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公开的司法文书、权威媒体报道为依据创作，涉案非公众人物使用化名，部分非公开场景根据事实合理推演，无任何美化犯罪的内容，最终结论以生效判决为准。】

聂海芬拿到5·19案卷的时候，堆在她桌上的材料已经有两摞了，左边的一摞为审讯笔录,即张辉的、张高平的、袁连芳的证言以及指认现场记录，右边一叠是物证材料，现场勘查报告、法医检验报告、DNA鉴定报告，两摞之间隔着一只白瓷茶杯，杯沿上有一个浅浅的口红印。

她翻的是左边那摞，翻完之后，她又把口供中提到的几个重要的细节用红笔标出：作~案时间、路线、抛~尸地点、扼颈方式，她将这些细抄写在白纸上，排成一列，就像一份清单一样。

然后她开始一一"验证"。

叔侄二人抛尸时听到的是水声，聂海芬带着侦查人员去查看当地的水文数据，五月中旬有雨吗？有，降雨量是否能够形成该条水沟里的水流？可以，她把那个细节打上了勾。

口供里说张辉在驾驶室里强J了王某，但是尸体检验报告中没有发现死者体内有精斑，聂海芬去请教法医，法医解释为，尸体被扔到水沟里，经过一夜的水流冲刷，体内的痕迹可能会消失，聂海芬把这个解释写下来，在旁边加了一个“合理”，她在心里对这个细节也打上一个勾。

口供称货车在凌晨一点半到两点间从汽车西站开往东穆坞村路段作案后返回高速公路，她做了侦查实验，用同型号的解放牌货车从西站出发，沿路行驶至东穆坞村路段后返回最近的高速入口，计时结果：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又打一个勾。

实验用的车是空车。

而张高平那天晚上开的车装了八吨货物，空车、满载八吨货车在加速、转弯、制动所需时间不一样，张高平后来打过一个比方：空车和重车，就像挑扁担一样，一边是空的一边压了200斤，他反复地申诉着这一点，在监狱里写的申诉材料上都说了：只要公A部门调取了收费站的监控录像，就可以证明没有作案时间，但是没人去调。

聂海芬的工作方法在当时被称为由供到证，即从嫌疑人口供出发，寻找能够印证口供的客观证据。不调查事实是怎样的，只验证口供能不能成立，只要找到对口供有利的解释，疑点就可消除，DNA不匹配可能是跟其他人握手留下的。没有精斑可能是被水冲掉了，口供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嫌疑人记忆模糊，每一个疑问都有解释，每一个解释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有罪。

该种推理方式和当时刑~事司~法文化互相嵌套。2003年杭州，命案侦破是首要考核指标，“命案必破”的口号从部里一级级压下来。压力传导到最末端：一起没有物证的命案如果不能“拿下”，整个刑队在全年的考核中就会吃红牌。办案人员面对的是一个封闭命题：如何证明这个案子是他们做的。聂海芬的工作就是对闭合的命题里，把来路不明的口供变成无懈可击的证据链。

她所查阅的案卷中有一份文件，自始至终翻阅了一遍却没有任何标记，那是法医DNA检验报告，结论页上写着：排除张辉、张高平和死者王某的DNA混合形成。

排除，这两个字旁边的页边空白是干净的——没有红笔划线，没有标注，没有问号。

该报告前面有几十页的口供和证人证言，后面有侦查终结报告和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它被夹在中间，前后都是“有罪”的材料，就像一片被压入地层中的化石，几百万年后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切开这片地层，就会看到一段清楚的剖面——上、下面岩层是交代了，中间岩层是排除了。

该报告没有被遗忘，聂海芬在央视节目中提到它，她的解释是：DNA可能来自王某生前与他人握手留下的，和本案无关。为了排除第三人作案的可能，她曾指导侦查人员三次去安徽调查DNA的主人，但没有结果，既然找不到，就搁置，DNA排除不是无罪证据，只是个未能查明的疑点。疑点不影响定罪——在当时的办案逻辑里，不影响。

聂海芬在杭州系统里是一个标杆。她1965年出生，1986年参加工作同年入D。从一般的刑侦预审员做起，最后成为杭州市局刑侦支队六大队大队长，对全市命案进行审核报捕、预审审讯调查和移送审查起诉，参与过杭州几乎所有的重大命案的审核把关，所办案件被编入培训教材，并且担任过杭州市J校的兼职教官，2005年被评为全省刑侦行家，2006年3月3日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是自1960年以来第一位获得该荣誉的女民J。

一个多月后，央视的摄像机架在了她的办公室。

2006年中国的DNA鉴定技术在一些大城市开始普及，但是全国DNA数据库还处在创建阶段。跨区域比对、海量数据筛查、冷案重启等后来成为常规的技术手段，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DNA排除一个人很简单，但用DNA找到一个人却很难。聂海芬三赴安徽寻找DNA主人未果，按照当时的科技水平来说不算意外。在找不到的情况下选择放弃追寻而不是暂停追诉，是一种意料之内的选择。

2006年4月13日中央电视台第十二频道第一线栏目播出浙江神探系列报道之无懈可击聂海芬，节目里聂海芬说她是如何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从两个嫌疑人支离破碎的口供中理出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节目的推理是精确到秒、距离精确到米的，片尾画面为穿着J服的聂海芬站在办公室内微笑，背后是一整面墙的奖状与锦旗，最后一句旁白：“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把蛛丝马迹中的案件真相还原出来，”

与播出的这期节目同年，张高平的哥哥张高发在安徽歙县老家到处奔走，卖掉家里的粮食、牲口筹钱请律师，他不识字，申诉材料上每一个字都是由别人代写而成，他把材料复印成多份用牛皮纸信封寄出，每封信的收件人地址都不相同，省高院、最高院、全国人~大和媒体等都收到过，但都没有回信。

张高发并不知道他的弟弟在新疆监狱里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兄弟俩，一个在里面写，一个在外面寄，隔着四千里路写的都是同样的五个字：我是冤枉的。

张高平、张辉分别在狱中观看聂海峰的那期节目。

张辉在浙江某监狱，此时的张高平被转移到了新疆石河子监狱。两人所处不同的时区、不同的监狱，却观看了同一期节目，张高平坐在石河子监狱监区活动室电视前最后排塑料凳上，把一整期节目从头到尾都看完了，当聂海芬说到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张高平把手里的一次性杯子捏扁了。水杯里泼洒出来的液体滴在囚服裤子上，他没有低头去清理，坐他旁边犯人转过头看了他一眼。张高平站起身来，将捏扁的杯子扔进垃圾桶里，离开了活动室。

电视关了后他回到监舍，在自己的铺位上写了当天的申诉材料。他的铺位在下铺靠墙的地方，枕头边放着一堆申诉材料，有的已经写完待寄出，有的只写了半截，他用的是监狱发的圆珠笔，墨水是淡蓝色的，写在不规范的横格纸上。写了两行就戳破纸，写完把纸翻过来继续写背面。破洞的地方有字漏过来，重叠在一起看不清。

写了十年，十年来他每一次申诉材料都写上没有强J、S人。

没有人相信。2006年那时所有的证据都是无懈可击的，聂海芬在全国范围播出，站在奖状墙前的画面被固定下来并传播，案件写进培训教材里，作为零口供突破的典型事例，杭州市局荣誉室新增一块新的奖牌。

而DNA样本还在杭州市公安局的物证柜中，装它的证物袋上贴着一张手写的日期，那是2003年6月23日，它在黑暗里躺着，温度恒定、湿度恒定、没有人碰过，不需要睡觉，不需要吃饭，也不需要申诉，只需要等。

等有人愿意重新拿出来送数据库去比对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