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金性尧诞辰110周年，也是他老人家驾鹤远行，巍巍乎19周年矣。
岁月荏苒，十九年来，在社会各方的支持助力下，我先后整理出版了父亲的纪念集、全集、回忆集、专题文史随笔集，以及《唐诗三百首新注》增收辑评本和今译本等；还配合故乡浙江舟山建成有金性尧纪念馆；父亲辞世纪念日来临之际，“家祭无忘告乃翁”，父亲的在天之灵，您也一定有所感并欣慰无比吧！
父亲是学者兼作家型编辑。他一生从事的编辑工作有两大巅峰：一是在青年时代以主持编辑《鲁迅风》《萧萧》《文史》为代表的时期；二是中年时代在古典文学出版社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下简称中华上编）任编辑时期。
前段时间，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同仁撰写的文章中，先后提到父亲在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上编任编辑期间所撰写的审稿意见及与作者的往来通信等，颇为感慨。本文选该时期父亲担任复审编辑的三本书稿为例，略记父亲那段浓墨写就的古籍编辑生涯，也为纪念父亲诞辰110周年及辞世19周年，并诚挚感谢社会各方的支持助力。
金性尧（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中国文学发展史》
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1962年修订本，是中华上编出版，也是父亲担任复审编辑的。该书被学界视为“文学史研究领域内具有系统性、成就最为突出一部文学史样本，确定了中国文学史著作的 基本样式”。1983年，教育部将《中国文学发展史》1962年修订本列为全国高等学院文科教材。
父亲去世以后，为整理父亲的遗著，我从上海古籍出版社书稿档案查得父亲所撰写的一系列审稿意见，其中《刘著》修改情况》有两份，第一份作于1962年4月2日，修改情况具体缕述为27条；第二份作于1962年4月4日，标题改为《刘著》上册修改情况》，改以行文分段缕述，显然是经过了斟酌整理，更为精要畅达，开首即道：
本书旧版（一九五七年版）原分上中下三册，修改后分为上下两册，篇幅并无减少。上册内容，包括自殷商卜辞至南唐词止。现上册已于三月下旬发稿。下册估计可于六、七月间修改完毕。
关于本书的修改幅度，约占百分之五十，总的方面有这样几点： （一） 增加了作品产生的社会环境与作家阶级或阶层的叙述、分析，旧版中未谈及的则加以补充，这一点在修改中颇为突出。（二） 文字力求平实朴素。旧版中过于夸张、浮艳与陈旧的辞语和提法，有较大的删改。旧版中对抒情写景的作品（特别是描写两性关系部分）有所渲染铺张的删改尤多。旧版中引用的若干前人的议论，其穿凿附会或显然是陈腐的也加以删略。（三） 对引用的资料重加核实，力求第一手资料，使知识性更加稳定。同时，又酌补了一些新资料。（四） 在章节安排上，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使系统更加分明，主线更加突出。
虽然经过这样的修改，但就上册全貌看来，其论点、资料与文风，基本上还是保持了原著的特色。
末尾道：
关于文字的修改及删节部分，主要是一些浮夸、累赘与陈旧的词句，以及一些不健康的描写。如形容《诗经》中的“情歌小曲”：“跳动着活跃的青春”、“情感是那么健康，生命是那么活跃”。又如旧版中以欣赏的态度来称赞庄子说：“文字到了他的手里，成了活动的玩具，颠来倒去，离奇曲折，创造了一种特有的文体”。又如论司马相如的《美人赋》，旧版中在引述一段原文之后，并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色情文学。描写细密，态度大胆。……一直写到她那弱骨丰肌柔滑如脂的肉体美。”又如举李煜与小周后的关系后，有一段“同后主享受幽会之乐”的描写。这些，旧版中在描写时，流露出作者个人的兴趣，现在的修订稿中都已删去。其次，有些较陈旧的评语，如“周济评温（庭筠）词为严妆的美女”“一个是浓艳富贵（指温词），一个是清丽秀雅（指韦庄词）”、“正如王国维说他（李璟）的“菡萏香销，金风愁起”二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以及引前人旧说称李贺为“鬼才”等，也都已删去。又如旧版论杜诗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已删去。
总之，从上册修订稿来看，作者曾作了全面的修改，每章每节都有详略不同的增删，有的则加以重写。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在作为倾向性的问题上、在取材与评价的重心方面，和旧版已有所不同。可以看到，作者在这些方面作了较大的努力。但在加强阶级分析和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同时，有些地方也就有了一般化、简单化的缺点；在艺术分析方面，用词颇多重复雷同之处，因而也有流于定型化的地方。
从上可见最突出的一点，即“关于本书的修改幅度，约占百分之五十”，这是令人惊叹的，也是那个年代作为编辑的职责、担当、贡献吧，当然，也可以说是父亲为此书所作的努力与奉献！
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修改情况
另附几个史实：
父亲去世前一年的2006年7月5日，上海市出版协会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上海图书馆曾召开过为资深出版人颁放铭牌座谈会议，父亲也是接受铭牌的五位老出版人之一，他当时因年老体衰没有亲到会场而由我代为出席。会上，复旦大学著名教授章培恒在发言时特别提到了父亲。他说，当年金性尧先生担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复审编辑时，工作一丝不苟，有的地方几乎是整段整节地补充和改写。他还表示，父亲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无私奉献的学术精神，至今仍是青年编辑们学习的榜样。
又据母亲武桂芳1957年所担任班主任的学生袁关林，在回忆文章《文以载道·一页页沉沉的日历纸》中写道：“记得前后大约有五六个星期日的时间，总有一位稍瘦的老先生，不论天晴还是下雨，手中总拿着一把伞，在金先生的桌边坐下两人便讨论起各种问题来。每逢这时，武老师便把孩子们赶到二楼，生怕打扰他们。武老师在一边轻轻地告诉我说，这就是复旦大学著名的教授刘大杰先生。我当时非常惊讶，想不到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竟这样朴素。金先生要我帮他整理修改后的书稿，我就在旁边另一张小桌子上整理并重编页码，一边听他们谈论各种问题。有些书稿上修改后的红笔字迹密密麻麻，有的实在写不下了，便干脆在旁边黏上一张纸，上边也全是红笔增改的字迹。”
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1962年修订版的“重版前记”里写道：“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金性尧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在多方面给了我许多具体的帮助，我在这里向他深表谢意。”
今天来看那个年代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作者在星期日来到编辑家中一起讨论修改书稿，那种相互切磋、相互融合的情景，令人十分动容，六十多年之后，我也依然为父亲的敬业和奉献精神所自豪。
当然，从上述父亲所撰的《刘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修改情况》也可明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对于知识界和出版界的影响之大，如过于强调“加强阶级分析和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父亲自己也提到“有些地方也就有了一般化、简单化的缺点”；甚至有些今天看来是颇具文采个性的词句，也被认为是“不健康的描写”而被删改，令人扼腕。但也正是这份“修改情况”，留下了那段历史时期图书出版的缩影，也见证了当年的学者和编辑是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艰难地生存与坚守的。
尽管这样，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仍认为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1962年修订本，“它是本世纪最具才华和文采，最客观冷静、体系完整而又具有浓厚个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之一”，骆玉明教授也认为：此书不仅影响了后来多种同类型著作的撰写，其自身也一直在高校教学及普通读者中持续流行，至今还没有一种文学史能够超过它。
《金明馆丛稿初编》
《金明馆丛稿初编》是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文史论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初版。近年来，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在学界享有极高声誉，他所秉承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治学精神于海内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当年《金明馆丛稿初编》的出版则经历了一个坎坷的过程。
1958年4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重版了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同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请陈先生将有关古典文学的论著编集交由中华上编出版，承蒙陈先生允诺。1958年9月6日，陈先生在复信中华上编时提到：“拙著拟名为‘金明馆丛稿初编’，若无特别事故，大约可在1959年2月以后8月以前交稿。”此后，父亲参与了该书的联系作者，请示中华书局总公司，寄奉约稿合同，以及书稿的复审工作。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书稿档案，查得当年父亲为《金明馆丛稿初编》所作的一系列编辑工作。
父亲于1959年6月3日去信陈先生，询问《金明馆丛稿初编》的交稿确期：
寅恪先生：
久疏音问，至为企念。前接小彭同志惠函，知先生近患高血压症，未知已告康复否？此症医药有效，尚祈积极就治。兹有恳者，前承惠允将尊稿《金明馆丛稿初编》，于今年八月以前交我所出版。现在未审已否整理完毕，如能在最近期间惠予寄下，以快先睹，尤所感盼，便中务请告以交稿确期，以便安排发稿日期为荷。
敬礼
（1959年6月3日）
后于1962年5月7日，父亲联系中华书局总公司关于陈寅恪先生稿件之事：
总公司编辑部：
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曾致1097号函一件，函中说明刘大杰先生的学术论文集，已列入我所本年度发稿计划中。目前大杰先生正在修订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上册已于三月间发排），俟该册修订完毕，即可整理论文集。故希望你处同意此一选题由我所出版。至今已逾一月，未荷惠复，想已蒙同意。其次，我所戚铭渠同志最近因公前往广州，特乘机专诚拜访陈寅恪先生，除向其问候外，并重将其《钱柳因缘诗释》、《金明馆丛稿》加以明确，要求俱由我所出版。当蒙寅恪先生亲自允诺，并说此二稿早已定约，将来完稿后自当先后寄给我所出版。此外，我所为了积极贯彻党的二百方针，并拟有系统地印行全国有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论集，上述刘、陈诸先生著作，则早已列入计划之中。现因刘著论文集及陈著诗释、丛稿，都已落实，为了加强彼此业务上的声气，特此专函布闻，并希察洽为荷。此致
敬礼
（1962年5月7日）
父亲后于1962年5月9日寄奉陈寅恪先生约稿合同：
寅恪先生史席：
目前我所副总编辑戚铭渠同志专诚拜谒，得亲教益，并荷面允将大著《钱柳因缘诗释》及《金明馆丛稿》先后交我所出版，尤为感幸。将来发排时有关装帧、印制等项，亦可按照尊意办理。兹特将两稿的约稿合同寄奉，请于签署后将其中一份寄还。
铭渠同志已返沪，特嘱笔问候。专此顺请
文安
（1962年5月9日）
因寄去的是格式合同，有一些固定条款，陈先生表示不能同意，于是父亲于1962年5月22日，重新寄奉陈先生约稿合同：
寅恪先生史席：
五月十四日大函已悉。我所前寄之约稿合同，原为适用于一般作者，现已于接来示后另行拟订，并随函附奉四份，如荷同意，请将其中两份于签署后寄还我所为感。专此顺请
文安
（1962年5月22日）
由于陈先生“疾病缠绵”和“正写钱柳因缘诗释证稿”等原因，直至1963年3月，陈先生终于将整理好的《金明馆丛稿初编》稿件寄给中华上编，内收文章20篇。中华上编接到来稿后，即由梅林先生和父亲两位编辑先后审读。父亲的复审报告写道：
《金明馆丛稿初编》复审报告
本稿就其长处来说，主要是能从某些历史现象中揭示其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并善于将资料排比归纳，探索渊源，如强调门阀、集团及地理环境的作用等，这些在封建社会的结构中也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而读来感到“左右逢源”，启发良多，在作者，也能完成他自己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一家之言。其次，文字也洗练严密，富于概括力，胜于岑仲勉所写的。但其缺点，一是不能突破正统的历史观，帝王将相就是帝王将相，同时又强调精神生活的作用，因而如初审所说的，“方法是非辩证的偏于形而上的方法”。二是作者能够注意他人所不注意的历史生活的细节，颇多发人所未发处（如论玄武门之变、六朝人祖孙父子名字同用“之”字、四声说等），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夸大了这些细节的作用，因而就常常失于片面，也即夸大了偶然性。三是颇多牵强附会、“英雄欺人”之处，鲁迅所谓博学家之言多泛，专门家之言多悖，悖正是此老一病。如以《桃花源记》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之“溪”，即是当时谿族之“谿”，“实即指《后汉书·南蛮传》之槃弧种蛮而言也”，这里暂且撇开历史真相不说（这其实和古史辨派说“禹是一条虫”一样），单就行文来说，作为溪流之溪，自文从字顺，作为民族之谿，则渊明通人，其不词何至如此，这等于把文章写成“缘蒙古（族）行”、“缘满洲（族）行”，在修辞上首先就说不通。又如以《记》中避秦之秦，疑为苻秦，也极为牵强，盖下文明云“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文意已十分明白，若说系“陶公寓意特加之笔”，则渊明本非苻秦之民，又何必用此曲笔。又如作者以为“礼法为儒家大族之优点，奢侈为其劣点。节俭为法家寒族之优点，放荡为其劣点”，似乎礼法与节俭，奢侈与放荡，两者是一种对立关系似的，实则言礼法者必谈节俭，而反对奢侈者也必反对放荡，一是其“体”，一是其“用”，对封建统治者说来，这些都是他们所要标榜的东西。作者下文所举法家寒族贾充之女贾皇后，嫁于儒家大族司马氏为偶，“不但绝无礼法节俭之美德，且更为放荡奢侈之恶行”，就是一个例证，但作者为了要自圆其说，就只能说这是小部分寒族投机者加入儒家大族的结果，“其优点乃难于摹放，而劣点极易传染”，并加以断语说，“故西晋一朝之乱亡，乃综合儒家大族及法家寒族之劣点所造成者也”。这样说来，一小部分寒族投机者当初如不“混合”于儒家大族，西晋是不会“乱亡”了。这些都是作者在论证上缺乏说服力的地方。但作为学术上的见解，并以二百方针出发，这些也不准备提请作者修改，不过文中所涉及的涉外、少数民族、农民起义军等问题，仍需酌予删改。经与梅林同志商讨后，拟先往复旦大学陈守实、蒋天枢先生处联系，希望他们写信给作者考虑，如作者能授权给他们中任何一位处理，更为便捷。（包括一些技术上问题。排式可照《元白诗笺证稿》）又，原稿中错别字甚多，将来最好也请他们将校样细校一遍。兹提出处理要点于下：
一、 除对涉外、少数民族、农民起义军措辞需修改外，论点上不再提意见。
二、 先与陈、蒋两位商量。
当否，请核示。
（1963年）9月27日
《金明馆丛稿初编》审稿意见
复审报告不长，以上全文录入，父亲所指该稿的长处和缺点，今天来看，明显带有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从中也可洞见父亲的学识功力；关于缺点部分，尤其是第三点，那些评点依旧何其精彩犀利。
然当时，父亲除了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外，对于稿件中存在的其他一些问题，虽然也有斟酌，“但作为学术上的见解，并以二百方针出发，这些也不准备提请作者修改”，这也充分体现了父亲作为“衡文家”“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职业编辑精神。中华上编领导反复考虑后，决定报请上海市出版局批准出版，时为1966年2月。嗣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稿件即被搁置下来，未能出版。
1978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李俊民担任社长，《陈寅恪文集》（包含《金明馆丛稿初编》）首先被列入出版计划，并立即着手编辑事宜。1980年，《陈寅恪文集》出齐，完成了这一当时“堪称新中国学术出版亮点”大书的出版。这当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当时解放思想、尊重学术的成果，然同时，父亲对于该书出版所起的作用似也应令后人铭记。
《唐诗一百首》
《唐诗一百首》所属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丛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被誉为哺育了几代中国人古典文学素养的品牌丛书之一。《唐诗一百首》自1959年初版以后，又经历了1965年版、1978年版的修订重版，并于1986年出版第二版。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父亲任中华上编第二编辑组副组长，参与了《唐诗一百首》（1959年版）的集体编写过程。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唐诗一百首》的书稿档案中，我查得父亲拟就的征求意见信稿及《唐诗一百首定于五一献礼》稿，其中明显地留下了时代风云和出版环境的印记。
对于这样“一本八万余字的小书”，“一本年轻的读物，却也经历了沧桑，承受了创伤”，父亲有感于此，曾于1980年撰《〈唐诗一百首〉的沧桑》一文，发表于《读书》杂志1980年第11期上。文中道：
事物总是不断向对立面转化。一九五九年《唐诗一百首》的编选，原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当时正是康生、陈伯达之流昏话成灾的时候，古籍整理工作处于喘延状态，偶而有些新编的唐诗选本，也都是集中于暴露性的作品，并以为这样就是突出了思想性，就是坚持了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有些同志心里不一定同意，嘴里还是念着“宁可经”：宁可艺术性差些，但要思想性强些。《唐诗一百首》的编者有感于此，想把选材放宽些。
这清楚表明了《唐诗一百首》编选初期总体的出版环境。初稿实际选了107首诗。1959年1月19日的发稿单上注明：“先印三百本（不要外封）作样本，以便向外征求意见。”样本很快就印出来了。
1959年2月4日，父亲拟就的征求意见信稿这样写道：
我所集体编写的《唐诗一百首》征求意见的稿本，已于昨日另邮寄奉。我们为了使这一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做得尽可能完善一点，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您对这个选本从各方面提些具体意见，特别是对于入选的作品是否恰当？还应该加些什么，去掉一些什么？注释和说明是否正确？这些问题务请你们多多加以批评指教，使这个选本的质量通过大家的大力帮助而有所提高，以便更好的为广大读者服务。
由于《唐诗一百首》即将正式出版，所以希望您能早日将意见寄给我们。
敬礼
被征求意见者的名单中有：北京的康生、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俞平伯、吴小如、叶圣陶、郭沫若、茅盾、钱钟书、臧克家、李希凡、吴组湘、周扬、邓拓、邓广铭、李一氓、老舍、余冠英、周汝昌、郭小川、吕叔湘、朱光潜、季羡林、孙楷第、文怀沙、萧涤非等；上海的石西民、陈其五、柯庆施、罗竹风、郭绍虞、马茂元、傅东华、赵景深、叶以群、姚文元、丁景唐、瞿蜕园、沈尹默、胡云翼、朱东润、陈望道、刘大杰、束纫秋、宋元放、蒯斯曛、王运熙、赵超构、杨西光等 ；以及各大报社、出版社、大学、作家协会，等等；从上述名单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当时各领导机构、各界别、各单位具体人员的情况。
中华上编总共发出征求意见稿本百余本。一部分被征求者很快就寄回了意见，父亲在《〈唐诗一百首〉的沧桑》中回顾道：其中“一般的意见，认为还是不够反映唐诗的全貌。用当时大家不敢出口的一个字来说，还是‘左’了。这使编选者的眼睛睁得更开了些，胆子更大了些。这中间，邵荃麟同志是给这本小书以力量的。在编辑部内部，也一再强调要注重艺术性。这话是有感而发的，是针对空洞的政治说教和庸俗社会学的一种反拨，也说明极“左”思潮历来不得人心，人们总是用不同形式来抵制它。多选些脍炙人口之作，成为当时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说得明白些，即语言一定要有魅力，有色泽。一篇语言上无能为力的诗歌，你能赢得几个读者的青眼？又因它面向群众，还要考虑它的可接受性，不能紧跟文学史走。”
书于1959年五一前出版，父亲还拟就了《唐诗一百首定于五一献礼》一文：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选注的《唐诗一百首》，是该所“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中一本质量较好的选注本。编选的目的，主要在于根据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将唐代最优秀的诗歌，介绍给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一般干部，一方面使他们能够欣赏唐代文学遗产的精华，充实他们的文化生活；一方面配合当前全民写民歌的高潮，提供一些学习、借鉴的养料，以提高他们的文艺修养。选材方面，力求选取思想性与艺术性都较高的、为历来大家所传诵与爱好的好作品，同时，也精选了一些为旧时代的选家所忽视的，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思想艺术的好作品。
其次，为了帮助读者能够顺利地理解原作，对选材做了加工工作，对书中的作家和作品加上了简明扼要的说明、作者介绍和解释。“说明”着重在分析主题，阐述本事。“作者介绍”是简介每一个诗人的重要事迹和创作特点。“解释”是解决原作中字、词间的困难，并用“串讲”来贯通全句的意思，进而使读者对全诗能有融会贯通的全面了解。加工的文字，也尽量做到通俗化、规范化，以简、浅、精、准为原则。书的形式，采用小型的长36开本，以便于读者的随身携带，利用工休时间，就可以翻开来阅读或吟诵。
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编选目的，以及说明、作者介绍、解释和串讲部分的作用。《唐诗一百首》（1959年版）出版以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唐诗一百首》征求意见名单
但令人遗憾的是，二十年以后，《唐诗一百首》在一九七八年修订重版时却被删去了二十篇，具体篇目如下：一、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二、骆宾王：《在狱咏蝉》；三、王昌龄：《闺怨》；四、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五、《相思》；六、李白：《静夜 思》；七、《妾薄命》；八、《战城南》；九、杜甫：《兵车行》；十、《赠卫八处士》；十一、《又呈吴郎》；十二、韦应物：《寒食寄京师诸弟》；十三、卢 纶：《晚次鄂州》；十四、孟郊：《游子吟》；十五、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十六、元稹：《遣悲怀》；十七、陈陶：《陇西行》；八、李商隐：《马嵬》； 十九、章碣：《焚书坑》；二十、陈玉兰：《寄夫》。
父亲在《〈唐诗一百首〉的沧桑》一文中感慨道：
从上述这些被删诗篇上，特别使我们感慨的是其中好多首，当初原是经过几度交锋才肯定下来的。当初倒还能解放思想，闯向人性的禁区，例如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外面的意见说它情调低沉，由于编辑同志的坚持还是留着，而在二十年后的修订本中，这些诗却在我们眼前消失了，也正说明这场浩劫之浩，流毒之毒。
父亲接下来又以读者的地位，进一步感慨道：
最后，想以读者的地位，探索一下修订本编选时的思想背景。
如同大家所常说的，认识的提高，思想的解放是有过程的，也常常是螺旋形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两句老话，十分辩证。据修订本的版权页所注，是在一九七八年五月重版发行的，那末，它的增删应在一九七七年，那时离“四人帮”被粉碎不过一年多。直到现在，我们还拿“心有余悸”作为口头禅，何况当时。古籍整理工作，过去被目为封资修之首，而“接受教训”、“正确对待”一类论调当时还声闻于天。这些话本身并没有错，我们确实有许多值得接受的教训，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成歪打正着的封条甚至棍子。而且究竟如何才算“正确对待”，各人理解未免纷歧，总也不能说过去并没有正确对待，而广大读者要求出书的呼声又日益迫切。自从出了“四人帮”，十年倒有九年荒。那时，放在出版社眼前的最大任务就是抢救书荒，然而惊魂方定，又不能不“但求无过”，稳为上策。
被删掉二十篇的《唐诗一百首》一九七八年修订本出版以后，自然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批评，“近来的报刊上，也有些批评修订本的文章，其中有些意见极为中肯”。
父亲在《〈唐诗一百首〉的沧桑》的末尾叹惋道：
修订本的出版，至今才两年多，我们又何幸而能得到读者的批评，为这些被删的诗叫屈，它说明广大读者解放思想的要求何等活跃。我们也只有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不断交战。那末，在这二十首受屈的诗篇之前，允许我们惋惜。
父亲写作该文是在1980年，文中充满着痛惜与感慨，其中披露的当年出版《唐诗一百首》的史实与沧桑，四十六年后的今天来看，依然有着极好的借鉴作用！
令人欣喜的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解放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在1986年又将《唐诗一百首》新旧两版的篇目重新作了调整、增删，出版了第2版，重新选入了《杜少府之任蜀州》《在狱咏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相思》《静夜思》《兵车行》《寒食寄京师诸弟》《游子吟》《遣悲怀》 《焚书坑》《寄夫》等十一篇。
历史的大浪一浪又一浪，《唐诗一百首》从1959年初版到1986年第2版的曲折出版过程，也确实证实了父亲“我们也只有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不断交战”这一论述的正确。
此外，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还参与了《杨万里选集》《陆游选集》《黄庭坚诗选》等古典文学丛书的编辑工作，从已发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书稿档案中，可以看到不少父亲所撰的与作者往来书信拟稿与审稿意见，具体的，此前已有古籍同仁戎默君撰写了系列文章，此不赘言。遗憾的是，这部分文字因发现尚晚，未能收入《金性尧全集、集外文编、集外文补编》，只能留待以后有机会修订时补入。另外，一定还会有些父亲的文章和文字还没被发掘，还湮没在茫茫的书稿档案和书海图籍中，有待社会各方的努力与发现，恳请热心的朋友和读者发现告知。青山尚在，柴薪待捡啊！
“文革”结束以后，父亲克服了心理上和身体上的巨大创痛，他几乎没有表现出愤懑和沮丧，而是继续焕发出学者兼作家型编辑的特质，孜孜矻矻，勤勉工作，既做“衡文公”，又为他人作嫁衣裳，退休那年（1978年），还被评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先进工作者。此后退而不休，继续回聘编审工作，在撰注《唐诗三百首新注》《宋诗三百首》的同时，也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撰写了不少篇文学普及读物的审读意见，直到1987年回聘结束，才基本结束了古籍编辑生涯。
父亲从五十年代后期任古典文学出版社及中华上编编辑，直至1987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彻底退休；现存父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的日记中，大多都是每天所审的稿件、臧否意见、所见之人、所收书信，所参加民进、单位的活动，等等；显然这二十余年的古籍编辑生涯，也是他人生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自八十年代后期，他渐渐转为专注写作，出版了一系列岁月流传的著作。
来源：金文男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