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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极目新闻 极目新闻）
极目新闻首席记者 舒隆焕
尽管刚40岁出头，王晓雯的头发已花白。
她的丈夫是甘肃河西学院的在编教师，两人有一儿一女。王晓雯原本有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两年半前的一场变故，击垮了这个四口之家，也让时年39岁的王晓雯“一夜白头”。
2024年1月初，毕业论文答辩在即，带薪脱产读博的丈夫邓渊博突发脑出血，倒在了西安某高校宿舍内，46岁的生命就此消逝。
令王晓雯感到更加无助的是，她为丈夫申请工伤（工亡）认定失败，无法领取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她将人社局告上法庭，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令人社局撤销原决定，重新作出工伤认定，人社部门却再次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陷入“赢了官司难获结果”的程序僵局，王晓雯深感无奈。
死于宿舍
近日，记者来到甘肃张掖市，在河西学院见到王晓雯，她青丝间已生出不少白发。问及缘由，她满脸苦涩。丈夫邓渊博猝然离去的打击，令其“一夜白头”。
十几年来，一家人住在学校家属院一套老旧过渡房里，屋内陈设简单朴素。邓渊博生前的手机、电脑、书籍、背包，还有学生送的结婚小熊玩偶，王晓雯一件都舍不得扔。偶然翻到丈夫证件照时，她哽咽道：“我俩只有一张结婚照，一家四口从未拍过全家福。”
谈及两人的过往，王晓雯几度落泪，偶尔又因温暖回忆浅浅一笑。
王晓雯说，邓渊博出生于河南一个农村家庭，少年时就坚信知识改变命运，顺利考取大学。他本科深耕物理学，毕业后在南阳当过老师，之后考取硕士，钻研天文学。2008年硕士毕业后，邓渊博入职河西学院，在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简称“物电学院”）担任在编讲师。
2010年，刚本科毕业的王晓雯回到家乡甘肃白银择业，与邓渊博相识相恋，次年结婚，夫妻二人计划轮流读研、读博。读研期间，王晓雯生下女儿，2018年毕业后成为河西学院的非编教师。不久，她选择辞职，专心照顾女儿。
邓渊博跨专业备考三年，考取了西安某高校电气工程专业博士生。2017年6月，经邓渊博本人申请、学校审批，他与河西学院签订委培读博协议，以脱产方式读博，学习时间3年，毕业后回校工作。
因跨专业等客观原因，邓渊博未能按期完成学业。他之后以延毕博士生的身份租住在西安某高校，为毕业做准备。读博期间，河西学院持续给他发基本工资和缴纳社保。
2021年，邓渊博儿子出生，女儿上一年级。他因处于科研关键期，无暇顾及家庭。为让丈夫安心完成学业，王晓雯仍待业在家，照顾两个孩子。
之后两年，邓渊博回张掖市的时间越来越少。王晓雯回忆，2023年国庆节，在西安的丈夫自觉身体不太好，说：“很累，再不回去，我非死在这儿。”
邓渊博说完这番话，转身又一头扎进实验室。此后，王晓雯天天与丈夫视频通话，聊聊孩子、互为慰藉。
2023年12月，邓渊博向河西学院人事处及物电学院提交说明：他已达到博士毕业要求，正在准备毕业答辩，应该在几个月后毕业回校工作。
此后，邓渊博一直住在西安某高校宿舍，准备论文和毕业答辩。王晓雯记得，2024年1月3日22时，视频通话时，邓渊博很忙很紧张，因次日导师来检查，他要熬夜预演PPT汇报，同时为1月10日左右的预答辩做准备，“我提醒他忙完早点睡。”
1月4日白天，王晓雯数次联系丈夫，无回应。她请求丈夫的辅导员、导师和同学帮忙找人。当日23时，众人在宿舍找到邓渊博时，他倒地昏迷，失去意识，被送往西安市一家医院救治。入院记录显示，他长期熬夜劳累，被发现时意识不清已22小时。经抢救，邓渊博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双侧瞳孔散大，依靠有创呼吸机辅助呼吸。
1月5日，王晓雯收到《病危通知书》。医生告知，经CT检查确认邓渊博脑出血，出血量大，缺氧时间长，无救治生还的可能。“他这么年轻，两个孩子不能没了爸爸。”她乞求医生手术治疗，“哪怕日后他成为植物人，我也接受。”
1月17日凌晨，医院宣布邓渊博死亡。《居民医学死亡（推断）书》载明死因为：脑出血，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
拒认工伤
从丈夫病危到离世，王晓雯终日深陷悲痛，既慨叹命运不公，又自责没照顾好丈夫。
来自各方的帮扶，让王晓雯渐渐振作起来。她感恩：婆家和娘家的亲友，丈夫的朋友、校友、同事、学生等纷纷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给予了帮助；丈夫就读的西安某高校提供了人道主义救助金；河西学院为她重新安排了保卫处文员的工作，月薪2000余元。
让王晓雯心头一暖的是，即便丈夫已然离去，不少不知情的友人、学生仍会在春节、教师节准时发来祝福，表达惦念。更让她动容的是，丈夫读博期间的一位恩师始终记挂母子三人，多次发来几百元的微信红包，补贴两个孩子。她一次次婉言拒收，对方却辗转找到她的银行卡号，直接转账过来。
王晓雯慢慢意识到，不能长久依靠旁人帮扶。她决定为丈夫申请工伤认定，争取赔偿金。她先求助河西学院人事处，未得到支持。2024年12月，张掖市人社局（简称“人社局”）受理了她自行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
2025年2月，人社局根据河西学院举证，认为邓渊博于2024年1月17日（临床死亡时间）因脑出血、全身多处脏器功能衰竭等死亡情形，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不符合相关规定，不予认定为工伤。
王晓雯不服该决定，将人社局起诉至张掖市高台县法院，河西学院被列为第三人。为支撑自身诉求，她在诉讼前委托福建正扬司法鉴定所做了鉴定。经鉴定：邓渊博于2024年1月5日1时7分已脑死亡，其于入院后48小时内的临床表现符合脑死亡临床特点。
记者梳理判决书发现，本案争议焦点为：邓渊博按委培协议脱产读博，是否属于“因工外出”范畴；他在西安某高校宿舍写论文和准备毕业答辩时突发脑出血，能否认定为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判定死亡的依据，是以超过48小时临床死亡时间，还是司法鉴定确认的48小时内脑死亡时间；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是否合法。
高台县法院认为，邓渊博与河西学院签订委培协议读博，根据约定期限在西安的学习期间应视作“因工外出”。针对发病时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人社局未调查核实，亦未提交证据。人社局在无证据排除脑死亡的情况下，以临床死亡时间为依据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
高台县法院以事实认定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依法判决：人社局撤销原决定，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人社局败诉后未上诉，而是在今年3月再次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新决定依据为：邓渊博于2023年6月结业后，违规租赁其他学生宿舍，滞留西安某高校，其并非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视同工伤的情形。
陷入僵局
河西学院是否支持认定邓渊博为工伤？近日，该校人事处工作人员称，高校只是参保单位，工伤认定权限在人社局；高校只能配合人社局调查举证，没有决定权。
人事处张姓负责人表示，邓渊博考取的博士院校和专业比较好，河西学院根据学科、物电学院和学校发展需要，支持他去带薪脱产读博，希望他毕业后继续服务本校。遗憾的是，他在毕业前离世，校方深表惋惜。他承认，邓渊博读博期间，学校在管理方面有瑕疵。校方正在修订相关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在职教师定向、非定向读博及博士人才引进工作。
张掖市人社局有不同说法。该局工伤保险科杜姓科长强调，河西学院在递交的报告中已明确，不支持为邓渊博认定工伤。记者提出查看该报告，对方拒绝出示，并称“报告盖有公章，只能提交给法庭”。
杜科长称，人社局参考河西学院的举证、视频连线收集的证人证言和其他资料，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高台县法院判决后，针对“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该局才去西安实地调查，重新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他解释，2023年6月，邓渊博从西安某高校结业并办理退宿手续，个人档案退回河西学院，意味着他已不是西安这所高校的在校生，却违规租赁宿舍、滞留该校。据此，邓渊博并非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不符合视同工伤前提条件。
他进一步说明，该局办理工伤认定时，统一以医疗机构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作为判定死亡时间和标准的法定依据，即认可临床死亡依据，不认可48小时内脑死亡作为认定标准。邓渊博的临床死亡时间为送医救治后第13天，超出“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时限。据此，也无法认定邓渊博视同工伤。
张掖市人社局钱姓副局长告知王晓雯，此前高台县法院判决生效后，人社局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了新决定，任何人无权撤销。他表示，自己也很同情王晓雯的遭遇。他建议，王晓雯搜集新证据，继续起诉人社局，若法院再次判决人社局撤销此前决定，该局将依据生效判决，重新开展工伤认定工作。
王晓雯就河西学院和人社局的回应提出疑问。她认为，邓渊博带薪脱产读博，不只为提升自身学历，也是为毕业后更好地服务河西学院。博士延期毕业是正常现象，他在结业后租住西安某高校宿舍是为方便使用实验室、写论文和答辩，并未做与毕业不相干的事。就算邓渊博结业后不是西安这所高校在校生，他还是河西学院职工，为博士毕业做准备、毕业后回校工作目的依然明确。人社局用“违规租赁宿舍”“滞留西安某高校”作为二次不予认定工伤的证据之一，是对他生前为毕业所作最后努力的否定，有偷换概念之嫌。人社局败诉后作出的新决定，从文书内容来看，似乎默认了48小时内脑死亡的鉴定意见，却又单一强调并非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这是选择性忽略，玩文字游戏。
王晓雯的代理人、山东众成清泰（滨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新涛担忧，王晓雯继续起诉人社局，若法院再判决人社局撤销原决定，人社局又“换汤不换药”，继续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如此循环往复，会让家属维权陷入僵局，导致程序空转，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
衍生争议
近些年，基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视同工伤标准，在行政认定与司法审判中适用尺度差异明显。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凌飞观察，人社部门在认定视同工伤时普遍保守，把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48小时规则卡得很严，常以医院出具的医学死亡证明载明的临床死亡（拔掉呼吸机后心跳停止）时间作为唯一判定死亡依据，不少案例因该时点超出48小时，不予认定工伤。
孙凌飞表示，在司法审判中，对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认定已形成较为成熟的裁判规则，不能机械地理解为朝九晚五和固定办公地点，要结合现代工作形态综合考量时间、空间和职能的延伸。她举例，202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一份改判：贵州职工吴某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最后仅因为抢救时长比“48小时”多出26分钟，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家属一路维权，案件几经反转，直到最高检提起抗诉，最高法作出终审判决，属于工伤。
48小时工伤认定规则衍生出争议：判定死亡究竟以脑死亡还是临床死亡为准？陕西瑞宜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婷霞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未界定法定死亡标准，脑死亡后依靠仪器维系心跳，仅为人工维持体征，生命已然不可逆。但《工伤保险条例》未细化死亡判定标准，实务中仍单一采用临床死亡时间，与现代医学认知脱节。
张婷霞梳理出脑死亡认定工伤背后三重现实困境：一是伦理两难，职工确诊脑死亡后，家属不忍放弃救治，极易因抢救超48小时错失认定资格；二是取证难题，多数病历仅留存抢救记录，缺少脑死亡明确诊断，普通家属不懂及时留存医学证据；三是维权成本高，认定遭拒后需走完复议、一审、二审甚至检察监督全流程，漫长的诉讼对丧亲、背负巨额医药费的家庭无异于二次伤害。
公开判例显示，多地法院已认可脑死亡认定标准，张掖市就有典型案例。2017年，该市一名乡镇副校长巡查食堂时突发脑出血，医院诊断为脑死亡。家属坚持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亡决定，一审法院判令撤销。该局不服，提出上诉。张掖市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认为其符合视同工伤情形。
孙凌飞指出，虽然近几年采取脑死亡标准认定工伤的案例呈增多趋势，但仍未形成主流。这类案件能够胜诉，关键在于法院贴合立法初衷公正裁判，也依靠扎实的调查取证。
回到邓渊博案例，孙凌飞认为，人社局的调查取证并不严谨，也不扎实，可能影响证据效力；48小时内脑死亡的鉴定一定程度上推翻了临床死亡的判定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该案如果再诉，有认定工伤的可能。
记者检索到一起相似判例：早年，安徽巢湖学院一名教师与该校约定以委培方式去上海某高校读博，毕业后回原学校工作。读博期间，其在上海这所高校实验室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被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巢湖学院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认定工伤决定，未得到一审、二审法院支持。
掌握多起同类胜诉判例后，王晓雯维权的底气更足。她坦言，幸好家属的维权渠道畅通，此前已将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一事反映至巡视组。近日，人社局回复她，已接收巡视组转办信息并正式受理，两个月内会有答复。
赢了官司却难获结果，王晓雯想过放弃维权，直到翻出女儿偷偷写下的字条，她才下定决心坚持到底。纸上稚嫩的字迹写着：爸爸您在天堂还好吗？您走了之后，我和妈妈都非常不高兴。妈妈在弄您的“工亡”，爸爸一定要帮她。短短几句话看得王晓雯当场泪崩。她说，坚持申请工伤认定，既是为丈夫正名，也是为两个孩子争取一份经济保障。
（文中王晓雯、邓渊博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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