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王学成》词条、维基百科《国军与解放军间的驾机叛逃事件》、网易新闻《83年飞行员王学成叛逃台湾，邓丽君慰问时耳语一句后被强行支走》、《1983年，我军飞行员驾歼-5战机叛逃台湾获黄金3千两，结局如何？》等相关史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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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1月14日清晨，浙江岱山机场。
天色灰蒙蒙的，海风从东边带来咸腥的气息，把停机坪上的风向袋吹得斜向一边。跑道边停着一架编号83065的歼-5战斗机，机身漆面斑驳，机翼下挂着的副油箱还沾着前几次飞行留下的油污痕迹。它停在那里，和岱山机场每一个普通的训练日没有任何区别。
七点五十五分，驾驶员完成了起飞前的最后检查，座舱盖缓缓合拢，引擎声由沉闷转为轰鸣，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加速，随后腾空而起，钻进灰色低云层，消失不见。
地面塔台工作人员在日志上记下了起飞时间，继续处理手头的事务。一切和寻常训练飞行没有区别。
起飞八分钟后，塔台开始按规定呼叫83065号。
没有应答。
连续呼叫数次，耳机里只有杂音。有人抬头看向雷达屏幕，当场愣住——那个代表83065的光点，已经偏离了预定训练航线，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东南方向移动，越飞越远。
这架飞机，再也没有按计划返航。
两个多小时后，台湾桃园机场跑道上响起了一声沉闷的爆胎声。歼-5主轮触地瞬间直接炸裂，飞机歪歪扭扭地冲出数百米，最终停在一堆施工油桶和废弃车辆之间。
座舱盖打开，一个穿飞行服的年轻人站起身来，双腿尚在发抖，却已经冲着涌上来的台湾军警用力挥动双臂。
他叫王学成，1955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时年二十八岁，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8团2大队中队长。
几天之后，台北某处接待厅里，一个女人走进了房间。
素色旗袍，淡妆，那个被整个华语世界熟悉的温婉笑容。
她走向王学成，凑近他，低下头，用一种轻到旁人几乎无法分辨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王学成的脸，当场变了颜色。
在场的工作人员几乎是冲过去的，把这位女士从王学成身边引开，半推半就地送出了房间。
她是邓丽君。
那句话，没有任何人说得清楚。
它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台北那间接待厅里，却在此后四十年间被人们反复翻出来，反复猜测，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落地。
【一】开封出来的"天之骄子"
要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得先从王学成这个人说起。
1955年，王学成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一个背景显赫的家庭里。祖父是老革命出身，曾获得过"劳动模范"的表彰，父亲后来担任武汉交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
这样的家庭，在那个年代可以称得上是相当不一般的存在。
王学成幼年时，父亲长期在北京和武汉两地工作，他跟着祖母住在开封，在那座老城的街巷里度过了童年。
开封是个有历史感的地方，街道深，风尘厚，孩子们在胡同里打弹珠、爬墙头，日子慢悠悠的。十六岁那年，王学成随父亲迁居武汉，进了当地高中念书。
高中毕业后，他参了军。
1974年3月，国家从部队选拔飞行员，十九岁的王学成凭借自身条件，顺利进入保定一所空军初级航校。那个年代，能当上飞行员是多少人做梦都求不来的机会，是同龄人里真正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
在保定初级航校完成训练之后，他又进入南方某空军飞行学校深造，先是四个月的理论课程，再是两年的初、高级教练机飞行训练。
1977年，王学成从航校毕业，被分配至海军航空兵上海某部，后又调往浙江舟山，此后便一直在浙江服役，飞行经验逐年积累，资历越来越厚。
在浙江的几年里，他的表现稳定，晋升顺畅，最终被任命为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8团2大队全天候作战中队正连级中队长。
全天候作战资质需要大量的飞行小时才能拿到，这个职务在当时的飞行员序列里，是一个不低的位置。
按说，这条路走到这里，已经足够稳妥，也足够体面。
但王学成骨子里不这么觉得。
1980年，他结了婚，妻子在军医队服役，两人婚后分居两地。部队规定每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这个标准在当时已经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国家公职人员的休假待遇，更是各国军队的通例。但王学成把这套制度看成是对人性的压抑，满心不服气，牢骚连连。
在此之外，他的祖父在特殊时期曾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在某种失意的状态中抑郁而死。这件事在王学成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很多年都没有散去。
两件事叠加在一起，对部队集体生活的厌倦，加上家族那段沉重的过往，让他心里渐渐积出一股说不清楚来由的郁气和不平。他需要一个出口，或者说，他在等一个能让自己说服自己走出去的理由。
这个理由，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送来了。
【二】那个先走一步的同学
1982年秋天，一个消息从地下渠道传到了王学成耳中。
1982年10月16日，解放军空军第1侦察机团1大队2中队飞行员吴荣根，从山东文登机场驾驶一架歼-6起飞，谎报发动机空中停车，趁着指挥塔台忙于处置特情的空档，以超低空全速冲向韩国汉城K16空军基地。
同年10月31日，吴荣根抵达台湾，获黄金5000两，加入中华民国空军，被授予少校军衔。因为外型俊帅腼腆，经台湾新闻媒体大力炒作，他成了当时台湾女性疯狂追捧的"阿根哥"，风光一时无两。
而这个吴荣根，正是王学成在航校时的同窗。
两个人曾经在同一片天空下飞过相同的机型，睡过同一排营房，吃过同一口大锅饭，一起熬过了那些漫长的训练课时。
现在，这位昔日的同学已经站在了台湾的土地上，拿着5000两黄金，接受媒体镜头对着脸拍个不停。
台湾电视台把吴荣根驾战机飞台的经历拍成了八点档连续剧《汉江风云》，各大报纸把他的照片摆在头版，西装革履、风光无限，一副人生赢家的架势。这些画面，通过台湾电台的广播和地下渠道，准确地传到了王学成的耳朵里。
王学成盯着那些从收音机里漏出来的消息，心里的天平开始倾斜。
他开始认真计划这件事。
可是计划起来并不容易。解放军此前已经发生数起叛逃事件，在岱山机场所在的浙东沿海一带，防范措施已经相当严密。
战机在执行飞行任务时携带的油量都只是刚好够用，各个空军基地发布的气象资料仅局限于基地与执勤地区，飞行员拿到的航图上也没有标注台湾的位置。
但这些障碍没有让王学成打退堂鼓。他坚信自己积累的飞行经验足以判断台湾海峡上空的天气情况，从岱山机场到台湾的大致方向，他已经在多次训练飞行中反复默记于心。
他开始利用周末假日，偷偷写一份东西——一份后来多达两万余字的"自白书"，写满了他对台湾宣传的认同和对大陆生活的埋怨。这份东西，他写了整整三年，每次写完都小心藏好，生怕内务检查时被人发现。
与此同时，他在等一个时机——一个能让他在燃油充足的状态下单机出发的机会。
1983年11月14日，这个时机来了。
【三】七点五十五分起飞，九点五十五分被截
11月14日早晨，王学成跟往常一样去食堂吃饭，吃完换上飞行服，来到机场做起飞前检查。战友们后来回忆说，他那天看起来毫无异常，跟每次训练前没有区别。
七点五十五分，83065号歼-5战斗机在跑道上滑行、加速，腾空而起。
飞机升空之后，王学成在起飞不久便关掉了机上的无线电通讯，切断了与地面的一切联系。他把飞行高度压低到距离海面六七米的极限位置，贴着海浪飞行，用这种方式躲避雷达追踪，同时调转机头，朝着东南方向——台湾海峡的方向——全速飞去。
起飞八分钟后，岱山机场塔台的工作人员发现联系不上83065号。起初以为是无线电故障，几次呼叫无果之后，有人查看了雷达，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
沿海各机场随即接到紧急命令，歼-6、歼-7在多个机场相继升空，奉命全力拦截。然而由于当时两岸关系较此前有所缓和，机场战备状态已经下调，飞行员不再坐在座舱中随时待命，而是与战机分离，一旦接到指令，还需要时间完成备战到起飞的流程。
这段时间差，让所有拦截行动都慢了半拍，等追上去的时候，王学成已经贴着海面飞出了几十海里，早已超出了有效拦截的范围。
他在关闭无线电之后，把机上广播调到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听着那边的声音，继续朝南飞。
然而这段路，远比他事先预计的险峻。
贴海低空飞了约二十分钟后，他担心长时间超低空飞行存在坠海风险，把战机拉高到五千米高度继续巡航。这一爬升消耗了大量燃油，当他低头看油量表时，发现油箱里只剩下七百升油——这点燃料，只够飞剩余路程的三分之一。
这是一个真正的绝境。折返，到不了岱山；继续飞，按正常估算也到不了台湾。
他在舱里僵了片刻，把机头重新压低，以最省油的速度继续向南，赌一把。
这一赌，赌赢了。
1983年11月14日九时五十五分，两架涂着国民党空军机徽的F-5E战斗机在台湾淡水上空截住了他。由于双方无线电频率不同，无法建立语音沟通，王学成害怕对方把自己当成来犯者直接击落，拼命摇摆机翼，用这个国际航空通用的友好信号表明意图。
两架F-5E的飞行员徐维翰和陈世英起初没看明白，绕着他的飞机飞了好几圈，直到王学成把机翼摇得幅度越来越大，才终于弄懂了他的意思。
十时零五分，两架F-5E开始引导83065号降高。三架飞机穿越云层，下降到两千四百余米高度。
十时十分，王学成的油量表指针已接近零刻度。他在淡水河西边看到了一处醒目的机场，不敢再等，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跑道上还有尚未清理完的施工障碍物，他本想顺风降落，但发动机声音已经开始变调，只能选择逆风落地。
十时十二分，飞机触地，主轮爆裂，机身歪斜着在跑道上冲出数百米，最终停在障碍物之间。
这是歼-5型战机第一次降落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的跑道上。
王学成从座舱里爬出来，腿还在抖，但他已经冲着涌来的台湾军警伸出了双臂。
【四】3000两黄金，以及那场傍晚的记者招待会
当天晚上，台湾当局在"行政院"会议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王学成坐在台前，手里举着自己随身携带的59式手枪和飞行图囊，向在座的记者们证明自己"货真价实"。台湾当局宣布，奖励王学成黄金3000两，折合约一百五十公斤，授予少校军衔，准许加入台湾空军。
3000两黄金，在1983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但王学成心里并不完全痛快。他知道，比他早一年叛逃台湾的同学吴荣根拿了5000两，比他多了整整两千两。
台湾当局给出的解释是：两人驾驶的机型不同，王学成的歼-5在解放军序列里即将退役，军事价值有限，所以奖励低于吴荣根。
这个解释，王学成接受了，但那股子不甘，他没能完全放下。
王学成叛逃后，台湾针对大陆的策反心战部门如获至宝，对这架第一次被带来台湾的歼-5型战机进行了详细研究。
事实上，这种飞机当时在人民空军已服役多年，即将退出现役，战术价值相当有限。但对于台湾当局而言，这件事的宣传意义，远大于这架飞机本身的军事价值。
记者招待会开完，台湾当局下一步要做的，是把这件事的舆论效应做到最大化。
他们想到了一个人。
王学成本人，也提出了一个请求。他从小在大陆的收音机里偷听台湾广播，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就再也忘不掉那种感觉，软绵绵的，像是另一个世界飘来的回响。他托人转达，说他有一个愿望，想见邓丽君一面。
台湾方面很爽快地答应了。
邓丽君，台湾女歌手，本名邓丽筠，1953年1月29日出生。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她的歌声随着短波收音机的信号，悄悄穿越台湾海峡，在大陆民间广泛流传。
在大陆，听邓丽君的歌需要付出代价。那个年代，被单位发现收听台湾广播，轻则批评，重则处分开除。
很多人要关好所有门窗，拉上窗帘，把声音调到几乎没有声音，耳朵贴着木头收音机壳才能勉强听清楚那些歌。有人被老师警告过，有人因此被战友举报过。但听的人，年复一年，只增不减。
那个年代流传着一句话：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老邓是邓小平，小邓就是邓丽君。这句话带着几分调侃意味，却也真实地道出了她在大陆民间的传播程度。
有华人在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这句话放在当时，并不夸张。
台湾当局非常清楚邓丽君在两岸之间的这种特殊位置。把她安排进来见一见从大陆飞来的王学成，让记者拍下合影，把照片发遍亚洲，这整套安排的传播价值，远比任何一场记者招待会都要大。
1983年12月的某一天，台北某处接待厅里，记者们早早架好了机器，"中央通讯社"和各大报社的摄影记者一字排开，灯光调亮，拍摄机位反复调试，一切准备就绪。
邓丽君走进了房间。
素色旗袍，淡妆，脸上挂着那个被无数人熟悉的温婉微笑。她走向王学成，两人握了手，并排站着，朝镜头笑了一下，快门声"咔嚓"响起，合影拍成了。
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流程，接下来应该是几句场面上的客套话，整个流程不超过二十分钟，干净利落地结束。
但邓丽君没有照着流程走下去。
她微微侧过身，靠近王学成，低下头，用一种轻到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听见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王学成的脸色，当场变了。他整个人愣在那里，嘴角的笑容还挂着，但肌肉已经不听使唤了，整张脸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击中，又无法做出任何反应。
在场的一位官员脸色也随之骤变，几乎是冲过去打断了她，说邓小姐另有安排，把她半推半就地引出了房间。邓丽君没有再开口，轻轻点了下头，转身走了。
那天，她在那间屋子里待了不到二十分钟。
这张合影后来被台湾媒体配上"邓丽君亲切慰问反共义士"的标题，大量刊登，发遍了全亚洲的报纸版面。
然而，当所有人把目光从那张照片上挪开，转而去追问那句无人听清的耳语到底说了什么的时候，却发现两个当事人都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核实的答案——而王学成那张骤然变色的脸，成了这件事里唯一确凿的、无法被抹去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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