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那个闷热的午后，父亲把我带到一个陌生的院子里，门在身后轻轻合上，他没回头。那年我五岁，被留在祖父母家，母亲不在那里。我当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每晚蜷在床边，等着有人来哄我入睡。可是走廊空空连脚步声都没有，那个年纪该有的晚安吻和拥抱，全被祖母的自私与计较隔在了看不见的墙外。妈妈说，后来她只敢趁我上课，偷偷站在学校栏杆外面看一眼，因为姥爷姥姥不喜欢她来，一句不准就把一座山推进了我原本完整的世界。
一边是成年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祖母坚持她的立场，母亲无处容身，而父亲夹在中间只偶尔出现；另一边是两个太小的小人儿，摸索着理解分离的荒谬。我和弟弟被推着从这屋住到那屋，见母亲变成一种奢侈。五岁能懂什么？我只知道每天都缺了一角，那种缺是皮肉下面隐隐的疼，不是疼一下就完，而是像屋角潮湿的霉斑，逐年蔓延。但很奇怪，就是在这种缺里我们居然学会了攥紧另外的东西——考试卷子上的高分，别人夸懂事时的笑。可懂事从来不是什么奖章，它是小孩咽下去没说的话，是夜里枕头上的湿印，是父亲一个人去开家长会时，我攥着他袖口的那只手。
这种“懂事”大概就是疼痛捏出的形状。班级里同学偶尔问起“你妈妈呢”，我张张嘴又合上。不是想隐瞒，是连我自己都凑不出一份像样的答案。于是我把那些不知道怎么说的难过，藏进做题的墨水、红领巾的结里。父亲准时出现在每一次公开课，可一张全家福永远缺了人。后来我慢慢察觉，你越缺什么，越知道那缺口底下到底有多深的凉。所以13岁第一次来月经时我在走廊里抱着母亲，哭得像回到五岁。可即使相见变多了，打架声、偏见、沉默的暴力并没有停，它们钻进墙壁、渗进电视声，悄悄变成我夜里迟迟不敢闭眼的紧张。缺爱的童年不是断了腿，而是像雾霾，你吸进去吐不出来，在心里头慢慢改写了空气的成分。
再后来，16岁那年祖父去世，母亲终于搬回来住。我才有机会把一个孩子对母爱的渴，重新搁进家常的碗筷里。可是一回头我们都已经长成了不一样的人：心底沉着许多不该有的重量，也长出一些别人未必看得见的细骨。现在若让正反两方来论，必有一方说这样破碎的经历是隐患——它确实偷走了撒娇的资格，偷走了某个阶段理所当然的依赖，留下一道道警觉与过于早熟的影子。可另一方再想想，正是那种过早的警觉，让人从小就知道怎么看人的脸色底下藏着什么痛，知道世界上很多笑容后面，是没写完的委屈。这并非美化伤痛，而是承认它留下的纹理真真切切。它让我从不轻易去判断别人的生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不是曾经在夜里，孤零零数过窗外的路灯。
判断就浮在这儿了：我不再非要挑选哪一边。埋怨改变不了昨日的日历，而假装没事只会辜负那个蹲在走廊里等探望的小孩。我倒是慢慢悟出另一种秩序——那些祖辈的意气和固执，拿来当成别人人生里黑白的判词很容易，但自己也站进去那一刻就会懂，每个家庭都有它讲不清楚的混沌。孩子是那种混沌里最柔软的承载体，他们不说，可他们全然地收下。今天与人说起被爱缺失的人，我不会只讲一句好可怜，因为我知道他们脊背里往往立着一些不被磨掉的韧。而那份韧，不来自顺遂的童年，而来自黑夜里面，自己一遍遍捡起自己的耐心。
所以你说，这段童年是幸还是不幸呢？它剥夺了一些简单日子里的甜，却又塞过来沉甸甸的共情力。只是这种置换不值得赞美，最好当然是不必经历。可既然早已穿过来了，就走不回去。于是允许心里那个小孩仍然委屈，也不拦着长大以后的自己去承认——有些伤褪不了皮，却能够成为看懂别人伤口的一盏微光。我至今不跳进去劝人原谅，因为原谅不是必须，但不再非要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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