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琼崖纵队史》《广东党史》《东江纵队史》《冯白驹传》《红旗飘飘》（冯白驹著）、冯白驹1968年6月25日《关于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1982年广东省民政厅革命烈士英名录、《艰苦岁月》（潘鹤著）、1984年《琼崖纵队史》、澎湃新闻《寻访抗日英模部队》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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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
这一天，第40军、第43军的渡海部队，与坚守琼岛二十三年的琼崖纵队，在五指山一带完成了历史性的会师。
这支队伍的历史，从1927年9月23日算起，穿越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二十三年间无论局势多么险恶，无论围剿多么密集，那面红旗始终没有倒下。
"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被反复提起的一段传奇。
1984年5月，《琼崖纵队史》付梓，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聂荣臻元帅欣然为该书题词：孤岛奋战，艰苦卓绝，二十三年，红旗不倒。
这十六个字，高度凝练了人们对琼崖纵队的认知——孤军、绝境、坚守、传奇。
然而，翻开档案，仔细追究那二十三年里每一个关键节点的具体历史，就会发现一个被长期轻描淡写的事实：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这支队伍从来不是孤悬海外、完全依靠自己撑下来的。有一群人，扮成商人、渔民，用小木船穿越随时可能送命的琼州海峡，把消息、指令、物资、人员，一趟一趟地运进运出。还有另一支兄弟队伍，在大陆悄悄承担着另一种意义上的"输血"。
这些事情，冯白驹晚年曾主动提起过。他说，没有交通员，没有兄弟队伍的支援，那面旗，未必能撑到1950年5月。
【一】1927年椰子寨的枪声，和随后涌来的风雨
1926年，冯白驹从上海大夏大学辍学返回琼崖。他本来想去黄埔军校，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拦住了他，让他回琼崖去搞农民运动。冯白驹听了这个建议，经李爱春介绍，进入海口市郊区农民协会办事处担任主任，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路。
这一年，他二十三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2日，血雨腥风刮到了海南岛，国民党驻琼当局突然出动大批军警，在海口、府城包围了工会、农会和学生联合会等进步民众团体，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史称"琼崖四二二事变"。
冯白驹的入党介绍人李爱春，在这场事变中英勇就义。
冯白驹当天恰好从乡下回到海口的农民协会办事处，刚走出几十步，回头一看，军警已把办事处包围。他加快脚步，跑到郊区农民协会处脱身，辗转回到了琼山县长泰村老家。此后，他重组琼山县委，把分散隐蔽在各地的党员骨干重新聚拢起来。
同年9月23日，距南昌起义仅过去一个多月，中共琼崖特委组织了起义，在琼东县嘉积镇外围的椰子寨发动全琼总暴动，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成立琼崖讨逆革命军，共11路军、700余人。这一天，后来被认定为琼崖纵队的诞生日。
然而局面没有撑多久。
1928年初，国民党军4000余人抵琼，分三路向根据地发动"围剿"。至1928年底，琼崖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受挫，革命转入低潮。
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至今仍被许多人忽视的细节——即便在这段最为混乱的时期，琼崖特委也没有完全与外界断绝联系。交通员们，已经开始穿行在琼州海峡两岸之间，承担着最原始的信息传递工作。
只是当时的局面远比想象中糟糕。盐早就没了，粮食断了，药品更是从来就不充裕。整个海峡上，风浪、敌军炮艇、特务暗哨，哪一样都足以让一条渔船永远消失在水面上。
【二】定安县母瑞山：从100人到26人的八个月
真正的至暗时刻，来自1932年。
1930年4月，琼崖特委第四次党代会正式选举冯白驹为特委书记，彼时全琼红军已经发展到近3000人，著名的"红色娘子军"——女子军特务连和女子军第二连，也在1931年5月相继成立。局面一度看似大有希望。
谁也没想到，黑暗来得那么快。
1932年7月，广东军阀陈汉光警卫旅和一个空军中队抵琼，对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这一次比上一次力度大得多，飞机、迫击炮、机枪轮番上阵，根据地之前攒下的家底几乎被摧毁殆尽。红军独立师解体，师长王文宇被俘后遇害，政委冯国卿战死。
1932年8月初，特委机关、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警卫连，共100多人，再次转战到定安县母瑞山密林深处。
母瑞山是海南中部的原始山区，林密谷深，层峦叠嶂。从外面看，这座山像是天然的屏障，可以藏人。可真正进去待了两个月之后，所有人才明白，山是藏人的地方，但山本身给不了人任何东西。
国民党军队在山下设置封锁线，烧毁山林，强迫群众迁移，试图把红军困死在山中。山里的人，无粮无盐，只能靠野菜、野果、竹笋充饥，挖树根，捡掉落的椰子吃。没有药品，伤员只能用草药外敷，不少人因伤口感染牺牲。没有衣服，夏天靠树叶遮挡，冬天靠彼此取暖。不能生火，因为火光和炊烟随时可能暴露位置。
有人拉肚子，有人得疟疾，大部分人患了夜盲症。
后来冯白驹在1968年6月25日写的《关于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中，这样回忆那段岁月："冬天季节，山上也非常寒冷，我们用香蕉叶做草席来睡，盖的也是香蕉叶，很长时间，没有吃过一粒米，油、盐、肉等更不用说了。但尽管环境如何恶劣，生活如何困难，都不能丝毫动摇我们革命的决心和斗志，我们坚信，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
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倒下。有的病死，有的饿死，有的在突围时被打死。
8个多月的时间里，队伍数次尝试下山，均以失败告终。母瑞山山体巨大，而他们能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小，能找到的食物越来越少。
绝境中，他们偶然在山中发现了一片野番薯地，就靠着这片野番薯，勉强把剩余的人续到了1933年4月。
1933年4月，冯白驹带领最后幸存的25人突围。这25人里，有20名红军武装人员，以及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王惠周等5名干部。他们成功冲破敌人的封锁，返回琼山革命老区，与黎民（李黎明）、刘秋菊、朱克平、冯安全等琼山县委干部会合，重整旗鼓。
下山后的一天夜里，冯白驹率人摸黑回到了琼山大山乡长泰村自己的老家。一进门，看见母亲，他连叫两声"妈"，激动地扑了上去。可母亲这时候一时没认出这个形容枯槁的人是谁，吓得连连后退。母子相认之后，母亲点火开灶，为大伙儿做了一顿饭。
冯白驹后来回忆："这一夜，我们吃了一年来的第一顿饱饭，我们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们又回到了大地的怀抱了！"
这25个人，就是后来琼崖纵队重新壮大的全部火种。
而那段八个月的母瑞山岁月，给冯白驹留下了一个此后反复强调的判断——山不是靠山，人才是。这句话后来被他提炼为："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
【三】1931年至1937年：在香港找不到省委，在上海找不到中央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孤悬海外"描述的是琼崖纵队与大陆地理上的隔绝。但事实上，更深层的孤立，是与上级党组织长达多年的失联。
从1931年后到1937年，琼崖特委和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用冯白驹后来的话说："在香港找不到省委，在上海找不到中央。"
长征路上的中央红军，根本无暇顾及这座孤岛。而琼崖特委，也根本不知道中央的状况。双方就这样在彼此不知道对方在哪里的情况下，各自坚持。
但"失联"并不等于"放弃联络"。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冯白驹一直在想办法往外传递消息。
海南是个海岛，过去与上级和中央联络主要依靠跨越海峡的地下交通线。敌人一旦封锁海峡，过海就相当麻烦，交通员只能化装成小贩，把海南岛的特产通过渔船拉到雷州半岛那边，再从那边拉一些东西过来。
这条海峡，地图上看着不宽，窄处不过十几海里。可在敌人的封锁之下，这十几海里就是一条随时可以吞人的死路。日军的炮艇在海上游弋，国民党的特务在码头盯梢，装扮成渔民或小贩的交通员，一旦被认出，轻则入狱，重则当场击毙。
就在失联的那些年里，冯白驹利用一切机会向外传递消息、寻找组织。
1936年下半年，在海外侨胞带回的报纸上，他看到了中共中央公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是在与省委、党中央失去联系多年后，第一次听到上级的声音。虽然是间接的，但冯白驹如获至宝。
1937年上半年，特委再次派交通员陈玉清到香港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这是五六年失联之后，琼崖特委与上级组织的第一次重新接头。
1937年6月，冯白驹亲赴香港，向南委请示汇报工作。南委负责人薛尚实和中央派驻广州的负责人云广英接见了冯白驹，系统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方针指示。
这是琼崖重新接通上级指示的关键节点。而完成这次接通的，正是交通员陈玉清和她历经数次失败才完成的那一趟秘密渡海之行。
【四】1937年被捕，1938年改编，1939年在潭口打响抗日第一枪
重新接上联系之后，局面开始有所转变。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冯白驹和琼崖特委主动致函琼崖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不久，国民党同意谈判要求。
然而谈判没有顺利进行下去。1937年9月，冯白驹为了掌握海口谈判情况，从特委驻地迁到塔市乡，在一次意外中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消息传出后，工人、学生、民主人士、爱国商人和海外侨胞纷纷声援，要求无条件释放冯白驹。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叶剑英也写信给广东国民党当局。在各方持续压力之下，1937年11月，蒋介石被迫下令无条件释放冯白驹。
这一进一出，让整个谈判拖延了整整一年。
1938年10月22日，琼崖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协议。同年12月5日，琼崖红军游击队在琼山县云龙墟举行改编暨誓师抗日大会，番号改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辖3个中队和1个特务小队，共300多人，冯白驹任队长。
这次改编，史称"云龙改编"。
1939年2月10日，日军在舰艇和飞机掩护下登陆海南岛，当天上午占领海口、府城，国民党军队仓皇逃窜。独立队挺进海口市南的潭口，打响了海南人民抗日的第一枪。
潭口渡口的这场阻击战，独立队第一中队80多人埋伏在东岸树林里，与日军鏖战一整天，直至黄昏才奉命撤出阵地。班长李文启伤重不治，成为日军侵琼后独立队牺牲的第一人。这一战，让猖狂的日军第一次在海南岛吃了苦头，极大鼓舞了琼崖军民抗日的士气。
3月间，在罗牛桥一役中，独立队歼日军大佐指挥官等20多人、击毁日军汽车两辆。
此后，独立队在与日军、伪军持续周旋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开辟了琼文、美合、白沙等根据地，到1944年秋，独立队已经扩编为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委，副司令员庄田，参谋长李振亚。
八年抗战中，琼崖游击队与日、伪顽军作战2200多次，歼敌9400多名，武装力量扩大到7000多人，解放了海南岛五分之三的地区，全岛16个县中有14个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然而，就在这场艰苦的抗日斗争进行到中段的时候，一件事的发生，让整个琼崖纵队的处境急转直下，险些断送二十三年坚持的全部根基。
1941年6月3日，一个看似普通的转移日，改变了这一切。
那一天，琼崖独立总队部机关的15瓦电台，在从道崇乡迁往树德乡潭田村的途中，意外与国民党军遭遇。带领警卫连女子特务排保护电台的管理科长陈玉清，在这次遭遇中牺牲，那部唯一与党中央保持联系的电台，就此损失掉。
从这一天起，琼崖纵队再次与党中央失去电讯联系。
这一断，又是将近五年。
五年里，延安的指示过不来，琼崖的情况反映不上去。1942年到1943年，日军对琼文交界地区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把抗日游击根据地大片变为无人区，枪声、炮声四面八方。
冯白驹在与中央中断电讯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制定"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作战方针，率部周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
可物资的缺口越来越大。弹药见底，药品更是稀缺，很多问题根本无法只靠岛上自己解决。
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的交通员被派往海峡对岸，带着特委的报告，试图重新打通与上级的联络。
他们扮成渔民，乘着小木船借助风力渡海。结局往往十分惨烈——"烧船或者枪杀，很多人就这样死在海上"。
交通员陈大贵化装成商人，带着特委给中央的报告出发，途中被敌人发现，就此牺牲；再派陈琴（政工干部）出发，同样牺牲在海上；三度受命的是政治部副主任王均（王高天），他去香港的任务是接运电台，同样在途中牺牲，再没回来。
三个人，三次出发，三条生命，换来的是三次无声的音讯全无。
然而，这才是那个已被历史静静收录、却长期未被大众所知的完整数字——
1982年，广东省民政厅整理编写的革命烈士英名录中记载，琼崖特委系统的地下交通英烈，总计1016人。而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实际牺牲在这条交通线上的人，远不止这个数字。
超过一千个生命，消失在那条不足二十海里宽的海峡里。
等到1982年那份名录整理出来，翻开这些密密麻麻的名字，所有见过这份档案的人，无不沉默许久。在这1016人之中，绝大多数至今没有留下照片，没有留下故事，只有一个名字，或者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没有这条代价惨烈的交通线，没有一批又一批倒在琼州海峡里的人，没有从大陆秘密向海南输送人员和物资的那条隐秘"脐带"，琼崖纵队，真的能撑到1950年5月1日的那一天吗。
冯白驹晚年看到了那份烈士名录，沉默良久后说出了那句让人久久无法释怀的话。说完这句话，他把那份名录合上，再没有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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