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6月27-28日，2026 CBRC金融强国论坛在深圳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重阳金融研究院理事吴晓求围绕“金融强国建设”这一战略目标发表主题演讲。他指出，“十五五”时期是中国迈入发达国家门槛的关键转型期，金融强国建设既需要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作为硬件支撑，更需要在法治完善、契约精神、透明度等软件建设上实现突破。现将其发言纪要转发如下： （全文约5400字，预计阅读时间14分钟）
01
转型时期的战略定位
“十五五”规划将金融发展明确指向“金融强国建设”，这一表述本身就具有深远意义。金融不再仅仅是经济的附属品或资金中介，而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金融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地位也愈发重要。在“十五五”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学术观点有时需要让位于更具战略高度的表述，为国家未来发展预留空间，但“金融强国”这一核心方向始终非常明确。
金融强国之所以被置于如此重要的战略位置，与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密切相关。中国正处在从传统工业化模式向现代化模式转型的关口，“十五五”时期，人均GDP预计将迈过发达国家的基本门槛。但要强调的是，衡量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标准远不止经济总量。以全球三十六个公认发达国家为参照，法治完善程度、社会公平正义、科技创新能力、生态环境质量等一系列社会性指标同样不可或缺，而法治则被摆在绝对重要的位置。一个被世界公认的发达国家，法治必须完善，要有深厚的法治基础和法治理念，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法治不完善，没有稳定的预期，无论是国内市场主体还是外国投资者，都难以建立长期信心。
从经济指标看，中国解决温饱问题并不十分困难。依靠中国人的勤奋和学习能力，在解放思想、坚持市场经济道路的前提下，这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但要成为被世界公认的现代化国家，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必须实现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型，走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之路，而不能再走资源驱动的老路。中国不是新加坡。新加坡作为小型经济体，凭借服务业、观光业和亚太金融中心地位即可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其金融强在平台和中介功能，资产则主要来自外部。中国完全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金融强国的根基必须建立在自主、强大且持续增长的资产池之上。这就决定了，如果中国经济不实现结构性转型，所提供的资产就没有吸引力和可持续性，外国投资者也不会真正进入中国市场。资产必须要有投资价值、要有可持续预期，而这只能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来实现。没有产业转型，提供的资产就没有吸引力，金融强国也难以实现。
02
现代金融的核心功能：激励创新
金融强国战略的提出，最终要落到金融体系自身功能的发挥上。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理解现代金融的本质功能。对资本市场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股权融资市场”这一技术层面上。如果将金融仅仅视为资金中介，那它本质上只是经济活动的附属物，解决的是资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但这样的理解显然是不够的。金融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是因为金融在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承担了风险，这种风险需要有溢价来对冲。如果金融只是义务、没有溢价，将没有人愿意去创新，社会也就难以进步。风险收益率的存在，恰恰是资本市场得以持续运行的必要前提。
沿着这个逻辑进一步思考，可以发现，资本市场更本质的功能在于激励创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提出现代金融有六大功能，包括支付结算、资源配置、风险管理、激励机制、价格发现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激励功能。现代金融最核心的功能其实就是激励创新——通过给予先行者以制度性溢价，使全社会形成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氛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活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激励机制在发挥作用。无论是早期的农村改革还是后来的特区试验，先行者都获得了制度性奖励。同样的道理，今天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也应当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财富溢价，这是对他们探索未知、承担风险的制度回报。制度设计就是要给这些走在前面的人以溢价，而不是通过各种手段把他们拉回来。
沿着激励创新这条主线，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革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科创板的设立和上交所第五套上市标准的推出，允许尚未盈利但具备可持续经营能力的科创企业上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它打破了传统上市规则对盈利指标的僵化要求，使资本能够更早地介入科技创新领域。但在实践中，对这一标准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纠偏。第五套标准并非允许所有亏损企业上市，它的辅助条款要求投资者能够判断企业是否具备可持续经营能力，这一门槛至关重要。科研机构与市场主体的边界必须清晰，上市主体应当是具备商业化前景的科创型企业，而非单纯的研究机构。如果只强调服务国家战略而忽视了基础标准，就像一流大学不能因为要培养人才就降低录取标准一样，最终反而会损害市场的健康发展。制度设计必须在鼓励创新与保护投资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既要给科创企业以合理溢价，又要防止规则被滥用。
激励机制要有效运转，还必须正确看待市场估值问题。关于市场估值，科技泡沫的担忧始终存在。有人认为当前人工智能泡沫可能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五十倍。泡沫确实需要警惕，但也要看到，泡沫在金融市场上从未真正停息过。那些动辄惊呼泡沫的人，往往因为恐惧而错失机会，他们总是拿历史上的最低位作为参照——十块钱的股票涨到八十块就觉得贵了，但再过半年可能涨到两百块。社会当然要警惕泡沫，但更要建立有效的风险管控机制，通过逆周期调节来平抑过度波动。2015年股市危机留给社会的深刻教训就是，金融杠杆的运用必须逆周期操作，绝不能顺周期放大风险。
03
金融强国的硬件基础：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
金融的核心功能是激励创新，而激励的对象主要是科创性企业。这就引出了金融强国的第一个硬条件——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的支撑能力。金融强国的根基在于强大的资产供给能力。一个金融强国，其资产池中绝大多数必须由本土实体经济提供。以美国市场为例，其“七姐妹”科技巨头全部为本土企业，本土资产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五。这意味着中国实体经济必须要具有持续的增长动力和资产增值空间，否则金融强国便没有坚实的硬实力。
近年来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势头良好，小巨人、独角兽、隐形冠军等创新主体不断涌现。华为在科技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上市，其市值预期超过一万亿美元。即将上市的长鑫科技和长江存储，保守估计市值应在三万亿到四万亿元人民币，将直接超越工商银行目前约两万五千亿元的市值，从而改变中国上市公司市值排序结构。工商银行目前是A股市值最大的公司，但科技企业的崛起将改变这一格局。宁德时代已经达到较高市值水平，寒武纪也在接近。科技企业的崛起不仅带来财富效应，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中国资产的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力。
在关注科创企业成长的同时，也需要正视传统金融业态面临的转型压力。银行业作为传统产业，目前面临净息差收窄至一点四的困境，这一水平难以覆盖社会信用风险。其盈利模式单一、估值偏低，反映了市场对传统金融业态增长前景的判断。银行体系之所以被称为“老登”，正是因为模式过于传统，缺乏增长预期。但中国建设银行由于旗下子基金投资了长鑫科技，尽管持股比例不足百分之一，却为其注入了新的增长动能，股价表现优于同业。这一案例说明，即便是传统金融机构，也需要通过支持科技创新来实现价值重塑。
04
金融强国的软件支撑：法治、契约与透明度
硬件条件的改善固然重要，但金融强国的建设难度更多地体现在软实力上。相比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等硬指标，法治、契约精神和透明度这些软实力的提升更为漫长。一个人富起来可能只需要一代人的拼搏，但要使其从财富拥有者变成有品位、有修养、受人尊重的现代公民，通常需要三代人的沉淀。国家软环境的改善同样需要耐心和持续努力。
第一，法治是基石。法治给市场主体以稳定预期，给外国投资者以信心。外国投资者投资一国市场，核心关注两点：该国是否具有强大的国家信用，资产是否具备投资价值。而国家信用的基石在于法治。法治的公正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直接决定了一国金融体系的国际信誉。目前全球公认的发达国家，法治完善程度始终排在第一位，与经济水平同等重要。如果法治不健全，外国投资者就不敢进入，金融市场也难以真正开放。
第二，契约精神是中枢。契约精神是社会高效运行的润滑剂。在一个契约精神充分的社会中，交易成本低、纠纷少、预期稳定，市场主体自觉履行承诺，不需要频繁依赖司法介入。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可以看它有多少纠纷是因为合同签订后不履行而诉诸法院。如果诉讼主要集中在契约违约上，说明社会契约意识亟待加强。“恒大事件”集中暴露了契约精神的薄弱，一家公司可以累积如此庞大的债务，各级法院受理案件应接不暇，说明制度约束和社会诚信体系仍有巨大漏洞。提升全社会的契约精神，是金融强国建设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每个人都应当从自身做起，答应的事情就要履约，这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第三，透明度是灵魂。没有透明度，就无法形成合理的价格发现机制，也无法保障投资者权益。金融强国要求金融市场具有高度的国际化水平，外部投资者能够基于公开、公平、公正的信息做出投资决策。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外资参与比例仍然较低，约为百分之四点五，这与国际成熟市场差距明显。提升透明度和国际化程度，是吸引境外投资者、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前提。
05
国际化进程中的现实挑战
法治、契约、透明度这些软条件的完善，最终要服务于一个目标——提升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水平。金融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资产的比例，是衡量一国金融体系全球影响力的直接指标。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例应当从当前的百分之四左右提升至百分之十，到二〇三五年应达到百分之十五。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市场开放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目前外资主要通过QFII、RQFII和沪港通、深港通等管道进入，渠道相对单一，投资者选择权受限，难以满足大规模资产配置需求。
国际化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交易安排，更关乎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环境和市场治理水平的认可。人民币要成为与美元、欧元相并列的主要国际货币，需要中国在经济实力、法治环境、金融市场深度和稳定性等方面达到国际公认的高标准。到那时，金融强国的实现意味着中国已获得国际社会的充分信任。金融是国家信用的载体，能够走向世界，本身就说明这个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完善。
06
金融结构调整与变革方向
国际化程度的提升，不仅要求对外开放的扩大，也要求国内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深刻调整。金融强国的建设，还涉及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深刻调整。中国金融的传统部分——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已经具备较强实力。但金融的未来在于市场化，在于通过脱媒力量推动金融结构变革，让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传统金融创造货币流动性，如同人体血液；现代金融则创造资产流动性，二者并行，后者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前者。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金融结构比较传统，传统金融资产规模过大。必须逐步通过技术脱媒推动金融整体变革，使金融业态更加多样，金融结构更加合理。这也是建设金融强国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面临的系统性难题。
07
结语
纵观上述各方面，金融强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要求实体经济强大、科技创新活跃，也要求法治完善、契约精神深入人心、市场高度透明。这些条件相互支撑，缺一不可。从国家战略角度看，金融强国建设是“十五五”规划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实现这一目标没有捷径。法治建设需要社会认知的彻底转型，契约精神需要人们的自觉践行，透明度提升需要持续的制度完善。这些软条件的改善，才是金融强国真正建成的标志。
前进的道路充满挑战，但目标明确、方向清晰。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断完善法治和制度环境，大力培育科创企业和多层次资本市场，金融强国的愿景终将变为现实。这不仅是金融领域的目标，更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迈向现代化、赢得国际社会广泛信任与尊重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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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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