖拉机为东家载稻谷驶往美山碾米厂，为西家载辣椒赶赴镇上的集市。更早时，他则一个人挖沙，他的车轮在风里变换着弧度和虚影。他曾自豪地对我说：“文镇的十多户人家，有九户的沙都是我拉的。一车五十块。最远的，我拉到了琼中、八所、王五。你别不信！”他这话，一天说了三次。我笑他絮叨，他又继续跟我解释或者重复原话。待我长大一些，我认真地观察起了父亲。我发现镇上卖肉的、卖建材的、卖五金的，都叫他“不七”，他在跟儋州人聊天时，操一口还算流利的儋州话，我知道父亲说的话不假。
后来，因家里的沙地被挖得愈少，辣椒的收成并不好，父亲被迫转行，做了拖拉机手。他改装了他的车，装上了铁齿，耙地去了。那时，他把衣服全丢给了母亲，母亲给了他最好的“门面”，让他自由地“驰骋在外”，以至于母亲骂他，基本不会顶嘴。
父亲耙地的技术很好，水量把握得精准，田被犁得碎、深、平、亮。他以此赢得了村民的口碑，生意甚好。因此，父亲有了些许积蓄。没过多久，他向亲戚和兄弟借了一些钱后，买了一台二手中型的拖拉机——村里管它叫五零二。他买回车的当天，就叫我坐在侧边，带我去洋田。我知道父亲很开心。可他没开过五零二，路上车不受控制地倾向露兜树，耙地转弯时又撞上了田埂，熄火了好几次。我笑他不会开，陪他耙了两块田，就下车走路回了家。翌日，我不知道他从哪受到的指导，竟学会了转弯漂移的诀窍。尽管村里已有七八台拖拉机，请父亲去耙地的人依然络绎不绝。我常听到：“不七啊，我洋田旁边那块地，他们都快插完秧了，你去帮我把它耙了，要不然就封住我们了……”“不七啊，你耙地耙得好。我就不爱叫那几家，下午有空……”“不七啊，水我已经放好一天了。现在不行也得行！”预约父亲耙地的人，常排到了几天后。他推脱一些后，仍忙不过来。那段时间，他习惯性地叫我送饭到田里，他吃完就干活，又到了暮晚。
由于车是二手的，它的毛病不断，父亲每每出车都要修一次，小到更换旋耕机的刀片、齿轮，大到拆换发动机部件。父亲并未赚到什么钱。他回来时，我常常能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机油味。他把所有的情感都给了那头“牛”，有喜悦、愤怒和无奈。那里，发生了太多他的故事：“车，我上去就会；什么车都一样。我上次也是第一次开……我差点就死在了田里，要不是我跳得快。”他跟我说时，手指指向了胸口和头。
成年后，我开始觉得父亲柔软。高三的某天，父亲说了一些重话，我返回学校后，一个月再也没给他打过电话。一天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的初中同学突然对我说：“你父亲叫你打个电话回家，报个平安。”我听后，心里一惊……晚上，我给他回了电话。电话那头，父亲笑着，我们只字未提那件事。结束通话前，他又淡淡地说：“没钱了再叫我打过去。”往后，我们的通话又恢复了——频率是一周两三次。电话的全部内容还是：吃饭了吗？最近怎么样？不够钱再打过去。
另一件事发生在酷夏，父亲用三姐购买的内存卡插进惠利牌汽车的SD卡槽里听音乐——“如果是DJ，你还会爱我吗？你还会爱我吗？……”“爱情不是你想卖，想买就能卖……”父亲外放的声音很大，车内的铁皮都在振动着，他一个人听了一个多小时。他走下来时，对我说：“不好听。”那时，我看着他，他流着汗，笑着，我一阵心酸。
有时，父亲就会变得很深情。他在路上碰到一个村里人，对我说：“在公社时，他无故扣了爷爷的工分，导致我们没饭吃。他还用木棍，敲爷爷的头，爷爷的命真苦！”看见一只土狗时，他会对我说：“以前爷爷养的狗，好着哩！它经常跟你爷爷去抓野鸡、野兔。爷爷养了它十多年，白色的。”父亲也会在劈柴的间隙，跟我说起奶奶：“你奶奶最疼三伯、六伯他们。生前那满山坡的柴，都是给她的六个孩子的，最不疼我。哎，你奶奶是被一头牛撞到河里淹死的，死的时候睁着眼。”他也会在某一天跟我说起姐姐：“其实，你妈生了五个孩子。那时，你还没有出生，你大姐抱过二姐，她又乖又漂亮，还是去世了，因心脏病。”
此后，父亲偶尔还是会跟我谈起他们。但从他的口吻里说出来，是异常的“淡”。他不想再经历那些苦痛。
2016年秋，另一些疼痛找上了他：父亲在省人民医院确诊了癌症——非霍奇金淋巴瘤Ⅲ期，淋巴瘤活检恶性。姐姐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
嘟……嘟……嘟……“喂，下课了？”父亲问。
“你现在怎么样了？感觉还好吗？”
父亲稍作停顿后回答：“你不要回来，我没事，只是小病。你好好学习。”
当我周末见到父亲时，他已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有时，我走进病房里也看见母亲偷偷地抹去眼泪。他看见母亲哭泣时，就对她讲：“我不怕死。哭啥？我还死不了……”通过众筹，以及二姐和我所在学校发起的捐款，我们很快凑够了父亲的治疗费用。当时，父亲的身体还算健硕，经过检查后他便开始了化疗。经过化疗，父亲的味觉丧失了，他的脸变得浮肿，并大量脱发。病友还开玩笑说他来医院养胖了。父亲并未将这些表面的症状放在心上，然而他的白细胞和血小板数值已低至危险水平，数月未见回升，白细胞甚至降至1.6×109/L以下。这令他日渐焦躁。那时，他常对我们说：“我讨厌医院，在海口连自来水都像药一样难喝，还是老家的井水甜。”幸而在家人的照料下，两个多月后，他的各项指标——包括白细胞和血小板——均恢复至符合出院标准。出院前医生叮嘱父亲：“每隔两个星期需检查血常规，白细胞低时就必须打硫培非格司亭，快没有时再回来购置，要冷藏保存。记得定时吃伊布替尼控制肿瘤的发展。定期回检……”
父亲终于回了家，他也进入了长期治疗的阶段：定期检查，一旦发现白细胞、血小板异常，就到县人民医院去注射；每日固定时间服用伊布替尼。但由于伊布替尼没纳入医保，父亲考虑到二姐已有家庭又要承担这昂贵的费用，执意让我们将药物替换成价格更便宜的国产药。他也在吃了几个疗程后，觉得没有疗效，自己偷偷地断了药。过了几个月，他又继续开他的车，下地务农去了。
此后的几年，父亲的白细胞也时高时低，但未出现显著恶化的迹象。我们以为父亲的病情控制住了……
可2020年秋，父亲的身体又出现不适。他忍受着，常以“农忙没空，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等理由，推脱着不去医院。2021年4月，父亲在田间被红蚁叮咬了，脚部肿得厉害，出现了发冷发热的情况。好在，打了一个多星期的针就康复了。自此，母亲看见他要去田里、菜地都叫他穿上雨鞋。可父亲不听劝，又被红蚁叮咬了，脚肿得更加厉害，打针仍不见好转。母亲骂他活该。说完，母亲又叫他必须去医院。哥哥在父亲身边照顾了一个多星期，他才出了院——后来，母亲告诉我。
2021年5月2日，我返回了福州，准备毕业答辩。半个月后，我答辩完毕，只剩毕业证还未拿。5月30日，二姐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你真是不知死活！老爸没人照顾，我上班中午还要做饭送餐，你要把老爸扔了吗？老爸白疼你了！”我问二姐：“是不是父亲病情加重了？”她没有回答。下午，我收拾行李，坐了晚上的航班回到了海口。二姐夫把我接进了他们的出租屋，我承担起了为父亲做饭送菜的任务。每天，我从琼山侨中附近坐公交到达医院。6月1日，我走进了省肿瘤医院血液科33号床，我坐在父亲的旁边，他问我，毕业答辩怎样？我问他，感觉还好吗？我们互相询问，但话说得并不多。在父亲吃饭的间隙，李医生将我叫到了办公室。我得知了那个消息：父亲病情恶化了——肺部感染，淋巴瘤的数量和体积都比之前大得多。回来后，我没敢将这个消息告诉父亲。
次日，李医生就父亲的治疗方案、手术风险及费用与我沟通，并告知我需自费购买一种药物（作为“采干”前的必需药物）。最终，我们接受了李医生采用“靶向治疗”的方案。因为，当时父亲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再进行化疗、电疗。我在同意书上签下了我的名字。临走时，我又看见父亲摸了自己的腹股沟的淋巴瘤。
6月3日清晨，我早早地将饭菜送到了医院，陪父亲坐了会儿。父亲起来后感到头晕，上厕所时扶了墙，我去搀扶他，他表示不用。父亲回来后，揉了揉太阳穴。我放心不下，咨询了医生。医生给出的答案，更倾向于因久卧、低血糖所致。我的心放下了。中午，我在父亲那里午休。醒来时，发现他正站在医院阳台的玻璃门前空望。他穿着褐色拖鞋，双手撑在围墙上，蓝色条纹裤管被风拂动，拍打着他的脚踝。我在他身后注视，又怕被他看见。过了十多分钟，我还是推开了玻璃门。我靠近父亲，也把双手搭在围墙上，偶尔侧过脸，看向他。我们许久沉默。
“你怎么了？怎么还抽上烟了？你以前不是不抽烟的吗？”我问父亲。
“医院里闷，我出来透透风。没事，抽抽。”父亲说。
“别想那么多，你不是说展望未来吗？心情好对病情也有帮助……别想太多！”
我没有制止父亲抽烟——我知道这样他会舒服点。父亲又抽了几口烟后，丢掉了烟蒂，回到了病房。他在病床上坐着，喝热水时，几乎没吹就喝了下去。我很是不解，劝他不要这样做（前几日，父亲也多次这样）。父亲回答：“这样烫嗓子舒服些。”我的话被堵了回去。下午，我给他的手机下载了四五十首歌，又下载了抖音，关注了CCTV7和CCTV13（父亲很喜欢看这两个频道，因为这两个频道有他喜欢看的军事栏目）。这样，我不在他的身旁时，也不至于无聊或想一些不好的事。临走前，我问父亲是否有衣物要洗洗。他说：“不用，自己还能洗。”我执拗不过父亲，跟他道别后，我回到了二姐的住处。晚上，我的朋友“玉米”，通过关系帮我找来了“采干”需使用的药物（国产：四千元到五千元，印产：八千元到九千元，欧美产：两万元到三万元）。我向她说，我们需要印产的，越快拿到越好。她告诉我说：“别急，我应该还能再砍砍。”隔日清晨，卖家答应以五千八百元的价格，包邮送到医院。我甚是感谢她。
6月4日晚，医院给父亲安排脑部高场磁共振的检查（核磁共振强度为1.5T），以评估术前父亲癌细胞是否转移到脑部。我和父亲在放射室外，等了半个多小时。一直未喊到父亲。“他妈的，你们医院根本不把我当人看！你们叫我八点来，让我等那么久！他娘的，只会赚钱！你们是吸血虫！”父亲在门外破口大骂，拉着我要走。我上前问了医生情况，他向我解释：“今天来检查的人有点多，机器又出了点故障。”我将原因告诉了父亲，让他消消火。又过了半小时，父亲突然重重地拍了座椅，说：“你们医院是这么对待病人的吗？要让我死在这里吗？！要让我死在这里才甘心吗？！”父亲骂了很久，甚至要动手打医生。我制止住了父亲，又再次告知医生我们预约的时间，并指出医院安排的不合理性。医生这才答应，下一个轮到父亲。
6月5日，父亲的核磁共振结果出来了：灰质与白质边界清晰，脑室大小正常，未见异常占位性病变。父亲的治疗计划顺利进行。6月6日早，中源协和的两个工作人员来到了父亲的病房。他们介绍完公司的情况后，向我推介了造血干细胞保存方案及所需费用。当时，省肿瘤医院没有保存干细胞的条件。保存干细胞也为父亲后续的治疗提供保障。考虑到经济和父亲的实际需求，我选了保存时长为三个月的方案，费用大概六千多元。6月7日早，父亲的“采干”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三四点，他不敢喝水，我为他买的尿壶也没用上。结束后，我搀扶父亲回到病房，让他吃了饭。护士长再次叮嘱父亲：“不要洗澡，不要让水碰到针眼。今天不要站起，以免晕倒。”6月11日下午，我们回了家。父亲在车上连续吃了十几个黄金百香果。他吃得很开心。6月13日，我们包了粽子，父亲帮着捆，像去年一样。6月20日，我和父亲搭乘小车，早早回到肿瘤医院，做了核酸。在父亲排队做核酸的间隙，我认真听着医院大厅里，那台黑色钢琴弹出的和弦。我想：我要是会弹，弹给父亲听多好。父亲检测完核酸后，我们又回到了血液科，他换到了15号床。从那天起，我不再两头跑，开始真正地陪伴他。陪他去吃早餐，在医院附近透风，跟他去买水果，途中遇到他的病友，等他们聊完天……我感觉我如此幸福。
6月21日下午，我向父亲提起下午要去二姐的住处一趟，会晚点回来，父亲答应了。但当六点我准备返程时，二姐突然来电，说：“你现在在哪？你太‘厉害’了！老爸现在都没有吃饭，你要丢下他？！老爸打电话过来说你要丢下他！哎，我快分裂了，我上课也不让我省心……”二姐把我训斥了一顿……二十多分钟后，二姐接到了我，去饭店叫人炒了几个菜，就疾速向医院驶去。大约七点半，我们到达了医院。我疾跑着到父亲的病房，给他烫了筷子，挪好桌椅，然后和父亲吃了饭。待二姐离开后，我问父亲：“你怎么跟二姐说我丢下你？我不是跟你说我晚点回来吗？”父亲没有作答，又对着我笑。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病情的变化让父亲变得敏感、脆弱。
6月22日晚十点，我侧躺在医院的折叠椅上，父亲也静静躺着。我们许久不说话，我以为父亲已经睡着了。廊道里时常传来呼叫铃：咚，28号床呼叫；咚，28号床呼叫；咚，11号床呼叫……“五啊，阿二诊所那有药可以治你的脚。”父亲突然说。我很是诧异，用手撑起身子，看了父亲一眼——他闭着眼。我拨开门帘，跑了出去……次日，我问父亲：“你昨天是不是说梦话了？”父亲回答：“没有。”得到父亲的回答，我很庆幸，是第二种。父亲不知道我得了筋膜炎。那时，他只知道，我有时走一两公里路，站久了都会很疼。后来，在他离开后的一个月，我打了封闭针才好转。
6月23日下午，父亲进行了靶向药物的注射。床尾的二级护理卡也替换成了一级护理卡，护士采血等常规检查的频次也比之前更高。24日、25日父亲已多次向我说，讨厌抽血，但状态整体还算良好。探房时，医生也说：“王晨，目前检查都挺好的。如果七天后，没有问题就可以出院了。那时，王晨你还会上电视嘞！”父亲离出院的时间越来越近。此后的几天，我也常跟父亲说：“如果成功，到时候你还会上电视嘞，记者还会采访你嘞。”他听到了就笑。26日，父亲摸了颈部、腋下和腹股沟的淋巴瘤，然后说：“吊完那针舒服了很多，它们真的小了很多。”说完，又叫我过去摸了摸他的淋巴瘤。我看得出来他很开心。27日下午，我给父亲买了鹅腿、青菜，削了一个桃子。父亲全部吃完，我又削了第二个。晚十点左右，父亲开始出现发烧的症状。医生表示：不用担心，这可能是一个免疫清除的过程。十一点多，父亲的发烧情况未见好转，体温一度飙到了39℃。我再一次找到值班医生，她开了一些退烧药并安排了脑部核磁共振的检查（强度为2.0T）。我推着父亲走向放射室，他颤抖着，看起来很累。在放射室外，我用手摩擦他的掌心、手臂和脚底板。我感觉到父亲的手脚如此冰凉。我一直没有停下，直到放射室的门开了。我把父亲推了进去。放射室里很冷。我问医生：“医生，能把空调关了吗？我父亲很冷。”医生拒绝了我的请求，并向我解释机器不能在常温下运行，这样操作会损坏机器。父亲检查完后，我将他推回了15号床。此时，已是晚上十二点零几分。值班医生又给父亲开了肛塞退烧药，并为他安上了氧气机。每隔半个小时，我就用热水擦拭父亲的身体，每隔十多分钟量一次体温。我害怕失去父亲。他的体温不稳定，直到凌晨四点多，体温降到了36.6℃，我的心才放下了。我感觉有些身心俱疲，在折叠床上眯了一会儿，睡了过去。早上六点十多分，护士过来准备抽血，我被吵醒了。护士呼唤父亲起来，他不再应答。血氧仪也显示父亲的血氧饱和度低于90。护士按响了呼叫铃，李医生、田医生立马赶来进行了急救。我意识到，父亲的情况很严重，随即打了电话给家里人。医生和护士拉上了窗帘，急救了半个多小时后，父亲的血氧恢复了，各项生命体征也都回归正常，但他仍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二姐此时也赶到了医院，我向她告诉了父亲的情况，我们看着父亲，尝试叫起他，但毫无反应。半个小时后，母亲他们从临高赶到了父亲的病房。她看着病床上的父亲，喊着：“七啊，你的心怎么那么毒？七啊，我们一家子都过来了，我们一家子都过来了，别丢下我们啊。”那时，我瞥见父亲眼角流出一些眼泪。十点多，父亲第一次抽搐，并伴随着睁眼不闭的状况，医生又立马进行了抢救。肾上腺素在父亲身上一针接一针地打。十几分钟后，医生建议切气管，以防父亲发生意外。我们同意了。经过抢救，父亲又再一次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李医生也把我和二姐叫到了办公室。她建议我们将父亲送进ICU监护，并准备纸巾、护肤霜、洗脸盆等用品给护士。父亲还是被推了进去。我们在外边等着，干等。我所能做的是，每隔半个小时刷一次父亲最新的检验报告，了解新的学术名词。下午六点二十多分，我收到了父亲的检验报告：
项目：脑脊液常规(急诊）
王晨男56岁
医院：海南省肿瘤医院
申请科室：重症医学科
报告结果
临床诊断：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
颜色[C-YS]
淡黄色
参考值
无色
透明度[C-ZD]
透明
潘氏试验[N-PTS]
3＋
参考值：阴性
从父亲的检验报告来看，脑脊液的颜色很不正常。询问医生后，他们也没有给出很明确的原因。我们的心悬着。晚上七点多，我给李医生发了一条消息：李医生记得帮忙提醒一下，如果我爸睁眼太久可以用眼药水滴一下。李医生回答：没有睁眼，好的。我心里宽慰了许多，又对比了更早的检验数据——父亲的各项指标基本在好转。29日晚，我安静地睡了过去。
30日早，我们早早坐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外等待医生。我蹲坐在廊道边，一位六十多岁的阿姨经过时问道：“吃过早餐了吗？你家里是啥人进了ICU？”我知道她同样在等她父亲从ICU出来。我回答：“是我父亲。”她回答：“哦，那我们不一样。”我起身，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八点二十几分，田医生从ICU的小门出来了。他把我们叫进了急诊室，说：“你父亲凌晨一点多，又抽搐了一次。早上，我们也请到了人民医院专业的神经科医生，她表示你父亲瞳孔已经放大了，脑干反射也消失了。我们该用的药已经都用了。核磁报告也出来了，左右脑边界已不清晰……结合你父亲多次头晕，大概率是肿瘤转移到脑部了。你父亲多好的一个人啊！如果他再抽搐一次，命可能就没了。需要我们做什么，尽管提，包括经济上的。”“如果我们坚持治疗，救活的概率是多少？”我问。“万分之一，术后效果也不好。”田医生回答。听后，我转身跑了出去……
回来后，母亲已经商量要把父亲送回家。我们不想父亲死在这里。告知田医生我们的决定后，医院调配了一辆救护车，田医生安排李医生随行护送，以防父亲在途中发生意外。父亲被安置在车内，母亲陪伴在他身边。我和三姐则坐在驾驶室。我知道，父亲和我们要回家了，我们要回家了……路上，救护车的鸣笛一直鸣响着，我感觉宁静又窒息。我不知道母亲对父亲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下车后我该怎么安慰母亲……一切都安静了，车辆变得缓慢，我们到达了村庄。路过业壮家的小卖部，村民看着我们……车子在小巷前停下，父亲被抬下了车。母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喊道：“七啊，我们到家了，我们到家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那时，我最庆幸的是，我们回来了。父亲，我们把你及时送回来了。
回到家中，六伯和堂哥他们已经将父亲的后事安排妥当。父亲被抬放到草席上，母亲坚持一人为他净身，穿上寿衣、寿鞋。医生还是拔掉了他的呼吸管。我和哥哥跪在父亲的身旁，摸着他的颈动脉，嗒、嗒、嗒、嗒……父亲的脉搏逐渐微弱。
嗒。
我告知母亲，父亲断了气，她把他睁着的眼睛抚平。父亲死了，56岁。
“七啊，你怎么这么狠心丢下我们？！七啊，七啊，你的两个孩子还没结婚，你还没看到他们……七啊，你的心真狠！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办啊？！”母亲接近崩溃。我强忍着泪水，不想让父亲走得不安心。我对母亲说：“不要说了，母亲，父亲没有丢下我们……”
我们把父亲放进了棺材。我和哥哥咬下仵工快削断的木棺上的木屑，放入红包，赤着脚，我们一家子头低低地送走了父亲。
守孝时，母亲也跟我们说起了他的一些事：“有一天，你父亲突然告诉我银行卡的密码，各村欠他犁地的钱的本子放在哪里……你爸在红蚁叮咬那次，脚肿得下不来床，要小便时从床上摔倒在地，他爬着出去……他打电话来告诉我说，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喝农药了。”
按照老家的殡葬习俗：我们在地上睡了七天七夜，七天不洗澡，蹲着吃清淡的食物，不敢坐得比父亲高。第三天晚十二点，母亲端着一碗带猪肉的米饭走在前头，哥哥、我依次紧随，赤着脚，头微低地给父亲送去阴间饭。到了父亲的墓地，新土已经垒得很高。母亲叫我们跪下。我们对父亲说：“爸，我们看你来了……”第七天的凌晨三四点，母亲早早地起床准备“出行”，去迎接父亲吃第一顿早饭。她徒步五六里到龙波墟吃了煎堆、海南粉，又赤脚徒步回来。母亲遵循着地方的传统，表达着一个妻子对丈夫的爱，也带着我们的。母亲回来后，笑道：“我回来时太阳刚升起来，真红！”我知道母亲内心的意思，她带着死去的父亲吃了一顿饱饭，她很开心，她知道看到的这一切，在习俗里预示一切都会变好。
椰糖
她已经入棺了，村民们躲在青墙或树的后边，看着她离开了村庄。在她离开后的一年，我听说，在起棺前她的丈夫偷偷地往她手里塞了一颗椰糖。
她是业立的母亲——村里管她叫fo die（“fo”：临高话，某某之妻；“die”，即她老公在村中的称呼）。她家在我家的西边。在她死后的某一天，我翻了五次族谱，找寻她的名字，依然未果。2025年3月15日，我走向了她家的厨房。那些从前的镜像，在我脑海铺展开来……
“兔崽子，我砸死你！我今天要砸死你！你觉得我fo die好欺负是吗？！”她边喊边跑出厨房，抓起石子，蓄力，侧身，发出长长的“嘿”声，往孩子们的方向砸了回去。
有时，她把握的方向不对，反而砸中了邻居家的房子，邻居因此破口大骂。但他们知道骂业立的母亲无用，控诉她的丈夫无用，后边再看到孩子经过自己的房子时，就将他们赶得远远的。有时，她投掷的力气稍小，却将自家的房子砸出了一个大洞。她的儿子去追那群孩子回来，又骂了她。这两种结果，都让孩子极度兴奋，一次又一次地在她家厨房的背后，用一切“称手之物”砸向她家的屋顶。
起初，孩子砸她家的房子是在傍晚，后边就忽然变得没有时令、定律、节韵。
“龟孙！我看你这次能跑到哪？！我砸死你！”清晨，这样的话语又传到了我的耳边。我知道孩子又砸了她家的房子。“我要去你家，告诉你妈……你家的儿子，都把我家的房子砸出一个大洞了，他赔不赔？！”业立的母亲说，“就懂欺负我吗，我这不还回去？！下次你们再敢砸我家的房子，我就……”她说着说着，又哭了出来。中午，她的丈夫务农回来，制止了那群孩子，扶起她，说：“别哭了，我给你买椰糖去。”听到丈夫要给她买糖时，她的哭声变得愈发激烈，好像找到了某种出口。等她的丈夫买回糖果，她又忽然站起身来，接过糖果，笑着跟着他走进了房子……
最后，大家也返回了各自的房子，找来新瓦、压瓦片，将梯子架在屋檐的一角，爬上屋顶修缮，草草了事。这事在我小学以前，屡见不鲜。
“过来啰，看我不砸死你！今天我就不叫fo die了！”她说，“狗娘养的，有种你近一点！你以为我怕你嘞？等你妈回来，我就去你家告诉你妈，你用石头砸我，看她打不打你啰？！”孩子砸业立的母亲，没有缘由。见她发怒，孩子们更加起劲，一次次用石头砸她；扔完，又回来挑衅她。“哈哈哈，你过来打我啊？”孩子们边说，边上前撅起屁股靠近她。她又激动起来，抓起石子向孩子砸去。有时，她扔出的石头在地上反弹几圈后，没砸中那些孩子，从我腿边擦过；有时她看见自己砸中一个孩子，喊出“啊”的一声，就忽然地乐起来。但孩子们身手敏捷，她常常占不到上风。她吃了很多亏，哭了出来。不知过了多久，她又剥开一颗椰糖，将它含在嘴里，舌头和上颚摩擦出清晰的椰丝。那种甜、灿烂、治愈，进入了她的心里，如一朵石榴花。
她的故事，在附近的几个村子里传开了。村里的母亲也谨言叮嘱自己的孩子：不要靠近她，不要砸她家的房子，不要砸她的身体。往后，孩子们的野和她的疼痛，就不再异质地纠缠、生长，让村庄变得复杂、悲欢不同。她和孩子的“相爱相杀”，也逐渐地从村庄中抽离；瓦片低槽处的石子也在风雨的吹袭下消失。但在疼痛的时候，她还是会像从前一样将糖放在嘴里，将它们含到最小。那时，我萌生了叫她“椰糖”的想法，在我心里，悄悄地。
“椰糖”又这样自然地出现在村庄中：戴着一顶粉色棉帽，穿着透明的胶鞋，时常用树枝抠下鞋底的石子；停下时，双手插在胸部的位置，兜里依旧揣着糖。她又巡视村庄去了。在她眼里，村庄每一天都是新的，就像螺母第一次扭动与第二次扭动的区别，就像水牛在清晨和暮晚咀嚼同一棵青草的区别，就像一个人穿入薄雾中又重新寂静地回来。有一次，她拿着一块钱买的带顶雪糕，停在裔就家的院子前，看别人打牌。她打开盖子，撕开包装纸，伸出舌头，舔了舔盖子；然后，她的手重新举高，头侧向一边，吮吸雪糕的尾部，依次把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上残留的雪糕液舔了个遍，右手又摆正了她的棉帽。事实上，她吃雪糕可以在冬天，戴棉帽也可以在夏天。我认真观察过这个女人，她迥异于成人的内敛、修饰、不确定，她如此直接地表现出她对一件事物的喜欢。她身上的“甜”表达得如此干净、原始和不可解释。
我见到“椰糖”，除了在村里的小卖部，最多是她家的菜园。她蹲下身子，看着自己的丈夫浇灌青菜、卷心菜、生菜、菜花、空心菜、四季豆，只是在旁边笑笑。“不回去煮饭炒菜，给你老公吃吗？”邻居问。她笑笑，说：“不煮，我炒菜不好吃。我在他身边拔拔草就是他的一种福气。”
“椰糖”被村里人羡慕着。偶尔，我也听到村民们讲起她的一些故事。“前几天晚上，我碰到fo die。她的丈夫八九点务农回来，她在小巷边等着，我问她，吃饭了吗？为什么在那儿站那么久？她跟我说，家里没人，要等她的丈夫回来。但她的丈夫回来时，她却破口大骂，说她的老公是老不死的，说他要丢下她。哈，不过她的老公并没有理会她，又去做了饭菜给她吃。”“诶，fo die也是真幸福，她是用八辈子修来的福，嫁到了我们村，嫁给了乃亨。他们是朽木放进了烈火，也能‘燃’！”“另一次，她的老公不在家，她说她怕鬼，叫上自己的小儿子跟她一起睡，小儿子不肯，她因此哭了几个小时。我是听到fo die哭得这么厉害，去问了业立才知道的。”那时，她的小儿子已二十多岁。
又一次见到“椰糖”，是在一辆缓慢行驶的28寸的凤凰单车上。当时，她的老公载着她去多文镇，她坐在自行车的后座，模仿起淑女的坐姿，侧向左侧，搂着她老公的腰；脚踏板发出一些“音乐”，橡胶叶落在他们的前方，他俩的姿影在乡镇公路上拉长、缩小、模糊，又重新在阳光的中心清晰开来。我不自觉地笑笑，笑这个窈窕了一回的女人。我该向他们说些什么呢？说他们的车轮在土地上微微地碾过时，真好看；说他们是两块糖，两块时尚的糖。那时，父亲载着我从他们身边疾驶而过，她的“甜”和浪漫都在路上，我希望他们一直这样。
我发现这个傻女人变得很神秘——我偶然听到过她嫁到我们村的故事。“椰糖”大概三十多岁，通过媒婆的牵线搭桥，嫁到了乃亨家——人人都能摸到他家的屋檐。全部彩礼是一个媒婆红包。这令我想起，村里人常对穷鬼说的一句话：你放的屁，也是吃隔夜的地瓜放出来的。他家最不穷的，应该是灶里蹿出的火苗了吧……在婚礼上，她也吃到了最多的糖，有椭圆的、方形的，有软糖、有硬糖，有椰味的、有话梅的。那些糖，让她安心地留在了这里。她不嫌弃丈夫穷，他便对她更深情；因为四十多岁、父母双亡才娶到她，看谁都像颗蜜枣。她给丈夫生了四个孩子：两个男孩，两个女孩。一个是业立，小学文凭，大我五六岁，跟我同过班，常做出“搞笑”的事，身体如枯木，冬天时手脚皲裂，和她一样整天喊疼；一个是业gong，初中文凭，内向老实，不善沟通交际，常常在割稻谷、抛秧或浇菜。颇为费解的是，我始终未见过他们的女儿；彼时，我曾以为是她丈夫因生活困顿，将她们都“送”给了他人。这种误解，一直持续到2025年的3月15日。
“fo die的老家在博厚，生两女夭折。”母亲告诉我。我听后一时语塞，不知道这个傻女人还经历了什么。
2022年底，“椰糖”的病情更严重了。她不明缘由地哭，丈夫给她买糖果吃也没用。她哭得很厉害，一整天一整天地哭，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哭。“啊……啊……啊……”哭声像锯子一样。有时，忽然就变得没有节奏，让人觉得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不好的东西。家里人，因此去问了“公”，先后做了几次法事。我听到过几次：村里的广播声、法事声和她的哭声杂糅在一起，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法事之后，她竟意外地好了几个月。邻居都有一点不习惯，还问了我母亲：“她是不是去世了？”
2023年夏天，那种哭声又回来了，而且比前一次凄厉。她不分昼夜地哭泣，声音都哑了，却没有一滴眼泪。在这期间，家里人又请人做了法事，都不见好转。广播声、铜铃声、除咒声和哭声，又响在她的家中。偶尔，我们也能听到她放下哭声的间隙，说：“你们都不管我了啊？！啊……啊……啊……狗日的，狗杂种！”我们也渐渐习惯了她的哭声。她的丈夫和儿子也每天在地里忙碌着，不再在她身边安慰她，不再祈祷神让她恢复如初……
“哎，fo die怎么这几天都没哭了，她是不是走了？”裔就的母亲来我家借锄头时，突然问。邻居的话让我感觉“椰糖”今天确实安静得很。
当我下到庙前的公路上，看见许多人在乡亲们经常打牌的地方，站着在商讨着什么……
她确实走了。
出殡前，按照风俗，仵工在两根被削掉的木头上（过鬼节时，挂在门梁上的一种植物）写下不可知的符文和文字；然后，两个儿子按照长幼顺序，用嘴巴咬下两块仵工在棺材上快削断的“解孝之物”（即棺材上快削断的木屑），叼入红包，将它夹在柜中的衣物后，一家人赤着脚，头微低地在她身后尾送而去。想来，这两块隔世之物，也是她留给自己的孩子最后的牵念和佑安了。它能够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在自己的孩子生重病或遇见不好的事时，用来泡水喝，让他们“解孝”、辟邪和康复。
半年多后，小儿子业立有了一个女朋友，比“椰糖”胖、俏丽，但精神和她一样。看见她时，常坐在业立的后座。
2025年7月周末的一天，我再次碰到业立。我调侃起他：“立哥，你是不是把女朋友锁家里了？都不让我们见见了？”“我已经把她‘送’回去了，因为她不让我‘压’她。他妈的，前几个星期我还给了她九千元彩礼……”他回答。
后记：《王氏族谱》凤昌二公德兰支谱（头龙土艳），三十年修族谱一次，二〇〇九年岁次己丑年孟夏四月版规定，女子不能上族谱。
作者简介
王业贵，青年作家，现居海口。已发表作品若干。
*封面图为罗中立油画《故乡组曲-走在水堤上的农夫》（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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