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院里磨镰刀，铁锈水顺着石槽子流了一地。
秋后没啥农活了，磨刀也就是个念想。手上有活干，心就不容易乱。
院门口传来响动。
我抬头，看见刘芳站在那儿，手里拎着两样东西，一箱牛奶，一兜子水果。她穿着件白衬衫，头发扎得整整齐齐，像个正经上班的模样。
“大伯。”她叫了一声，声音不大。
我没应。低头继续磨刀，镰刀在磨石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她站了会儿，自己推开院门走进来，把东西搁在老槐树底下的石桌上。那石桌是秀兰在的时候摆的，夏天我们俩在那儿吃饭，后来她不在了，我也很少往那儿坐。
“大伯，我有事跟你说。”刘芳站在我旁边，两只手交握着，指头绞在一起。
我把镰刀翻了个面，用水冲了冲刀刃，慢腾腾地说：“啥事？”
“我考上了县里的事业单位，”她说，“下周政审，要走访村里。”
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也只是那么一下，又接着磨起来。
“大伯，政审的人会问村里人情况，”她的声音低下去，带着点讨好的意思，“到时候要是问到你，你能不能帮我……”
我没等她说完，就把镰刀往地上一插，站起来。蹲得太久了，膝盖吱嘎响了一声。
“你考上单位，是好事。”我说，拍了拍手上的水。
“那大伯是答应帮我了？”她眼里亮了一下。
我没看她，转身往屋里走。走到门口才回了句：“政审是政审，我还能说啥。”
刘芳跟了两步，又停住了。她大概想进来，又觉得不太合适。站在院里喊了一声：“大伯，那谢谢你了。东西你留着吃，别坏了。”
我嗯了一声。也没说让她走，也没说让她坐。
院里静了一阵，我听见她脚步声响起来，慢慢走远了。
等她走了，我才从门框边探出半个身子。石桌上那箱奶和水果还搁在那儿，塑料袋被风吹得微微鼓起来，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显得格外扎眼。
十年前，她也来过这院子。那时候秀兰还在。
不对，应该说，秀兰刚走。
那天秀兰入土第三天，我一个人坐在院里，啥也不想干，就看着天发呆。刘芳来了，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眼眶红红的。
她给我端了碗面，说：“大伯，婶子走了，你吃点东西。”
那是我这些年来，对她最后的一点好印象。
后来，就没了。
我慢慢走到石桌前，看了看那箱奶，伸手摸了一下。包装盒上印着生产日期，最近的。是她特意买的新的。
我收回手。没把东西往屋里搬。
夜里风大，院里那棵老槐树哗哗响。我一个人坐在炕头，灯也没开。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鬼火。
秀兰当年总说我，抽这玩意有啥用。
我也不知道有啥用。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手里总得拿点啥。
我把烟掐了，摸黑起来，走到柜子边上。
柜子是用老榆木打的，漆都掉了好几块。拉开底下那层抽屉，里面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叠着，没粘死。
我没打开。
只把手放在信封上，压了一会儿。
信封底下，是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老式的，发黄的，上面还盖着红戳子。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着屋里头。我坐在柜前的地上，背靠着木板。
抽屉开着，信封躺在里头。
良久，我伸过手，把抽屉合上。锁没锁，但那股子气，像是锁上了。
我说不清心里是啥滋味。就像是伤口结了痂，你又非要把它揭起来看看底下长好没有。结果一看，还在流血。
她是我的亲侄女。她爸是我亲堂弟。
可有些事，不是一句“亲戚”就能过得去的。
我躺回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院里那棵槐树的影子，被月光拉得老长，从窗户外头映进来，跟一根根手指头似的，张牙舞爪的。
政审。
她要的是我说句好话。
我没说不好，也没说好。
我只是想，等她真的需要那句话的时候，我嘴里会蹦出什么来。
连我自己都没底。
01
十年前那阵子，天像是漏了个窟窿。
秀兰是那年秋天开始不舒服的。一开始说吃不下饭，老吐，我以为是胃病，带她去镇上的诊所看看，开了些药片，吃了也不管用。后来瘦得厉害，脸上都没肉了，颧骨往外凸着。村里的老李头媳妇跟我说，老刘啊，你带秀兰去县医院查查吧，这瞧着不对劲。
我借了辆三轮车，骑着带她去了县医院。
那天县医院走廊里全是人，我在门诊室门口站了两个多小时，才轮上。医生问了几句，开了一堆单子，抽血、拍片子、做B超，我拿着单子满楼跑。秀兰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脸色发白，还冲我笑，说没事你别急。
报告出来的时候，医生把我单独叫进去。
“家属？她的情况，需要马上住院，不能拖。”
我问啥病。
医生看了我一眼，说：“肝上长了东西，需要进一步确诊。先交住院押金，五千。”
五千。
我那会儿兜里的钱加起来，不到八百块。
从医院出来，我推着三轮车走在路上，秀兰坐在车上，问我：“医生咋说？”我说没事，就是炎症，得住院打几天针。她信了。
回家以后，我翻遍了家里所有的抽屉，存折、零钱罐、衣服兜，加在一起一千二。我又去找了几个亲戚，借了一圈，有的拿了两三百，有的说手头紧，我也不能说啥。
最后凑了三千。
还差两千。
那个年代，两千块钱对我来说，那是天大的数。
我蹲在院里的老槐树底下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是两块五的，大前门，抽起来辣嗓子。秀兰在屋里躺着，我听见她咳嗽的声音，闷闷的，像是从胸腔最深处传出来的。
她一向身子硬朗，从嫁过来就没见她生过啥大病。在地里能干一天活，回来还能给我做饭洗衣裳。村里谁不说我娶了个好媳妇，里里外外一把好手。
这才几年，就垮了。
我越想越难受，手里的烟都掐断了。站起身，往后山走。
后山是我们老刘家的林地，其实也没几棵像样的树，都是以前老人们种的，有榆树、槐树、松树，杂七杂八的，长了几十年，有些碗口粗。
我站在山上，看着那些树。
一棵松树，如果卖了，能值多少钱？
我不知道。但我认识一个人，镇上开木材厂的赵麻子。他跟村里不少人收过树，价钱我听过，好的能卖到大几百。
我看了半天，盯上了一棵老松。那树长在山坡上，两个人合抱那么粗，是老爷子在世时候种的。老爷子说，这树留着，以后我老了能打棺材用。
可秀兰的病不能拖。
我回了家，在院里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去镇上找了赵麻子。
赵麻子四十多岁，满脸麻子，说话大嗓门，人倒不坏。他抽着烟问我看上哪棵树了。我说后山那棵老松，你给个价。赵麻子想了想，说八百。我知道不值这个数，那树至少值一千二三。可我没时间跟他讨价还价，就说行，但得先给钱，我一个礼拜内把树弄下来。
他也没含糊，数了八百块钱给我，崭新的，十块一张，厚厚一沓子。
我揣着钱，觉得心里像着了火。
那两天我一个人上山，把树砍了。山上的土坡滑，我一镐一镐地挖坑，一斧头一斧头地砍。手上磨得全是血泡，破了，又磨出新的。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腰疼得像断了。
可我不敢停。
停一下，脑子里就全是秀兰躺在床上的样子。她那么瘦，那么难看，眼窝子都凹进去了。我不能让她死。
树倒下的时候，带着一声巨响，山上的鸟全飞了。我坐在树干上喘粗气，满身大汗，手抖得厉害。
那时候我抬头，看见山坡下头远远的路上，有个穿校服的人影。
是刘芳。
她骑着自行车从山下过，车后座带着书包，大概是放学回家。她往山上望了一眼，看见了倒在地上的松树，也看见了我。
她停了一下。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也没太在意。我一个五六十岁的人，砍自家山上的树，天经地义的事。她看见了又能怎样？
我继续干活，把树锯成一段一段的，等着赵麻子派人来拉。
那天晚上回家，秀兰精神好了些，还坐起来喝了半碗粥。我心里高兴，想着钱差不多了，明天就去医院交押金，让她住院。
可第二天，事情就来了。
村支书领着两个人站在我家门口，一个穿制服，一个戴着红袖章。
穿制服的递给我一张纸：“刘建国，有人举报你私自砍伐树木，跟我们走一趟，接受处理。”
我愣住了：“这是我自家的树，我砍自家树犯法？”
戴红袖章的说：“你家的树也不能随便砍。要砍得报批，有指标。”
我说我老婆生病住院，急着用钱，实在没办法。村支书叹了口气，说老刘，这事我也帮不了你，程序上确实有问题。
他们要罚我钱。
我问罚多少。
穿制服的说：“按树的价值，罚款两千。另外，树也得上缴。”
两千。
我手里的钱，刚到手里，还没捂热，就全得交出去。
我求他们，说我老婆还在床上躺着，等着钱救命呢。能不能宽限几天，等我安顿好媳妇，随便怎么处理。
戴红袖章的说原则问题，不能通融。
我蹲在地上，头上青筋都蹦出来了。我想喊，想闹，可我一个农民，跟穿着制服的人闹，能闹出啥结果来？
最后，交了罚款，树也没了。钱一分不剩，还欠了赵麻子一些说好话才摆平的麻烦。
我站在院里，浑身发冷。
那天秋风吹得紧，院子里的槐树叶子哗啦啦地往下掉，像天在哭。
秀兰从屋里慢慢走出来，扶着门框，问我：“建国，出啥事了？”
我挤出一个笑：“没事。咱明天就去医院，我再想办法。”
她看着我的脸，没有说话。她大概是看出来什么了，她一向能看出来我有没有说真话。
那天晚上，秀兰又吐了。吐得昏天黑地，胆汁都吐出来了。
我抱着她，手不停地抖。
她靠在我怀里，忽然说了一句：“算了，建国，不治了。”
我没回答。把她抱得更紧。
后来秀兰还是走了。就在一个礼拜以后，病情恶化得太快，我没来得及把她送进大医院。
她走的那天傍晚，天边的云烧得通红，像满山的火。
她最后一句话是说：“柜子里头还有我攒的二百块钱，你拿着用。”
我趴在床边，离她最近的距离，哭得像个五岁的孩子。
她走了以后，我给她梳了一次头。她的头发都掉得快没了，我一点一点地梳，从额头一直梳到后脑勺。然后给她穿上她最喜欢的那件碎花衣裳。
那件衣裳还是结婚那年买的，洗了不知道多少回，颜色都洗淡了，领口的花边磨得起了毛。
可我找不出更好的了。
我跪在她面前，握住她的手，冰凉冰凉的，瘦得只剩下骨头。
“秀兰，我欠你的。”我说。
我哭不出声来，眼泪就那么淌，顺着脸上的沟壑流进脖子里，冰凉冰凉的。
再后来，我听说举报我的人是谁。
有消息从村委会那边传过来。说那天放学路上看见我的那个学生，回到学校以后，跟班上的人说了。班主任又汇报给了教导处，教导处跟村里有联系。
那段时间，村里正在评“植树造林先进村”，每个村都要报材料，谁家砍了树，可能就是给村里抹黑。
我听完以后，沉默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提着酒，一个人坐在秀兰坟前，喝了一整瓶。我对着那块墓碑说了很多话，说了什么我记不大清了。大概是说我对不起她，没能救她，也没能留住那棵树。
那棵树，最后被拉到镇上去了。
赵麻子后来跟我说，那树挺好，打了六副棺材板。
我听完，没说话。
02
村委会那事过去以后，村子里传开了。
有好事的跑来问我：“老刘，听说你给人举报了？”我不说话，抽我的烟。他们见我不接话，也就散了。可那股子风言风语，像秋天的草籽，沾上就抖不掉。
“刘芳那丫头，报了，说是她看见的。”
“老师让她写个材料，她就写了，递上去了。”
“树砍了就砍了呗，非得闹那么大。”
这些话，有真，有假。我不知道哪句是实情，但我心里有杆秤。
我去过学校。站在校门口，没进去。放学铃响，学生们涌出来，刘芳混在人堆里头，骑着自行车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低下头，从我身边过去了。
她没叫我。
我也没叫她。
回家的路是一条土路，两边是地，秋天的玉米秆子堆在田埂上，风吹得哗哗响。
我一步步走回去，脚上沾满了泥。
那年冬天，我和刘芳一家就断了来往。
她爸，也是我堂弟，刘根生，倒是来过一回。提了两瓶酒，进门就坐下，不说话，光顾着抽烟。我给他倒了杯茶，他推过来，说不渴。
半天，他开口了：“哥，那事，芳子不懂事。”
我说：“没事。”
他看着我，还想说什么，嘴张了张，又闭上了。临走的时候，他拍了拍我肩膀，说：“哥，你别往心里去。”我没说话，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喝了一瓶酒。酒是刘根生提来的，东北老白干，六十度，辣得嗓子疼。我喝了半瓶，头痛，想吐。趴在桌上，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梦里头，秀兰还活着，坐在院里择菜，跟我说今晚吃白菜炖粉条。
我醒了，院里空荡荡的。
天还没亮，外头黑魆魆的。老槐树上落着几只鸟，叽叽喳喳的叫。
我坐起来，脑袋疼得要裂开。走到厨房，用冷水洗了把脸。
碗柜上还留着秀兰当年用的碗，几个豁了口子的粗瓷碗，叠在一起。我看了好久，把手伸过去，摸了最上面那个。碗沿上，还有一道浅浅的口子，是她摔碎过，又用胶粘上的。
我没舍得扔。
我这个人，念旧。
可刘芳那档子事，我忘不了。
后来，刘芳慢慢大了，考上高中，又考上了大学。村里人说起她，都夸这丫头有出息，将来准能干大事。刘根生每次听见这话，脸上就有光，笑得合不拢嘴。
只有我不说话。
也有老人劝我：“建国啊，都多少年了，算了吧。芳子那时候还是个学生娃子，不懂事，你别跟她计较。”
我不计较。
可不是不计较，就能翻篇的。
那年秋后，我一个人上山，在秀兰坟前坐了一下午。山坡上的草黄了，风一吹，刷刷地响。坟头长了些野草，我蹲下来拔。拔着拔着，手就停住了。
我想起来，秀兰活着的时候，最爱干净。院子天天扫，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连灶台都擦得发亮。
她要是知道，我因为一棵树和她侄女闹成这样，她怕是要怪我。
可我也没法子。
这世上的事，哪有那么清楚的？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对就是错。有些事卡在中间，不上不下的，你就是想放，也放不下。
日子一天天过。
地里的庄稼一茬茬收，我的头发一年比一年白。一个人住，一个人吃，一个人守着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邻居家的女人偶尔给我送碗饺子来，说是包的多了。我也不推，吃完了，把碗洗干净还回去。
没人跟我提刘芳的事。
我也从不主动问。
可每年过年，刘根生一家放鞭炮的声音，从巷子那头传过来，噼里啪啦的。我就一个人坐在屋里，听着那声响，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喘不上气。
有一回，大年初一，刘芳来拜年。
她穿着新衣裳，手里提着几盒点心，进门就喊“大伯过年好”。我坐在炕上，嗯了一声。她站在门口，笑容有一点点僵硬。我就那么看着她，没让她坐。
她就站了一会儿，放下东西，走了。
那几盒点心我后来拆开吃了一块，甜的，腻味。剩下的，我全扔了。
村里人说我心硬。
也许吧。
可只有我知道，心硬的人，不是没有感觉，是感觉太多了，撑不住了，只能把它藏起来。
十年了。
那棵树早就被做成棺材板埋在哪家的坟里了。
秀兰的坟头，长满了草，一年比一年多。
我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越来越像个影子。
那天刘芳又来，站在院里，说了政审的事。我答应帮忙，她也信了。
可她不知道，我晚上对着秀兰的照片，抽了半宿的烟。
“秀兰，”我说，“你说我该咋办？”
照片上，她笑得淡淡的。
窗外，月亮挂在树梢上，冷得像把刀子。
03
刘芳的脚步声走远了，院门没关严，风灌进来，吹得堂屋门帘呼嗒呼嗒响。
我坐在门槛上，抽完第三根烟。
这根烟是前两天赶集买的，五块钱一包的红金龙，味道呛嗓子，但便宜。以前抽玉溪，秀兰在的时候老骂我浪费钱，后来改抽这个，习惯了。
院子里的枣树掉了一地叶子，扫也扫不净。我拿脚搓搓地上的烟灰，搓出个黑印子来。
手机响了。
我看了看号，是村长刘满仓。
“建国，到家没？”刘满仓问。
“嗯。”
“那啥，芳子的事你知道了？她考上县里那个什么单位，明天政审的人要下来。村里这边得先走一遍意见。”刘满仓说话声音挺大，旁边有人说话，“我寻思着，芳子好歹是咱刘家的人，你当大伯的，到时候人家问起来，帮衬两句。”
我没吭声。
刘满仓那边等了等，又说：“我知道你跟她爸这些年不来往，可孩子的前程是大事。你看着办，啊？”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揣进裤兜里，站起来往屋里走。
堂屋柜子上摆着秀兰的照片，玻璃框擦得挺亮，是她四十二岁那年去镇上照相馆拍的。那时候她病还没查出来，穿件蓝碎花布衫，头发梳得齐整，嘴角压着笑。
那晚她咳完一摊血，我背她去医院，医生说押金要交五千。
我借遍亲戚，借来三千块。还差两千。
第二天晌午我扛着斧子上了后山，把那棵老松树砍了。那棵树是秀兰嫁过来那年我们一起栽的，说起来二十多年了，我清楚记得她蹲在树苗旁浇水的样子。
树倒下来的时候，扬了一地土。
赵麻子来拉树，给了我八百块。我说这树少说值一千五，赵麻子说你去问问镇上哪家木料铺收这个价。
八百块到手里，加上借来的三千，总共三千八。
离五千还差一千二。
我到医院跟秀兰说钱马上凑够，让她再等等。秀兰说算了，不治了。
我骂她，说净胡说八道。
后来村里来人找我，说有人举报我乱砍滥伐，要罚款两千块。
我家里那三千块还没焐热，就要掏出去两千。
我跪在地上给人磕头，说这钱是救命钱，能不能宽限两天。村里管事的说不行，这是镇上林业站下的通知，不交钱要拘留。
我到现在都记得交完罚款那天，从村委会出来，看见刘芳她爸刘根生站在门口抽烟。我看见他就问，是不是他说出去的。
刘根生没吭声，低头走了。
他是真没说。可他那丫头说了。
我用了三天才凑够剩下的钱，等交上住院押金，秀兰已经昏过去两回了。医生说她肺癌本来就到了晚期，这一耽误……
我站在医院走廊里，看着那张催费单子贴在墙上，白色的纸，黑字。
我挪到病房门口，秀兰醒了，看着我笑，说：“建国的，你别愁，我没事。”
她说话有气无力的，嘴唇干得起皮。
我给她倒了杯水，拿勺子一口一口喂。
喂到第三勺的时候她咳起来，咳得整张脸涨红，被子上都是血点子。
那晚她走了。
我把她拉回家，埋在后山的地里，坟头正对着那棵老松树的树桩。
十年了，树桩长满了青苔，坟头的草青了又黄。
刘芳那丫头倒好，考上了，提着东西上门，笑盈盈喊我大伯。
我关上柜门，拿出火柴，又点了一根烟。
烟抽到一半，邻居王大娘在院外喊我：“建国！明天政审的几点来？满仓让我跟你说，让你上午别出去。”
我从堂屋里应了一声：“知道了。”
王大娘又说：“芳子那闺女可出息了，你能帮忙说说话就说说，到底是自家人。”
我没接话。
王大娘站在院外等了一会儿，见我不吭声，叹了口气走了。
脚步声远了我才抬头，看见院墙上挂着那把锈迹斑斑的斧头。砍完那棵树后我就没再用过它，一直挂在那里，风吹雨淋的。
我把烟头摁灭在鞋底上，站起来走进里屋。
柜子还是那个老柜子，秀兰嫁过来时陪送的，红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白木茬。我打开柜门，最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摸着鼓鼓囊囊的。
我没打开，只是把它拿起来，在手里掂了掂。
外头的风大了起来，吹得窗户哐当响。
04
信封里的东西我闭着眼都知道是什么。
一张罚款收据，两张借条，还有赵麻子写的收树证明。这些纸我翻过多少回了，边角都磨毛了。
我把信封搁在膝盖上，手指捏着边沿。
窗外的风吹得院子里那棵枣树呜呜响，掉下来的枣子砸在地面上，啪嗒啪嗒的。
我坐在床沿上，看着那张罚款收据上的日期。十年前的九月二十号，秀兰是九月二十七号走的。
隔了七天。
那七天我跑了多少趟医院，记不清了。只记得秀兰后来说的那句话：“我快走了，你别花那个钱了。”
我没听她的。
柜子旁边有个木头匣子，是秀兰活着的时候装针线用的，后来我也拿来装东西。匣子里头除了几根针，还有一张黑白照片，是她年轻时候的。
我把照片拿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了。
第二天天刚亮，院外有人敲门。
我穿着秋衣去开门，刘芳站在门外，手里提着一个鼓囊囊的红塑料袋。
“大伯，我买了点东西。”她说话客气，往院子里探了探头。
我没让开门口，她就那么站着，脸上挂着讨好的笑。
“进来吧。”我说。
她进来后把塑料袋放在堂屋的方桌上，从里头拿出两瓶酒，一条烟，还有一兜子水果。东西摆了一桌子，她退开两步，搓了搓手。
“大伯，明天的事……”
“我知道。”我坐在桌边，没看那些东西。
她绞着手指，站在那张秀兰的遗照旁边，身子缩着，像怕碰着什么似的。
“村长都跟我说了。”我又补了一句。
刘芳连连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搁在桌子上，压在烟盒下面。
“大伯，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看了那个红包一眼，鼓鼓囊囊的，少说也有一千块。
“你拿回去。”我说。
“大伯，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谢……”
“我说拿回去。”我声音不大，但语气沉。
刘芳脸上的笑僵了僵，她伸手去拿红包，手指头有点抖，红包拿起来的时候碰着了烟盒，烟盒歪了歪，她赶紧扶正。
“那……那我明天一早过来，政审的人九点到。”她说着往后退了两步，“大伯，我先走了。”
我没送她。
她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想说什么，没说出口。
门关上了。
我在桌边坐了很久，看着那两瓶酒。酒是好酒，五粮液，一瓶得几百块。
那丫头是真舍得。
我把酒和烟收起来，搁进柜子里，跟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一处。水果我拿了一个橘子，剥开吃了一口，酸的。
扔也不是，吃也不是。
下午的时候刘根生来了。
他站在院门口，没进来，就隔着门喊了一声：“哥。”
我走出来，看着他。
他比十年前老多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穿件灰布夹克，袖口磨得发亮。
“有事？”我问。
“没……没啥事。”他掏出烟来递给我一根，我没接，他就自己叼上，打火机打了好几下才点着，“芳子那事，多照应。”
我说：“看情况。”
他抽了两口烟，低着头，像是有话说，张了张嘴又合上了。最后他把烟掐了，说了句“那我走了”，转身就往村口走。
我看着他的背影，知道他心里是有愧的。
那年的事，他后来应该是知道了。
可知道又怎样，秀兰回不来了。
天黑之前我去了趟后山。
山上的路不好走，野草没过膝盖，露水打湿了裤腿。我爬到半山腰，站在那个树桩跟前。
十年前的锯口还在，边上的树皮已经长进来不少，把锯口包住了大半。树桩周遭长满了小树苗，胳膊粗，两米多高，不知道是多少辈的树了。
秀兰的坟就在上面五十米的地方。
我没上去，就在树桩边蹲了一会儿，掏出烟来抽。
山风凉了，吹得脖颈子发紧。
回到家我烧了壶水，泡了杯茶，坐在堂屋里喝。电视机开着，放着我不爱看的电视剧，我就那么坐着，一杯接一杯地喝。
喝完第三杯茶，我走进里屋，打开柜子。
牛皮纸信封还在。
我把它拿出来，搁在枕头底下，然后躺下睡觉。
一夜没怎么合眼。
05
早上七点，刘芳就来了。
她换了身新衣裳，白衬衫黑裤子，头发扎得利利索索，脸上还化了点淡妆。站在院子里，整个人看着挺精神。
“大伯，吃了没？我带了包子。”她从塑料袋里掏出两个热包子。
“吃过了。”我撒了谎。
刘芳没多问，把包子放在桌上，从随身的帆布包里翻出一个档案袋，“大伯，这是政审的材料，赵科长说要到村里走访几家，您这一户排在最后头。”
我点了点头。
八点半的时候村长刘满仓来了，一进门就笑呵呵的，“芳子来这么早？紧张不？”
刘芳笑了笑：“有点。”
“没事，走走形式，你成绩在那摆着，谁也说不了啥。”刘满仓看了看我，“建国，等会儿赵科长来，你在家等着就行。”
“嗯。”
九点刚过，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村委会门口。
赵科长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戴眼镜，穿深蓝色夹克，手里拎着公文包。旁边还跟了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瘦高个，手里拿着记录本。
村长陪着他们走访了几家，到我家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
赵科长进门先看了看院子，又看了看堂屋，点了点头。
“刘师傅，请问您跟刘芳是什么关系？”赵科长在椅子上坐下，拿出笔和笔记本。
“我是她大伯。”我坐在对面。
“刘芳的直系亲属您都了解吗？”
“她爸刘根生，在村里种地。她妈张翠花，在家养猪。”
“村里对这孩子的评价怎么样？”
赵科长的问题问得很细，从小时候到上学，从家庭状况到邻里关系，一个一个，问了大半个小时。
“总体来说是不错的，”赵科长翻着本子，“成绩好，有上进心，村里人评价也高。”
我点了点头。
“那您作为长辈，对刘芳是否有额外的看法？可以说是建议，也可以提需要注意的地方。”
赵科长看着我，钢笔搁在本子上。
我张了张嘴，感觉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
刘芳站在门口，背挺得笔直，眼睛盯着地面，两只手绞在一起。
屋里静下来，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我端起桌上的杯子喝了口水，水是凉的，灌进喉咙里，激得我打了个寒颤。
“这孩子……”
我说了三个字，又停下了。
赵科长等了一会儿，没催。
门外的风把枣树叶子吹得沙沙响，有一片叶子从门缝里钻进来，贴着地面打了几个转，停在赵科长的鞋边。
“这孩子从小爱撒谎，连自家亲戚都坑。”
话一出口，空气像是凝固了。
刘芳猛地抬起头，脸上的血色一瞬间褪尽，眼睛瞪得大大的。
赵科长看了我一眼，手里的笔停了。
“刘师傅，您能说具体一点吗？”
“具体的，你们可以去村委查，十年前的事，有记录的。”
赵科长沉默了几秒，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合上本子，站起来。
“好的，我们会核实。”
刘芳站在门口，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赵科长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微微点了点头，带着那个年轻人走了。
院子里只剩下我和刘芳。
她站在那里，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
“大伯……”
我没看她，转身走进屋里，带上了门。
外头传来刘芳的哭腔：“大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没回答。
站在堂屋里，透过门缝看见她蹲在院子里，抱着膝盖哭得浑身发抖。
我转过身，走进里屋，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牛皮纸信封。
十年了，这个信封我终于派上了用场。
我把信封拆开，从里头倒出那些纸来，一张一张摆在床上。罚款收据的字迹已经模糊了，借条上的钢笔字也淡了，只有赵麻子的那张收树证明还算清楚。
我拿起那张罚款收据，手指摩挲着纸面。
纸是发的，脆的，边角裂了口子。
我把收据折好，放回信封里，然后又拿起那张借条。
三千块，借的刘满仓，账还清了，借条却一直没撕。
当年要不是这三千块，我连罚款都交不起。
门外的哭声渐渐小了。
我听见脚步声，然后是院门开关的声音。
她走了。
我坐在床沿上，把那些纸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们放回信封里，塞进柜子最深处。
我对着墙上秀兰的照片说：“我替咱们讨回来了。”
话音刚落，眼泪就下来了。
我抹了把脸，站起来去外屋倒水喝，路过院子的时候看见刘芳掉在地上的那个档案袋。里面装的政审材料被风吹得散了开来，有几页纸贴着台阶滚到水洼里，湿透了。
我没捡。
蹲在门槛上，我掏出烟来点了一根，风吹得烟雾直往眼睛里钻。
天阴了，眼看着要下雨。
没过多久，刘满仓的电话打了过来。
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没接。
电话停了，又响。还是他。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政审不是闲聊天，赵科长那支笔落下去，刘芳这几年的书、她家里凑的钱、她跑前跑后求来的机会，八成都要断在我这句话上。
可我也知道，断掉的东西，不是今天才有的。
十年前，也有人这样把我的路断过。
我抽完了那根烟，把烟头摁灭在鞋底上。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麻，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才缓过来。
屋里的照片还挂在墙上，秀兰还是那样淡淡笑着。
我不敢再看她。
因为我分不清，我今天说出口的，到底是替她讨回公道，还是把自己也拖进了更深的泥里。
院门外忽然传来刘芳的哭声，隔着风，像刀刮在门板上。
“大伯，你为什么非要毁了我？”
我手一抖，差点把杯子摔了。
柜子最深处，那个牛皮纸信封安安静静躺着，像一块压了十年的石头。
我知道，只要它还在，这事就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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