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哲学的思、言、行|伦理|哲学家|康德|马克思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言：“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作为“爱智”之哲学，欲达智慧之鹄的，爱智者可循德氏“智慧果实”之昭示展开追求：深入地思，谨慎地言，切己地行。

原文：《哲学的思、言、行》

作者 |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郭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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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玄秘与逻辑

“思”可谓哲学之根基，离开“思”，哲学将荡然无存。西方哲学重“思”，尤重思辨。自苏格拉底提出“审慎地反思生活”以降，直至康德、黑格尔乃至马克思“反思”整个世界，皆贯穿浓厚的思辨精神。东方哲学何尝不是如此？印度佛教中的法相唯识派思维缜密、逻辑严谨，堪称东方系统的思辨哲学。而在我国，先秦儒家之孟荀、道家之老庄、墨家之墨子、名家之惠施与公孙龙等皆留下思辨之华章；孔子十分重视“思”的作用，其“学思之辩”（“学而不思则罔”）以及“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之“九思”，即是明证。当然，东西哲学“思”之方向与侧重点不同：西方哲学重自然、知识与个体，东方哲学重生命、伦理与整体。

哲学之“思”不同于科学之思。科学之思通过追问自然现象“是什么”以成就知识；哲学之思较自然科学更进一步，它追求知识的“何以是”，从而为科学奠基。除此之外，哲学还反思人之生活的“应然”与人类品位之“共通”，进而为伦理、美学奠基。因知识的“何以是”、伦理之“应然”及人类品位之共通，皆隐于现象之后，故哲学之“思”更抽象、艰深，此谓“形上之思”。哲学家被称为“玄思的动物”，可谓实至名归。

“思”之发生乃一隐性之过程，它讲究理路的自洽与圆融。由是，在持续、艰深的反复之“思”中，逐渐生发出逻辑这一严谨、缜密的思维武器，科学事业（包括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无不建基其上。诚然，逻辑于东西方有不同表现：东方逻辑强调质（内容）之运用，如用于预防疾病的“五运六气”、预测命运的“纳甲筮法”乃至印度用于论辩的因明学，堪称东方的内容逻辑。因其有特定内容或特定对象（因明），故难以普遍化；西方逻辑重视量（形式）之探索，它是纯形式的，故具普遍性，且形成系统的逻辑学。

就发生学维度言，逻辑无疑源于深沉之“思”。“思”引发并开启了逻辑之门；离开思，绝无逻辑之呈现。“思”及其所引发出来的隐秘之“逻辑”，已然构成哲学之基质，自不容疑。罗素甚至认为哲学的本质就是逻辑。

言：启蒙与“张力”

哲学家有所思，则必有所“言”。即便主张“道不可言”的老子，也留下了五千字的《道德经》。“言”包括隐性之言与显性之言。一方面，哲学家首先要“思”，思借语言而成，很难想象有离开语言之思，故无形之思亦可被称为“言”，属于个体的隐性之言；另一方面，思想形成后，须经语言合乎逻辑地“说”出，方得以传播并获得发展、提升之契机，此为显性之“言”。显性之言，不但彰显爱智者的思辨力（逻辑），亦负有思想启蒙与传承之效能。

然而，两种“言”亦各有其限。“隐秘之言”的困惑在于：其一，隐秘之言的“用语”能否私人化？即私人语言可否存在？其二，隐秘之言能否完全以“显性语言”表达出来？此触及“言意之辩”“能所之用”“显微之别”诸问题。至于说出来的“显性之言”，亦存在诸多困惑：如“本文”原义与读者理解之异（诠释学）、语句陈述层面存在“事实与意义”之争（语义学与语用学）、“命题与原始语句、原始记录”的“真值”之辩（分析哲学）、表达的“技巧、风格与策略”之择等，皆值得深思。可见，在“说”与“被说”之间存在不小的张力。

面对“言”之困惑，古今善“说”诸大哲各显神通，通过种种“善巧”（如格言、譬喻、对话、论证等）谨慎且明智地“说”了许多（包括“不说之说”），此皆是人类宝贵精神财富。

“言”为爱智者提供了追求智慧的可行途径，但它并非智慧本身；智慧终究要在具体的行为中，在具身的实践中，在主客交互的行动中“实现”出来。换言之，“言”与智慧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行”：切己体验

智慧须在行动中证成。“行”的含义丰富，既含“意志”义（佛学“色受想行识”之“行”可理解为意志），又含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义。意志之行，指终生沉浸于哲思中的哲学家，他们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思想的世界，“思”乃践其“行”（意志），斯宾诺莎、康德、维特根斯坦等大哲可谓“以思践行”的典范。实践之行，指哲学家将其理念付诸行动，谓之知行合一。东方哲学堪为实践哲学之模板：儒家之成圣、道家之成仙、释家之成佛，皆以“具身化”的心性修持（实践）为要。意志之行，固令人尊崇，概终其一生悠游于抽象哲思之中，殊非易事；实践之行，更令人敬仰，概世人以言践行者少，空谈玄理者多，故夫子有“讷于言而敏于行”之教诲，朱子有“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之感喟！

东方有机整体哲学孕育出的“知行合一”，堪为哲学之极高理境。相比之下，西方哲学整体上长于系统建构，行动上未免阙如，对此“二分”之哲学，王国维曾发出“可信不可爱”之慨叹。不过，随着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扭转”，西方哲学亦逐渐从思辨哲学转向实践哲学。譬如，流行于西方的现象学派、存在主义学派乃至语言学派（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皆提出了“生活世界”“实践哲学”“生活哲学”等理念。法国当代哲学家P·哈道特明确指出：“在古希腊，哲学首先是一种活动，而不是静态的知识；是对智慧的爱，而不是智慧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在学院被教授的学问；是提升精神的一个方法，它意味着个体存在方式的根本改变和转换。”这表明：哲学家只有投身于“以理念塑造自我的切身活动”中，其追求的智慧方得以显现；只有在直面世界的实践中，哲学家才能校正理论，提升思维品质，并借此影响甚至改变周遭世界。

人工智能的崛起虽对哲学的传统领地造成猛烈冲击，但这并非意味着哲学不重要；恰恰相反，人类尤需哲学：实证科学固能满足物质、能量甚至知识信息等生存之需，却无法安顿精神生命，无法满足人类形上超拔之需求。人天生乃形而上的动物，形上之满足须经过“思”之探索（合乎逻辑地）、个性之表达（言），尤其须经过“切己”之体验（行），其存在的价值、意义乃至韵味（美）方得以被揭示，其追求的智慧方能结出硕果。

哲学体系建构固为哲学家之职分，但直面生活、直面世界，思考生活、思考世界，体验生命、体验世界，是每个“在者”之宿命。哲学绝非哲学家之专利，它属于每一个认真对待生活、体验生命的“在者”。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