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君雷：边疆考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研究中的意义
2026年7月8日下午，中山大学郑君雷教授应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邀请，在王城校区第二教学楼103室做题为“边疆考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研究中的意义”的讲座。讲座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陈洪波教授主持，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及靖江王陵文物管理处等单位的百余名师生、同行参加。
01
前言
郑君雷教授开篇即阐明了选题的两重动因：一是响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二是基于边疆考古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在学理上的深度融通。
他指出，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及次年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虽常被归入民族学著作，实则是一部民族学、考古学、民族史多学科融合的集大成之作。书中专设“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多元一体说的考古学依据”等章节，足见其对考古材料的重视。费老自谦仅提出整体观点而非具体经过，他认为，随着边疆考古成果极大丰富，从边疆考古视角系统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条件已经成熟。
边疆考古之所以能在这一议题上做出独特贡献，主要基于五个学理融通点：第一，费老所描述的中华民族聚居格局（高原、山地、草场）与边疆考古的地域范围高度重合；第二，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阶段（从共识中国到理想中国再到现实中国）与边疆考古的断代研究具有匹配性；第三，费老的“六大板块、三大走廊”与苏秉琦先生的“六大区系”、徐苹芳先生的历史考古分区在整体关照具体空间板块的思路上学理相通；第四，经济文化类型、环境考古、生业模式等研究方法彼此交叉；第五，北方游牧起源、新疆青铜文化多样性、百越融入中华一体、南岛语族迁徙等边疆考古课题，直接深化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内涵。
郑君雷教授特别强调文化地带概念的枢纽意义：文化地带跨越若干考古学文化区，是居民适应相似生态环境而形成的共性文化因素分布带，兼具过渡性、长条形、文化斑块和文化廊道等多重特征。北方长城地带、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佟柱臣提出的阴山—秦岭—南岭三条新石器文化接触地带，均与费老的民族走廊有重合，为边疆考古与民族学研究的对话提供了概念桥梁。
郑君雷归纳了边疆考古在该议题上能够做出独特贡献的五个学理交汇点，并着重介绍了“文化地带”概念的枢纽意义，同时选取阴山和南岭两个代表性区域展开论述。
02 案例一：阴山及北方长城地带
郑君雷教授从地理界标意义入手，指出阴山是200毫米等降水量线、季风与非季风区、外流与内流区以及灌溉农业与草原牧业的多重分界线，南麓的河套地区因此成为文化接触与民族交融的重要地带。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距今约8000年的裕民文化分布于阴山东段北麓，石器以打制为主，陶器为尖圜底器，与外贝加尔地区存在文化交流，反映出森林—草原过渡带以采集狩猎为主、兼有原始种植的经济形态——这正是边疆地区“三个起源不同步”（陶器、农业、磨制石器非同时出现）的典型案例。此后，后岗一期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居民先后北上，在岱海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形成庙子沟类型、海生不浪类型等遗存，展示了中原农业居民在大暖期（距今7200—6000年）北上的图景。龙山时代的老虎山文化（距今4500—3900年）出现石城聚落群和三袋足斝式鬲，鬲由此成为中华史前陶器的代表性器物，并向南广泛传播。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朱开沟文化（乙类遗存）出有环首刀、短剑等北方系青铜器，是李家崖文化（有学者认为是鬼方或白狄）的重要源头；西岔文化出有管銎战斧等北方系青铜器，有学者推测与商代甲骨卜辞中的土方有关。至西周晚期春秋中期，西麻青墓地为代表的狄人遗存已成为周文化的地方变体，反映了“半是华夏半戎狄”的过渡状态。
郑君雷教授强调，据林沄先生研究，战国中期以前，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人骨均为东亚蒙古人种，司马迁将匈奴直接溯源至以往的戎狄，在考古学上无法成立。真正的北亚蒙古人种游牧人群约在战国早期至中期突然出现在这一区域，其证据包括：人种特征的突变、殉牲由猪狗变为马牛羊、出现骑马用的马衔马镳、以鹤嘴锄和斯基泰式短剑为代表的北方系青铜器组合，以及文献中“胡”“匈奴”等新称谓的集中出现和秦、赵、燕三国同时修筑长城的军事应对。这一认识充分体现了考古学在重构民族形成史上的不可替代性。
秦汉时期，秦始皇“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汉武帝大规模“募民徙朔方”“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地”，使阴山南麓成为“新秦中”。大量中原移民使该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与中原高度相似。同时，西汉设属国安置匈奴降众，东汉南单于、乌桓、拓跋鲜卑相继入居，形成中原移民与游牧族群杂居共处的局面。
苏秉琦先生将这一区域定位为“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自关中经渭河、汾河北上，至河套地区和辽西形成的“Y”字形地带，是华夏先民北上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通道。
郑君雷教授从三重机制阐释了这一区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其一，地理界标与多重界线的交织与发酵——阴山同时是地理、农耕/游牧、族群、文化、“华夏边缘”等多重界限的叠合带，北周李贤墓志“南越阴山”和乞伏鲜卑“自漠北南出大阴山”的历史记忆均印证了阴山作为族群发展分水岭的象征意义。其二，矛盾统一体的缓冲与酿化功能—翦伯赞指出阴山南麓沃野既是游牧民族的“苑囿”和进入中原的“跳板”，也是汉族必须死守的防线；拉铁摩尔将长城沿线视为“贮积区”；凉城毛庆沟墓地中游牧人群（东西向墓葬，殉牲，草原文化器物）与中原北上居民（南北向墓葬，葬具，中原式带钩）同处一处墓地却葬俗迥异，生动体现了农牧交融的“融炉”效应。南匈奴墓葬难以识别，恰恰说明融合之深。其三，幅凑与放射兼具的文化势能—老虎山文化的石城形态和鬲向南传播，朱开沟文化因素向南影响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向东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北远及外贝加尔地区，拓跋鲜卑自盛乐而平城而洛阳的三级跳，均体现了这一区域的文化辐射力。
03 案例二：南岭及南方珠江地带
南岭是佟柱臣所列三条新石器文化接触地带之一，是长江流域诸文化与珠江流域诸文化的接触地带。刘志伟先生认为经由南岭的南北交通是连接环南中国海地区与中国大陆两个世界性区域的枢纽。苏秉琦先生则称岭南为“真正的南方”—陆地与海洋各占一半，代表着中国大陆与印度次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关系。珠江在中华文明史上堪与黄河、长江比肩，富于舟楫航运和农耕灌溉之利，是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天然廊道。
岭南古代居民形成了树皮布制作、铜鼓制造、干栏式房屋等文化特性，这些文化基质在秦汉以来的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中持续发挥作用。
郑君雷教授将南方珠江地带与北方长城地带进行系统性对照：北方是农耕与游牧的交汇，南方是农耕与海洋的交汇；北方是华夏与诸胡（北亚蒙古人种）的融合，南方是华夏与百越（南亚蒙古人种）的融合；北方经济形态为“宜农宜牧、时农时牧”，南方为“农耕与渔猎采集的交错或并重”。两个地带均是中国历史上稳定的行政边疆，以北过蒙古高原往往实行羁縻统治，以南过越南则时有反复。两个地带的东西两端也呈现对称格局——北方长城地带东连东北、西接新疆；南方珠江地带东接福建、西连云贵高原。
郑君雷教授对“陆梁地”提出了见解。《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传统解释多从百越民风强悍或南岭山梁高耸着眼。从《齐民要术》“十日一放，令其陆梁舒展”的记载切入，郑教授指出“陆梁”本义为马匹放养奔跑，与“圈养”“羁縻”相对。以此理解，“陆梁地”的本义即“不羁之地”“动荡之地”，引申为“化外之地”“荒远之地”，是秦人对岭南带有文化价值评判意味的称谓。西汉以后，随着越人逐渐被视为华夏的一部分，“化外为内”改造初成，“陆梁地”的称谓便不再使用。
南越国九十余年的统治在这一改造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方面推行郡县制度、官制等汉制，另一方面赵佗又“自治”“自尊”，尊重越人习俗，犹如对岭南进行了“次生林”式的文化改造—保留了“越人”的称谓，但文化实质已发生深刻变化。
秦汉以后，虽推行郡县体制，但僻远地区仍有大量未纳入编户的人群。六朝隋唐时期的俚人与骆越、西瓯有关，主要分布在粤西—桂南和海南岛。广东信宜、遂溪等地俚人遗存的文化特征包括村落围沟、干栏建筑、铜鼓、内耳陶器、袋形窖穴、瓮棺葬等；广西灵山砧板岭发现唐代俚人环壕聚落址。越州故城（钦州浦北）始建于南朝刘宋，废于隋，延续约140年，是俚人地区的重要城址。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唐代器物中可见与俚人类似的内耳罐，有学者推测俚人当时可能已到海外充当水手。
南岭走廊作为费孝通提出的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生活着壮、瑶、苗、布依、侗、水、仫佬、毛南、畲等民族，与汉族相互影响。沿海居民通过“牵星过洋”的海洋生计和商贸活动，将中华文明因子传布海外，形成“山海呼应”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格局。
04
总结
郑君雷教授对中国历史边疆提出了“四重轮廓”的结构性认识：最内一圈为战国时华夏控制区域，第二圈为秦汉本土（郡县体制区），第三圈为设土司、蒙旗、伯克等特殊管理体制的区域，最外圈为藩属体制区。这四个层次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过程，体现了边疆从“化外”到“化内”的渐进整合。
讲座以翦伯赞先生的两首诗词作结——1961年《登大青山访赵长城遗址》的“骑射胡服捍北疆，英雄无愧武灵王”咏北方长城地带，1963年《游灵渠》的“灵渠胜似银河水，流入人间灌稻粱”咏南方珠江地带，恰好呼应了南北两个边疆地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交相辉映的历史作用。
05
互动
在互动环节，与会者踊跃提问、积极互动，郑君雷教授就交界地带考古材料的类型学梳理、南越国官制的本地化特征、岭南不同区域社会进程的差异等问题，与在场师生、文博同行作了交流。随后，陈洪波教授代表参会人员，对郑君雷教授带来的精彩讲座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与概括。最终，本次讲座在与会人员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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