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我和我的父亲陶铸母亲曾志》（陶斯亮著）；百度百科"曾志"词条；人民日报、光明网、财新网相关史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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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夏天，北京某医院的病房里，窗外的蝉鸣声一阵一阵地涌进来，带着这座城市特有的燥热。病房里却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墙上挂钟走动的声音。
床上躺着一位87岁的老人。
她叫曾志。
这一年，她已重病缠身，卧床的时间越来越长，下床走动越来越难。女儿陶斯亮从外地赶回北京，几乎每天都守在床边。母女俩说了很多过去从未开口的话，说得最多的，是已经离开将近三十年的陶铸。
有一天傍晚，夕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曾志望着天花板，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老梦见他，可是在梦里两人总是碰不到一起……"
就是这句话，让陶斯亮在多年后的公开场合，每次提及都无法平静。
这两个人，从1932年冬天在福州以"假扮夫妻"的名义走到一起，历经战火、分离、狱中音讯全无的漫长等待，再到特殊年代里一次次相互扶持，走过三十七年风雨。
陶铸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的陆军医院病逝，就在那一夜，曾志没有被允许赶到他的床边，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这段婚姻，在一个彼此都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的深夜里戛然而止。
而那些被压在心底数十年的往事，那些关于她们究竟是怎么走到一起的真实经过，究竟藏着哪些从未对外人道的细节，直到曾志生命最后的几个月，才断断续续地讲给女儿听。
陶斯亮晚年整理这些细节时，曾多次公开谈到这段历史。那些在外人看来是"革命夫妻"的平常叙事背后，实际上藏着一段远比表面复杂、比一般人想象得更厚重的故事。
那个秘密，曾志藏了几十年，藏过了战争，藏过了漫长的等待，藏过了丧夫之痛，藏到自己快要走的那一刻，才第一次说出口。
【一】她在走到陶铸之前，已经经历了两次婚姻和两次失去
要搞清楚曾志和陶铸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先要把曾志这个人说清楚。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当地的读书人，家境虽不富裕，但算是有些文化底子。
曾志从小就性格爽朗，不像一般女孩子那样柔弱，反倒很有主见，遇事从不退缩。1926年8月，她考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那一期唯一的女学员，同年10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8年4月，曾志随部队进入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走到陶铸身边之前，已经经历了两段婚姻，失去了两个丈夫，把三个亲生儿子先后送出去抚养，没有一次能完整地守着自己的孩子长大。
她的第一段婚姻，发生在1927年。当时她还只有十六七岁，夏明震是湖南郴州人，参加了湘南起义，是组织里的人。
曾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对恋爱毫无准备之际，夏明震和衣躺在了她的床边，可畏的人言使她感到屈辱；后来夏明震跪在她面前说"我是真心爱你的"，她的心一软，就这样形成了第一次婚姻。
这段婚姻的开始带着几分被动，带着几分无奈，带着一个年轻女孩子在那个时代特有的无所适从。
两人婚后没过多久，大革命在国民党的镇压下进入低谷，形势急转直下。
1928年3月22日，夏明震被卷入暴乱，被暴乱分子捅了几十刀，尸身被抛在河滩上，牺牲时年仅21岁。
曾志失去了第一个丈夫，那时候她自己也不过十七岁，刚刚尝了点什么叫夫妻的滋味，就已经尝到了什么叫生离死别。
夏明震牺牲后不到一个月，曾志与蔡协民结婚。蔡协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是跟曾志一起上井冈山的同志。
曾志在回忆录里写道，与蔡协民结婚时，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她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的想法是，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了。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这是她当时真实的心理。不是不懂得失去，而是不允许自己被失去绊住。
这段婚姻持续了几年，两个人并肩在赣南、闽西、漳州、厦门、福州等地工作，更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1932年10月，闽南党内开展了"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蔡协民和曾志都挨了批，蔡协民提出去上海，而曾志要去福州，临别前曾志提出了分手，夫妻关系就此结束。1934年5月，蔡协民被叛徒出卖，在福建牺牲。
这段婚姻的结束，是在一场批斗和一次分道扬镳中完成的，没有眼泪，没有挽留，各自奔向下一个战场。
而在这两段婚姻之间，曾志先后生下了三个儿子，没有一个留在身边。
1928年11月7日，曾志在井冈山生下第一个孩子。迫于战争环境，部队每天行军打仗，带着孩子多有不便，曾志无奈地将未满月的亲骨肉，含泪送给了当地王佐部队警卫连的石副连长，孩子取名石来发。
这个孩子，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曾志多方寻找，才与生母相见，其时已是1951年，石来发已经24岁，多年在井冈山上务农、护林，一辈子扎根在那片山里。
鲜为人知的是，石来发其实是夏明震的遗腹子，是夏家几乎满门牺牲之后留下的唯一血脉。但曾志把这个秘密藏了几十年，从未开口告诉儿子他的亲生父亲是谁。
1931年7月，曾志刚出生60多天的第二个儿子，因为当时急需活动经费，厦门中心市委擅自决定，将孩子换得100块大洋，送给一个有钱人抚养。
这件事在今天看来难以理解，但在那个年代，把一切交给党安排，当然也包括儿子，是那一代共产党人特殊处境下的选择。
1933年5月，曾志奉命到闽东开展游击斗争，再次忍痛将出生才13天的第三个儿子送给一个同志的寡妇婶婶。送走孩子后，她拖着还未恢复的身体，立即投入新的工作。
三个儿子，先后送出，没有一次有机会看着孩子慢慢长大，没有一次说得上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外人看到的，是一个革命者为了革命甘愿牺牲一切的背影。
但是那种每次送走孩子时的感受，她写在了回忆录里，在事隔几十年后，字里行间还能读出那份沉重。
等她走到陶铸面前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一个人：失去了两个丈夫，送走了三个儿子，经历过批斗、审查、身份被怀疑的痛楚，一个人在闽东的深山里打游击，在语言不通的地方一点一点站稳脚跟。她是一个把自己的柔软收得很紧的人，不是不懂得什么叫痛，而是痛已经积得太多，反倒习惯了压着它继续走路。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932年冬天走到了陶铸的身边。
【二】他们的开始，是一段"假戏"
在中共的革命历史上，有"弄假成真"的夫妻，陶铸和曾志就是其中被后人反复提及的一对。
1933年初，根据组织安排和工作需要，22岁的曾志与大她3岁的陶铸，被安排在福州以"假扮夫妻"的名义共同从事地下工作。
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惯例，这种掩护形式并不罕见——组织上安排两个党员同住，对外是一对寻常夫妻，实际上只是为了降低暴露的风险，方便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城市里展开秘密活动。
陶铸，湖南祁阳人，原名陶际华，号剑寒，1908年1月16日出生。他的父亲陶铁铮参加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918年被军阀萧耀南杀害，家庭的变故让陶铸10岁便失学在家，13岁到安徽芜湖木材行当学徒，备受欺凌。
后来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五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9年至1933年，他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在闽南、闽东一带出色地建立了革命武装力量。
就是这个陶铸，性格直率，干劲十足，是有名的"炮筒子"，有话直说，遇到看不惯的事绝不吞下去。他和曾志，两个湖南人，同样出身穷苦，同样从小磨砺，同样在革命队伍里浸淫多年，彼此都是那种不服软、不认命的脾气。
两个人在福州的那段"假扮夫妻"的日子，具体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史料记载不多，但可以想见，地下工作的环境里，两个人不得不在日常起居中维持夫妻的形态，出门要像一对寻常夫妻，回到住处也要维持这个伪装，长期共同生活在紧张的秘密工作环境中，彼此的了解是快速而深入的。
陶铸火热的性格和待人处事的方式，在那段时间里，曾志看得清清楚楚。
但这段"假戏"还没唱多久，变故接踵而来。
1933年3月，陶铸被撤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职务，上调上海另行安排工作。人刚走，20天后，中央就发来通知，说陶铸在上海被捕"叛变"，要求市委机关赶紧疏散。
这条消息像一块石头砸下来，落在曾志心里，砸出了不小的一道裂缝。
那时候，曾志已经把这个人认清楚了。她在事后的回忆录里写道，她深信这位革命新伴侣是铮铮铁汉，他有可能被捕，但绝不会叛变，因为他的革命意志是钢铁铸就的。
但她的这份判断，在当时并不被所有人接受，甚至被组织当作一个麻烦——作为"叛徒"的老婆，是不宜继续留在市委机关的。于是，1933年6月，带着不被党组织信任的痛楚和被"发配"的沉重心情，曾志只身来到陌生的闽东地区，投身武装斗争。
就这样，两个刚刚开始共同生活的人，被迫中断。一别，就是几年。
实际上，真正的被捕发生在1933年5月，陶铸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南京中央监狱。他在狱中领导难友进行绝食斗争，在极端艰难的环境里熬着。他托人捎信出来，说身患重病，被判无期徒刑。这封信辗转到了曾志手里，是她在闽东打游击的时候收到的。
消息到了那里，然后就是漫长的沉默。
五年，杳无音讯。
【三】五年杳无音讯，她在闽东等他
1933年之后的几年，曾志在闽东一带与叶飞等人共同领导游击战争，在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的陌生地方，一点一点打开局面，克服了难以计数的困难，建立了闽东苏区。
但与此同时，关于陶铸的消息，始终没有传来。
在那个通讯极为不畅的年代，"没有消息"往往就意味着最坏的结果。曾志在闽东的那段岁月里，一边处理复杂艰险的地下工作，一边带着那份随时可能听到噩耗的心理撑下去。
她不知道他在南京监狱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不知道他的病有没有更严重，不知道那个在福州跟她并肩工作过几个月的湖南汉子，还活着没有。
这段等待，放在当时的环境里，是完全没有任何保证的等待。革命队伍里，太多人在等待某个人的消息，结果等来的是牺牲的通知。
曾志自己就已经经历过两次这样的结局。这一次，她选择了等，但那是一种没有尽头的等待，等的结果完全无法预知。
1935年春，敌人大举向闽东进攻，苏区形势日益恶化，组织安排曾志离开闽东，到广东白区治病。此后，她又历经一段流离，直到1937年底，才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重新找到了党的组织。
1937年9月，在武汉，曾志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她居然见到了阔别多年的陶铸。
陶铸是1937年12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那时候的他，在南京中央监狱里熬了将近五年，身体早已被磨损，出狱时病得不轻，但人活着回来了。
两个人重逢，一个在南京监狱里度过了五年，一个在闽东的山沟里打了几年游击，各自经历了不同的磨难，却又在武汉的某处碰上了。
那次重逢，是短暂的。两人短暂相见后，局势不允许他们停留在同一处，陶铸前往鄂中大洪山开辟游击区，曾志则奔赴荆门开展新的工作。又是分别，又是各自踏上不同的路。
从1932年底在福州相识，到1937年底重逢于武汉，中间相隔了整整五年。
这五年里，他们没有通信，没有确切消息，各自在不同的战场上熬着。等到再次见到彼此，两个人都已经不是五年前那个模样了。
但两个人之间那根线，断而未断。
1940年5月，曾志和陶铸终于幸福地相聚在延河水边。宝塔山下的一座窑洞里，他们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在那里，他们有了爱女陶斯亮。这个孩子，才是曾志头一个留在身边、亲手养大的孩子。
从1932年的福州，到1940年的延安，前后八年，聚少离多，各奔战场，这段关系才算真正稳定下来。
【四】延安那段岁月，才是他们真正在一起的开始
1941年，陶斯亮在延安出生。
陶铸给女儿取名"斯亮"，取意"这里最光明"，是他对延安这块革命根据地的一份深厚感情的寄托。这个名字，是陶铸亲自想的，也代表着他对这段新生活的态度。
在延安的那几年，是这对夫妻婚后少有的能够相对完整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光。窑洞简陋，生活艰苦，物资匮乏，但一家三口人都在，这对于曾志和陶铸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得到的东西。
在过去那些年里，他们太长时间各奔东西，太多次聚了就散，短暂相见后又各自离开。延安的岁月，算是给了他们一段真正共同生活的机会。
陶铸这个人，在工作上是出了名的炮筒子，脾气急，有话就说，从不藏着掖着，和别人起冲突了绝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要争个明白。
但他回到家里，对待妻子和女儿，是另一副面孔——温柔、耐心，处处让着，什么都放下，只管让家里人舒舒服服。
陶斯亮后来回忆，父亲对她的关照和疼爱是直白的，把牵挂和温柔都写在脸上，反倒是母亲曾志，永远一本正经，连夜里12点发现陶斯亮衣服没洗，也要把她叫起来洗了再去睡。
曾志就是这样一个人，把革命者和战士的身份始终放在第一位，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排在后面。这一点，她自己也承认过。她在回忆录里写道，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同时，她也坦承，内心一直有一种内疚感——与陶铸离多聚少，即使相聚，也是匆匆一见，一直无法呆在一起过日子，作为妻子，她觉得自己亏欠了他。
这份内疚，跟了曾志很多年，一直到陶铸去世后，还是没有散去。
1945年，陶斯亮刚4岁，根据党的需要，陶铸和曾志将被派往东北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斗争。这时候曾志患了阑尾炎，需要手术。
就在手术开始之前，她向医生提出，要同时做绝育手术。考虑到敌后斗争的残酷，她不想再生孩子，不想再把孩子送走，这是她自己做的决定。组织征求陶铸的意见，陶铸用白纸黑字回答："尊重曾志同志意见，同意。"
术后不久，两人奉命奔赴东北。临行前，曾志把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给了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老兵杨顺卿照看，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
说这话的时候，陶斯亮才4岁，不知道父母这一走意味着什么。但曾志知道。她知道东北的仗不好打，知道敌后工作随时可能牺牲，她把这个孩子留下来，是在做一种最坏的打算。
母女分别，又是不知道能不能再见的那种分别。
这是曾志在这段婚姻里一直在经历的事——不断地分别，不断地把最珍贵的东西留下，然后转身离开。
【五】建国后：各守一方，离多聚少
解放后，陶铸和曾志先后在广东工作，但两个人依旧是各管各的，并不是总能在一起。
陶铸在广东主政多年，从1953年起任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1960年又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主持华南、中南地区的工作多年，是那个时期南方举足轻重的地方负责人。他性格刚直，对工作的要求严苛，对自己更严，工作起来不知道休息，经常一干就是深夜。
曾志则在广州担任了一段时间与电力、工业相关的工作，后来担任广州市委书记。她的风格和陶铸一样，是那种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的人，不把妻子这个角色当回事，不跟着陶铸出席公务场合，坚持走自己的路。
有人这样评价她：这是一个走在陶铸前面的人，而不是一个活在陶铸阴影下的人。这句话，放在当时是准确的。
但两个人之间，并不是没有摩擦。曾志不能容忍陶铸身上的"大男子主义"，陶铸性格强硬，说话直接，有时候在家里的态度并不比在工作上温和。
两个人都是那种绝不肯轻易认输的脾气，一旦有分歧，谁也不会主动退让，争吵是有的，意见相左也是有的。
陶斯亮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父亲和母亲在家里经常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辩论，甚至争吵。陶铸在工作中霸道，但在家里对妻子和女儿又极度温柔，这两面同时存在于他身上，让人有时候难以协调。
而曾志在家里的形象，是永远一本正经、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那种人，对女儿的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从来不把感情放在嘴边，从来不说那种软乎乎的话。
曾志晚年时，曾冲着电视机问陶斯亮："亮亮，他们怎么动不动就说'我爱你'，怎么张得开口噢！"这句话，是她那一代人的真实写照——感情是有的，就是不说，甚至觉得说出口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
这段婚姻里，两个人把绝大多数时间给了工作，给了各自的战场，给了那个他们都深信不疑的事业。
相聚的时间，是夹在一件一件工作中间的，短暂的，片段式的。
陶斯亮小时候长期跟父亲更亲，因为父亲对她的陪伴更多，母亲总是在工作，周末才回家一天。那个家，更多时候是父亲和女儿两个人维系的。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66年。
1966年5月，陶铸被召往北京，担任新的职务。曾志那时候因病请假，到北京疗养。
一开始，陶铸从广州飞北京的那天，专程去机场接曾志，这是他们结婚三十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曾志在回忆录里专门写到了这件事，因为太少见了，所以记得清楚。
但这个平静很快就结束了。
1966年下半年，风暴骤起，局势急剧变化。到了同年12月底，陶铸从会议上回来，面色阴沉，落座后对曾志说："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有人批判我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很严重。"
那一天终于来了。曾志在回忆录里写，她反倒显得平静，只是开口问了几句经过。
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失去自由，被软禁在中南海。批斗接连不断，"打倒陶铸"的口号在北京的大街上随处可见。
曾志也被拉去一起挨斗，每次亲眼看着丈夫被人按住头、反剪双手，挨拳打脚踢，她把嘴唇咬出了血，一滴眼泪没有在人前落下。
1968年8月，在天安门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陶铸、曾志都在被批斗之列。斗陶铸那一场，有300多人参与，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陶铸额头上被打出几个鸡蛋大的肿包。
回到家后，女儿陶斯亮端着盆热水过来想让父母泡泡脚，发现了父亲额头上的血肿，扑过去想给揉揉，陶铸一把推开她，脸色惨白，却高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
就是在这段日子里，那个以前不能容忍陶铸"大男子主义"、动不动就跟他争论的曾志，在一次陶铸挨斗回来后，走过去，低声说了一句话："我……以后……再不和你争论了。"
那是很多年来，她第一次主动放下自己的倔强。
无休止的批斗，让陶铸的身体受到极大摧残。1969年初，陶铸被查出患了胰腺癌。
1969年9月，曾志被通知，因中苏关系紧张，组织决定将陶铸疏散到安徽合肥，明天就走。
当时原本只给了一天准备时间，曾志苦苦哀求，说陶铸病得很重，一天太仓促，上面才最终同意给三天。
就这三天，是他们最后在一起的三天。
曾志在回忆录里写了那三天的细节。
她强压悲痛，为陶铸收拾行装，还特意为陶铸烧了一盆热水，把他扶进澡盆，仔仔细细地帮他洗了个澡，"我望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灰暗的面容，心中无限的凄凉。"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所以洗得格外仔细，格外慢，好像这样就能多拖延一点时间。
那三天里，陶铸从身边拿出一张纸片，是他用钢笔写下的一首诗，递给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曾志捧着这张纸，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卷起来，一针一线缝进棉衣的内衬里，贴身带着。
陶铸又把曾志、陶斯亮和外孙小亮的照片用纸包好，放进内衣口袋，对曾志说："照片放在我身边，就好像你们时刻都在我身边。我活着就有希望。"
分别的时候，曾志对陶铸说了一句话："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我对不起你。"陶铸拉过她的手，说："不，我非常留恋过去的生活。"
就是这两句话，是他们最后在一起时说的最后几句真心话。
曾志被告知，如果她跟着陶铸一起去合肥，须与外界断绝所有联系，包括与女儿陶斯亮的来往。陶铸反复考虑后，告诉曾志："你千万不要去陪我，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你要争取和亮亮在一起，你们能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曾志含泪点头，答应了。
1969年10月15日，陶铸被送往合肥，曾志留在北京。
1969年11月30日夜晚，陶铸在合肥陆军医院病逝，年仅61岁。他去世的那一夜，身边没有任何亲人。后来陶斯亮了解到，父亲去世后被当作烈性传染病，半夜三更就被火化了，陶铸的名字被假名字"黄河"替代，"家属的名字写的是斯亮，连陶字都没有，被丢在殡仪馆的角落里。"
就是这样，陶铸走了。消息传来，曾志静静地听完，一滴泪没有落下。
此后整整九年，曾志和陶斯亮甚至不知道陶铸的骨灰放在何处，不知道他究竟被葬在哪里，连去祭奠都不知道该去哪里。
直到1978年12月，陶斯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引起全国轰动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文章见报的第二天，安徽省委的同志看到文章后，才发来电报，告知陶铸的骨灰一直存放在合肥殡仪馆。
中央随即派专机送陶斯亮母女去合肥接回骨灰。那天，陶斯亮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哭得十分伤心，而曾志，一直很平静。
这段婚姻，从1932年的福州，到1969年的合肥，以一个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的夜晚结束。
然而，所有人都以为他们的故事到这里已经翻完了最后一页。谁都没有想到，二十九年后，一个垂垂老矣的女人躺在北京的病床上，把一个埋藏了几十年的秘密，第一次说出了口——而那个秘密，正是关于她和陶铸，究竟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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